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话语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有效媒介。“当一个帝国转向民族国家，通常会涉及为文化多样化的人口制造共同的国家认同而努力。”众所周知，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话语塑造了社会政治现实，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知。“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话语实践在国家认同的形成和表达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在当代中国，“人民”无疑是国家认同建构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无论是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这一政治话语随处可见。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场所叫“人民大会堂”，我们国家行政机关叫“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叫“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政治协商机关叫“人民政协”，军队叫“人民解放军”，发行的货币叫“人民币”，等等。

国家认同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社会不同群体对国家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评价，探究的是公民的国家归属感、依赖感、忠诚感和自豪感的形成逻辑、发展机理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人民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其生活的国家，自觉履行其义务，与不认同国家的行为做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如何定位人民、对待人民和造福人民。虽然国家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力量，但国家是否真正获得了人民的认同，其治理的对象——人民——才是最终的评判者和表达者。本文从政治话语实践的角度，以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为话语分析材料，研究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人民”这一话语所发挥的作用，探讨当代中国如何利用“人民”这一话语建构国家认同，深化人们对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实践逻辑的认识。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中，“人民”这一政治话语都占据重要位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概括说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的实践呈现出如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人民”话语高频次出现且保持相对稳定性。政治话语要有影响力，必须高频次出现并保持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人民”超过“民主”“法治”“群众”，处于四大高频话语中的首位，既在时间上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这表明“人民”一词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持续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治国理政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第二，“人民”话语作为被修饰词和修饰词交织存在。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人民”话语常常作为被修饰词而存在，例如，“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保障人民”“解放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带领人民”“尊重人民”“植根人民”“造福人民”“伟大的人民”“劳动人民”“感谢人民”“为人民服务”，等等。与此同时，“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也常常作为修饰词而存在，例如“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的监督”“人民力量”“人民的需要”“人民智慧”“人民创造”“人民信任”“人民大会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期望”“人民的温饱”“人民的幸福”“人民共享”，等等。这说明了“人民”作为主体，既是行动的一方，也是被动员的一方；既是享受权利的一方，也是承担义务的一方。

第三，“人民”话语内涵丰富多元。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人民”有时是一种集体的、抽象的存在，是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作为抽象的和流动的存在，“人民”无法具体化为单个人，也不固定。哪些人属于“人民”，哪些人不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在界分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旧中国，“人民”是指在政治上未被承认、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被忽视的群体，“‘人民’不再只是‘公民’或一国国民，而指向了充满悲情的穷苦的人”。因此，“人民”不光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革命要解放的对象。而在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成为新中国的创造者。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做出了杰出贡献。此时的“人民”，无论是内涵与外延都与旧中国截然不同。而有时，“人民”话语更着重于内部，强调集合体由不同的人联合而成，且彼此之间相互平等。此时，“人民”不单指一个整体，而更加细致地指向集合体中的每一个人。

第四，“人民”与其他政治话语共存共生并相互支撑。党代会报告文本所使用的政治话语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正是这些多元的政治话语，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协调有序、动态发展的政治话语体系。在这一政治话语体系中，有的指代政治领域的行动者，比如“人民”“公民”“政府”“群众”；有的指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比如“民主”“法治”“中国梦”“社会正义”“公平”“平等”；有的指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比如“权力”“权利”“代表”“阶级”“国家治理”。这些政治话语彼此共生，相互支撑。比如“民主”与“法治”之间，“公民”与“民主”之间，“权利”和“法治”之间，都存在相互支撑的关系。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使得这些政治话语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民”一词也同样与其他政治话语共存共生并相互支撑，在相互支撑中增强和拓展了政治话语的号召力、动员力和说服力，进而使政治话语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媒介。

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尊重人民。“人民”被国家赋予道德上的神圣性，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第一，“人民”被宣示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认同建构，首先要回答国家是谁的国家，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归谁所有这一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人民”被宣示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国家权力的来源。首先，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最后，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人民”被宣示为党和国家服务的对象。权力来源于“人民”，也必须服务于“人民”。首先，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其次，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当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最后，为“人民”服务，关键是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三，“人民”被宣示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和国家权力运行的参与者。既然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人，那么，人民就必须在治国理政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保障“人民”参与国家的治理活动，首先，要保障人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次，要拓宽人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最后，要不断丰富人民政治参与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第四，“人民”被宣示为党和国家领导、教育、组织动员和关心的对象。“人民”首先是党和国家领导和教育的对象。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其次，“人民”还是党和国家组织和动员的对象。比如，党的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工作中，要“把这样的战略部署向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人民就会更加看清楚我们的光明前途，鼓起更大的干劲去迎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到来”。最后，“人民”还是党和国家工作关心的对象。例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意愿，关心群众疾苦，听取群众批评”。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在当代中国，人民认同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尊重了人民。国家通过建构“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动、号召人民大众去发现自身的主体性，确认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优越性与能动性，从而参与到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建构之中”。然而，从国家认同建构角度看，仅仅宣示“人民”的神圣性是不够的，还要在政治实践层面满足人民的各种期待和需求，增进人民福祉，通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来增强认同感。

第一，通过利益满足和生活水平提高来建构国家认同。人民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的利益诉求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回应，人民的利益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满足，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普遍改善和提高。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生产力的标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例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处于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中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服务人民。例如，党的八大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保持了物价的稳定，发展了城乡的物资交流，供应了人民的需要”。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这几年，党和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使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这九年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第二，通过承认尊严、地位、身份、贡献来建构国家认同。承认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要建构国家认同，需要“把每一个人都当做个人来承认”，这种“被爱的经验构成了参与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必要前提”。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其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旧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生灵涂炭，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新中国，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享有主人翁的地位。例如，党的八大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位”。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悲惨历史，人权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不断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

人民认同国家，也是因为其力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例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绝大多数，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自觉地为人民谋福利，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其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例如，党的十一大报告指出，“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九年来的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第三，通过对美好生活的承诺来建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建构，不仅要描述国家的过去，呈现国家的现在，还要憧憬国家的未来，为生活在当下的人民提供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承认其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正当性。党代会报告文本中，大量出现“美好”“幸福”“生活”“需要”“需求”等词汇，一方面承认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正当向往，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国家的努力方向。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基础落后的国家，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无疑是一项宏伟壮丽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和国家有义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承认其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紧迫性。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国家承认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美好生活不应该是人民“镜花水月”的憧憬，而应该是国家不断推进的切实目标。例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人民生活是可以得到不断改善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高”这一词汇37次。

第四，以国族认同建构为基础构建国家认同。现代国家建构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双重使命。在国族建构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叙事，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每种叙事都重建了一种独立的中国史”，“历史被用来为国家服务”。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让人自豪的辉煌过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遭受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离不开诸多“失败”的象征，不可或缺“国耻”的叙事，主要是因为“失败的神话提供了做出牺牲的英雄模范”。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从上世纪的鸦片战争起，在一百多年中，中华民族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从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中华民族要占有应有位置。”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可以告慰无数的革命先烈和前辈。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欢欣鼓舞的盛事，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澳门将于一九九九年回到祖国怀抱，这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盛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和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能起到巨大作用，不仅是因为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得到了满足，还因为“人民”这一政治话语有效地利用了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的力量。政治仪式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媒介，不仅带来心理的刺激和情绪上的反应，而且也有助于“建构我们的现实感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共享的仪式、象征以及集体记忆是一个国家形成自我感的关键一部分。”

第一，政治仪式中“人民”这一话语的传播主体具有权威性。历届党代会作为一场场政治仪式，具有政治化功效，“使得国家意志得以践行和传播”。在政治仪式中，政治话语是否有力量，是否有影响力、号召力和辐射力，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政治话语的传播者的品质，即谁在生产这一政治话语，是谁在传播这一政治话语。实践表明，发话人的话语之所以有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话人拥有各种资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的生产者、阐释者和传播者，而广大社会成员是这一政治话语的接受者、解读者和“消费者”。可以说，“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就取决于传播者的地位、性质与品质。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在中国社会，难以找到比肩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有更大话语权、更能决定社会舆论走向的其他政治力量。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虽曾遭受挫折，在一些政策制定上也走过一些弯路，但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诸多成就，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崇高威望。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享有的地位和威望，为“人民”政治话语建构当代中国国家认同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二，政治仪式中“人民”这一话语在传播形式上具有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政治话语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影响力和辐射力，还取决于这一政治话语的传播形式。“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政治话语在历届党代会报告文本中很好地实现了具象化、符号化和生活化。“人民”是一个高度抽象的集合体，如果想要使“人民”这一政治话语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就必须使“人民”这一政治话语具象化。“人民”这一概念虽然是抽象的，但“人民”的幸福生活、“人民”的“期待”、“人民”作为共和国主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参与却是具体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是抽象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是具体的。“人民”虽然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但“人民”的构成要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却是具体的。其次，“人民”这一政治话语在现实生活中很好地实现了符号化。通过政治标语的方式，“人民”这一政治话语进入到社会之中，“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标语都被广泛地传播和使用。而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也被极大地生活化，与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行了高度关联。“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与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秩序等具体问题连接起来，实现了由政治语言向日常生活语言、精英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换。也正是这种转换，使得“人民”这一政治话语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政治仪式中“人民”这一话语承诺与人们生活经验感知之间具有匹配性。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不仅取决于政治话语的内容与形式，也取决于政治话语与人们生活经验感知之间是否匹配。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人民”被赋予了道德上的神圣性，人民被宣誓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国家权力服务的对象，是国家机关的管理者和国家事务的参与者，是党和国家领导、组织动员和关心的对象。这是国家对“人民”所做的庄严承诺。国家认同建构既需要国家对人民做出承诺，也需要国家采取切实的行动来兑现其对人民的承诺，做到“言”与“行”之间的一致。党代会报告文本大量阐释“人民”话语的承诺内容，也呈现了承诺得到实现的大量事实。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共享感得到了极大增强。这些事实增强了人民话语的力量，也强化了国家认同。

第四，政治仪式中“人民”这一话语在传播空间上具有延展性。国家认同建构不是一次完成的，“国家认同不应被视为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被视为一个经常被再定义的概念”。传播空间的延展性为国家认同的不断重建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政治话语在何种政治空间中传播呈现，呈现空间又是否有延展性，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话语的影响力。“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是因为该话语的空间具有极强的延展性。“人民”这一政治话语既存在于党代会这一空间，也并不会因为党代会结束而消散。党代会的报告文本会被宣讲、被学习，党代会文本会进入各种重要政治文献之中，尤其是进入教材等载体之中。“人民”这一政治话语既能很好地实现横向空间范围的拓展，也能实现纵向空间深度的延伸。虽然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届党代会已举行，报告文本也已产生，但这些报告文本及其内涵的政治话语的作用并未终结，无论是在当下的国家治理过程中，还是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这些报告文本及其内涵的政治话语仍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晚清以来，构建一个边界清晰、权力集中、国民同质化、有能力对辽阔领土行使主权、由理性官僚机构治理的现代国家，一直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取得了独立、统一，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获得了空前的凝聚力。通过分析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可以发现:“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这一政治话语具有道德上的神圣性，党和国家借助和运用这一神圣性来唤醒和建构人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然而，从国家认同建构的角度看，仅仅宣示“人民”的神圣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切实满足人民的各种期待和需求，有效地利用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的力量，通过一大批惠民政策的落地实施，使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通过获得感增强认同感。

如果放宽观察的视界，我们可以发现，“人民”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政治话语，利用“人民”话语建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显现的一个普遍趋势。“人民”话语出现在各国宪法文本中；“人民”话语呈现在国家公职人员宣誓仪式里;在世界各国公民教育中，“人民”话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等公共空间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媒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民”这一话语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作为一个集合体，处于现代政治的中心，国家权力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运行，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国家对暴力的集中垄断和公开运用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国家有义务来发展其能力，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国家有义务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通过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赢得“民心”，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应该看到，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并不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面对国家所生产的政治话语，“人民”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人民”也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集合体，不同构成要素与国家认同构建之间在不同时间、空间和议题中，可能会呈现出不同样态的关系。与其他政治话语一样，“人民”这一政治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间内，“人民”可能包含不同群体，也可能会呈现不同含义。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除了“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外，“法治”“民主”“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等政治话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同时空中，“人民”这一政治话语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如何发挥作用，究竟发挥了多大程度的作用，需要通过更为科学、更为扎实的调查研究来判断。

文章刻画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人民话语的实践品格，并揭示了这一话语在价值上的神圣性。论述表明，具有神圣价值的、基于文本的人民话语得以超越文本有效建构国家认同，需要在政治实践上通过回应和满足人民的期待与需求、借助特定政治仪式空间进行广泛传播来实现。由此从价值与事实二元维度反映出"人民"话语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所具有的指引作用和判准意义。（推荐人：黄璇，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