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内，人同此心”——中国人类学学术史考察记

原创曾江中国社会科学网

“有人把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世代更新的过程，一代代后浪推前浪地奔腾前进。每当世代交替之际总是有一些突出的材人应运而生，通过他们在前代的基础上另创新风。当其盛时，声名鹊起，所向披靡，时过境迁，潮退浪落，又成了后来另一代冲击的对象。”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曾这样回顾评述学术史和学术人物。

百余年来，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史厚重精彩，其间人物辈出、学科升降、学派兴衰以及学术思想发展值得总结。在学术史中把握中国人类学的“奔腾前进”，能够为当代学科发展提供借鉴。坚持田野工作的人类学人，在祖国大地留下前行的学术足迹，凝结着他们心血的经典研究成果和学术传统也成为后辈再出发的学术思想资源。现如今，我们沿着前辈学人的足迹持续探访，回到学术史现场，在人类学的田野里捡拾三五束麦穗，一起感悟前辈学人的薪火旧影和中国人类学的精神气象。

“先生还在身边”——薪火相传记录人类学大师群像

一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历程就是一条江河，许多学人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条江水的构成部分。

走进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7号院，中央民族大学校园，校内红柱灰墙，大礼堂古朴典雅，具有浓郁传统建筑风格。这组经典的大学建筑由建筑大师张开济于20世纪50年代设计，充分反映了时代风格和传统气派。70年前，随着院系调整，一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学术大师于此治学育人，学海摆渡，薪火相传。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门前巨石上镌刻着“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八个大字。始建于1951年的民族博物馆是一个研究型的高校博物馆，馆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和古籍陈列展”等专题陈列素有盛名。“先生还在身边——民大名师纪念展”正式开设于2015年12月，介绍了20位前辈学术大师的学术生平和成就，已成为人类学界一处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地标。“如果要考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史，这个学术展就是一个索引或指南手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天下大同”，学术展览的内容由费孝通的这十六字箴言开启。

“先生还在身边——民大名师纪念展”。展览以费孝通十六字箴言开启。

20位前辈学人在其学术领域各有专精，涉及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其中，人类学领域有吴泽霖、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他们奠定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基，构建了学科体系框架。展览通过实物介绍了这些学者的生平事迹、学术事业和代表成果，呈现了他们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吴泽霖的论著手稿、潘光旦的诗稿、吴文藻的自传油印本、费孝通的题词等，令人肃然起敬；展出的治学资料卡片、学人手札、家书、会议发言稿等，堪称吉光片羽。他们倾心浇灌祖国学术的百花园，虽九死犹未悔。他们以精湛的学术、开阔的视野、高尚的品格，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兴旺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才。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吴文藻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人师”。他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堪称燕京学派的创建人。

清华园礼堂草坪东侧的“清华学堂”大楼，为清华园内现存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的组成部分。

1935年12月1日，吴文藻在清华学堂二楼大教室作了题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的学术演讲，在学术上提出重要的“社区”概念，探讨社会学中国化的重大学术命题。吴文藻的演讲，经费孝通整理，最初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研究》1935年第66期，后来收入《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吴文藻认为，“‘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了解了社会。他强调实地研究，“实地”是相对“书本”而言的。“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一样，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去受陶融，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象，文化的全相，才能彻底的明了。”

费孝通十六字箴言

多年以后，曾在现场聆听演讲的费孝通回忆道：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

学界认为，如果说“燕京学派”有一个产生的标志，可以说就是始于这次清华学堂的学术演讲。吴文藻所称的建设“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学术事业由此开启。

吴文藻的夫人、著名作家冰心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写道：“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摞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提起吴文藻的自传，冰心在文中写道：“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吴文藻把精力和心思都花在培养学生身上了。“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吴文藻引入功能学派理论与方法，将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开帐讲学、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分送学生到各地调查或留学深造。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成为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开创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并传承至今，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

“把种子埋进土里”——风起东南

近代以来，福建敢为天下先，也常为天下先，许多文化名人从这里出发，开风气，树新学，影响中国。严复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影响涵盖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个学科。人类学界一般认为，自清末严复译《天演论》算起，中国的人类学走过了百余年学术历程。

福州三坊七巷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多名人故居，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觉民、冰心等。白墙黑瓦，闽风越韵，传承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严复故居就位于郎官巷20号。

严复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丰厚的学术资源。其“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如埋在土里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硕果累累。

严复故居展出的严复译《天演论》

如今，严复故居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内布置简雅，展出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国富论》等著作的各种版本，介绍了严复的一生和学术成就。故居内悬挂的几幅严复晚年书法作品，展现着他的书学造诣和思想情怀。严复书写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语出朱熹论学名诗《鹅湖寺和陆子寿》，言语中折射出他晚年在家乡的所思所想。

“憯憯生存起竞争，流传神话使人惊。”严复大约于1896年翻译完成《天演论》，1897年天津《国闻汇编》旬刊开始刊载严复译《天演论》。1898年，该书由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正式刊行，很快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反响。严复《天演论》翻译自《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是英国学者赫胥黎1893年5月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1894年7月，赫胥黎又扩充篇幅重刊。而严复译介《天演论》始于英文原著问世的第三年即1896年。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时，距英文原著问世也只有5年。这反映出严复翻译的敏锐和速度。他除了翻译，还有评论阐发。他的一系列译介工作对王国维、蔡元培等产生深刻影响。

王国维融贯旧学、新学，在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为中国学术宝库留下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王国维1905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表示，严复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堪称“一新世人之耳目”。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其中经学、理学、史学这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而史学的课程中除社会学还应包括人类学。这一主张对学科体系变革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演论》出版后，蔡元培很快就读完，并写下了《严复译〈天演论〉读后》。早在1921年，蔡元培提出创建包括“人类学博物院”在内的“五院”，即科学博物院、自然历史博物院、历史博物院、人类学博物院、美术博物院。10年后，他提出，应妥善收藏和展示民族志研究所得材料，还倡议建立“中华民族博物馆”。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推进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发展，设立了“人类学讲座”。这也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拉开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研究的序幕。1981年，费孝通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赫胥黎奖章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为纪念赫胥黎这位人类学家而于1900年设置的，是国际人类学的重要学术荣誉。费孝通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人类学最高荣誉的中国学者。在授奖会上，费孝通作了题为《三访江村》的学术演讲。当时英国人类学界评价称，这篇精彩的学术演讲彰显了中国人类学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严复研究》是林耀华在燕京大学的学士论文，由吴文藻指导。研究者认为，林耀华的《严复研究》采用了传记记录并展现社会思想的写法，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的典型代表。后来，这种传记方法的探索，更成熟地体现在其学术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金翼》）中。

《金翼》是林耀华于1940年用小说体裁写成的，取材于林耀华在福建老家古田县黄田镇凤亭村（在书中为“古田黄村”）的生活与田野观察，描写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地方的社会文化生活，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成果。

《金翼》成为人类学的一部经典学术著作，黄村也成为中国人类学史一个著名的田野调查点。2019年10月，该村已更名为“金翼村”。当地还建设了“金翼之家”，用于布设林耀华生平事迹展、学术研究展。金翼村俨然已成为一个人类学持续工作的田野基地。

“把种子埋进土里！”林耀华在《金翼》最后一章写道。这句话言简义丰，引人深思。在林耀华的大弟子、云南大学“魁阁”学者庄孔韶看来，人类学家应不断认识不同文化的土壤，即使是现代科技也一定要根植于文化的土壤，才能助力地方社会的平稳发展。

在滇池和翠湖之畔，庄孔韶多次向记者介绍了其团队持续多年的人类学探索实验。他通过《金翼》认识闽江边乡镇社会的历史，其后多次访问《金翼》书中描写的县镇，追踪访谈400余人，撰写完成《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以下简称《银翅》）。庄孔韶团队还完成与《金翼》《银翅》相关的人类学纪录片《金翼山谷的冬至》等系列作品。庄孔韶团队近年持续探索同时进行多学科、多专业和多方法的人类学行动实验，即“不浪费的人类学”方法的实验，在人类学界产生很大影响。20多年来，他们围绕着同一个调研点，运用绘画、歌谣、戏剧等多种表现手段，以期达成触类旁通的文化理解与展示效果。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随着庄孔韶等学人的持续田野调查，从《金翼》到《银翅》，成为一项延续发展的学术工作。种子生根发芽，学术大树茁壮成长，成为一个人类学领域接续性研究的学术经典范例。如今，庄孔韶的学生宋雷鸣仍在金翼山谷做调查，当下的金翼村仍然值得观察。

以福建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是我国人类学研究的宝地。走进厦门大学，海边的大学建筑群巍峨壮观，群贤、建南、芙蓉等楼群具有浓郁的闽南特色。“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匾额为徐悲鸿题写。系、馆、所三位一体是厦大人类学的学术特色。林惠祥在这里创建的人类学学术传统传承不绝，今天的厦大依然坚持按照人类学四分支来进行学科团队建设。前不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在《读书》2022年第5期刊文介绍了林惠祥1949年提交的《厦门大学应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及“人类博物馆”建议书》。在他看来，林惠祥提倡的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是以“生物文化合一”和“通古今之变”为理想的大学科。在方法上，建议书注重教学（系）、研究（所）、标本收藏和展示（馆）并举。当下的社会科学化和自然科学化，给予人类学新的机遇，却也带来了难题。借着重读“林氏建议”，人类学者需在学科重建的讨论中思考学科整体性的意义。

中国人类学学会办公地点位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81年5月，“以人类学的地位与作用”为主题的“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首任会长为林惠祥的弟子、厦门大学教授陈国强。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类学学会秘书长王传超致力于新兴的分子人类学领域。他希望通过古DNA和群体遗传学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的交叉研究，来解析东亚古今各族群的起源、迁徙、演化过程。在他看来，世上本没有学科之分，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未知世界，科学问题没有人为设置的学科界限，学科交叉和融合才能让学者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

“动手动脚找东西”——回望华南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成立，其旧址柏园与今天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比邻而处。对于中国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而言，柏园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2022年6月4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自4月18日收到国家文物局批示，正式启动对柏园的修缮保护工作以来，在多方协助下，目前已取得若干实质性进展。此消息引起了相关学界的广泛关注。

傅斯年是史语所首任所长。史语所成立后，在殷墟考古发掘、古文字、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取得成绩。重要的学术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创办于此。

史语所旧址

1928年5月，傅斯年在史语所筹备期间即发表了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规划史语所由史料学、文籍考订、民间文艺、考古学、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物学等八组构成。史语所成立后下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及人类学组三组。

在《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提出著名的“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事实上，这不仅是对考古学科的要求，也是对史语所各学科学人的共同要求。在对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史语所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认为，1928年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其他区域性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将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马丁堂是中山大学校园康乐园里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对研究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马丁堂建成后不久，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从一个旧庙中捡来一个石狮，并将它安放在马丁堂南门外，这一放就是近百年。今天，马丁堂与“中山狮”已成为中山大学的一张名片。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以后迁入马丁堂，狮子自此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学术吉祥物，时常出没在马丁堂学术活动的海报上。

岭南是人类学的福地，也是人类学学科发展、学科建构和学派孕育的宝地。历史上，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素有传统，曾形成所谓的人类学“南派”。1928年夏天至1930年，时年26岁的杨成志受中山大学和史语所指派，赴云南调查，后来又深入凉山地区调查。他主张在田野工作中分析实况和发现问题，提倡研究要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在杨成志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形成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旨趣，构建了学术传承体系，被学界誉为“南派”，又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以区别于“北派”的“燕京学派”。

“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的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杨成志孤身一人完成了第一次人类学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也因此名垂百年人类学史。学界认为，杨成志千里走单骑，开辟了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学术新天地，作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无论是动手动“脚”找东西，还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坚持深入田野开展工作成为学术新风，影响深远，传承不息。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学学科首先在南方高校发展起来。1981年，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至今仍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坚持按照人类学四分支来进行教学与科研的学系。在周大鸣看来，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正是以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的。

“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重返魁阁

在中国社会学领域，“魁阁”通常指云南呈贡的魁星阁。这里是抗战时期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旧址。1939年，时任云南大学第一任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创立“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一批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把这里当作工作场所。吴文藻离开昆明后，由费孝通继续主持工作站的各项工作。在抗战时期，这些学者以魁阁为基地，共同探讨学术，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一时期被称为“魁阁时代”。

魁阁室内展陈介绍了魁阁时代的学术人物、田野考察、研讨活动和成果等。魁阁这座古建筑，是学人的象牙塔，更是关注天下的阁楼。这里是书斋，更是向田野出发的基地，学人从魁阁出发，到选定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完毕后，他们返回魁阁，又举行“席明纳”（seminar）进行集体讨论，然后再完成论文。费孝通及其助手张之毅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李有义的《汉夷杂区经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系列著作，都是“魁阁”学人的重要成果。

魁阁

1940年，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把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归纳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

作为“魁阁”领军人物，费孝通曾多次谈起在魁阁的学术工作和魁阁精神。“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魁阁，成为中国人类学学术史上的独特存在，学界围绕“魁阁”学人的方方面面展开研究，在当代学术中将魁阁精神传承发扬光大。

彩云之南，是人类学的田野宝库。前辈学人埋下的学术种子，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让昆明成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镇。

小镇大名堂——再访李庄

大江奔流，日夜不息。4月26日，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陈列馆正式开馆，中国学术界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个长江边的古镇。

抗战时期，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重要学术机构相继迁入李庄，陶孟和、傅斯年、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夏鼐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李庄，使这里成为当时与重庆、成都、昆明齐名的学术重镇。

“魁阁”学人群像雕塑

从人类学学术史角度看李庄，烽火岁月中，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在李庄得到发展，前辈学人们在艰难岁月里努力开展了许多学术工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员彭文斌表示，如果魁阁是学人到云南必去的学术“朝圣”之地，那么李庄就是位于川南的另一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圣地”。

当年，学者们在李庄还开展了包括体质人类学在内的科普工作。史语所以收藏的殷墟等地考古发掘出来的人体骨骼作为体质人类学研究对象，同济大学医学院设置有人体解剖的科目。由于当地民众文化水平局限，看到这些人体骨骼总会产生误解。1941年6月9日，史语所在李庄举办“考古文物展览”，展出在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大量甲骨龟片、古人头骨、陶器、青铜器、玉器等。李济、董作宾、吴定良、梁思永等学者亲自讲解。同济大学医学院也举办了“人体解剖展览”。这既是学术成果展示，也是面向李庄民众的科普活动。

20世纪40年代，根据时势发展需要，吴定良等学人在李庄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此举虽终告失败，留下遗憾，但书写了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特别是体质人类学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在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靖看来，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工作虽然得到政府支持，但办公条件差、研究经费少、研究队伍单薄，开展工作极其艰难。在当时时局下，由于经费不足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原因，筹备运作了两年的研究所最终未果。

吴定良曾回忆称，他在英国读书时，1929年《泰晤士报》报道了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使他深受震动，于是下定决心钻研人类学。学成归来后，吴定良在史语所任人类学组主任。在此期间，他发表了10多篇关于体质人类学的论文，并且坚持开展田野调查。

中国科学院院士、体质人类学家吴汝康当时20多岁，在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助理研究员，协助吴定良开展工作。吴汝康回忆，最初还是计算员的他与吴定良等人类学家一起工作，吴定良成为他心中的学术偶像，成为影响他学术事业历程的第一位老师，从此他选择走上了人类学研究之路。

史语所曾于1938年12月创办人类学领域专门学术刊物《人类学集刊》，由吴定良、凌纯声和梁思永组成集刊编辑委员会，吴定良担任编委会主席，这三位学者的学科分别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实际上，早在1930年，凌纯声和梁思永就先后到东北开展田野工作——一个在松花江下游从事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一个在嫩江之畔开展考古人类学发掘，这些工作都属于我国最早的科学田野工作之列，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

“期待新的中国人类学派涌现”——兼收并蓄华西坝

荷叶田田，钟声悠悠。华西坝的标志——华西钟楼矗立在中西合璧的大学建筑群中。随着近年成都“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华西坝街区也焕然一新。城市“微改造”激活了华西坝街区的百年历史人文，再次唤醒人们的记忆。一批学问精湛的人文社科学人曾云集华西坝，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边疆学等领域成就斐然。

华西钟楼

5月27日，《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和《兴隆场往事》成渝两地阅读分享暨创作座谈会在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举行。这两部书都是以伊莎白·柯鲁克为主角的新作。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和儿子柯马凯在北京以远程连线方式出镜。

伊莎白1915年出生在成都华西坝上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母都在华西坝上任教。她和丈夫大卫·柯鲁克投身中国革命，在中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的过程。她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发展中国教育和对外交流事业、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2019年9月29日，伊莎白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随着近年伊莎白人类学著作陆续出版，学术界得以重温她在人类学领域的经典调查和研究成果。抗战烽火中，伊莎白潜心在川做人类学研究。1940年，25岁的她和俞锡玑遍访四川省璧山县兴隆场（今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约1500户居民，写下大量调查材料，整理成《兴隆场》一书。该著作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之作。自1981年起，退休后的伊莎白又多次回到西南，到兴隆场搞社会调查。坚持不懈，历经寒暑，伊莎白等学人倾力完成了“《兴隆场》系列人类学著作”。2013年，《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由中华书局出版；2018年，《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由外研社出版。两本书合起来，完整呈现了伊莎白在中国的经典田野调查，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农村的窗口。

“这本书的写作之路既漫长又曲折，就像蜿蜒在七十多年前我曾待过的那个四川小镇上的青石小巷。我的研究工作就是从那里起步的。”伊莎白回忆道。

伊莎白的学术成长离不开华西坝浓郁的人类学学术氛围，也得到华西坝学人的支持。

中西合璧的华西坝建筑

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华西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群体和治学传统。已故人类学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原会长李绍明最早专门论述华西学派。他认为，中国人类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在国内已有相当发展并形成一些学派。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就是以20世纪初到50年代在成都建立的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学派。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与华西协合大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建校后不久，就开展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开始建立以人类学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部（馆），其后又陆续成立以人类学为重点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和华西边疆研究所等机构。抗战期间，高校内迁，燕京、齐鲁、金陵等6所大专院校集中迁到华西坝上共同协作办学，不少著名人类学家也加入了华西行列，华西的人类学研究实力大增。

不同于强调社区调查的“北派”，也不同于强调历史考据的“南派”，华西学派形成了其鲜明的学术特点。李绍明曾总结过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特点：在学术理论上兼收并蓄；在研究方法中史志结合；在研究领域中注重康藏。

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葛维汉是华西学派前期的代表学人。1934年，葛维汉在广汉三星堆遗址月亮湾主持了首次科学发掘，以“三星堆考古发掘第一人”著称。其实，葛维汉的主要学术工作是在川南和川西开展文化人类学考察研究。在他主持下，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也被建设成为当时人类学学术特色鲜明的一流博物馆。

李安宅是华西学派的核心人物，在人类学、社会学、藏学、边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近年来，蜀中学术机构对李安宅展开深入专题研究。李安宅、于式玉学术伉俪晚年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留下了一段学术佳话。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川向记者分享了李安宅的档案材料以及他对《李安宅自传》的整理研究。他表示，对李安宅等老一辈学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通过这些研究而延伸出新的课题，研究的内容也在不断细化和丰富，碎片化的研究逐渐发展为对历史全貌的构建。

反思是为了前进。包括华西学派在内的中国人类学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及成果，是可贵的学术文化遗产，正如李绍明曾提出的期待：当前我国的人类学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因此反思过去的那一段学术史十分必要。它将使我们清楚地认识过去，以便认真地对待未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符合我国国情与实际的新的中国人类学派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涌现出来。

“你们这代人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开创”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纪之交，费孝通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创刊二十周年纪念专号”发表了《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他在文中写道：“这句话也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文化界限的研讨，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达到我们的老话‘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清媚在《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发表《中国人类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提出，“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人类学的责任在于从中国思想出发，在广泛比较和反思基础上，参与形塑中国人对于人类与世界的普遍主张”。通过对李济、凌纯声、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学人及其理论的考察，她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建设历程中，中国人类学家作出了理论和实际的双重贡献。

“四海之内，人同此心。”百余年来，中国人类学学人立足田野、精勤治学，几代人的学术探索为人类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学术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对青年学人提出殷切期待，“中国的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还刚刚开始，你们这代人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开创”。每一代学人都有其学术使命和责任，关切国家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中国人类学家将在更大的学术舞台上大有可为。

编辑：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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