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

2021-05-18 `|` 学术争鸣 `|` 阅读量: `|` 收藏此文

摘要: 从影响中国民族研究的四因素：苏维埃民族学派、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中国本土经验（政府政策与学者探索）出发，基于国外理论与国内发展两个角度，可以发现中国民族研究出现了本土理论转变趋向，不同时期的民族研究特点和理论探索在变化中发展，其中

摘要

ABSTRACT

从影响中国民族研究的四因素：苏维埃民族学派、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中国本土经验（政府政策与学者探索）出发，基于国外理论与国内发展两个角度，可以发现中国民族研究出现了本土理论转变趋向，不同时期的民族研究特点和理论探索在变化中发展，其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研究领域不断扩张，研究内容日益多元，每个阶段的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理论创新，表现出我国逐渐探索适合本国民族发展实情的理论研究历程。按照不同时期的国外影响与本土构建，中国民族研究理论的发展与重大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恢复重建（1978—1990年），本土问题导向与国外理论验证（1990—2000年），创建中国学派与国际影响增强（2000年至今）。

当前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象与问题。在此背景下，借用国外的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难以真正有效解决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因此中国民族研究必然要随着时代变迁进行全方位的转变，以适应改革开放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自中国开始进行民族研究以来，实现学科本土化、创建中国学派一直是学者的孜孜追求，并在理论构建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中国民族研究如何在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社会问题较为复杂的时代真正实现本土化的理论创新，构建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国民族研究学派仍旧是社会各界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与本文分析框架

（一）中国民族研究相关综述

目前，已有学者对我国民族研究的历史演变与理论探索进行了综述性与专题性研究。王建民等按时间段对中国民族学发展史进行了全景式回顾与描述^[1]；宋蜀华、杨圣敏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学研究50年^[2]、60年^[3]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综述；杨圣敏进一步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4]；何星亮则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虽有所创新，但仍需进一步完善^[5]；何明认为需推动民族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方可实现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体系重构^[6]。此外，还有学者系统引介了国外民族理论，并指出中国民族研究应有的理论与方法^[7]。

（二）分析框架

自1898年严复《天演论》译书出版，开启了时代新学风；后蔡元培在《说民族学》等文章中，第一次明确了“民族学”学科定义。中国学者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民族研究，按计划、分批次、划区域的开展田野调查，大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翻译到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研究主要集中于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即当时的“边政研究”）。单就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研究而言，初生萌芽的中国民族学主要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用国外理论从事微观、中观的中国民族研究，且以少数民族的民族志为主，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但无论是当时形成的“南”派还是“北”派1，都开始探索中国民族研究的本土化，力求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民族研究学派2。

中国民族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传入到21世纪20年代，经历了百年发展，其理论已发生重大转变。如图1所示，本文从影响中国民族研究的四个因素：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民族学派、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中国本土经验（政府政策与学者探索）出发，主要考察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张的民族研究领域与日益多元的研究内容，特别关注每个阶段的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理论创新，表现出我国逐渐探索适合本国民族发展实情的理论研究历程。此外，本文主要从国外理论与国内发展两个角度，并按照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和理论探索进行划分，分时期综述我国民族研究的本土理论转变趋向，探索民族学学科理论的变化与发展。

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民族研究在学科划分、理论应用、研究内容等方面以“苏维埃民族学派”为准，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主要是“原始社会史”“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概念、定义”与“民族识别”等^[3]32。20世纪60年代，“民族研究”逐渐取代“民族学”，中国民族研究成为“苏维埃模式”的一支，与当时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划分了界限。鉴于多民族国家的实情，我国还开展了两次全国大规模性的民族调查——“民族识别”3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4，这两次全国民族大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前苏联民族理论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本土考察，其中前苏联民族理论导向突出。

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期间，“民族研究”被宣称为“修正主义民族学”^[8]，因而几乎处于完全停滞时期，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苏维埃民族研究在我国也没有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构建中国民族研究学派了。

总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研究受西方影响减弱，前苏联民族研究对我国的影响增强，“苏维埃模式”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标准。同时，民族学中国化与建立民族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呼声一直存在，我国民族研究者也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提倡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民族研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并提出了与当时实践相契合的问题5。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理论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进行反思与完善；但早期学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与讨论，以及所收集的民族调查资料，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民族学中国化的新认识。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族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民族研究一方面受到国外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反思西方与前苏联民族理论，力求在国际民族学界自立门户，大力构建中国民族研究学派。按照不同时期的国外影响与本土构建，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78—1990年为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恢复重建阶段，1990—2000年为本土问题导向与国外理论验证阶段，2000年至今为创建中国学派与国际影响增强阶段。

（一）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0年）

1．国外理论引介

197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开展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9]，这一指示标志着我国民族学和民族研究在经历了十年停滞之后，终在国家层面获得了正当承认。1979年召开“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后成立中国民族研究学会^[10]，其他相关科研机构与高校学系也相应恢复重建。本土民族研究在积极恢复重建之时，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界断联多年的中国也开始翻译引介一些民族学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更加整体而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民族研究理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理论研究，仍受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前苏联模式影响较大，多借用前苏联民族研究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形态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摩尔根（L.H.Morgan）的著作进行大讨论，社会形态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热点问题。（1）关于原始社会分期的问题，摩尔根和恩格斯分别提出了“文化上的诸时代”“史前各文化阶段”^[11]，前苏联学者提出了两段分期法，我国学者则提出了各类分期不同的“三段分期法”^[12,13,14]；此外，还有学者分别提出了四段分期法^[15]、五段分期法^[16]等；有些学者则对原始社会开端、父系制、母系制进行了探讨。（2）关于家长奴隶制的探讨，罗之基等人以西盟佤族为例，指出家长奴隶制是奴隶社会形成前的奴隶制形态^[17]，宋兆麟也认为家长奴隶制是阶级社会形成的前夜^[18]；满都尔图则认为家长奴隶制的发展趋向有奴隶制和农奴制两种^[19]。（3）关于奴隶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四川凉山的彝族，学界有奴隶制^[20]、封建制、奴隶到封建的过渡论三种理论；还有学者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等级结构分成三十余级，其根本目的是保护少数奴隶主的利益^[21]。（4）关于封建农奴制的研究，以藏族、傣族等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西藏领主制庄园可分为四种类型，是一个典型的农奴制和神权制统治形式的封建社会^[22]；马曜从命名法的角度指出，民主改革前的傣族是封建领主制社会^[23]；但有学者认为在唐宋时期，西双版纳傣族就已进入封建农奴制^[24]；还有人认为傣族并无奴隶制这一发展阶段，而是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25]；宋兆麟等人则对原始社会的形成、发展、过渡到阶级社会等进程进行了系统概述^[26]。

第二，对婚姻家庭史与亲属制度的研究。中国民族学家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这一基本理论进行了探讨，并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进行了研究。（1）摩尔根和恩格斯认为血缘家庭是人类婚姻家庭史上第一种关系。对此问题，有学者持认可态度，并以少数民族的相关田野调查和历史资料证明血缘家庭关系的存在；而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指出血缘家庭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两合氏族群婚才是人类婚姻家庭史上的第一种组织^[27]；还有学者认为血缘婚的确存在，但血缘家庭并不存在^[28]；更有学者认为摩尔根模式的若干结论偏离了事实^[29]。（2）摩尔根将亲属制度分为类别式与说明式两类。我国有学者认为摩尔根的亲属划分原则是基本正确的^[30]；但也有学者提出亲属制度的最初形式并非类别式，而是单系^[31]；何星亮认为最古老的亲属制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32]。

在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这一基本理论进行探讨的同时，中国民族学家还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民族研究的婚姻家庭理论。比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既保留着较多的群婚残余，又逐渐开始向一夫一妻婚过渡^[33]；还有学者以纳西族亲属制为例，认为母系亲族是普遍的组织形式，其比对偶婚更为古老^[34]。

2．本土理论的恢复重建

中国民族研究将上述经典理论应用于少数民族研究，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反思，提出了修正性意见；同时，也进一步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与资料分析提出了本土理论，迈向了创建中国民族研究学派的第一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第一次民族大调查及后续调研形成的各种学术成果。1956年起，为调查清楚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我国开始了第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197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调查的基础上编纂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6，之后我国民族研究又进行了一些填补空白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比如1976年起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珞巴族、夏尔巴人等的调查，以及1982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组织的多学科综合考察^[35]。这些田野调查及之后出版的民族志一方面为我国民族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另一方面也为建构中国学派提供了本土支持，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拨茧抽丝，提出中国民族研究的理论概括。

第二，中国学者提出的本土民族研究理论与方法。费孝通提出了“藏彝走廊”^[36]，并与“西北走廊”“南岭走廊”一并对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民族走廊意指区域宏观综合研究的重要性；此类民族理论还包括文化区系类型学说^[37]、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8]等。格勒驳斥了“藏族外来说”，提出藏族源于三大原始民族系统的融合^[39]。这些民族研究理论的提出都在不同程度上还原了我国多民族发展的历史情况，凸显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之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40]，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研究理论体系的形成，后被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民族区域概念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兼顾多元与一体，以及各区域之间的动态相连，从一个宏观、全面、整体的角度勾勒出中国民族的关系与脉络。此外，费孝通还提出了“类型比较法”，既可运用于具体社区，也可应用到各类抽象社会^[41]。同时，民族考古学兴起，有学者认为这门新学科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42]，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43]。

改革开放之后的十余年中，趁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民族研究翻译引介了大量国外经典理论7，以苏维埃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指导，借用国外理论进行本土恢复重建的同时，也对其理论概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以上都对中国民族学与民族研究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个阶段也迈出了建构中国学派的第一步，部分民族学家针对我国多民族发展的历史状况提出了本土化的理论，在民族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受到重视，民族研究的“补课”得以完成并逐步开始理论创新。

（二）本土问题导向与国外理论验证时期（1990—2000年）

1991年苏联解体，苏维埃民族学遭遇危机，这一时期我国民族研究受前苏联影响明显减弱，欧美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中国影响加深。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研究更注重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以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故而本土问题导向更加突出，并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

1．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影响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浪潮掀起，影响了中国民族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欧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著作被系统翻译到中国，西方学界的民族研究动态与成果使得我国民族研究更加接近国际研究前沿。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与族群的冲突与认同是一重要问题。西方族群（ethnic group）与族群认同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所探讨的理论对象，国内外学界先后涌现出文化说、原生论、工具论、情景选择论、构建论等理论范式^[44]。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提出“族群边界理论”（ethnic boundaries），认为族群是自我认同与归属，文化的异同则是划分族群边界的依据^[45]。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Harrell）通过对彝族的调查，对“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异同进行思考，认为前者具有不同文化差异，后者则是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划分出的政治性人群；而族群边界更多是依靠其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进行界定^[46]。同样是在20世纪末，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一个解释并探讨民族与民族主义起源与发展的新理论范式——“想象的共同体”^[47]。这些西方人类学民族观念和各种民族构建学说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对中国分析各民族、族群关系提供了对比参照体系，中国学者对这些理论提出了本土化的考证。李安民^[48]、马季方^[49]等对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提出的文化“涵化”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阮西湖^[50]将其用于海外华人研究。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也给了学者新的启示^[51]。同时，我国学者提出“文化自觉”，在了解本文化基础上展开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比较^[52]；将西方理论纳入中国民族研究范围。

2．中国民族研究本土问题导向突出

针对当代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国民族研究的本土问题导向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为使中国民族研究紧跟时代形势，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与现代化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庄孔韶以福建两个乡村家族为线索，提出了各样的中国地方社会结构，并指出随着当今民族研究对象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民族研究理论也要随之转变^[53]。1986年，中国民族学会以“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为主题进行讨论，确认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解决文化变迁等新问题是当今的主要研究方向^[54]。围绕这一议题，中国民族学会前后举行了若干次学术讨论会，认为民族研究在注重传统课题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创建中国民族研究学派，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因而1998年又一次展开了民族大调查，为解决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提供了实践基础^[55]。

有学者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的现代化^[56]，探讨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现代化发展；还有学者从文化与文化变迁的角度研究现代化，探讨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当今时代变迁中所面临的问题^[57]；研究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是一重要理论点，进而促使传统文化适应当地社会发展^[58]。

此外，这一时期也展开了对我国山地民族的研究，分别从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山地民族的脱贫致富等多方面进行研究^[59]。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成为研究热点，比如容观夐等人系统介绍了民族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相关问题^[60]。影视人类学也逐步介绍至中国，并对学科理论进行思考，在抢救即将逝去的世界的同时还要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进而深化影视人类学的相关理论^[61]。

3．“历史民族学”概念的提出

在关注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同时，学者也指出加强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历史民族学”这一分支学科概念。宋蜀华认为，历史民族学往往与考古学相联系，主要以历史民族志为依据研究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62]。

4．汉族研究得到发展

逐渐扭转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民族研究现状，汉族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1987年，第一届汉民族学术研讨会举行，主要就汉民族的研究意义、研究范围与研究任务等进行讨论，掀开了我国汉民族研究新的一页^[63]，之后又围绕汉民族研究举行了若干次会议。有学者从民族学的角度论证了汉民族的形成时间，认为早在秦汉之际，汉民族就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共同体^[64]；还有学者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故而汉民族产生应在1840年之后；还有一种看法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逐渐形成汉民族了^[65]。至于汉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有多元说^[66]、多民族融合说^[67]等理论；徐杰舜提出了“雪球”理论，认为汉族的形成是一个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产物^[68]。汉民族的移民迁徙以及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也是学者的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云南汉族并非土著民，而是分三个时期由内地移民到云南的；^[69]海南岛汉族移民也是自西汉时期就已开始^[70]；自秦汉时期迁入贵州的汉族主要分为五次大规模的集中迁移^[71]；福建的汉族也是自中原迁入，之后向台湾和海外迁徙^[72]。此外，还有关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73]、风俗习惯研究^[74]、“家庭结构式”社会研究^[75]、客家人、闽南人等汉族族群研究^[76]。透过汉民族研究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华民族是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以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关系。

5．中国民族研究的城市学派兴起

“初民社会”是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最早研究对象，故而农村社会、少数民族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民工进城，我国城市化率逐渐攀升，同时也受到西方都市研究的影响，中国民族研究中的“城市学派”崛起。1989年底召开了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这是我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产生的契机^[77]。周大鸣认为，文化适应、城市社区、文化多元、跨文化、人口移动等可以作为中国都市研究的关注点，实现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研究^[78]。但我们也需要引入西方都市研究的概念，比如英国学者提出的情景分析法、网络分析法，并结合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这一国情分析研究城乡关系、国家与地方关系等^[79]。这一时期的都市人类学处于初步阶段，多是从国外借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同时也将视野转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加强应用研究，走上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这一时期，城市化与现代化步伐加快，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与民族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一时期，苏维埃民族学派对中国影响减弱，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借鉴对象，但较前期相比，一方面中国民族研究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介绍更为系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也具备了相当的中国化水平，另一方面在批判反思西方理论之时，也更多地转向中国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研究，本土问题导向更加突出，中国民族研究逐渐从传统走向当代转型。

（三）创建中国学派与国际影响增强时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中国民族研究加快了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的步伐，学科地位得到提高。2004年胡锦涛提出要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不断开创民族研究工作新局面^[80]。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81]。这一阶段的中国民族研究在国内受到重视，在国外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1．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现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民族学所提倡的反思与文化批评在国际范围内引起讨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界开始批判传统民族志方法论与认识论，形成了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学术理论，比如萨义德（Edward W.Said）反思殖民统治，认为所谓的东方是被西方想象出来的东方^[82]；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深描”，也就是要深入到表层之下发掘出深层的象征含义框架^[83]；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提出的实验民族志则通过反思对异文化的表述方式，提出要用“人观”去书写民族志，因此要改变传统的书写方式^[84]。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理论思潮反应各异^[85]，有学者大加赞扬，也有学者加以批判，比如张继焦指出并不能盲目套用后现代主义民族学，因其并不一定契合我国实情，我们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86]。

2．田野调整的开展与应用

就国内研究而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其中与民族学紧密相关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综合调查”^[87]，这也是当代对我国民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的一项总结性调查研究。截止到2018年项目结项，最终研究成果涵盖了调研专著、专题报告、研究论文等各个方面^[88]。而在民族大调查与其他田野调查中，影视人类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学者奔赴各地进行拍摄，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建设问卷数据库，对我国扭转长期以来“重定性轻定量”的研究方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中国民族研究理论的创新

中国民族研究理论日益创新，中国学派逐渐形成。我国民族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传播来的西方人类学民族理论继续进行反思和本土化研究，比如少数民族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研究^[89]、民族构成六要素^[90]、象征中国民族研究话语体系的民族与族群之争^[91]；藏彝走廊被概括为“民族走廊”^[92]；乡村版“差序格局”被发展为城市版^[93]；文化自觉升级为文化自信^[94]；乔健进一步将费孝通的相关研究概括为“历史功能论”，这是经历过本土化转换后的融入历史因素的功能论^[95]。

二是提出各类新兴分支学科与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影视人类学研究理论^[96]；民族生态学对当今环境问题的研究^[97]；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医学人类学研究^[98]；宗教民族学中的“三色市场论”^[99]、宗教文化类型理论^[100]；周大鸣在都市研究中提出的“城市新移民”概念^[101]；民族心理学方面，李静提出了“田野实验法”^[102]；蒋柯等人初步建构了“实验民族心理”理论^[103]；施琳^[104]、陈庆德^[105]两人分别出版专著，对经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学科范畴与学科定位进行了系统研究；田阡提出了中国区域研究的新方向———“流域人类学理论”^[106]；滕星概述了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西方理论范式，并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107]；马戎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族群理论^[108]；张继焦提出了企业人类学的“四层次分析法”^[109]等。

三是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问题导向研究。西部大开发提出后，学者根据政策制定的环境因素分析理论，对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如何进行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进行了研究^[110]；还有学者提出了西部地区民族的“特色经济”发展^[111]；以及通过构建民族生态博物馆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发展^[112]。有学者分辨了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认为其区别主要在于主动、被动^[113]；还有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境民族进行了研究。麻国庆提出跨区域社会体系来解读“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114]。海外民族志研究也逐渐深入，学者认为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有助于在中国产生一种知识建构^[115]；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事、资源等应以一种流动的视角去考察^[116]，从而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研究理论，加强与国际学界深层次的学术对话。

四是中国学者总结出来的理论探索。中国民族研究者逐渐探索出了一些适合本国民族发展实情的理论。杨圣敏呼吁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加强问题导向是实现民族学理论创新与进步的一种重要途径^[117]；王铭铭提出了“三圈说”，即乡民社会、少数民族社会、海外社会^[118]；乔健提出“底边社会”来描述一般的底层民众^[119]；赵旭东分析了微信民族志对于人类学文化转型的突破^[120]；张继焦在对城市转型与文化遗产的研究中提出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121]，此外他还提出了“伞式社会”^[122]与“蜂窝式社会”^[123]这一对概念来描述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4．中国民族研究国际影响力增强

随着一大批国际会议的召开，中国民族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海外民族志研究得以顺利开展。2000年7月，在北京举行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费孝通在大会主旨发言中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124]。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125]，在大会闭幕式上，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根据峰会期间的学术讨论共识整理起草了《昆明宣言》，这一宣言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国内外学者就一些热点问题已经达成了学科共识。

21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民族研究追求理论创新与构建中国学派的日益强化时期，但在第三次少数民族大调查中，同时凸显了问题导向与理论导向两种倾向，并且和一系列国家政策的结合越发紧密。随着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我国民族研究也大步迈向国际，通过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召开国际讨论会等方式中国民族研究走进了世界的舞台，从中国的本土经验研究中总结出相关概念，丰富世界民族研究的理论。

四、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的民族研究

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我国民族学者也在不断探索西方研究理论本土化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面临不同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新的概念与理论^[12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民族研究主要依托于西方诸学派，学习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用于本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30年，中国民族研究又追逐苏维埃民族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引导。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1个10年，我国民族研究主要借鉴前苏联，其研究理论以婚姻家族史分期法、社会形态、婚姻家庭史等为主，同时也提出了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藏彝走廊等；第2个10年主要受西方影响，族群、涵化等概念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与现代化是理论创新点；21世纪的前20年则见证了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批判反思，中国本土经验研究与理论探索深化，各类新兴分支学科理论和方法兴起，中国民族学逐渐在学术研究上形成本土特色，一个民族研究的中国学派正在形成。

杨圣敏指出，中国民族学已经初步形成了本土化特点，即理论联系实际、多学科综合研究，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研究学派仍需在实践中、在社会问题解决中总结出新理论、新方法^[127]。民族研究的中国学派虽然尚未完全成熟，但已初现端倪，尤其是在如今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之声中，中国民族研究者越能看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局限，那么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反思之时，恰是我们创建中国学派的时机所在。

受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影响，中国民族研究同时也在冲击西方民族学传统理论，逐渐形成本土学派，形成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本土化特点。第一，在民族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与运用。第二，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从早期民族研究的南、北学派，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若干发展阶段，运用史学方法、历史文献进行民族学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特点。第三，对国际民族学界传统理论的冲击，反思西方人类学民族研究理论。民族学引入中国不过百余年，因此在理论探索等各方面相较于西方有一定差距，但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入与扩展，中国民族学界也提出了各方面的创新理论，对西方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形成了冲击。第四，民族研究的城市学派与农村学派齐驱并进，各学科分支体系相继建立。民族研究的“初民社会”在转向“城市社会”，民族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而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分支学科也在涌现，跨学科研究也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重要特点，并提出了不同的学科研究理论。

注释

①按照当时民族学理论流派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大致上分为南、北两派。比如当时的北派代表人吴文藻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要建立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开始通过引进西方理论、倡导具有中国经验的田野调查等方式进行本土化的探索。

②英美国家的“民族学”被称为“文化人类学”；而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比较相近。本文所指的“民族研究”，是指作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研究，意指以民族学为主题学科的民族研究，特别探讨学科理论的演变与中国化历程。

③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四百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最后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份。

④1956年起，为调查清楚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以进行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有学者和专业人员参加的若干民族访问团和民族工作视察组，开始了第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⑤比如考虑到中国国情和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故而在民族识别的具体工作中，中国民族学家并没有简单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是密切结合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坚持民族特征、民族意愿、历史依据与就近认同相结合的原则。

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总称。

⑦一则限于本文篇幅所限，二则并非本文研究重点，因而在此不在一一列举这些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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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Ethnic Studies:From Borrowing Foreign Theories to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School

Zhang Jijiao Wu Yu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four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ese ethnic studies: the ethnology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lassical Marxist ethnology, the wester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nd the local experience of China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scholar explorations). Based on foreign theories and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theory transformation to localization in Chinese ethnic studies,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in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Chinese ethnic studies have seen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s, increasing diversity of research conten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theories in each stage. This shows China has gradually explore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course suitable for its own.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influence and local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major transformations of Chinese ethnic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stages: the firs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theories(1978 to 1990), the second is the orientation of local issues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foreign theories(1990 to 2000),and the third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and it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ince 2000).

Keyword：ethnic studies; ethnic theory; the Chinese school; foreign theory; local innovation

作者简介： 张继焦，男，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城学者，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 吴玥，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都市人类学研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和重点创新工程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项目编号：2019MZSCX002）

原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来源: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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