从景之观到人之观 ——景观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意义

[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景观的研究逐渐得到人类学者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景观人类学分支领域。景观人类学是指用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比较的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细致工作，对人类景观的多元形态、样貌、性质、结构等做系统的考察，以探求景观在人类社会中的缘起、功能与意义。人与环境的互动，人类学的整体观，本地人的视角，是景观人类学的重心。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整体观；本地人视角

 

一、景观人类学的缘起与界说

 

在人类学民族志写作中对景观的描述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住所及居住环境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要素之一，但是在人类学发展史上，景观并没有像亲属关系、宗教、仪式、交换等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那样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而多是被当作背景性材料来陈述。景观对于民族志写作来说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没有得到专门性研究，这是景观在人类学学科位置中的悖论。对景观关注较多的经典民族志作品，如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ens-Prichard）的《努尔人》，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虽然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论述生态、气候、场地等与聚落和族群生活的关系，但是仍旧是将景观作为语境性知识来看待。

人类学对于景观的专门性研究是隐性的、跳跃的、不连贯的。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路易斯·摩尔根（L. H. Morgan）在1881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美洲土著的房屋与家庭生活》，书中考察了易洛魁印第安人的“长屋”（longhouse）及其聚落环境。长屋的形式与易洛魁人的世界观、家庭秩序、宗教信仰等社会组织形式密切相关。易洛魁人称自己为“长屋的民族”，可以看出建筑景观对于族群认同的重要象征意义。可惜的是，摩尔根对于原住民住屋和聚落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在人类学学科上没有得到提炼和延展。20世纪50、60年代，爱德华·霍尔（E. Hall）提出了跨文化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四重划分法，令人耳目一新，也暗含了人类学对于非物质性的社会交往景观的研究新视角。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建筑学家、人文地理学家首先认识到了人类学对于景观研究的重要价值。拉普卜特（A. Rapoport）将摩尔根的长屋研究重新挖掘出来，结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的“小社区”、“乡民社会”等概念及对詹克姆村空间变迁的研究等案例，将人类的建成形式包括住屋和聚落划分成三种类型，即“原始型”（primitive）、“前工业乡土型”（Preindustrial vernacular）及“高雅和现代型”（high style and modern），并在现代化背景之下开始倡导建筑多元主义。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景观才正式进入人类学专题研究的视野。

1989年6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关于景观的人类学”的学术会议，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景观的人类学时代已经来临。赫希（Eric Hirsch）和汉隆（Michael O’ Hanlon）基于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主编了论文集《景观人类学：关于地方与空间的观点》，成为景观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不独有偶，本德尔（Barbara Bender）于1993年编辑出版了《景观：政治与视角》，汇集了地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探讨人们在与周围世界的接触中通过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各种景观，这种创造因时因地而变，人类赋予了景观以主观性、复杂性和权力色彩。至此，景观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凸显出来。景观不再仅仅被看作是撰写民族志的背景性知识，而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一种书写方式和表达系统被纳入人类学专题研究之列。

景观人类学成为正式的分支学科，首先要确定“景观”一词在人类学中的定义。简单来说，景观（landscape），有时也被翻译为地景，指的是人们从某个地点所能观看的地球的某部分表面，因而，景观包括两个部分：被观看的景（地，land），和对景的视觉理解与成像（-scape）。在人文地理学者克莱斯维尔（Tim Cresswell）看来，景观的特殊之处在于“观者位居地景之外”，这是景观与“地方”（place）的区别所在，地方是人居其中，因而有着相应的生活记忆、情感和认同。但是，在人类学者看来，景观人类学中的“景观”指的是人类对环境的主观性认知和看法，包含了个人或者集体对自然及建筑环境的文化认知与集体记忆。景观呈现出来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景观应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一个是从内部视角来看本地人按照文化和传统养成的对本地的认知以及建设出来的“地方”（place，生活空间）；另外一个从外部视角进行的对于地方的观察、描述和相应的景观意象的塑造，从而形成的空间（space）概念。人类学视野下的景观兼具外与内、地方与空间、形象与概念的双重维度。

关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场域和对环境的认知，人类学早有所关注，特别是象征人类学与认知人类学分支领域，景观人类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对“地方”的研究。人类学者不再只是在民族志撰写中作为外部观察者描述对象的环境世界和的景观意象，而是关注当地人在他们的生活场域中按照各自的经验和记忆形成的对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认知，而这些认知与外部观察者在头脑中形成的景观意象通常并不一致。

因此，景观人类学对于景观的研究，首先不同于建筑学、景观规划等学科将景观作为人类认知的客体和可塑的意象来研究，而是注重对田野案例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本地人对于生活环境的经验、记忆与认同塑造。其次，景观人类学对于景观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人类学在民族志撰写中将生活场所仅仅作为田野对象的背景性知识进行记录和描述的处理，而是将“景观”作为研究的本体，通过研究人类集团的环境（包括自然与建筑环境）及人与环境的互动来透视文化和传统惯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给景观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它指的是用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比较的方法，以及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对人类景观的多元形态、样貌、性质、结构、历史等做系统的考察，以探求景观在人类社会中的缘起、功能与意义。人与环境的互动，文化与传统在景观实践中的作用，本地人的视角，将是人类学重点关注的内容。

 

二、景观人类学的范畴

 

1.“景观”概念的人类学解读 

在赫希看来，景观这个独特的文化概念，与一系列其他的文化概念是关联在一起的；我们要去分析和研究景观，就不能不考虑其他的相关概念，包括地方（place）与空间（space），内（inside）与外（outside），形象（image）与表征（representation）等等。景观的概念里，包含了很多二元对立又合一的观念：

 

 

前台现实性←→后台潜在性

地方←→空间

内←→外

形象←→表征

 

左边的概念，体现出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倡导的人们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部分，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分析和观察，人们能够看到隐藏在日常生活经验背后的观念和意义（右边一列）。在人类学者看来，景观就是介于和连接这两组观念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景观既是一种地理形态，一种观看方式和视觉理解，更是一个“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一种社会实践方式，经由景观实践，人类将经验世界与意义世界连接起来。

在西方，景观一词是从绘画领域发展成为生活词汇的。从词源学上来说，英文的landscape，是在16世纪末被荷兰画家们介绍到英语语言中的。它是由荷兰语中的单词landschap演变而来，指的是大陆自然风景或者乡村风景绘画。荷兰当时兴起的这种摈除人物的新写实主义绘画取向，引领了一时之画风，在艺术市场上也十分盛行。荷兰语landschap最早仅指“地带，或者一片土地”，后来在艺术家们的实践中，开始增加并强调具有“艺术感觉”的“描绘地上风景的绘画”意义。1577年，从Harrison的《描述英国》（Description of Britain）开始，对于具有美学特质的风景描写就已经开始在地形学写作中出现。随着早期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增加，人们对于美丽如画的乡村风景产生了向往和怀旧的情感，并自然而然的联想和借用景观绘画landscape来指代和描述现实中的乡村风景，之后又将这个词的指示意义延伸到了目之所及的地上实际景观。

景观从形式上来说应该至少分为三类：纯粹自然之景，人为雕琢之景，观看意象之景。第一种是指尚未被人类所触及的自然景观，例如无人居住的沙漠、冰原、火山等；第二种则是经由人类生活实践开垦和建设起来的居住环境，例如梯田、民居、神庙等；第三种是人们通过观察、观看，借由自己的文化背景等形成的对景观的意象解读，既包括对纯粹自然之景的解读，也包括对人为雕琢之景的解读。可以看出，人与景之间是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即便是纯粹自然之景，无观察主体存在，也就谈不上景观的存在。

1906年，在《人类地理学的目的》中，德国地理学家史律特（Otto Schlüter）提出，地理学应该被定义为“景观科学”（landscape science），从而彰显学科研究主题的独特性。他认为，景观有两种形式，一是先在于人类行为影响的原初景观（original landscape），二是由人类文化活动所影响和创造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考察这两种景观之间的转变问题，在各种方法论（methodologies）意义上研究人类创造景观的活动和行为。由此，人们对景观的认识超越了之前停留在“地上之景”或者“风景画”的客体化理解，开始关注人与景观的互动问题。

自19世纪末开始，欧洲学术界形成了一场著名的对“社会－环境”（society-milieu）关系的大争论，以地理学家拉策尔（F. Ratzel）为代表的德国学派坚持环境决定论，而以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为代表法国学派则更强调社会文化的决定性。1925年，人文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出版《景观形态学》，认为在形成特殊区域地理形态上，自然和文化的共同影响和相互关系皆应得到注意。文化对于自然环境、景观的形成、形式、界限划分都有着重要影响。“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群体对自然景观进行改造的结果。文化是行动者，自然是中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

索尔对于文化景观的解释得到了广泛认可，到了20世纪中叶，以他为中心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学项目小组，已经建构出完备的文化景观学研究方法体系。之后的半个世纪，心理学、历史学、 人类学、考古学、建筑学、美学、生态学、城市规划等等学科都对景观研究产生了兴趣，而文化景观所奠定的人文主义取向则成了景观研究的核心。“在英语地理学文献中，上个世纪的景观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文化景观上，非人景观或者自然景观则留给了景观研究之外的其他专家。”人与环境互动形成的文化景观，占据了很多学科的重要位置。

人类与景观的互动有多种形式。“艺术是人类能够得以认知景观的原初方式”，人类对于景观的欣赏和感知，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尝试。在人们远距离旅行活动受限的时代，人类的祖先通过风景画来获得对景观的认知和旅行。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教堂彩绘、来自远处的传说、纪念品等，对景观进行丰富的想象、欣赏和敬畏。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和交通水平的发展，人们对于景观的认知有了新的方式，例如建造园林、围场狩猎、旅行等等。不仅人在认知景，景也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体认（embodiment）。

2. 人类学的整体观视角：生态与延续的观念

景观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景观是人类认知环境、适应环境、表述环境和建设环境、延续人类生活的文化物证。对于人类学而言，研究景观，先要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种种对话关系，而生态的视角和延续的观念则被看作是景观的核心要义。考古人类学的许多案例表明，有些曾经盛极一时的人类城邦，如雅典、楼兰、吴哥窟等，人口过于密集、过度灌溉、过度索取等人类行为会导致生态关系失衡以致城邦毁灭。在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温室效应、生态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的今天，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早在1869年就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1955年，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在他的著作《文化变迁理论》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提出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认为不同的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形貌，文化的多样性是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适应过程中形成的。斯图尔德认为生态环境和技术对于不同文化形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秘鲁和墨西哥五个人类早期文明，灌溉和治理洪水等技术与深耕细作的农业制度促成了它们的崛起，生态与技术的形似性也使这五个早期文明区的宗教、社会、制度等呈现出相似的发展水平。受到生态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影响（human impacts）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成为了景观研究的重要视角，而人类、景观、生态、技术、文化之间的互动，由人类学的“整体观研究视角”（holism）达成。人类学是一个以比较和整体的研究为特色的学科，要达成对一个地方的民族志研究，就要考虑对象社会的整体状况，包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时性研究，以及生物的、社会的、语言的、文化的特性及相互关系的研究。在景观人类学看来，人类对环境进行适应、开垦并在此基础上延续自己的生命，由此形成了相应的景观，随着技术的发展此景观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从刀耕火种的山林变成稻作轮耕的梯田，但是这种过去-现在-未来的变化过程，立足之基必须是生态的、延续的理念。

用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来解读这种生态和延续的理念，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景观的几个表征：（1）景观的形与色：因为地方环境的不同，景观的形态也各异，聚落或者城市，山地民族或者海洋民族，农业文明或者工业文明，等等；（2）景观的结构与循环：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人地关系与生态理念；（3）景观的认知与符号：人们对于景观的理解与解读，个人或集体的记忆及认同，景观上呈现出的权力关系等等。

在日本，有一种地方景观被称作“里山”（satoyama），指的是山与山之间相对平坦的有人开垦的地方。山与地，林与河，稻与鱼，构成了里山人生活的生态要素。在里山这种环境，人们必须保持适度开垦，才能保证生态的平衡与延续。以日本世界遗产地“五个山集落”为例，从里山的形与色来看，梯田与山林共存，村落建筑也是就地取材，人类在自然留下浅淡的痕迹，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是其景观特色。从结构与循环的角度来看，里山有一套特别的水系统，山林保育的泉水被引入村落，经由不同的循环系统流动以满足人们的生活之需。其中一条沟渠进入各个住家，成为人们的洗漱、清洁用水，人们不用化学洗涤剂，而是习惯于在厨房的洗菜池养几条鱼，它们的作用是食用和清洁碗筷上的残余饭粒，入家之水由此得到了二次清洁，从家中流入村落公共水渠的时候并没有化学污染，这些水汇聚到稻田和菜地之中，便成为灌溉用水。稻田在春夏之际放水插秧，同时为鱼儿提供了温暖的生活场所和丰富的食物，鱼儿从河流溯游到田中产卵。此外村里还备有专门的消防用水系统，并以图片形式进行指示和说明。在景观的认知与符号层面，里山聚落的人根据一年四季的节律形成了各种仪式祭祀，对自然、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都与他们的生态文化息息相关，这些节事活动也成为里山非物质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五个山集落的村民已经将他们的四季风景、修屋种作、节日仪式等拍摄制作成精美的风景明信片。里山景观已成为日本传统乡村生活体验、教育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景观遗产保护领域，“整体性保护”已成为核心要旨。1931年，《关于历史古迹修复的雅典宪章》中已经出现了对遗产的整体保护思想，不仅是历史古迹本身，其周围的环境、生长的族群和景观结构都应当得到保护。1962年，法国制订了第一部保护历史性街区的法令，“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概念被提出，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继承并强调了《雅典宪章》古迹及环境整体保护的思想。1966年，日本制定《古都保护法》，规定一个古都的历史整体“风貌”应该得到保护，而不仅仅是保护个别遗迹。整体保护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世界公认。景观的整体性保护，意味着对一个对象的自然景观、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全面挖掘，并且努力探究它们之间互为印证的关系机理，以了解人在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生产的景观形态和形成的文化意义。

聚落、古镇、古都需要作为“整体性的遗产”进行保护，即便看上去形态独立的古迹、遗址甚至废墟，在保护的过程中也要衡量它和周围环境的共生关系。此外，一些特殊的遗产形态比如“文化廊道”（cultural corridor）和“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在保护过程中也需要整体性保护理念支持。1994年，在马德里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化线路”的遗产保护概念，强调人类在迁移和交流理念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景观，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景观的整体性价值远大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价值的总和，并且文化线路景观的附加值如宗教的、商业的文化意义等等可能比景观本身更为重要。单个遗产点的意义往往取决于遗产线路的整体语境和遗产点的相对位置，包括历史位置和社会语义位置，因而，对于文化线路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远比保护单个古镇或地点更有意义。

3. 景观与人类社会的双重互构

景观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双重互构关系。1990年世界第一个被认定的 “景观文化遗产”，即新西兰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Tongariro National Park），呈现出景观与人类社会的相对稳固关系。自从最早的移民在岛上定居，其景观的物理形式就已基本定型，几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一代代的居民不断赋予景观以丰富的、新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人们将神圣、起源、认同等抽象的概念植入建筑环境之中，如哥特式教堂。通过口传或者历史叙事，人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则会代代相传。从人类学的角度，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景观与人类社会双重互构的如下几种形式：

认知与感知

景观不仅是一种地形地貌，一种社会实践的结果，而且也包含心理学的成分，景观会塑造人们的地方认同、环境感受，并且影响人们的空间行为，比如在整洁的地方人们更愿意保持卫生习惯。人类文化活动影响景观的构成和形态，反过来，景观的特征也影响和体现了相应的人类社会的群体文化价值观。人类的行为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相反，人们却经常做出被认为是趋害避利的决定，例如自愿迁入洪水或地震易发地区。景观不是一种单纯自然或者物理的形态，而是人类观念系统的外在表达方式，是解读人类思想和认知信息处理程序的一把钥匙。景观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是人类思想活动的画面方式，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改造等实践，表达出自己的意识观念、认知结构，生产出独具一格的景观语言和景观符号。

符号与意义

象征人类学特别强调对于景观的符号学解读。景观不仅是人所观的景，或者对景的观看，也是人类社会的不同意识形态、阶级观念等在自然上的投射。景观是符号，存储着各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与象征意义。某些非物质文化，如社会认同，我们也可以在各种物质的景观中找到踪迹。例如，拉普卜特在《住屋形式与文化》提到的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式住宅，沿用合院式布局和厚重的砖瓦结构，并不如本地乡土住宅更能适应当地的湿热气候，但是它们隐含了一种身份认同和城市地位的符号意义，因而仍旧为华人所推崇。对于人类学而言，景观为解读一个地方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提供了丰富的“文本”（texts）。

政治与权力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中，阐述了人类景观形态的历史变革。从传统的、依靠与生态环境和文化习俗进行协商而自然发展出来的微观形貌，到现代国家建立后使用宏观规划的、鸟瞰的、标准化的、土地功能分配的方式进行项目管理而出现的集约式景观形貌。土地按照几何学形状进行分隔，山林按照现代木材工业的生产需求进行栽种，消解了原先同一区域生态的多元性和当地人生活自给自足的能力。除了改变原有的土地景观，这些国家项目还宣示了国家对于土地景观的规划权力，工业资本对于景观的生产权力。

景观的政治性在早期人类社会就已出现。古代帝王的封地、狩猎场、园林，地方乡绅和普通农夫以及无地租户对于土地的不同支配能力，体现出景观的阶级性。米歇尔（W. Mitchell）在《景观与权力》中提出，景观不仅是权力关系的符号化表征，更是实现文化权力的工具。景观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媒介，它用环境的物理形貌来表现社会文化结构，使人工世界看上去具有既定性而被理所当然的接受。景观可以成为划分阶级、种族、性别的认同符号，也可以成为划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边界符号。人类学者已经在旅游研究中发现了某些后殖民主义行为，游客不仅将旅游地的景观与原始、落后等概念联系起来，还希望景观能够按照自己的审美和休闲需要进行改造，而不是试图尊重和理解目的地景观对当地居民的现实社会文化意义，这其实就是一种景观政治和权力的表现。

景观与社群认同

景观作为一种实践，与实践者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建构具有相关性。所谓景观实践，就是通过对某种特殊景观的旅行、访问、探索、改造等活动来得到某种体验、认知或者认同。达比（Wendy J. Darby）的《风景与认同》，研究了作为“真正的英格兰”的标志的所在地“湖区”成为英国认同标志的建构过程。从历史上来看，这个认同建构是通过英国民族主义、风景绘画美学、古代文物研究等多方合力的结果。同时，风景也是通过身体的活动而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形成的，而不仅仅是在画框之中，或者贵族圈起的土地疆界之上。通过对湖区“徒步共同体”的民族志观察，作者发现，“徒步共同体”都是来自于湖区之外的“外人”，徒步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世俗性朝圣”活动，他们在短暂的徒步活动中相遇，彼此通过磨合和竞争，确定自己的定位，通过徒步的身体力行寻找意义及归属感。有些徒步者通过湖区徒步活动表达他们对于“英格兰”的认同，而更多的徒步者就像是网络上的节点，他们超越民族、社会和文化风景的疆界，打破个体的孤独，通过路网连接起来，分享经验、创造记忆和历史，建构出一种新的社会感，一种超越地理界限的共同体。

 

三. 景观人类学的方法与研究意义

 

景观人类学要求研究者用参与观察、结构性与非结构性访谈等田野工作方法，对地方景观做微观民族志的考察。其中，本地人的观点（the native point of view），是景观人类学特别需要关注的视角。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加记者、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就开始关注现代城市规划的不合理性与反生活性。她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亡和生活》，用一种独特的视角，从街道开始，对邻里、人行道和交叉路口做微观的民族志研究。针对50年代以来美国的城市兴建运动，通过细致的民族志考察，雅各布提出，现代城市教条化的规划建设无视街区居民的实际生活要求，按照几何学设计的整齐划一的街道或许能够提供一种鸟瞰者的视觉舒服，但是却并不一定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现代城市规划为了设计和管理的便利，将不同的功能区划分开来。一个自然生成的街区，居民区、商业区和工作区一般而言是相互混合的，这样不仅保证了人们生活的便利，而且对于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比如华尔街的小餐馆，只能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营业，因为这是公司员工休息用午餐的时间，而其他时间则门可罗雀，而一个混合功能的街区，餐馆可能从早到晚都有营业收入，因此街区生活也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社会资本”。规划者应该从街区居民的眼睛而不是空中俯瞰的视角来设计他们的城市。

景观人类学在应用方面也有广阔的领域。通过对本地人居住观念与生态观念的调查，人类学者可以帮助制定更加符合本地文化习俗的可持续性社区发展计划。最著名是小乔治·埃斯伯（George S. Esber, Jr.）与阿帕契印第安人一起设计房子的应用人类学案例。埃斯伯在就读人类学研究生期间，与建筑师、阿帕契人一起为阿帕契印第安人设计新社区。通过长达半年的田野调查，埃斯伯发现阿帕契人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俗，比如生活空间完全公开，成员之间的互相观察和评价是指导当地人行为的准则，经常性招待客人等等，因此新的阿帕契社区不能按照美国白人的住房模式来设计，而是要保证空间的公开性，厨房与生活空间的通连性和厨房碗柜等用具的大尺寸等等。埃斯伯花费的田野调查时间被证明是物有所值。新社区规划在改善阿帕契人生活条件的同时，本地传统、文化习俗、族群认同都得到了维护。经由人类学者的预先考察，坚持从本地人的视角进行景观的整治，则地方景观的整体性、延续性、文化传统都得到了保障；从超越地方的视角来看，地方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也得到了保护。

四. 景观人类学的新进展

景观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崛起，是在跨学科、文化多元主义、传统保护等多重理念的推动下实现的。人类学整体观和比较研究的视野、田野民族志的方法，顺应了当代景观研究的世界潮流，为研究人与景观的互动与互构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优势，在应用人类学方面也颇有建树。秉承人类学的传统，自下而上的呈现本地人的视角，进行微观民族志的书写与阐释，是景观人类学一向的学术关怀和坚持的学科原则。景观人类学自90年代以来，已经得到了丰富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各地景观民族志研究案例的增加，为景观人类学的理论范式提供了丰富的积累。

 

在民族志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莫过于巴索（Keith H. Basso）的《智慧坐落于地方：西阿帕契人的景观与语言》（1996）。巴索孜孜不倦的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田野调查，对西阿帕契人的熟悉程度无人企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这本民族志，展现了“地方”对于生长于斯之人的重要意义以及人对于“景观”的深刻体察和认知。我们从案例中可以看到地方、景观、语言、本地人，相互之间彼此嵌入，互生共存，远远超越了内或外、体认或凝视、记忆或观察的区别。所有要素之中，关乎一切的永远是人自身。这本民族志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是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民俗学结合进行景观研究的典范之作，并且展露出一种新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即“讲述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

目前景观人类学最重要的阵地之一是“传统环境研究国际协会”，简称IASTE，总部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于1988年4月在伯克利举办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现在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阿瑟亚德（Nezar Alsayyad），他与布尔迪埃（Jean-Paul Bourdier）是这个组织的联合创始人。IASTE致力于打破学科和疆域界限，讨论各种可能性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互相分享，主要关注的议题是传统住宅（dwellings）和住区（settlements）在多元文化习俗中的地方性表达，通过比较而达成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理解。IASTE的主要活动是在全世界大学范围内每两年组织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物包括工作论文系列、专著、影像作品，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传统民居与聚落评论》（半年刊），刊登的文章涉及建筑学、人类学、艺术史、地理、历史、规划、民俗及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及书评，强调在现代、后现代景观研究中对世界性议题“传统”的关注。

人类学对于景观的研究，除了关注聚落生计方式与景观的互动，景观符号、记忆与认同，神圣空间与仪式信仰，社会组织结构与景观秩序等传统议题，当前正在进行普遍探讨的新话题还有：

“本土性”（indigenousity）与“传统”（tradition）再思考

基于“地方性知识”进行景观的权力之考。在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思维影响之后，风行了大半个世纪的鸟瞰式景观规划和生产在近二三十年来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特别是传统的消亡问题。重提“本土性”，通过民族志的方法自下而上的理解和保育地方景观，则在反思的同时提供了一条出路。

学术界既有对于传统行将消失的担忧，也有积极的观点。阿瑟亚德的《传统的终结？》探讨了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是否会像人们悲观预测的那样消亡的问题。他认为传统在一部分终结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同步的更新过程。“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关联，在地理形貌上也有所体现，其中一种表现方式是所谓“传统的发明”，包括景观与景观神话的制作，即将历史景观美学化并置入自然之中。

倡导本土精神，考虑如何将传统再植入地方，近年来在景观人类学的应用领域也有所作为。例如，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近郊农业、有机农业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复兴，将会影响未来的城市及聚落景观形态。人类学者正在积极帮助新的城市社区或聚落将农业生产与基础设施、生态系统等巧妙的结合起来，以寻求一条环保、生态、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发展出路，同时也从本地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反思。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树民对比了台湾农业耕作史上先后出现的“以地方本土知识为基础的自然农法”、“科学主义导向的精耕小农制”和“环境保护主义影响下的有机农业”三种农业发展阶段，探讨了农业生计景观变革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及农民在这个话语体系中的困境。

“移动性”（mobility）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移动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图景。大众传媒、大众旅游、互联网和无线传媒的兴起，已经使得世界上的社会群体类型和结构、边界、记忆、认同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在景观的发展上也有所体现，比如网络咖啡馆的兴盛、微博等虚拟社区的出现等，人类学不能再局限于对小社区或者面对面社会的研究。新社会、社群的研究需要寻找新的方法和突破口，其中从景观入手不失为一个良策，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来看，空间的变革具备生产社会的能力，新的空间理念带来新的景观，新的景观则养成新的社会生活方式。

移动性问题对于景观人类学来说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提出了对“地方”和“空间”概念进行重新解读的要求。一方面，传统不再根植于地方，而是可以随着媒介而发生漂移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复制，相应的则很容易产生所谓“迪斯尼化”景观现象。纪念碑或者庙宇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是神圣的，对于另外一个地方来说可能仅仅是一种地方吸引力的资本化载体，例如美国拉斯维加斯通过对法国埃菲尔铁塔、埃及狮身人面像、古希腊人体雕塑等一些世界标志性景观的复制，制造了一种奇幻的、无根的、颇富后现代色彩的都市景观。另一方面，人也不再根植于地方，而是在移动中形成新的地方感和身份认同。奥吉（Marc Augé）提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个“超现代性”的世界，人类学者应该开始关注包括高速公路、机场、超市等在内的以移动性为特征的、与传统无关的、无根性的地方，即“非地方”（non-place），因为这正是移动性群体所在的地方。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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