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边疆”的属性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边疆”的属性定位为空间的话，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作为空间的“边疆”和作为空间的“疆域”一样，是不能独立表达具体空间范围的，因为无论是何种的“边疆”都要依附于某个主体，只有和主体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作为空间的“边疆”才有具体的涵盖空间，我们也由此才能对“边疆”的含义做出准确而完整的认识和理解。

和“边疆”相比，“中国”一词的出现更早且含义更加复杂。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在宝鸡发现的称为“何尊”的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之中，名为“宅兹中国”。从文献记载看，古人对“中国”一词的使用很随意，或指代王朝国家，或用于人群，或指称中原地区等，具有不同的含义。今人对“中国”的使用一般是指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多民族国家。众所周知，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如何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则成了困扰学界的很大问题，主要是中华大地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很多的王朝或政权，有些自认为是“中国”并得到了后人的认同，更多的则没有自称“中国”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同，今人则用“历史上的中国”称呼这种乱象。最主要的问题是受到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理论的交叉困扰，已有的历代王朝为主干的传统话语体系存在着不合逻辑和很多矛盾的问题。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在中华民国之前尽管中华大地上存在过很多的王朝或政权，但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名称，而在古籍和对历史的阐述中，“中国” 一词则由于使用者的角度不同，被赋予了众多不同的含义。“中国”含义并不是固定的，即便是指称的政权、人群、文化等对象也都不是固定的，“中国”及其衍生出来的“诸夏”“中华”及其与之对应的“夷狄”“四夷”等，其指称对象都不是固定的，其具体所指取决于拥有话语权的一方。

“边疆”与“中国”结合而成的“中国边疆”，虽然明确了“边疆”的主体，但由于“中国”在中华大地的历史和现实中指称的对象并不确定，且还有很多被排除在“中国”之外的政权，导致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中国边疆”，依然会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其原因一方面源自学者的视角不同，审视的结果自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内涵的多样性和动态的特征，不同学者聚焦的“中国边疆”的具体面相也有可能不同。

就空间而言，没有基点无法说明距离。就边疆而言，缺少了依附或融入的主体也无法描述其过程，进而探讨其融入的原因。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云南”与“中国”的关系也需要有一个基点。即因为“中国”是变动的，即便是指历代王朝也存在着数十个王朝，我们要讨论“中国边疆”首先要确定“中国”是何时的“中国”，只有“中国”确定了才能明确融入的对象。

“内诸夏而外夷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中国古人一种理想中存在的“中国”与“夷狄（边疆）”分布的格局，尽管现实中这种状况并不是常态，但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依然是困扰所谓历代王朝治边思想和政策的难题，也困扰着当今学界和政界。在唐代曾经出现过两种阐述“边疆”与“中国”关系的做法。一是将“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比喻为大树，即“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其中的“中国”既有王朝国家疆域核心区域的含义，也有指称王朝国家主体民众编户齐民（唐人）的意思，具体化则是指唐王朝，而“四夷”则既有“边疆”的含义，也有指称“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羁縻府州治下的诸多夷狄群体。这种认识方式可以称之为树系方式。二是将“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比喻为太阳星系，周、汉、魏、晋以及唐王朝自然是“太阳”，和这些王朝同时期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夷狄”则被视为了“列星”。这种认识方式可以称之为星系方式。在这两个不同的比喻中，“中国”的含义尽管也存在变动，但却是有具体指向的，即周、汉、魏、晋和唐王朝构成了这两个不同比喻的基点，而由于话语体系的创造者是唐朝人，其认识应该是代表着唐朝人的一般认识。

笔者则更愿意用传统的溯源的水系方式来比喻“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可以称之为水系方式。如果我们叙述黄河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干流在不同区段都称为“黄河”，但它们都不应该是我们诠释黄河水系的基点，基点只能是所有干流和支流最终汇聚完成所呈现的黄河样态，之前的干流虽然也称为黄河，但代表不了黄河整体。我们只有将所有干流和支流都实现了汇集之后的黄河作为基点，才能将汇入黄河的所有干流和支流纳入叙述体系并给出一个完整的样态描述。同理，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外的政权或区域则被视为“四夷”或“边疆”，二者最终的结局是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当然，在历代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和“四夷”分布的“边疆”并非都是具有政治隶属关系，往往呈现的是并立的样态，恰如黄河干流与支流的状态，不被称为“中国”的边疆区域及存在其上的政权也都应该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应该视其为“中国”。

“中国边疆”的“中国”应该是指中华大地上所有王朝和政权的疆域融为一体过程结束时期的“中国”。那么，何时这些历代王朝和边疆政权实现了融为一体的过程，我认为是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疆域。因为这一时期，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诸多王朝或政权疆域都成了清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而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又将这一疆域从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带入了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阶段。当今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则是在1840年之后殖民势力进入东亚对清代中国疆域蚕食鲸吞之后的结果，如果将其视为基点，则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实现“自然凝聚”之后“碰撞底定”的历史则无法纳入其中，认识也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上的中国”则应该是指多民族国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与发展所呈现的阶段性基本样态，但也并非传统的历代王朝才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之并立的其他王朝或政权也应该是“历史上的中国”，其最终结果都是融入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疆域。

历代王朝只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并非全部，这是学界的共识。有关“中国”和“边疆”的讨论已经延续很久，如果从春秋战国时期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历史上中国”的讨论也有了70多年。前者是围绕“正统”而展开，将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王朝或人群分为了“中国”与“四夷”，不仅影响着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走向，也对传统王朝国家的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构成了重大影响，国力强盛的王朝往往积极推动边疆的经略，国力衰弱时放弃经略边疆的主张则成为主流。后者则是为中国历史的叙述确立一个明确的范围，虽然讨论的主要内容聚焦到了历代王朝疆域、清朝疆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谁能够代表中国”，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中国”一词往往是众多王朝和政权争夺“正统”的主要标志，而指称王朝国家疆域的专门词语是“天下”，而且在古人的“天下”观念中“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了“天下”。

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需要一个基点的，以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代的疆域为基点，不仅可以弥合学界的不同认识，同时也为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发展确立了一个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转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多民族国家疆域是从王朝国家疆域的“有疆无界”开始转变为当今世界主权国家疆域的“有疆有界”状态。无论是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还是被视为“边疆”的其他政权，二者不仅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天下”，也是当今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呈现逐步交融为一体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