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之后：21世纪人类学民族志新的转向研究

2022-05-21 `|` 学术争鸣 `|` 阅读量: `|` 收藏此文

摘要: “写文化”的讨论建立于对科学民族志书写范式反思之上，《写文化》发表至今，世界格局又发生巨变：人类由后现代进入到全球化阶段。人类学民族志一方面延续着“写文化”的反思，一方面又对其提出的问题、方法进行再反思。21 世纪伊始，民族志书写出现新的转向，主要体现为田野

摘要

“写文化”的讨论建立于对科学民族志书写范式反思之上，《写文化》发表至今，世界格局又发生巨变：人类由后现代进入到全球化阶段。人类学民族志一方面延续着“写文化”的反思，一方面又对其提出的问题、方法进行再反思。21 世纪伊始，民族志书写出现新的转向，主要体现为田野调查从单点转向多点再转向全球化，合作方式由访谈转向共谋，表述方式从写实转向虚构。中国的民族志书写近年来也在为建构自己的民族志方法而努力，国内外的民族志实验性写作共同成为“写文化”之后21世纪人类学民族志的转向推力。

关键词

写文化；21 世纪；人类学民族志；转向

众所周知，“写文化”主要针对民族志发展的第二阶段科学民族志进行反思，反思焦点集中为：民族志书写中强调的客观性、科学性与真实性是否能成立？写作者的权威性是否要打破？如何看待写作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传统的叙事方式是否要变革等问题。上述问题可最终归结为：诗学与政治学两个层面的问题。由于《写文化》的书写背景已进入后现代社会阶段，学界把它倡导的民族志范式称为后现代民族志。后现代民族志反对科学民族志对“权威性”“再现性”的维护，反对现代性意欲建立的规则与秩序，提倡短暂性、碎片化、无深度感、多极化。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逐渐转变为全球化主宰的世界。后现代与全球化的共同点在于都试图解构和超越现代主义的理论架构，主张多元思维和价值取向，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不同点在于：后现代侧重于质疑、解构、破除整体、扫清现代主义的障碍，全球化则重在建立规则，回归整体，重新面对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志改革一方面延续着后现代未完成的使命，一方面又对“写文化”提出的理论构想进行再反思。本文基于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志写作面临的全新问题和挑战，结合20世纪以来民族志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写作范式转换进行探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志书写新的转向。

田野点的选择：从单点——多点——全球化

在科学民族志阶段，人类学家一般以单点作业为主，主张在一个地方做长时间的深度访谈，与当地人建立亲密关系，从而用田野时间的长度及掌握当地人语言来建立写作的权威性。进入20世纪后半叶，小型封闭的社会正在迅速消失，空间界限进一步被打破，人口流动频繁，网络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模式，乡村正在被纳入到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彻底改变，虚拟社区正在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场所消失了，何来场所聚焦？

“写文化”的领军人物乔治·马库斯在对汤加社会调研时便开始思索单点研究的局限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家对文化差异比较感兴趣，那么以后的人类学家则开始更多关注文化变迁。单点研究显然无法应对文化变迁的诸多问题。

乔治·马库斯认为“早期对多点民族志的理解只是认为它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经验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他更关注的是在特定文化中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关键内容，它们是如何分散在不同的地点，以及是如何追踪它们的。马库斯在讲到多点研究方法时，用他指导过的学生的研究作为例子。

在20世纪80年代，常用的是比较方法。如学生 1，学化学工业，20世纪80年代对印度发生的化学爆炸进行研究。由印度事件追溯到美国公司——同一个公司建立的另一个分公司，发现美国公司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印度那么严重。研究者从印度到美国，两地之间往返，进行比较研究。最终通过比较两地案件发现，美国享有的公民权在印度是没有的，公民权在此事件发生4年后才在印度建立。正因为两国法律制度的不同，致使同一家公司出现的问题大不相同。

30年后，学生2对此事件进行了继续研究。主题为生物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化工产业里的作用。提出的问题为：在生物资本主义中，工头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开始了由两地比较法向多地方法的转变。

学生3研究气候变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新闻里说了那么多气候变化的危害，人们还是无法重视？采取多地多社区研究方法。对加拿大居民社区、美国纽茵曼基督徒，大的集团团体，包括NGO进行访谈。采访记者对待气候变化是持什么态度，是怎样向读者传递信息。通过对多地、多个团体的研究发现：比起主流的新闻话语而言，更有效的是用当地人的语言来讲述这个事情。

学生4研究保护饮用水的权利。在南美、非洲、印度一些地方，引用水供应源设在大城市里，乡村是没有水源的。随着跨国企业的进入，如可口可乐公司，建立了乡村当地饮用水系统，解决了当地饮用水问题。然而，又出现了另一些问题。当饮用水系统建立以后，跨国企业要求当地穷人为饮用水付钱，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继而形成了全球的抗议联盟。由此可看到，在网络传媒发达的今天，一个地方发生抗议，全球的人都会在网上上传抗议，形成全球抗议网络。因此，人们关注的一个点是全球问题，但同时又是在本土语境中发生的。

上述例子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志田野点渐渐从单点（静态）向两点（比较）转向，进入21世纪后，人类学家开始倾向于多点研究，随后，多点研究又逐渐转变为全球化研究。多点与全球化研究的不同点在于权力中心的转移：多点民族志，不管采取多少个点，权力中心仍然在第一世界这个区域；而跨国全球研究，基于某一个地点即可撕开全球的网络，本地和全球之间存在着一个张力，人类学家可以在其中做一些事情，建立解释框架。

例如：乔治·马库斯谈到禽流感发生时，人们倾向于研究传染病从何而来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是由于大雁杂居、人类迁徙等原因导致。美国人类学家发现，禽流感的发生与传播并不是人们想的那样源于某一点，而是源于牲畜饲养、运输方式的改变。大规模的饲养、运输，无形中帮助了病毒的改变和扩散。从小的角度看到大的社会变迁，从全国性、全球性视角来看待和应对社会变迁，会得出与传统视角完全不同的结论。

可见，民族志田野调查走向多点、走向全球化是一个新兴的方法，它关注的是长期存在的民族志实践模式如何适应更复杂的研究对象。民族志从传统的单一地点的位置，由宏观的社会秩序：如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建构的脉络，转移到多个观察和参与的地点，如“‘本地’和‘全球’，‘生命世界’和‘系统’。因此，产生的民族志是在世界系统内外。”

乔治·马库斯谈到建立多点民族志的模式时，归纳出几种模式：“跟随人、跟随物、跟随隐喻、跟随情节、故事和寓言、跟随生活的传记、跟随冲突。”。例如：跟随人，在移民研究中被经常使用；跟随物，在构建多地研究空间联系的模式上，通过对某个物质对象（例如：商品、礼物、艺术品等）的追踪，来建立物的网络，这或许是对民族志研究的一种最常见方法。通过对这些线索的跟踪，多点研究便有迹可循，有物可依。

日本人类学家黑谷沢在对日本女性主妇家务实践的研究中，选取了三个美国城市中的日本社区作为田野点，这一跨国研究田野点不是在具体的某一地点，而是在“空间”和“场景”中展开，例如：商场，这是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的特定族群社会空间。

对此，中国学者赵旭东也提出，田野调查须从场所聚焦转向线索追溯法。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就不再可能是单单以某个人所居住的地点为中心的，而是转换到了更为重要的那些构筑起了整个文明的基础性要素及其所显露出来的各种线索。”线索即所见的各种物质，例如：房屋、食物、山川、河流、陶器、服饰等，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意义。线索还可以是“凭借想象而实现的一种感受性的连结”。通过对线索的追溯，人们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空间内描绘出属于特定文化、文明的轮廓。

场所聚焦法存有一理论预设为：场所有着明确界限、是相对静止的，人是其中被观看的对象。通过长时间在田野点与被访者相处，必然能对被访者有很客观的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采集、制作标本的方式。此方法的局限性是：当被访者生活于多地，导致场所频繁发生改变时，聚焦将无法完成。

赵旭东认为，线索民族志聚焦对象从人转向物，这种转变摆脱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回归到物我同一的圆融状态中来。此外，线索民族志以问题为核心，这个问题并不是“我思”的结果，而是研究者在特定情境中与周围对象发生联系，设身处地地与自身文化对比后引发出的问题。

总之，不论是多点民族志、全球化民族志还是线索民族志，都主张打破单点田野法，就某一线索进行追溯，进而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时空内讨论问题。这个时空一边是本土，一边是全球。对线索的追溯可以依据事实，也可以凭借想象。但多点、全球化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研究成本高昂、深度研究存在障碍。”虽然如此，它们仍然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方法，值得研究者去尝试。

合作方式：从访谈到共谋

合作是田野方法的内在特质。传统的民族志合作关系通常是调研者去到一个田野点，找到一个或多个访谈对象，按照事先选定的议题进行采访，得到资料，最终形成观点。调研者在此地呆的时间越长，越能与本地人形成亲密关系，调研过程也就越轻松和简单。20世纪80年代以来，访谈方式渐渐受到质疑，“合作作为一种道德和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核心，其完全意义意味着——与报道人言语上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够好了，把简单客观化当作是民族志描述的基本分析语言也行不通了。”

传统的合作方法主要基于访谈过程，笔者称之为访谈法，确实存在一些局限：

第一，被访谈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访谈者的信息，并试着做出回答，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可能被遮蔽，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真正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在有关‘局内人’已知或需要详细说明的内容方面，后者同样感兴趣。‘局外人’的到来为合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术语。‘局内人’依据‘局外人’形成数据的程序，让‘局外人’明白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亲密关系的合作。”

第二，合作伙伴并非固定于某个点，当合作关系超越了某个特定地点而走向合作伙伴或合作资源所流动到的别的地方的时候，传统的单点调查方式往往无能为力。调查地点走向多点性，也使得合作的范围扩大，从小村庄扩展到城市中的办公室、工厂等地。“从而形成‘原因在别处’的超民族志。”

第三，全球化进程，使得合作主体间的距离缩短，关注并非有着很强关系或没有联系的合作主体的关联性，有助于帮助寻求问题的答案。

总之，建立在访谈基础上的合作，具有权力不平等、空间受限、主体间关系单一等局限。

“合作民族志田野研究是人类学对当下市场、环境、安全危机频发的全球化时代回应的一种新兴试验，是1995年George Marcus所提出的多点民族志的延展，它受到法国哲学家De-leuz和Guattari“块茎”（rhizome）和“聚簇”（assemblage）概念的启发。”“块茎”和“聚簇”两个概念的提出，旨在反对垂直生长具有高下之分的生物系统划分，崇尚水平方向生物体之间无根、无机的链接，强调多生物的互惠共生。运用于文化领域，便是反结构、反线性发展的体系，强调异质性、多元性、偶发性和非理性的融合共生关系。此理论带来的影响是，人类学传统的访谈式合作——强调调研者与被调研者的关系，转向各个不同领域内研究者的合作。“合作（collaboration）和协调（coordination）不同，它倡导的不是专业化的划分、各司其职的集体劳动，而是一种融合一体的互动发展。”

迈克尔·费彻尔谈到，过去的人类学侧重于文化比较，现在追求的是合作范式。写文化之后人类学家更多关注课题发展，关键词是合作。合作是科技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样也是人类学很重要的方面。合作并不是和研究对象发生的被动关联，不是单纯为了完成，相反，合作是为了在过程中推动发展和创新。例如通过工作坊中头脑风暴的方式得出的结论。

据此，迈克尔·费彻尔提出了七个创新合作的架构：

“第一种合作方式比较简单，通过学者之间的合作，在新的研究中发挥出作用。合作产生非常重要的成果，联合署名，甚至是研究对象也成为联合署名，成为创作者，这实际上是写文化中极力推崇的。

二是合作中心的建立，运用新媒体、新的推广方式，推送新的思想。

三是综合美术和文学的手段。做出田野小说，用平面美术方式进行表述和表现。例如，一个人类学家在阿拉伯，与当地艺术家做出一组既反映文化又反映艺术的作品。

四是运用多媒体平台和工具。例如，一个学生做了一个平台叫比较民族志。这些研究并非需要很多经费，关键是创新。

五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找到与自己知识论接近的专家，共同建立人类学发展的知识论。

六是尝试把人类学转化为艺术。例如，一个研究者在做田野时，嫁给了一个民间艺人。这个事例说明人类学并不一定要呆在象牙塔，也可走进社会实践，用民间艺人的视角记录城市变化。人类学可转化为艺术，艺术又使我们加深对人类学的理解。

七是关注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人类学很有意思的研究对象。

总之，合作关系逐渐从科学民族志阶段的访谈过渡到后现代民族志阶段注重访谈者与被访者的双向关系，再到全球化阶段建立广泛、不拘一格的合作关系。可以说，全球化阶段的合作是一种共谋。“‘共谋’应当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相互吸引的形式”应是人人平等，而并非把访谈者的意愿强加给被访谈者。应注意对多方利益的协调，兼顾每一方的声音。纳日碧力戈在谈到非遗保护时也表明了这一点：“来自经济发达社会的人关心爱护经济不发达社会的传统文化，这本身是好事，但要注意本土人的利益所在以及本土利益的多样性和多边性，不能一厢情愿，不能一头热，不能强加于人。”

表述：从写实到虚构

“写文化”对科学民族志提出的一大质疑便是表述问题，表述涉及说什么、怎么说两方面，前者涉及说的主题与材料，后者涉及说的角度与方法。表述的生成物，便是叙事作品。

科学民族志中主张研究者不带入情感，在叙事层面以追求客观性、科学性为目标，写作秉承写实风格。后现代民族志则不再以客观性、真实性为目标，而是对何谓真实？如何表述真实等问题进行反思。在此阶段，实验性民族志兴起，强调建立作者与研究对象、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人类学者的任务由“阐释”转为“对话”。全球化民族志则又反对后现代民族志对“知识论” 问题的过分纠缠，将重点重新放在“‘对象世界’（此时已作为认识主体存在）的本体论阐述上。”主张对已被学术界约化了的一些常识性概念，进行重新认识，并把之放在特定文化情景中进行详尽描述。此时的民族志作者秉承没有详尽描述就不可能准确解释的理念，从描述是否真实进入描述是否详尽的阶段。详尽描述要求加入写作主体更多的观察、体验、情感与想象，因此，在文本中增加文学的虚构性成为民族志写作的新方向也就不难理解了。

Carolyn Ellis认为民族志中天然包含着虚构性，原因主要有：“不论它号称多么地客观，进行了实地调研、实证观察、搜集了多少当地人的材料，但最后这些材料都要由作者的主观加工后得出结论。这跟文学的写作没有太大区别；想象在民族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想象怎样和为什么的能力是做出分析、得出结论和写出成果的重要作用；“当民族志学者被放置和呈现于具体的时空中，不可避免会成为知识生产的一部分。这里就存在有感知、身体语言，这些不会在学术文本中表达的部分，会影响研究者分析的形成。”

当前，在民族志的写作中增加文学的虚构性越来越成为一部分研究者的选择，“对于民族志的文本建构而言，文学性成为必然。对于文化的表述而言，文学人类学完全成为可能”。

具体而言，民族志表述呈现从写实到虚构的叙事转向，在叙述话语层面上的转变主要体现为：

首先，在叙事视角上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转变。科学民族志通常使用第三人称视角，特点是无视角限制，隐喻着叙述者无所不知的一面，代表了其话语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写文化”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第三人称视角无法描写真正的客观事实，反而会滋长研究者自以为是的想法，不利于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于是，以什么人称来进行叙事成了后现代民族志思考的重点。从科学民族志到解释学民族志的发展便体现了研究者身份从权威人士到解释者的转换，然而，尽管解释人学类提倡用第一人称方式来写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仍然以第三人称居多。

第一人称写作的方式在21世纪民族志文本中形成普遍，例如在自传体民族志中便经常采用第一人称。Carolyn Ellis在《艾理斯对艾滋病晚期患者的自我民族志研究》一文中，通过“我”与艾滋病患者近距离接触，描述了与艾滋病人近距离接触时的感受，把研究者既对艾滋病人表示同情，同时又担心自己受到感染的心理书写得淋漓尽致。

第二，在叙事时间上由共时转向历时，再由历时转向时间重组。在科学民族志中，为了得出普遍性结论，要求专注于典型事件而非日常生活，对事件的描写，不必遵循真实时间，而只须对事件进行概括即可。因此，民族志的时间呈现“停顿化、典型化、类型化”等特点，呈现静态的共时性结构。后现代民族志中则引入历史时间，把研究对象置于一段动态历史中来考察，借以突破共时性局限。全球化民族志中，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有意被打乱、重组，对文本时间进行省略、概括和休止，由此来干扰正常故事时间，以获得特殊叙事效果。

第三，在叙述者声音方面由单声道向多声道，再由多声道向多物种转向。科学民族志强调作者的权威性，是一种单声道叙事。后现代民族志主张多声道叙述，邀请每一个参与者发声，形成“众声喧哗”的世界。全球化人类学则又突破多声部，从发声者—人转向一切生物体。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将不再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转向 “人”如何与其他物种，如动物、植物甚至微生物共生共存。”

第四，在叙事情感方面由情感中立向情感唤起转向。在科学民族志阶段，民族志作家写作中不加入任何主观情感，尽量保持中立。在后现代民族志中，把重点放在被研究者个体的内心世界表现上。进入21世纪，民族志写作注重“自我”主体性的加入，注重研究者情感的介入，而不仅仅只是冷静的旁观者。在自传式民族志中，写作者侧重于从个人情感、体验方面进行描述，继而揭示以自我为代表的某一群体文化特征。例如Carloyn Ellis的努力“她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怎样获得科学与客观的知识转向如何帮助研究自身以及读者过着有意义、有用、符合道德、符合伦理的生活。”

民族志叙事从写实向虚构转向的同时，文学写作却掀起了“非虚构”热潮。虽然目前文学界对非虚构的界定尚未统一，但对其特点的认知已基本形成共识。非虚构作品的特点一般呈现为：“一、在写作立场方面，‘非虚构’要求作家具有一种‘人民大地’的世界观，深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二、‘深度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追求，而且这种真实在文本上的直接体现就是一种‘有我’的‘在场感’，通过‘我’的眼睛和心灵发现人们与生活搏斗的过程和灵魂的颤栗。”

深究“非虚构”热的原因，还在于纯文学写作逐渐脱离社会现实，不再反映民声，而非虚构文学恰好是顺应了底层社会发声的需求才得以蓬勃生长起来。

在文学领域，关于非虚构的争议主要集中于：非虚构与虚构的区分是什么？深层次问题便是：真实是什么，叙事真实又是什么？几乎与民族志中具有争议的核心问题同出一辙。我们知道，与叙事真实对应的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要求内容符合实际，叙事真实则只需服从叙事规约。不同时代对真实的定义各不相同，关键就在于怎样处理历史真实与叙事真实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一部人物自传中，人们可以不用去追究某一事件发生的真实年代，只要符合作者叙事的真实情感逻辑就可以，但如果作家通过篡改事件背景或自身经历来博取眼球，那么就属于欺骗读者的行为。因此，“叙事真实并不能简单用经验加以判断，而主要基于作者叙说的可靠性以及故事是否能让读者信服。”在当下，民族志与文学写作存有共同的问题，两者正在走向互融，取长补短。民族志通过吸收文学的虚构性，以弥补其描述方式刻板之短，文学吸收人类学的方法论，以弥补其视野局限、内容未能与大众接轨之缺憾。

中国本土人类学民族志的革新与努力

进入21世纪，在西方民族志进入二次转向的背景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民族志的范式，提出建立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志方法。

第一，对“民族志”概念的反思。徐新建指出 “‘民族志’在西方是Ethnography，在西方语境里，其含义非常丰富。对中国人来说，如果参与‘民族志’意义的讨论，就必须进入西方语境里去，必须用西语的文本和概念，甚至用这个词的母语来对话。”也就是说，一旦中国人使用民族志词语，就必须接受这个词的全部内涵，这不免和中国相对应的词义有较大分歧。实际上，中国古代便有志书传统，如方志、列传、司马迁的《史记》，都有一套既定书写模式。“整个叙述充分体现没有西方客观性思维下中国叙事的认识论。”

第二，提倡返回到物的历史与文化中。中国地大物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按照西方主客二分的方法去认知事物，势必会脱离物本身的情境以及物的历史，进而产生“隔”的感觉。返回到物本身，追寻物的历史，“当我们透过物来探讨其传统意义时，其文化系统的整体结构才会呈现出来。”例如：彭兆荣通过考察黄土文明中的“介休范例”来对黄土文明进行深度阐释，全文无一个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力求“通过对‘黄土’的‘词与物’式的知识考古考索其解，以求得的‘新本土’重新认识。”

第三，提出“主体民族志”表述方法。“主体民族志”旨在把主体地位还给当地人（被调研者），“让作为第一主体的当地人围绕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自由讲述当地的文化及个人的经历和感悟。第二主体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而非引导者、提问者。在民族志写作中，则同样要求第二主体将这种自由讲述直接而系统地编入民族志文本之中。”作为第三主体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参与评论和讨论，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三方互动过程。

第四，回归到整体人类学。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科，人类学关注和解决的核心议题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境遇以及发展演变，民族志是描述这个过程的文本。因此，民族志首先应是关乎人的描述，其次才是某个特定民族，以民族来反映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而不是相反。但实际的情况是：“要么关心‘本国’而不关心‘人类’，要么研究‘异邦’却不内省‘自我’，以至于使‘汉学’和‘少数民族学’的取向掩盖或代替了人类学整体。”人类学趋向分散、分离状态，是近代文明和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隐患。强调“人类学整体”并非创新，整体论本就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只不过中途被丢弃了。“回归到整体人类学不仅是全球化的社会要求，同时也是人类学回归到哲学层面的必然趋势。”

第五，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交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人类学研究，如果缺乏对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解，则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个浅层描述阶段，这样的描述是很不到位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指出，历史是影响人们思维模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即使再小的村落，也可能拥有悠久的历史。只有对一个小型社会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才能提出真正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中国，历史与人类学的结合早已有之，在古代的历史记载中，人类学知识就包含在其中。费孝通和林耀华的研究中也都十分重视历史问题。

人类学民族志在“写文化”之后，一方面沿袭着写文化的未完之路，表现为全球化延续后现代的步伐，进一步对现代性进行质疑与瓦解；一方面又对“写文化”展开反思，表现为对后现代过度碎片化、个体化的反驳与修复，主张回归到人类学整体论上来。如此一来，21世纪的民族志写作，主要在三个层面进行变革和推进：一是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从单点——多点——全球化的转向；二是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的合作范式从访谈转向共谋；三是叙述方式从写实向虚构转向。虽然目前新兴的研究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已有很多研究者开始尝试，并带来新的气象，有待用时间加以检验。对于中国本土的民族志研究者而言，适逢这样一个大的变革时代，可谓是一个良机，可以趁机思索民族志的本土化问题，进而建构中国自己的民族志理论和研究范式。事实上，已有很多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民族志的看法。

原文刊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来源: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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