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

关键词：中国，良渚，新石器时代，贵族墓葬，玉器，国家社会

       三十年前，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评议者张光直写道:“我们正处于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涉及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全新的史前史知识体系的创造。”（张光直1986年，引自刘莉和陈星灿）。这一评论仍然是相当有效的，因为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很清楚，尽管商代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但商代之前还有着持续了两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城市社会就出现了，良渚文化即是其中之一(Huang T，1992)。良渚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国最大的湖泊之一太湖附近，在反山大墓及墓中随葬的明显形式化的玉器发现之后就已经闻名，随着城墙的发现其城市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仅仅数年之后，又揭露出与之密切相关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包括位于古城北部和西北部2公里和11公里远的水坝系统，建筑这些水坝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达到如此规模的公共工程。

       良渚文化最引人注目的遗物无疑是出土于最高等级墓葬中的仪式性玉器。中国有数千年专门为贵族制造精美制品的历史，这些玉器就是其中最早的之一，具有种类辨识度高、纹饰持续一致的特点。事实上，当我考虑将之与同时代的基克拉迪群岛青铜时代早期著名的大理石雕像进行对比时，就已经震惊于这两类雕刻品之间许多形式上的类似之处。我们讨论的这两类遗物都大多发现于墓地，并往往伴随着大墓的出现。无论是基克拉迪群岛的大理石交叉臂雕像，还是良渚文化的玉琮或其它玉器尤其是玉璧，都符合高辨识度和视觉简约的特点。而且都存在明确与信仰系统有关的图像，它们为探讨当时的信仰系统提供了可用的证据。两类遗物造型都较为简单，加上原料本身的吸引力，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也很精美，这就导致了收藏者和盗掘者对其定价颇高。

       这两种遗物中隐含的视觉系统确实有着有趣的类似之处。十年前可能会认为基克拉迪群岛的克罗斯-锡罗斯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两个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进行比较，但最近的发现表明二者的规模相差很大。良渚古城城墙的围合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超过了同时期爱琴海的任何遗址。最近证实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规模，比古希腊科林斯运河的前身——石铺陆上通道（Diolkos）更大。在十九世纪修凿科林斯运河之前，爱琴海地区没有比良渚水利工程更大的遗迹。与良渚玉器的形式化相伴出现的是一个规模比希腊早期基克拉迪群岛社群规模大得多的社会。如果要为良渚古城寻找一个对比，也许公元前四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前王朝时期的乌鲁克遗址或叙利亚的布拉克遗址更合适。

       刘莉和陈星灿在他们的著作《中国考古学》中描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衰，书中对良渚文化进行了介绍，认为良渚文化是十五个区域性聚落群之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多个社会都可划分为三到四个聚落等级，并发现有城址（通常是夯筑而成）（demattè，1999年）。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是其中最大的龙山时期中心聚落之一，在龙山晚期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刘莉和陈星灿，2012 )。良渚和陶寺的规模是相当的。

       中国南方和长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在公元前5,600 (Zong et al. 2007)的跨湖桥遗址中就已经有所反映，并在河姆渡遗址中得到体现，在那里不久之后水稻种植就发展起来了(福勒，2007年；刘莉等，2007年)。在良渚古城以东约20公里处的茅山遗址，发现了结构完整的稻田 (庄奕杰等， 2014)。在这里，田块的面积从较早期阶段(公元前2900–2600)的不到30至40平方米发展到较晚阶段( 2600至2300 )的1000至2000平方米。还采用了施肥、燃烧和排水等措施。在古城城内莫角山东坡发现一个400平方米的垃圾坑（见下面），坑内含有大约13,000公斤的碳化稻谷，可能是莫角山宫殿区附近的谷仓着火后当垃圾倾倒于此。在这一区域还种植了果树如桃子(郑云飞等, 2014)。

       孙志新（1993）、苏秉琦（1996）以及近年来刘斌（2009）、秦岭（2013）都讨论过良渚遗址群的考古工作历程。良渚遗址最早于1936年发现并进行了发掘，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首次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最初是用来定义以黑皮陶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但是要到1986年才发掘了以玉器而闻名的反山贵族墓地，现在我们知道该墓地位于良渚古城之内。随后1987年又在位于良渚古城东北部约5公里的平顶金字塔形的瑶山祭坛顶部发掘了13座墓葬。反山、瑶山墓地中没有发掘出适合做碳十四测年的样品，但根据庙前遗址、新地里遗址的墓葬中随葬陶器的类型学比对和相关测年数据，可知其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2800年。反山墓地东部的大型土台被称为莫角山遗址，东西宽630、南北长450、高9-15米。莫角山土台的中心是由沙土交错夯筑而成的。1987-1993年对莫角山遗址进行了勘探调查，最终揭露了这一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人工土台。在莫角山中心位置发现的大型柱洞，显示出古城中心有着复杂的宫殿建筑群。2006-2007年，通过一年多的勘探、调查和发掘，对围绕莫角山土台的城墙及配套的护城河有了系统的认识。尽管今天已经不再显眼，但良渚古城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最伟大的防御设施之一。古城外围西北部、北部分布有水资源管理系统，存在大片的人工湖。塘山土筑大坝位于古城以北约2公里，总长达5公里，是水利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最近对其又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良渚古城的城墙由黄土堆筑而成，墙体底部铺垫一层石块作为基础，这些石块都是从附近的山边运送而来。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900、东西宽1700米。城墙宽度最窄处为20米，有些地方则要更宽，部分区段现存高度为4米。其中三面城墙均有内外城河，仅南城墙缺少外城河。目前共勘探发现8个水城门，四面城墙各有2个，水城门宽10到60米。城内主要是通过水路交通。南城墙中部依旧保存着唯一一座陆城门。

       作为古城北部水资源管理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塘山最早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塘山是长5公里、宽20-50米的土筑坝体，推测其作用是阻挡来自北部天目山的山洪。塘山坝体海拔为12-20米，修筑于冲积平原上，应是用来控制洪水的低坝系统的一部分。在塘山水坝顶部，发现了良渚晚期的贵族墓葬，以及玉石器作坊，从而确定了塘山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晚期。塘山以西分布着数座规模更小的水坝，坝顶海拔为9米，它们与塘山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低坝系统。当低坝处于满水状态时水路可上溯3.7公里，直抵岗公岭水坝坝底。这是水利系统的另一部分，其高度比塘山水坝高16米，可以在上游形成一个高坝库区。对水坝建造所使用“草裹泥”中的芦苇进行了采样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3100-2700年。

       这6座高坝发现于2009年，其中岗公岭水坝最早发现，它位于良渚古城西北8公里。它们借助遥感技术、高精度的科罗娜卫星照片和谷歌地球照片发现，随后进行了勘探、调查和发掘。这组坝体顶部长50-200米，可分为两组，将形成两座海拔分别为25-30米和35-40米的水库。部分水坝现存高度10米。 在水坝的剖面上，依旧可以看到建造水坝时交替堆叠的“草裹泥”，形状呈40厘米长的椭圆形。高坝系统所形成的水库水满时又可上溯1.5千米。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总的储水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尽管水利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阻挡季节性的暴雨形成的洪水，以及控制水以灌溉稻田，但是水坝所形成的库区同时（当水满时）也具有运输功能。发掘显示建设需要用到大量的木材，如莫角山上的宫殿建筑的柱坑。这些木材将顺着精心设计的水库、水坝和水路系统漂流至良渚古城。                

       这一由高坝系统和更大的低坝系统组成的水利系统，都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建成，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之一，也许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大河文明”的水系统规模更大（Butzer 1976, Adams 1966, Menze and Ur 2012）。水坝坝体中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和竹子都采样进行了测年，部分水坝则取了包裹土的草进行测年，取得了12个AMS碳十四测年数据，从而使水坝的年代得到证实。大部分测年结果为公元前3200-2600年。             

       这一宏大的水利系统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组织能力十分强大。据估计，仅塘山水坝的土方量就达到了200万立方米。

       良渚文化的玉器都是用软玉制成，可能产自本地（尽管还没有找到确切的产地）。良渚玉器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其上纹样重复出现，变化不大，说明器物种类和纹样都是约定俗成的。良渚古城及其水利系统规模庞大、设计精巧，显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甚至可能是国家社会，这一认识赋予了这些玉器特别的意义。玉器更具代表性，因为包括陶器在内的其他良渚文化器物没有体现出那么显著的复杂性。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组织和信仰系统创造了条件，墓中出土的玉器尤其具有指示性。

       直到1973年，才在考古发掘中确认了第一座随葬玉琮玉璧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但并不是在良渚遗址，而是在江苏省的草鞋山遗址。在这座墓出土的遗物有已广为人知的特征鲜明的黑陶，也有具有仪式用途的玉器，包括琮和璧(Childs-Johnson， 2010)。它们在之前曾一直被中国学者认为是周汉时期的遗物(Wilson ，2017)，这时才开始认识到它们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江苏的寺墩遗址和上海的福泉山遗址都发现了随葬品相当丰富的墓葬。随后在1986年，反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了一批数量极为丰富的玉器。

       反山墓地的发现成果已经发表了两卷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报告。它们被孙简要地概括为（孙志新，1993）：“反山是一座小型的人造土墩，东西长90、南北宽30、高约4米。在土墩的西部，发现了呈两排平行分布的11座墓，出土了3000余件玉器。M20中有最丰富的随葬品（译者按：最丰富的是M12），发现了500多件玉器，随葬品最少的墓出土玉器也超过了50件。墓地共出土125件（译者按：应为130件）璧和21件琮。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件被称为“琮王”（M12：98）的玉琮。据测量，高8.8（译者按：应为8.9厘米）、直径17.6厘米，重6.5千克。比其尺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精细雕琢于琮体四面的16幅复合图案。图像描绘了一个半人的形象，手持可怕的面具，长着突出的獠牙。这一复合图案显然与在其它良渚玉器上发现的简单的脸的图案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在反山的一些墓坑内发现有腐烂木头的痕迹和涂有红色颜料的遗存。在此之前福泉山的发现已经证实，在良渚时期已经使用棺材。”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反山毗邻莫角山土台，莫角山土台上发现过宫殿建筑的迹象。反山是古城内三处高等级的墓葬中最重要的一处。位于古城东北部5公里的瑶山墓地也发现了一批贵族墓葬，反山以西2公里的汇观山则发现了类似瑶山的土筑祭坛，并清理了4座大墓。在这一区域的发掘中，也发现了大量邻近居住区的中级和低等级墓地。

       反山和瑶山高质量的发掘报告使得考察反山11座墓葬及瑶山13座墓葬中随葬品组合和器物设计的模式化程度成为可能。反山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保存状况不佳，因此不能通过体质人类学来鉴定墓主的年龄和性别。这些都是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朝南。正如罗森（1995）所述，在一处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如反山墓地出土的标志性图纹，并不会完全重复出现在附近的墓地如瑶山墓地，后者会具备自身的地域传统。所以需要谨慎做出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存在共同习俗这一假设，可能情况是相反的，一些本地传统可能只是在个别墓地内体现。例如在反山墓地中发现有大量玉璧，相反，在瑶山却没有发现玉璧。另一方面，这两处墓地的很多墓葬都随葬有一把仪式性玉钺，玉钺最初安装有木质把手（通常无法保存下来），在把手两端都有琢刻精美图纹的端饰。在许多情况下一座墓内可能也出土多件其它的钺，但都是石质而非玉质。发掘者推测出土礼仪性玉钺的墓葬均为男性墓。

       另一种频繁出现的是冠状器，从其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应是头饰的一部分，榫部往往有平行的穿孔，其上或琢刻神人兽面纹。三叉形器通常与冠状饰共出，其上有时也装饰神人兽面纹。作为装饰品，成组玉锥形器一般由3、5、7、9或11根不等的锥形器组成，基本为奇数件，与墓葬的等级密切相关，锥形器的尾端有穿孔以供悬坠。贵族们显然拥有非常精致的头饰。

       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通常由10-20座墓葬组成，它们是上层社会墓葬的代表，其中反山的墓葬是遗存最丰富的，其墓主极有可能是良渚古城的统治者。随葬有丰富玉器的外围墓地可能也代表着精英阶层，但是他们与反山墓主之间是行政关系还是家族关系目前尚不明确。

       M12:98玉琮王上的神徽图案表现得最为清晰和精细，反山其它玉器上的纹饰大多是其变换或简化形式。罗森（1995）指出：“神徽的脸是人形图案和神秘兽形图案的结合。人立于兽的后上方，看起来像在骑在它身上或是抓着它椭圆形的大眼。从这类细节丰富的图像中，可以观察到人戴着羽冠，而兽则有大大的带獠牙的下颌。在一些简化的图案中，可以根据眼睛的形状区分人和兽：人眼呈圆形，在眼角处有细微尖凸，而瞳孔则以眼部中心的钻孔表示；兽为椭圆形大眼、宽鼻，有时候还有宽大的嘴。有时在兽的下方雕琢一对带爪的下肢。复杂版本的兽面上还遍布有精细琢刻的线条，线条之间间隔有时很宽，产生一种强大近乎恐吓的效果，如瑶山M9出土的镯式琮。大多数制作精细的玉器，都密集地雕琢了大量线条。”

       这种图纹在反山的多件玉琮中都能见到，在琮式管和其它装饰性玉器上也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M12出土的玉钺（M12：100）两面也都有神徽图案，这件玉钺发现有把手存在的迹象以及把手两端装饰用的玉镦和玉瑁。一般而言，钺的两面都是素面无纹的，因此这件玉钺显得相当特殊。神人兽面纹通常还伴随着鸟纹（通过喙部识别），如M12出土的玉钺一样，在这件玉钺上鸟纹与神人兽面纹都是以浮雕的技法雕琢而成（实际上是通过在玉钺表面减地而达到浮雕的效果）。

       让人震惊的是，不管是全形还是简化，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玉器的装饰纹样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不止在瑶山、反山出土的各种玉琮和反山出土的玉钺（反山M12：100）上出现，在许多出土于墓主头部的冠状器以及一些柱形器（如反山M20:3）上也有发现。

     关于这种纹饰是否代表神灵或巫师有过很多推测（Childs-Johnson2010；刘斌2013）。但就像基克拉迪早期的交叉臂雕像一样，它可能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前者被视为克罗斯联盟的圣像或标志（伦福儒， 2013）。从社会学角度，将神人兽面纹看作是良渚古城甚或是以良渚为中心的更大社会单元的社群共同体的标志，也是同样有可能的。无论如何，这种经常出现的图案完全主导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纹饰。小型的玉鸟、玉鱼、玉龟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神人兽面纹在图像系统占据了主导地位。

       良渚没有发现文字，而Kuzmin等（2009）据此认为良渚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尽管在陶器或其它人工制品上发现了成组或单个的刻画符号，很可能是象形文字，但是还没有一组成组符号可以被认为是书写系统。有三个因素可促使人们去重新评估良渚作为早期国家社会代表的历史地位。首先是良渚古城的规模，包括内城和外城。其次是根据墓葬材料所得出的社会等级的划分，非常精美的玉器基本都出土于贵族墓葬中。最后一点是公共工程的规模，包括莫角山土台，以及用来控制季风性山洪的高坝和低坝系统。戈登·柴尔德提出的许多关于城市革命的标准（柴尔德，1950）在良渚也有体现，而且良渚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要超过酋邦社会（萨林斯 1968; 塞维斯 1970）。综上分析，相比于几乎同时期的新石器时期英国的巨石阵（伦福儒 1973）以及更早的出土精美饰物的瓦尔纳墓地（伦福儒1978），良渚的社会组织都更为复杂。

       因此，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江下游地区在3000 BC时期就已经出现复杂社会，要比出现城市化的二里头和安阳早一千多年，它们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历史中夏代和商代的代表。从出土于贵族大墓中的玉器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良渚的复杂程度，玉器装饰中对程式化和标准化的神人兽面纹的痴迷，表现出这一图像在装饰系统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然而，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逐渐衰落，大多数繁盛一时的中心遗址废弃了。关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气候是很可能的原因，如普遍而持续的洪水事件。当然，全盛时期的良渚是一座具有运河、河道和人工湖的城：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末期，不断增多的降水可能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可能要归因于被称为“4.2 ka Cal BP 事件”的气候变化（见Wiener 2014）。

       那些特征鲜明的玉器，特别是琮和璧，并没有被遗忘，一直持续到商之后，在商代高等级墓葬中仍然可以发现玉琮，尽管与新的贵族用品青铜器相比已经相形见绌。鸟和动物纹样在商时期的玉器中仍有发现，但是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神人兽面纹则随着良渚文化一起消失了。

       良渚文化的玉器，使我们得以一睹这一堪称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的风采。

致谢

       感谢杭州市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的盛情邀请，得以再次考察良渚遗址；感谢陈寿田先生的组织，及其对写作本文的建议；考察期间连惠茹作为翻译陪同；同时也感谢考古学家蒋卫东和王宁远提供的大量信息。

原文刊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1月。

原文翻译：陈明辉、朱叶菲、宋姝、姬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连蕙茹（剑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