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自20世纪 “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全面认识此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认为20世纪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突出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避免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自20世纪 “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全面认识此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认为20世纪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突出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避免“中国本部”陷阱，从地理上完整理解“中华民族”；第二，打破长城区隔，赋予中华民族完整的地理空间；第三，《中国历史地图集》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完整地理依据。文章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20世纪前辈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充分说明民族与地理密不可分，只有将历史、民族、地理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及其地理基础。
作者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44
人类活动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时间，二是空间。说直白些，前者指“历史”，后者指“地理”。1936年顾颉刚、谭其骧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说：“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这是对历史与地理关系的生动诠释。黑格尔也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所以，对历史的认识离不开地理环境。对“民族”的认识，也同样离不开地理环境。原因是，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什么样的生计方式，什么样的生计方式决定什么样的经济文化类型，什么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价值及思想观念。此种情形在前工业社会尤为突出。“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历史地理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角度。20世纪自“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此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本文拟从历史地理角度，对20世纪我国学者对完善此概念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作一初步讨论。
一、避免“中国本部”陷阱，从地理上完整理解“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于20世纪，此概念主要以现代中国为基础。那么，何谓“中国”？在一百多年前，这一问题尚有一定模糊性。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地理上影响“中华民族”认知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中国本部”概念。1905年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正式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因该文是以“分宅中国本部诸族”历史源流来论叙“中华民族”的构成，得出的结论是：“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但梁启超很快意识到如此阐释“中华民族”，背离了他以“民族”来整合中国社会，“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初衷。故在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经过深思熟虑和进一步研究，梁启超修正了他对“中华民族”的定义：“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以“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及认同之基础，摆脱先前受“中国本部”影响对“中华民族”的狭隘认识，是一个重大进步。
可见，“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之初，明显受到“中国本部”一词的影响和干扰。那么，“中国本部”概念由何而来？据学者研究，该词是从西文“China Proper”翻译而来，原是西方学者为了解中国历史、地理与政治传统而创造的词汇。据学者由中西文献所清理“China Proper”一词的翻译史，此词是从欧洲到俄国，再到日本，后经由梁启超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维新派的《知新报》所刊翻译文章而进入中国。据黄克武考证，该词首次进入中文世界是1896年《时务报》上的《中国边事论》：“盖新疆地方，距中国本部离隔颇远，悬军万里，其不利可知，……蒙古一带之地，荒野苍茫，介于我西伯利亚与中国本部之间，土地不毛，人烟稀薄，苟从军政上起见，此处颇为要地矣。”这是一篇译自日文的翻译文章，原文为《东邦协会会报》第27、28两期（1896）所刊《俄国对于清朝边备的攻守论》，译者是古城贞吉。日文“中国本部”一词原文为“支那本部”，译文改为“中国本部”，故黄克武认为“该文的译者古城贞吉的将日文中‘支那’改为‘中国’而有‘中国本部’一词的出现”。⑧事实上，从诸多迹象看，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把“支那本部”改为“中国本部”是《时务报》编辑所为。有两个线索可做旁证：1.该译文的日文原文是《俄国对于清朝边备的攻守论》（《淸國邊備に對する露國の攻守論》），《时务报》发表时将其变为《中国边事论》，并未使用日文原文的题目。这说明《时务报》刊发此文时对文章进行过编辑处理。2.同为维新派报刊的《知新报》《清议报》均直接沿用“支那本部”一词。故将“支那本部”改为“中国本部”，究竟是译者所为，还是《时务报》编辑抑或梁启超本人所为，目前尚无法确定。倘若是后者，这极可能是梁启超接触“中国本部”一词并以此论叙“中华民族”的一个端倪。
20世纪初，“中国本部”一词开始为中国知识界所用。辛亥革命前后在反清排满的氛围下，此词遂与汉地“十八省”发生衔接，成为指称汉地的一个地理名词。在20-30年代，一些人将“中国本部”作为地理名词使用时，或许并未意识到该词存在的重大隐患与漏洞。深谙中国国情和中文之奥妙，且虎视眈眈觊觎中国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发现“中国本部”概念乃是蚕食和肢解中国的绝佳托词，遂蓄意利用“中国本部”概念来分裂和攫取中国满蒙地区。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奏章中明确称：“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足以证满蒙非支那之领土，此事既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20世纪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进行大量所谓“调查”活动，其图谋正是要利用“中国本部”概念来蚕食和肢解中国。正如顾颉刚所指出：“自从明治天皇定下策略，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人，骗世界人，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中国东北，1932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一阴谋更加暴露无遗。1934年，深具历史地理眼光和素养的顾颉刚与谭其骧在创办的中国首份历史地理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尖锐指出：“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即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此大声疾呼，正是要唤醒国人对日本利用“中国本部”肢解中国图谋的警惕，这也是他们创办《禹贡》刊物、推动历史地理研究的初衷。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顾颉刚更加迫切地感到“中国本部”一词的巨大危害。为进一步警醒国人，1938年完成西北考察的顾颉刚在公开演讲中，对日本利用“中国本部”的阴谋进行了如下揭露：“日本人在我国地理上，公然给我们创出‘中国本部’的名称来。我们在古史上从未见过‘本部’这一名词，秦汉时我国的版图最大，南到安南，东到朝鲜，至于元时之疆域，横跨欧亚两洲，虽在中央政府有十一个行中书省，但并无本部的名称，这完全是日本人利用这一些名词来分化我们的毒策。”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初顾颉刚在其主编的《益世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是《“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发表于1月1日；二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2月13日。两篇文章发表时间前后仅间隔40余天。据《顾颉刚日记》，《“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是1938年12月20—23日写成，次年1月1日刊出。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则是收到傅斯年的信，信中告知“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顾颉刚深感事态严峻，出于对中华民族高度的责任与使命感，在接到傅斯年的信后赓即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地理上抵御日本“中国本部”阴谋及邻国蚕食中国领土的态势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关联性。黄克武认为“1930-1940年代本部之争是中华民族讨论的一环”，虽然“本部之争”一词并不准确，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避免日本“中国本部”陷阱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却是不争的事实。
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谈道：“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德王在内蒙起先提倡高度自治，继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出卖民族与国土，然而他的口号也说是民族自决。”这表明，揭露日本分裂中国满蒙之阴谋，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义与价值，不仅是要在民族危难之际凝聚全国人民为一体，另一潜在含义，则是要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来抵御和化解“中国本部”陷阱及邻国蚕食中国领土之态势，通过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以此捍卫和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兼具凝聚中国各民族及从地理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双重内涵。这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尤不能忘记前辈学者在民族危难之际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及从地理上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做出的重要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另一个影响“中华民族”认知的因素，是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地理上用长城将中国分割为“内”“外”的思维模式。1905年孙中山提出十六字政治纲领中，前两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将“鞑虏”与“中华”置于对立和排斥状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认识到该口号的重大缺陷——若“驱逐鞑虏”，中国的半壁河山就没有了。于是迅速调整，重新确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建国方略，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直接来源于朱元璋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原文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仅作一字之改。该口号实际上是渊源于历史上“华夷之辨”观念，说明当时“华夷之辨”仍是影响“中华民族”认知的潜在因素。
20世纪初，在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根植于传统“夷夏之辨”的民族观、地理观很大程度仍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对于“中国”的认知。诚如谭其骧所指出：“‘中国’这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20世纪初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中国”概念，很大程度仍未完全摆脱“夷夏之辨”观念的痕迹。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中国”一词与现代中国在内涵上并不在一个层次，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一词西周时最早是指“王畿”，《史记集解》引东汉人刘熙《释名》对“中国”的解释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即言此义，后扩大为泛指周王所分封的诸侯国范围。秦统一后，原战国七雄及其疆域开始被称作“中国”。《史记·秦本纪》记，秦的先世云：“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从大量史籍记载看，古人所言的“中国”主要是与“蛮夷”相对照、相区分的一个概念。因此，史籍中对“中国”一词的记载，主要是与“夷狄”相并举、相对照。如“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中国之有夷狄，如昼之有夜，阳之有阴”。翁独健对古代“中国”一词有一个洞见：“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就是说，古代“中国”一词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指同“夷狄”地区相区分的农耕区域，故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其二，指与“夷狄”有别的农耕区域的人。故古代“中国”既是文化概念，亦有民族之内涵。
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传统“中国”观，反映在地理上，即是以“长城”为分界，把中国民族分为“内”与“外”的思维模式。虽然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皇帝已明确指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徳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清朝在长城以外承德避暑山庄修建外八庙等举措，也体现了淡化以长城作为“夷夏之防”的意图。但以长城作为夷、夏分界的传统观念，在民间仍普遍存在并有相当的影响。进入20世纪，当长城渐成“王朝的背影”，古代遗留下来这一浩大而宏伟的建筑，颇激发起人们思古之幽情的慨叹与想象。加之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牧区的非中心化，社会活力下降，人们逐渐遗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入主中原伴随中国历史之始终的事实，也忘记了长城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处于废弃状态，并未发挥什么作用的事实，于是长城开始受到歌颂与赞扬，甚至被当作“中华民族的象征”，从而产生割裂中国整体历史和疆域的错觉。
长城的修筑起自战国。纵观中国历史，只有两个王朝看重长城，一个是秦朝，一个是明朝。秦统一六国后，将秦、燕、赵为防御北方游牧人群南下修建的防御屏障连接成整体，形成“万里长城”，以图一劳永逸将北方游牧人群阻挡于长城之外，让其统一六国后的江山如“始”皇帝一样，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另一个倚重和营建长城的是明朝。我们今天所见的长城，绝大部分是明代修筑的。明朝倚重长城目的很实际——防范蒙古南下。明朝中叶以后逐渐与北方蒙古形成两分天下的格局，二者主要以长城为界形成对峙。所以，长城既是明朝的北部边界，也是防范和抵御蒙古南下的重要屏障。如果说，秦修长城是图万世长久，带有较大的主观成分；明朝大力营建长城则完全趋向实际——防御蒙古南下以求安宁。所以，秦和明两个朝代看重长城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秦是图长久，明是图安宁。
1925年鲁迅对长城曾有这样的评论：“徒然不过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胡人何尝挡得住”，正是对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真实状态的描述。长城虽在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之间划出一条线，却未能阻挡和区隔两大区域民族的交流联系。历史上突破长城这一地理屏障的主要是扩张性与攻击力极强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既不看重长城，长城也不对他们构成太大障碍。从此意义说，横亘于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之间的长城，绝非中国的“边缘”，恰恰是历史中国的地理“中轴”，也是中华民族的“中轴”。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正缘于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系统的融合。
鉴于国人常以长城为界，把中国的历史、民族分割为“内”与“外”的错误想象和认知，甚至出现“重内轻外”或“以内代外”倾向，顾颉刚曾针对性地指出：“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 这里所说的“内外”，正是指长城的“内”“外”。其时，我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李济也尖锐指出：“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
李济早年于哈佛大学接受人类学训练，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中国人人体测量数据、史书里有关城邑建造的资料、姓氏起源资料、人口资料，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探讨中国民族的起源，张光直将其研究称作“人类学派的古史学”。正因为具有综合的学科视野和超越的境界，李济才能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地指出，长城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产生割裂中国历史、民族与疆域的错觉。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这些观点和认识，通过各种场合的大声疾呼，在国民中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著名抗日救亡电影《关山万里》的插曲“长城谣”中，出现了“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的歌词。随着“长城谣”的广为流传，使“长城外面是故乡”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民众中得到普及，成为后来“长城内外是故乡”之发轫。谙熟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20世纪通过蒙古和新疆地区的实地考察，深感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撰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本书的译者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对此书有如下评价：“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特别是南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而具备旁观者的角度。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对中国内陆边疆有深刻认识的拉铁摩尔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这段话中前一个“中国”即“中国历史”之“中国”，是“现代中国”概念；后一个“中国”即与“夷狄”对举的“中国”，则是历史上的“中国”概念。这段话与谭其骧所说“历史上民族之与汉族发生同化作用者，以来自北方者为著”高度吻合，也与顾颉刚所言“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长城）内外各族融合问题”异曲同工。毫无疑问，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传统民族观以及用长城将中国民族划分为“内”“外”的思维模式，均直接牵涉两个问题：（1）“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如何衔接？（2）如何从地理角度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范围？毫无疑问，这两点均与地理尤其是历史地理息息相关。但是，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完整地理依据的工作，并非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而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最终完成的。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认识“中华民族”形成提供了完整的地理依据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建立后完成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学术工程。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不但彻底廓清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也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完整地理依据。
1955年谭其骧先生受命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最初的动议，是以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为范本进行“重编改绘”。故编写组叫“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但未曾想到的是，此项工作一旦启动，却成了一场历时近30年的艰难的长途跋涉，最终完成的并非是对《历代舆地图》的重编改绘，而是一部分为八个分册、涵盖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及疆域的皇皇巨著——《中国历史地图集》。⑧
“杨图”的重编改绘之所以遭遇极大困难，历时如此之长，编图尚在其次，关键问题在于首先需要确定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谭其骧及其团队在着手工作后即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与现代中国版图之间存在较大出入。谭其骧回顾道：“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出于高度学术使命与时代责任，谭其骧及其研究团队深深意识到“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但“怎样确定各个时期全中国范围”却牵涉到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如何认识“历史中国”的疆域与民族，“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是怎样衔接的，如何从民族与疆域角度来认识“现代中国”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越了具体编图工作。谭其骧及其团队通过长时段艰苦卓绝、细致深入、锲而不舍的研究，最终厘清了近代以来“中国”认知上的诸多纠葛与误区，完成了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过，要准确理解《中国历史地图集》，离不开一个与之媲美的姊妹篇，这就是谭其骧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该文既是对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系统性说明，也浓缩和汇聚了谭其骧及研究团队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这一主题的诸多思考、独到观点与卓越见识，文章思想性极强，风格平实，说理透彻，厚积薄发，在中国史学领域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但构建了数千年“历史中国”的疆域体系，其划时代意义还在于通过对“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系统深入研究，首次明确了以下三点：
1.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中原王朝。原打算以对杨图“重编改绘”来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最终实现了对杨图的否定。原因是杨图“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③杨图所反映的正是传统的狭隘“中国”观，正是近代以来“中国”认知出现曲折的主要症结所在。谭其骧及其研究团队深刻认识到，不能再因循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那样仅以中原王朝版图作为历史中国的范围，不能只绘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疆域，“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的范围”，必须打破沿袭已久且在不少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框框，“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④所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最具时代意义的建树，是跳出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国的窠臼，彻底摈弃将“中原王朝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的观念与思维范式。
2.“中国”不只是汉族的国家，是由“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谭其骧及其团队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提出以1750—1840年的清朝疆域为“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认为这种“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也就是说，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由“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清楚地阐明“中国不只是汉族的国家”，从而将历史上中国疆域变迁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有机结合，廓清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话语隐含的“中国是汉人的国家”等认识误区。
3.1750—1840年的清朝疆域，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从纷繁复杂的历代疆域沿革演变中，首次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750-1840年清朝疆域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是自然形成的中国疆域范围。进而指出，历史上所有活动于这一疆域范围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范畴。
以上三点，彻底廓清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从“民族”与“疆域”上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从整体上认识什么是“现代中国”，提供了完整学理依据。以上三点，从地理角度纠正了诸多认知上的错觉和误区，彻底解决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从整体上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全面完整的地理依据。
20世纪上半叶我国作为交叉学科的历史地理学尚未形成，历史地理学作为专业学科门类是新中国建立后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重大基础性工作的推动下，由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学者开创和建立。20世纪以来，顾颉刚、谭其骧、李济等前辈学者从历史地理的独特视角所作的相关研究，对拓展和深化“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但避免了“中国本部”陷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长城分割“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确立了“长城内外是故乡”的观念；新中国建立后又通过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彻底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全面认识“中华民族”提供了坚实学理依据和完整地理基础。这一历程充分证明，历史、民族、地理三者密不可分，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离不开历史地理的视野和角度；只有将历史、民族、地理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及其地理基础。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