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南方”的历史思考：法里什·努尔的东南亚史研究及影响

来自“南方”的历史思考：法里什·努尔的东南亚史研究及影响

张云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全球南方”趋势下，殖民主义虽已在形式上退场，但由于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殖民时代的学术传统、研究方法和学科功能在当前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后殖民研究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到殖民主义的概念、范式和框架中，“旧殖民主义的知识生产传统和取向仍然主导着学术机构的制度发展”。由于受殖民时代影响，东南亚作为“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重要区域，关于该区域的研究在知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均受到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以致于有学者认为东南亚本土的东南亚研究仍处于学术上的“被殖民”地位，甚至发出了“东南亚学者的东南亚研究是否存在”的质疑。尽管如此，“南方”仍有一些立足本土、展望世界的学者，通过他们的学术成果可解构殖民主义，并在历史研究中找回“本土”。其中，近些年影响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历史学家法里什·努尔（Farish Noor）。

一、法里什的东南亚史研究：从解构到重建

“自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东方学家将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念（即单一、线性、单向和目的论的东西）带到东南亚地区，对这种线性时间的理解就不断强化，进而抹杀并边缘化了东南亚本地人对时间、历史和年代学的理解。”因此，东南亚历史书写长期处于“殖民主义”的笼罩之下。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原因，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基本处于大陆文明的边缘地带，东南亚史也长期处于“他者书写”的尴尬境地。不过，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本土史学有了长足发展。马来西亚的赛义德·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印度尼西亚的陶菲克·阿卜杜拉（Taufik Abdullah）、泰国的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菲律宾的维森特·L.拉斐尔（Vicente L. Rafael）等学者对本土史学皆有重要贡献，如赛义德·胡先·阿拉塔斯和赛义德·法立·阿拉塔斯父子通过一系列著作奠定了马来西亚“自主知识学”（the School of Autonomous Knowledge）的认识论根基。不过，东南亚历史书写的体例和范式的奠基工作却是由欧洲裔学者完成的，其中以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等人的贡献最为突出。当然，这些学者的研究“明显带着殖民主义的历史印记，体现出对东南亚殖民时代治理模式的某种‘留恋’，在资料收集上也对殖民地史料过于依赖”。同时，在本土史学的发展中，种族主义者和阴谋论者容易利用修正主义史学关于非殖民化的道德呼吁，将非殖民化说辞用于支持右翼意识形态和“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sm）议程，从而扭曲东南亚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总体上，东南亚历史书写仍未走出殖民主义影响，本土史学仍是东南亚本地学者需要推进的学术事业，法里什的努力也主要集中在解构殖民史学和重建本土史学两个方面。

法里什1967年5月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是一位具有爪哇血统的马来人。1986年，法里什开始在英国读书，并于1997年在萨塞克斯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法里什在德国柏林现代东方研究中心、荷兰莱顿穆斯林世界国际研究所、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穆斯林社会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机构任职和访学。回到东南亚后，法里什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

法里什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9世纪的东南亚历史，重点关注殖民统治话语及该地区“东方主义”写作的产生，其代表作《东南亚殖民地数据收集：他者的架构（1800—1900年）》（Data Gathering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1800-1900: Framing the Other）、《美国遭遇东南亚：支点之前（1800—1900年）》（America’s Encounters with Southeast Asia, 1800-1900: Before the Pivot）、《19世纪殖民资本主义叙事中的东南亚话语构建》（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 19th Century Colonial-Capitalist Discourse）被称为后殖民史学研究三部曲，是东南亚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法里什善于利用历史档案和文本资料追溯东南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他的研究注重历史文本的细致分析，并使用了殖民地时期政府官员的一手资料作为支持。在《东南亚殖民地数据收集：他者的架构（1800—1900年）》一书中，法里什就从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的《爪哇史》、约翰·克劳福德的《阿瓦宫廷使团日记》、休·克利福德的《马来邦登嘉楼和吉兰丹之旅》等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文本中挖掘了英国殖民的原始“数据库”。因此，法里什在解构殖民史学的基础上构建东南亚本土史学，而他的东南亚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首先是解构“殖民主义”历史。法里什认为，后殖民时代在很多方面仍存在对东南亚的刻板印象，如乡村是有待开发的，乡下人没有文化。这些刻板印象正是“殖民资本主义”（colonial-capitalism)造成的。沃恩福德·洛克在《金与锡：马来亚的采矿业》中塑造的马来人懒惰、华人精明和印度人浑噩的形象便是如此。东南亚人自身不仅沿袭了这些古板看法，甚至使之成为其世界观的一部分。东南亚人并没有以批判眼光拷问自己，如乡村观、自然观、世界观从何而来？为什么会觉得东南亚有异域风情？在法里什看来，对东南亚人的这种刻板印象有其特定的来自殖民叙事的历史剧本，是对“殖民形象的无休止复制”，也是典型的“认知囚徒”。若想打破这种状况，需从东南亚自身的生活习俗和自我认知中解构。

法里什认为，只有进一步深入彻底地研读殖民时期西方学者的著作，才能真正解构殖民主义。法里什通过研究认为：“他们的书中充满了遗漏、矛盾和盲点，让帝国建立是正义的、线性的、无异议的说辞变得毫无意义。随着每一次的曝光，今天的后殖民学者便能有效地削弱帝国大厦的根基，并将其内部矛盾、不平等和不公正暴露给大庭广众。”法里什还探讨了殖民书写是如何塑造今日东南亚的国家边界、民族认同和社会结构等问题的。在法里什后殖民史学研究三部曲里，他对殖民者的东南亚书写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揭示了殖民主义根深蒂固的深层原因，阐述了殖民统治对当地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影响。

其次是回到殖民之前重构东南亚本土史学。法里什认为，欧洲对亚洲及亚洲人的印象是通过最早到达东南亚的葡萄牙、荷兰和法国旅行者的记录逐渐建立起来的，当时出版的这些旅行者的著述中具有大量描绘亚洲风土人情的插图，正是这些内容塑造了20世纪前欧洲人对亚洲及亚洲人的观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以殖民时期档案馆、博物馆为依托的殖民史学对关于东南亚的民族的想象尤为重要，所有这些想象包含在当时作为殖民帝国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的印刷书籍中，并通过它不断传播。因此，法里什认为，要找回东南亚人自己的东南亚史，既要批判殖民主义，还要审视自我。正如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山苏·巴哈鲁丁指出的：“为对东南亚的社会科学进行有效的分析，必须深度定位东南亚的起源、发展和实践，东南亚的历史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前殖民时代。”

为跳出殖民时期遗留的学术框架，法里什注重挖掘现行东南亚国家历史叙事中未被充分展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通过本土化的理论和方法，从马来人边缘群体的技艺传承中揭示了本土历史的文化与宗教内涵，重新书写了东南亚历史。例如，“狼牙修”（Langkasuka）王国是国际史学界关于马来古代史的十分有争议的话题，法里什未对此进行争论，而是对与之相关的木雕艺术史和马来短剑史进行追溯。“狼牙修”不像今天的国家一样有边界和疆土，它的历史是一种历史景观和历史存在场域，而非按时间线演进的达尔文式的进化史。法里什在《灵木：马来木雕艺术史》一书中，通过大量图片还原了一种具有意象和宗教特质的东南亚史。这样，法里什的东南亚史研究就避免在方法上陷入殖民与反殖民、新与旧的二元史观的对立，从而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新风气。

最后是采取微观史学的做法，以局部和个体研究挑战宏大的区域史叙事模式。由于殖民主义造成东南亚本土历史的断裂，法里什就从东南亚现存地理、族群和实物中发现东南亚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比如，法里什从东南亚的传统手工艺中挖掘马来历史的延续性，对东南亚的传统手工艺木雕、蜡染、短刀制作进行了独到研究。通过物质史等方面的研究，法里什将东南亚本土历史追溯至被殖民前。法里什发现，木雕是马来文化和历史的当代印记，木雕艺术是马来人生活艺术中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法里什指出，“狼牙修”时代的木雕技艺展示了马来早期历史的自然性和宗教特质。他认为：“历史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准确标准。篡改和操纵事实是一种欺骗，会导致我们自我毁灭。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发现历史的起源，必须从所有真实性的角度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我们认为正确和相关的部分。即使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它仍然是历史，因为历史有它自己的过程，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过去的所有方面——好的、坏的、无知的、宗教的——因为这是自然的进程。”不仅如此，法里什还通过木雕师尼克·拉希丁（Nik Rashiddin）的口述史，描述了木雕艺人对马来历史、文化乃至文明的传承：“历史学家的理性与工匠的感性和经验不同。历史学家的辩论基于写作和叙述，工匠则通过木头上的每一道凹槽、凿子、石头上的每一个缝隙，以及金石的耐久性……来体验和感受。”

此外，法里什还专门研究过一种马来短剑（kris），他认为马来短剑是马来文明兴衰的标志。在印度教盛行时期，马来短剑与印度教主要神灵及英雄密切相关，伊斯兰教传入后，马来短剑开始去神秘化，而在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影响下，马来短剑最后被边缘化。“起初是一把刀，现在沦为一把刀……这把刀的兴衰，描绘出马来文明的盛衰，这正是马来人在人类合法性（也就是历史）道路上寻找自我的过程。”法里什通过马来短剑去神秘化和边缘化的过程，阐释了马来人在遭遇西方文明后如何逐渐失去本土性的自我意识。

二、法里什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及其贡献

后殖民史学通常在批判殖民史学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史学方法，将被殖民者从不平等的知识权力中解放出来，恢复和确立其在历史叙事中的合法地位。“东方主义”叙事是后殖民史学自然的批判标靶，“全球南方”的历史学者对此有天然的学术使命。“东方主义”叙事为何在现代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继续存在，尤其是为何在东南亚政治和社会发展中依然发挥作用，这是法里什思考的重要内容。法里什特别强调批判思维的重要性，质疑既有的学术框架和话语体系，从认识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批驳“东方主义”。

首先，在认识论上，西方学界的“东方主义”书写是法里什的主要批判对象。伴随西方的殖民过程而产生了一系列“东方主义”书籍，“这些书籍不仅将东南亚描述为西方的构成性‘他者’，而且该地区人民的习俗和信仰体系也经常被划分为具有等级性质的类型学，产生了一种‘东方主义’殖民想象的运作方式，在这种想象中，仅仅了解他者永远不够，人们经常将‘他者’置于一个混合了种族、宗教和文明的等级制度中”。在19世纪，对种族—文化的“他者”看法是一种认知上的暴力行为，“他者”常被置于明显负面的语境中。法里什在其著作中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探讨了西方叙事如何构建和塑造“东方”形象，以及这些构建对东方社会的影响。通过阅读19世纪的西方作品，法里什揭示了东南亚作为“他者”，在西方人笔下是如何被描述为太慢、太懒、太落后、太野蛮、非理性的。正是在19世纪，大量关于“东方主义”的形象和词汇被用于描述一个划分为彼此不同的殖民地地区，用以刻画东南亚不同的土著群体。伴随东南亚本土原住民形象的塑造，西方殖民者将东南亚划为分属不同势力的殖民版图，完成了“东方主义”知识与殖民统治的合谋。

其次，法里什通过历史文本对美国的“东方主义”进行深入研究，为“东方主义”的史学批判贡献了知识论的增量。与爱德华·萨义德定义的“东方主义”主要是欧洲殖民过程的产物不同，法里什认为美国的“东方主义”不但承袭了欧洲人对亚洲的刻板印象，还带有独特的傲慢与偏见。在萨义德那里，“东方主义”是一种欧洲对东方文化、人民和历史的刻板印象和学术方法，这种方法将东方描绘为落后、神秘、异质的“他者”，从而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为提供正当性。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主要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文化偏见。然而，心理学家内奥米·罗森布莱特对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是欧洲独有现象的观点提出异议，她认为，关于美国没有受到“东方主义”影响的认识是不准确的。

法里什认同罗森布莱特的观点，他在研究中专门区分了欧洲“东方主义”与美国“东方主义”的不同，分析了美国“东方主义”的特点。法里什认为：“美国的东方主义是被共和主义和新教工作伦理所设定的条件定义的，其特点与欧洲大陆旧世界发展起来的东方主义有所不同。”在《美国遭遇东南亚：支点之前（1800—1900年）》一书中，法里什认为沃尔特·吉布森（Walter Gibson）的著作是典型的美国“东方主义”的作品。吉布森使用了当时常见的许多伪科学的种族差异理论，在作品里他把美国和美国人作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呈现，与单纯的东南亚土著和旧世界贪婪的欧洲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法里什注重对“东方主义”进行方法论上的解构，同时寻求方法论上的平衡，以避免陷入东西二元对立的境地。法里什认为，“东方主义”总是用贫乏的术语来框定他者。由于马来西亚执政的国家主义精英与新生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之间的对抗，20世纪70年代后的伊斯兰研究仍然锁定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因此，法里什批评了马来西亚激进的伊斯兰运动，主张在心理和社会的平衡中寻找伊斯兰回归的未来之路。面对西方“种族化殖民主义”将东南亚划分为不同部分及集团的情况，法里什强调了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在当今东南亚的联系和纽带作用，力图展现介于传统和现代或西方与本土间的东南亚穆斯林世界的主体性。

法里什通过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对西方学界和伊斯兰学界之间的互相误读进行了澄清。国际学界对伊斯兰神学及其社会文化实践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西方与非西方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普遍对话。然而，在九一一事件后，许多西方学者以简化的方式将政治暴力归结为“穆斯林”的问题，延续了过去“东方主义”的话语策略，强化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法里什称其为“东方主义2.0”。为此，法里什主张与西方学界对话，尽管他批评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但也承认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法里什的研究以历史学方法为主，综合运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理论，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东南亚世界，为宗教派别和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南亚地区提供了亟需的历史理论高度。

最近十年，法里什关注跨国宗教政治运动与南亚和东南亚宗教政治的发展，尤其关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的政治宗教复兴主义兴起的历史因素。例如，法里什将达瓦宣教团（Tablighi Jama’at）置于国际政治、伊斯兰传播史及世界安全化视角下，对这一伊斯兰世界最大的传教网络在东南亚兴起和传播的历史进行了详尽考察，解决了达瓦宣教团的宗教叙事与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史叙事的矛盾，扫除了宗教运动与世俗政治互相认知的盲区。2021年8月，在一场学术讲座中，作为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法里什发表主题演讲谈及了“殖民资本主义”带来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认为这深刻影响了“南方”的自然资源管理，穆斯林世界要以跨国宗教活动和精神解放斗争祛魅19世纪以来的“殖民资本主义”。

总体而言，法里什的“东方主义”批判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认识论上削弱了殖民主义史学的知识霸权，在知识论上将东南亚史学从不平等的学术权力中解放出来，在方法论上为东南亚本土史学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通过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法里什加深了学界对相关内容的更深理解，同时也提醒“全球南方”学者在分析历史、文化和政治时，应充分考虑知识、身份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

三、法里什的跨国史研究：超越民族国家叙事

就东南亚而言，几乎所有历史书写均以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起点，这就使东南亚本土史学成为传统民族国家叙事和殖民主义遗产的忠实继承者。正如王赓武指出的，东南亚国家是从原“民族帝国”（nation-empire）分离而出的民族国家，是以原殖民宗主国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单位为样本的。在殖民主义基础上，东南亚成了殖民主义知识和权力遗产的继任者。这就导致东南亚的民族历史始于欧洲帝国的殖民活动，而东南亚历史叙事也就成为西方异域象征和“东方主义”的拼凑物。作为历史学家，法里什参与了印度尼西亚小学和中学历史教材的论证，他在研究历史教材的过程中发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历史有令人震撼的共同点，即从独立那一刻开始讲述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民族国家一直占据历史叙事的中心。

然而，法里什认识到，东南亚人的归属感通常是超越国家的，不能以现代国家的主权观念和领土边界来理解东南亚自身历史。法里什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观，不只源于他对东南亚地区被殖民历史的解构，也在于他与西方学者不断的对话并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从而确立了东南亚研究的跨国方法和全球史观。为此，法里什追溯了东南亚民族国家史观的殖民主义渊源，批评了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与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 Milner）等学者关于东南亚史的书写，认为他们的“东南亚史”局限在民族国家，并在目的论驱动下使跨越边界的社群、没有边界的群体，以及那些可能存在的共同体陷于沉默，将该地区人民相互交叉的历史和世界观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中。即使享誉国际的东南亚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尼古拉斯·塔林、梅尔·卡尔文·李克莱弗斯等学者撰写的东南亚史，也多侧重于描写欧洲不同殖民宗主国对东南亚的塑造。因此，研究东南亚要打破殖民史观与民族国家史观的双重枷锁。法里什认为东南亚国家间的边界是殖民主义的结果，在普通人那里，国家边界并没有实际意义。东南亚一体化的进程，除东盟在发挥作用外，由前殖民时代延续而来的底层社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个人在东南亚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考察，法里什提出了以另一种方式理解的“东南亚”，即由居住在边境地区、重叠领土及海域的普通人感知的“东南亚”。在法里什的研究中，有许多跨境流动的例子。例如，泰国南部的人与马来西亚北部吉打州、吉兰丹州和玻璃市的人有更多共同之处；达雅人的“家园”横跨马来西亚沙巴州、沙捞越州和印度尼西亚北加里曼丹省的边界，等等。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植根本土、超越国家的前现代存在。因此，法里什赞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国家及其想象的观点，认为：“所有国家都具有想象性，它们不是作为‘事物’而存在，而是作为思想的本体论对象而存在。”历史学家就是要穿透东南亚的殖民时代，把今天与东南亚被殖民前的那些早就存在的本土历史进行链接。法里什做到了这一点，他注重从本土视角解释和重构历史事件，还原那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被忽略或扭曲的本土声音，以恢复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能动性。

法里什认为自己是一个“东南亚人”（ASEANist)，认为东南亚史的书写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重新与那些重叠的地理和历史联系起来，并接受东南亚原本就具有的“世界主义”观念。法里什认可安东尼·瑞德和基尔蒂·乔杜里（Kirti Chaudhur）跨国史学的研究视角。瑞德提出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与乔杜里提出的“欧洲时代之前的亚洲”，表明那个时期的人群、思想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比今天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要早得多，他们对国家边界和民族认同出现前亚洲历史的研究表明，今天的“亚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政治的构建，是亚洲遭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果。

同样，在瑞德、乔杜里等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可看到一个没有边界的东南亚。尽管当今东南亚的国家边界真实可见，但现代国家的管理模式和治理体系并未削弱前现代纽带的力量。在法里什的历史研究中，也可隐约看到一种前现代东南亚“世界主义”的复兴。正如有论者指出的：“1967年以来，东盟发展的历史验证了东南亚这种历史的延续性，以东盟为核心的联系网络也展示了东南亚在全球体系中的价值，这正是历史给未来的启示。”今天，开放、包容与多元的“东盟方式”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可能。

四、法里什对西方学界的影响：达成多元世界史观的共识

近些年，西方史学界对后殖民研究有新的进展：“后殖民主义史学研究者主张多元研究路径和多元历史的存在，力求对传统史学进行去中心、离散性的重构，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史学。”不过，在实际研究中，西方学者由于其自身学术背景和语言习惯，难以走出“西方中心史观”的窠臼。法里什在英国接受过史学训练，通常又用英文写作，因而他的研究对西方尤其是西欧的原殖民宗主国有重要影响。

在西方学界，东南亚史的研究已从早期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及相关社会网络的研究。研究殖民史的欧洲学者注意到，后殖民的民族国家权威一直受民间社会不同力量的影响。从宗教领袖到媒体，再到各种非政府组织，后殖民的东南亚社会保持了历史惯性，因而研究殖民时期的商人和本土官员等内容仍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发展东南亚区域和国家的治理史研究。法里什关于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对西方学者有重要启发。在2020年1月莱顿大学举办的以“重新定位亚洲治理：南亚、东南亚的国家和社会”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法里什发表演讲，揭示了“殖民资本主义”在马来社会实际运行的历史，以及“殖民资本主义”造成的马来本土知识生产对西方知识的依附性。

这种本土视角的研究，既是东南亚本土治理史的再现，也是对本土化的殖民史研究做出的有力补充。法里什着眼于以东南亚为本体的历史研究，使西方学界对东南亚地方性知识有了新认识。此外，法里什主张在马来社会内部解构殖民主义，进而呼应了西方左翼学者从外部解构殖民主义的诉求，这一取径有利于全球范围内不同区域史研究的均衡发展。同时，法里什的理论和方法对欧洲年轻学者的殖民史、帝国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荷兰莱顿大学青年学者马丁·曼斯在其关于东南亚史的著述中就多次引用了法里什的著作。

法里什的后殖民史学研究三部曲是关于殖民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评价。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丹顿分校凯特·艾米认为：“法里什的研究成果令人钦佩……聚焦于19世纪的殖民扩张，相关研究为军事史、殖民史和东南亚研究提供了丰富而令人兴奋的新的拓展……法里什大胆而新奇地提醒读者，种族等级制度在战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中有着深厚根源，并继续影响当今的治理与冲突。”在评价法里什《19世纪殖民资本主义叙事中的东南亚话语构建》一书时，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的雷切尔·哈里森（Rachel Harrison）认为：“该书是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既有洞察力又极具原创性……在东南亚研究领域，该书对理解东方主义话语在该地区的细节和影响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该书因其引人入胜的可读性而备受推荐，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关于该地区的最好的、最引人入胜的作品之一，使该地区（东南亚）的批判理论和后殖民研究能够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同样，在对法里什《美国遭遇东南亚：支点之前（1800—1900年）》一书进行评价时，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菲纳认为：“在一本学术著作中，他对东南亚历史、19世纪文学和美国研究多个通常不会交叉的研究领域，都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不仅如此，原东南亚殖民宗主国的学者尤其重视法里什的研究，如英国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彼得·凯里（Peter Carey）、荷兰乌德勒支大学马丁·范布鲁尼森（Martin Van Bruinessen）等人对其著作均有较高评价。

总体而言，法里什倡导的研究在主张东南亚历史叙事自主性的同时，将相关内容置于东西学术对话的全球背景下，关注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全球化与现代文明的多元叙述，试图重新认识东南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在与西方史学界的对话中，法里什强调重新审视殖民主义及其遗产，主张通过更为微观的研究揭示殖民主义对东南亚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而不单将其视为历史的一个阶段。在西方史学界看来，法里什从东南亚本土出发，解构“东方主义2.0”的研究为世界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在评价法里什的著作时，克莱夫·凯斯勒认为：“法里什·努尔直率、勇敢，也有争议，但他的声音非同寻常。他在社会整合方面带来了‘道德恐慌’，作为‘新一代后现代的马来学者’，他的声音和观点在当今世界不可或缺。”

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全球南方”越来越成为一个走出西方叙事、告别“东方主义”、回归多元世界的共享概念。“全球南方”的历史叙事是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从解构殖民史学到重塑东南亚“世界主义”，法里什在历史研究中挖掘了“全球南方”的历史资源，对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历史叙事缺失的领域进行了补充。作为东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东南亚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拼图，是“全球南方”历史研究中亟需开拓的领域。“历史或许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历史的慰藉在于，它提醒我们，如果过去的事情可以有所不同，那么未来也可以有所不同。”可以说，法里什的研究为“全球南方”的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