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边疆研究理念、路径的探索——评《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

摘要：民国边疆研究是近代学术趋势中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在近代大变局之下，厘清新旧中西之间的冲突与调试，边疆研究应具有“贯通”的理念。考察民国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考镜源流的工作，也要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还不能忽视“人”的表现与作用。只有将边疆学术的发展与民国时期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地分析，才能深刻理解民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价值取向，亦为现今的边疆学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边疆研究  贯通   源流   时势

作者简介：蒋正虎，1977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讲师。

 

 

20世纪前半期，因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以及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中国的学术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一发展热潮中，研究边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关注边疆也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故边疆研究也成为近代学术趋势中，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研究取向。如果说古代中国经世的核心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伦理价值，那么在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下，经世致用有了更为急迫和明确的指向，即为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存和发展寻找路径，因而也最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判断。然而，这样一份重要的学术遗产，在目前学界却很难说争得了“独立”的一席之地。

 

近代以来，迥异于中国学术传统的“为学术而学术”主张，虽在整个学术共同体内有了某种共识，但学术研究毕竟与个人、时代更息息相关。民国时期对于边疆的研究和叙述，本身便是当时社会各界意志的直接展现。“经世致用”和“为学术而学术”之间的踌躇，更是受到时代思潮和现实语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而言，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和叙述本身亦成为一个极好的考察对象。在此背景下，段金生教授的《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1]的出版，颇为令人瞩目。该书以专题形式，按照纵向的时间轴，“分别对民国边疆研究的整体面相、时段或区域殊相等内容”进行了梳理；既对民国乃至近代“边疆研究的发展、演变的整体面相进行了综述，也对不同时期边疆研究内容与方法的侧重、社会各界对边疆区域关注的变动的表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2]一方面呈现出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不同面相，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边疆研究是如何既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又试图保持学术自身独立性的尝试。该书对边疆研究的路径、实践等作了有益探讨。

 

一、“贯通”的时空理念：民国边疆研究的整体面相

 

“贯通”是该书的突出特色。这一“贯通”，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是空间上的。近代中国学术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借鉴西学的一面。尤其在近代大变局之下，厘清新旧中西之间的冲突与调试，更为“贯通”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

 

该书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整体把握，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贯通的特色。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研究史学史要“一个史家一个史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还应“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3]。这虽然说的是史学史研究，但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边疆学术史，毫无疑问也应该遵循相同的原则。该书作者显然也是这样做的。随着近代中国被纳入帝国主义体系，以往“天下观”中处于边缘的“边疆”，一转而具有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中心地位。然而，观念和事实并不一定一致。近代中国边疆在事实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地理标志是一回事，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领土、主权观念又是另一回事。也即是说，只有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内涵的演变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宏大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才能厘清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生动力。《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在第一章中，全面分析了传统的文化疆域、晚清西力冲击之下的疆域思维的流变，以及在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新疆域观念支配之下边疆研究的范式转换。作者指出，“在近代时势巨变的场景下，近代边疆问题与古代边疆问题虽然具有延续性，但在性质、内容等方面都有了迥异的变化，边疆区域成为近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有必要在近代国家构建的视域下重新审视以往处于‘边缘’领域的边疆研究”。[4]在第二章，从对外关系的视角，讨论了边疆问题在晚清时期社会精英中的渐变历程，并以滇缅界务问题为出发点，探讨精英阶层对于边疆的“地”和“人”的认知。书中认为，晚清部分精英人士虽已“抛除戒勤远略的历史传统，固守边界的近代主权国家思想已经较为明显”，但在具体认知中则“呈现了传统‘夷夏’思维的继续，又表现了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对世界秩序认识发生的变化”。   

 

以贯通的观点来看，即便是同一个历史现象，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研究者亦有不同的解释路径和方向。该书作者在处理近代边疆研究的内涵的演变时，注意到不同时空下，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于国家和边疆观念的思考，探寻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形成的幽深曲折之处，试图揭示“边疆”这一暗示“边缘”的语汇在整个近代中国史中的重要地位。不论是探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叙事，还是“被动的近代化”叙事；不论是探讨天下观念和民族国家，还是群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生命体验，抑或不论探讨社会治理和文化变迁，还是政体演进和党派主张，“边疆”都有可能是被忽视而又比较重要的存在。正如该书所言：“如何深入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中国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及阐释体系，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命题”[5]。总之，以贯通的视野来看，“边疆”语汇在上述命题中所蕴含的独特地位，甚至“边疆”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很可能还没有被当前的学界充分认识到。尤其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边疆”更有可能处于核心的地位。因而，基于“边疆”语汇的近代边疆研究，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亦可能还没有被当前的学界所充分认识。

 

    二、源流、学科、人的重点呈现：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综合面相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虽然概括而言，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主流，一是纵向表现时间层面的边疆史地研究，二是横向表现空间层面的边疆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但这其中涉及的研究区域、人员及主题众多，涉及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理论与学科亦极为复杂，更不用说还涉及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传统与现代的抉择等一系列宏大问题。研究者想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对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作全景式描述，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选择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若干重要横断面，进行深入探讨，以作为撰述整个近代边疆学术史的先导，不但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必须的。

 

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曾说到学术史研究应当“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所遵循的原则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在章学诚看来，这是自刘向歆父子以来的学术传统。就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而言，述其兴起之原委，道其内涵之演变，显然是研究的首要工作。该书作者在前两章中，先分析清末大变局之背景下，“天下”“夷夏”“民族国家”等观念的起落入手，论述近代边疆研究兴起的观念因素，并进而阐明观念的变迁正是近代边疆研究范式转换的背后动因。这一考镜源流的工作，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讨论了边疆研究的学科化问题。就理论而言，官方主导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毫无疑问是整个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原则性指导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民主义”之下再无创造。事实上，国民政府当局的措施，是只要不违背“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各色人等可以自由发挥。可以说，以边疆研究与现实联系程度之紧密，如果没有官方的默许，则边疆研究理论之相对完善及其初步学科化、专业化，都不可能达成。官方之所以采取此种措施，实在是时势所迫。毕竟，在危局之下，官方的边疆治理实践也需要借助学界的力量。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理论的建构及其学科化，其实也是时势所造。正如作者所说：“边疆研究及其学科构建，虽有学术发展主观的多维复杂因素参与其间，但细究其历程，其发展必与时代或时势要求密切相关。”[7]该书在分析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理论建设及其学科化之后，进一步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的整体状况，并探讨其变化转折的缘由。当然，该书所说的边疆研究“学科化”问题，涉及近代与边疆学术密切相关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建置的兴革、近代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产生，以及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嬗变等相关内容，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该书的相关描述，并非是学科的静态展示，而是动态呈现其内涵。我们也可以认为，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理论建设及其学科化尝试，是将“五族共和”前提下的民族国家叙事，转化为一种具有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撰述原则。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重视探讨边疆研究中的人。人是历史的主体。无论中国近代历史如何杂乱，无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现实政治怎样的密切，亦无论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在整体上如何嬗变演进，总是由人来完成的。因而，考察边疆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人或群体，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学术史体系化的必由之路。该书作者选取的“人”，一是个人，二是群体。试图从这两个层面，来阐述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不同断面。

 

就个人而言，作者选取的是著名史学家吴其昌的边疆民族研究。这是贯彻前引白寿彝所说的研究史学史（边疆学术史）的另一个重点，即“一个史家一个史家地写”。客观而论，或许因吴其昌学术路径以考证见长，亦或许因享年不永，他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理论建设出力不多。在当时的边疆研究界，吴其昌也不算活跃。但作者选取吴氏作为代表性人物进行论述，至少可以说明，在全面抗战时期，边疆研究是整个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毕竟，连考据名家且之前从未有相关研究的吴其昌也在用心用意地撰述“历代边政借鉴”了。于此而论，作者选取吴其昌作为论述对象，或许是想说明，当前学界对于边疆研究在整个民国时期（尤其是全面抗战时期）学术史上的地位，应当给予重新评估。

 

就群体而言，作者以近代特定群体对于特定边疆区域的认知为线索，试图探讨近代历史进程中社会群体意识在近代国家观念及国家建设中的觉醒。作者选取相关群体对新疆、内蒙和云南的认知作为论述对象，显然经过深思。因为无论是新疆、内蒙，还是云南，都是各帝国主义势力和利益交汇之地，可以说分别是近代南、北边疆最有代表性的地域。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对于北部边疆的关注和研究，自晚清以来代不乏人，清季的西北史地研究更是蔚为大观；但对南部边疆的相关论述和关注，就显得相对薄弱。实事求是地说，自20世纪三十年代初兴起的近代第二次边疆研究热潮，不论从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来讲，还是从研究成果的丰富来讲，南部尤其是西南边疆研究都要更胜一筹。该书在叙述时，对南部尤其是西南边疆的叙述尤其关注，这对于扭转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北重南轻”的局面，对于重新估定西南边疆研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值得赞许的。

 

凸显重点与特色的专题研究，看似与贯通式视野有所冲突；然而事实上，前者只是表现，后者才是实质。显然，该书不但不把专题研究看作是贯通意识的“负面”因素，反而将专题研究当作是达到贯通的手段，或者说把专题研究看作更高层次的贯通的途径。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分别探讨近代边疆研究内涵的演变和研究范式的转化、政学精英对于边政在国家政治秩序和国家建设中地位的新认识、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演变趋势、政治局势与区域边疆研究的关系，并以吴其昌为代表探讨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群体中的个体表现。可以看出，该书各个专题分则可以独立成篇，合则叙述了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不同侧面，自然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三 、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价值取向：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重要目标

 

将边疆学术的发展与民国时期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地分析，是该书的突出亮点，这也是该书题目之所由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与侵略所导致的空前严峻的边疆危机，是整个近代边疆研究兴起的最直接根源。或者说，近代边疆研究从其产生伊始，就与边疆的现势或政治现实密切相关。该书作者注意到，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嬗变明显因应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正如书中所言：“探究民国边疆研究发展形态，不能不充分解析其与国内外政局演变之复杂经纬。”[8]20世纪三十年代初，近代第二次边疆研究热潮的兴起，和近代西北外患压力与日俱增相关，也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国策相关；全面抗战爆发后学界进一步推进边疆研究，则与国民政府不得不把西南和西北作为抗战基地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可以说，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形成的体系，实际上可看作是政学两界就边疆现实和预见所达成的某种共识。

 

总体而言，不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当代，对于边疆的关注和研究都和各自时段的国家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利益或者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是我们今天回顾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学术史的价值所在，也是各个时代边疆研究的价值所在。“边疆研究不但要注重国家间资源、交通等物质利益，更要注重地缘、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抽象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完善为根本目的。”[9]具体而论，作者指出：“边疆研究及其学科构建，……其发展必与时代或时势要求密切相关”；“在内外时势与学术理路的综合作用之下，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是学术研究发展的自然趋势”；“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提出与兴起，客观上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而国家面临形势与机遇的不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今天的边疆研究学科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10]这些论述，反映了作者对于当代边疆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可以认为，该书作者对于边疆研究与边疆治理实践的紧密结合是持支持态度的。

 

但是，究竟如何推进边疆研究的理论化、学科化建设，还是一个需要广泛讨论的问题。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群体有意识地推进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其实已经反映出当时的研究共同体所理解的边疆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只是为适应和反映政治现实的需求，而是与其他学科一样，应该建立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相对明确的研究方法和相对清晰的理论路径的体系。也即建构一种为当时学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但这种企图，并不能被解释为相关学者对政治介入学术的反感。比如“素不主张政府统制学术”的傅斯年，也建议“由中秘处、中宣部、教育部、内政部、中央研究院，共组一委员会”，以“审查”关于边疆民族的“学术工作”。[11]相反，更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学界试图以学理建构的方式，深化政治或时势与边疆学术的紧密关系。或者说，试图以学理将政治与边疆学术的关系正当化与合理化。杨成志就说：“值此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凡专家学者若仍未本所学站在某一种有把握的本岗位上，努力贡献于国家，共挽危局，同图生存，试问所学何事？宁不会‘所学愧死’？我们固不愿从政，但祕望研究工作的开展，本学术救国的大义，谁也愿意参加。”[12]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做了垂范。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现今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就是要与当下国家的政治方针为准绳，就是要与国家治理边疆的政治实践取得配合，就是要与国家整体利益为前提，就是要以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最终价值追求。

 

当然，民国时期边疆研究从学理援引上说，是以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为主。这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争议。比如傅斯年就批驳吴文藻和费孝通提倡的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理”，乃是“一种无聊之学问”。[13]窥其本意，傅斯年主要针对的是理论选择而言，也即用中国的现实来证明西方的理论。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尤其应该警惕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欺骗性，因而对于反映所谓“普世价值”的形形色色的理论，我们就是辩证地看待和审视。对于带有意识形态因素的边疆学科建设而言，理论可以借鉴，但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准绳进行甄别。我们不应在意外人是否认同与接受，因外人的判断标准只是基于其自身的价值和利益立场，更不应以所谓“与国际接轨”为借口，主动或被动融入西方话语体系，从而帮助外人去构筑话语霸权。相反，我们应该建设一种新的宏大叙事，一种能反映新时代中华民族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边疆研究学术话语体系，从而构筑一种符合中华民族价值立场的价值理念。

 

   总之，该书以比较客观和理性的立场，从多个侧面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作了整体梳理，并对近代时势与边疆研究的互动作了颇有深度的剖析和论述。这一论述不论对于近代边疆学术史的体系化研究工作，还是对于未来中国边疆学的进一步建设，都颇有价值。该书试图建立一种近代边疆学术史的宏大叙事，无疑是令人赞许的。尤其在当今史学界似乎有意无意疏离宏大叙事，从而导致某种“碎片化”和“内卷化”倾向的情况下，作为和时势与政治相始终的边疆学术，无疑能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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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2]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8-9页。

[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99页。

[4]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8页。

[5]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6页。

[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5页。

[7]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8页。

[8]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0页。

[9]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3页。

[10]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8-102页。

[11]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8月11日），载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扎》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77页。

[12]杨成志：《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广东政治》1941年第1卷第1期。

[13]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载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扎》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67-768页。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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