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的挑战：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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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世界格局风云突变，两大阵营对峙结束，欧洲视角下的“短二十世纪”终结，化身“新罗马”的美国开始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众多亚非拉国家“新桃换旧符”，刚刚“回归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再次陷入对国家何去何从的沉思。一张“超国家化”的巨幕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各地徐徐拉开，核威慑战略下的军事对抗式微，美国实力保障下的欧洲势力均衡体系暗潮涌动，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向上转移，美国的权威从政府向市场倾斜，转型国家的权力向全球化的市场和帝国化的美国让渡，看似固若金汤的传统大国饱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侵蚀，现代国家遭遇越来越多疾病、安全、环境、金融、发展等领域的“超国家困境”。

“超国家化”原本是欧洲语境下的国际现象，其定义莫衷一是，有人用它指称以国际规则的约束力为前提的“治理模式”，有人用它描述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为考量的“超国家偏好”，还有人将其视为分析单位和行动层级从国家转向“超国家组织”的趋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下，“超国家化”已经从欧洲语境下的国际现象变成了世界性的全球现象。“超国家化”不再是国际的，而是跨国的；“超国家化”也未必就是全球化的，但常常是区域性的、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场域化的或地方化的。因此，本文从最宽泛的角度将“超国家化”界定为：面对各种超越国家传统边界的区域问题和全球问题，国家不得不从区域乃至全球维度上识别问题、界定困境、寻求解决之道的政治现象。

作为现代国家处理“超国家挑战”的传统思想资源，国家理论通常以西欧北欧早期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为蓝本，基于行动者、理性、文化、制度或结构等视角，考察国家的特性、能力和正当性。因此，国家理论主要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内部视角，旨在探究国家如何像一个孩子那样孕育成长，如何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前现代国家成为团结凝聚、理性成熟的强大现代国家，如何从政治经济的尾随者变成先行者，如何从文化心灵的枯萎依附迈向自主自觉。国家理论仍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国家以外的社会群体、外部势力或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压力，从而难以更切实地界定和处理现代国家所遭遇的外部挑战。

晚近30年来，“超国家化”愈加呈现出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促使人文社会科学打破门户窠臼推动不同学科的互鉴互通，政治学本土化、政治人类学、国际体系的建构理论等新研究路径汇聚成学科融合的大潮。作为识别和理解“超国家化”与现代国家之关系的外部视角，国际政治社会学是其中一股不容小觑的支流。国际政治社会学源于20世纪90年代对“欧洲安全与欧洲未来”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孕育了三大“欧洲主义学派”：“威尔士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巴黎学派”，它们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汲取社会理论的知识养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地。2007年，国际政治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法国巴黎政治大学与英国国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迪迪埃·比戈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博·沃克等人创办了《国际政治社会学》期刊，以此为旗帜，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投身于国际政治社会学。

在国际政治社会学者看来，越来越多影响乃至左右现代国家的区域问题、全球问题已经超出现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因此需要反思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美国主义”和“美国学派”，汲取同源学科领域尤其是社会学的丰富理论与方法资源，比如政治人类学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思考，政治社会学的权力机制分析，历史社会学的全球域分析，从国际政治转向世界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的“个人的即政治的”观念，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化实践理论、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还有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等等。简言之，国际政治社会学主张把社会学重新带入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析，运用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视角，寻找新灵感，设置新议程。

当然，这并非社会学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次握手。社会理论堪称“政治理论之父”。一百多年前，欧洲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探寻催生了现代政治学，并衍生出比较政治、政治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等分支学科。一百年后，“回归社会学”，站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交叉点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学，以“反学科本位主义”和“反方法论本位主义”的整合研究视角，将更多目光从美国投向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揭示现代国家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各种“超国家化”的现实挑战。

作为揭示“超国家化”如何挑战现代国家的一种外部视角，国际政治社会学可以帮助人们反思习以为常的基础概念和研究假设，进而形成更丰富的分析维度去认识现实世界，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在分析层次上，从过度聚焦“高政治”转向更重视过去被遮蔽的“低政治”；其次，在分析单位上，从单纯注重领土边界转向更重视人、事物、身份认同、组织网络、权力机制及其相互联系；再次，在研究对象上，从过于偏重国家转向更重视有组织的多元权力空间对国家的挑战；最后，在研究假设上，从抽象地理解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原则，转向更具体地探究日常政治实践中的人、行为、地方，以及世界社会内部并存互联的国际行动者的动力机制。更进一步而言，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恰恰正是主权国家内部与主权国家体系内部的政治生活结构之间既不完全脱节又存在明显裂痕的复杂关系：究竟是社会在国家中、国家在社会中，还是国家与社会交织互嵌，这既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大核心假设，也是理解“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挑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很明显，无论内部视角还是外部视角，国家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分析单位。因此，下文将基于学界使用最广泛的经典国家定义，初步探讨“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的主要挑战。

二、“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的主要挑战 

马克斯·韦伯没有自己的国家理论，但却作出了学术界沿用至今的经典国家定义：国家就是在特定领土与人口之上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权，并谋求支配正当性的人类共同体。现代政治学诞生百余年以来，大多数政治学者都是在韦伯的国家定义基础上继续丰富其内涵、延展其外延、思考其边界、探讨其困境，进而发展出不同取向的国家理论。在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在领土、对象、权威以及正当性等国家基本要素上，“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的挑战更加清晰可见了。

（一）边界既在领土之内又在领土之间

政治向来被视为以国家为核心的统治技艺或科学实践，传统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均以秩序、安全、主权、权力等本体论概念为价值目标，但又分别重在解释领土之内的国家行为和领土之间的国际互动或国际体系的实际运行。国际政治社会学者注重既在领土之内又在领土之间的“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建构过程，强调人与自然、政治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左右着各种“超国家化”要素，进而挑战着以清晰固定的边界为前提的“领土国家”，挑战着以西欧北欧早期现代国家为范本的“主权国家”。

“领土国家”一向被视为现代政治世界最重要的行为体。作为“领土国家”，现代国家需要确保领土主权，需要处理内外关系，需要国家恰好容纳社会。也就是说，不是国家在社会之中或社会之上，也不是社会在国家之中或国家之上，而是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完全重叠，这很明显是以领土边界为前提的。如果人们的视角陷入这种“领土思维陷阱”，就会忽视下述事实，虽然现代国家大多有领土边界，但晚近两百余年来的领土国家往往不是自然形成的，当代世界不仅有索马里这种所谓“失败国家”，有巴勒斯坦这类领土不清的“非正式国家”，不少大国与其邻国之间的边界也并不完全清晰固定，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时有发生，国家也并不是社会的严格容纳器，一国内部的多民族、多阶层、多元权力形态都是社会的容纳器，一个民族也可能超越国家边界成为跨国的社会存在。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推动着人、商品、资本、资源、文化、知识、信息和技术超越国家领土边界，在某种跨国空间或地理网络中高度流动。

“主权国家”这一理想型也颇受挑战。自J·博丹起，主权概念在理论上更丰富了，在实践中也更多变了。首先，并非所有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都拥有同等的主权，相当多国家一直处于主权残缺、主权能力匮乏乃至半主权状态，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军事主权明显残缺不全，巴勒斯坦、叙利亚、以色列等要么缺少控制领土的能力、要么缺乏高效的官僚机构、要么缺少本国民众的认受或他国的承认，还有不少二战后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长期受制于原殖民强权，比如吉布提之于法国。在信息技术支撑的网络空间中，事实上也只有一个“主权国家”即美国，所有接入美国享有支配权的“国际互联网”的其他国家实际上都很难拥有“信息主权”，俄罗斯因此建构了“主权互联网”，谋求在与“国际互联网”断开连接的情况下，仍能保障领土之内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其次，许多国家已不可能维持理想的绝对主权，不得不让渡部分主权给超国家的政治经济联合体，比如欧盟、东盟及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经贸或政治组织。再次，一些非国家机构或组织却享有实质意义上的“主权”，如标准普尔等信用评级机构对主权国家的评级权；还有一些跨国非政府组织借助专门知识、专业能力、客观立场等获得主权授权，通过某种不以领土控制为前提的地理网络来行使主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莱昂·狄骥、哈罗德·拉斯基等早期公法与政治学者提出过一种“主权转移论”，即主权在特定领土之内的不同组织或集团之间流转，国家只是其中之一，这种超越领土边界的主权流转现象在当代世界更常见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与人类学融合而成的政治人类学，从世界政治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的“哲学人类学”等，都希望在全球尺度上重视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政治，反思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缺陷，进而探究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人类生活境况的影响。国际政治社会学尤其把“地方”和“世界社会”作为概念工具，观察既在领土之内又在领土之间的“超国家化”如何挑战现代国家。

“地方”最初是指地理上的空间分布，在一些非英语环境中也被用来指称领土，在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和强调文化自觉的学术思想中被称为“本土”；注重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宏观结构塑造力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将其视为全球资本主义闭合链条中的一环；吉登斯的结构主义观念则将其引向因应人类实践变化的能动者—结构关系。简言之，“地方”发生了某种进步主义的空间转换：从强调本质、一致、单一认同、固定边界，转向强调建构、差异、断裂冲突、开放流动。这正呼应了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群体是通过建构边界得以形成社会空间并区分你我的，这一社会化过程正是政治场所的意义所在。因此，地方既可以受限于也可以超脱于空间，既可以被划入领土之内也可以超越领土边界，进而形成超越性的新社会政治空间，人们在其中以某种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或权益性的价值目标为旗帜建立政治认同，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舆论谋求正当性，女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寄望于全世界受男权体制压迫的女性联合起来改造性别关系。晚近30年来，“地方性”“本土化”逐渐成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劣势的国家主张发展道路自主性的重要思想武器。

比“地方”更进一步的是人们对“世界社会”的想象，同样对现代国家构成某种不容忽视的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构想过一种“世界市民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仍需对外表现为民族、对内表现为国家，但它追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人平等，并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哈贝马斯等学者将马恩的这个构想改造为：既在民族国家之中又超越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市民社会”。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进一步提出世界社会的蓝图，其成员是地球上的每个人，其正当性在于追求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目标。人们对“世界社会”的直观体验则经历了从空间维度到时间维度的转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社会形成于1450年—1640年间世界范围内的大分工时期，它确定了世界各大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1884年，华盛顿国际经度会议将世界划分为24个时区，让物理分隔的人类行动得以精确协调，时空分离成为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动力，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社会通过对时间的治理有了雏形。信息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时空观念，让世界范围内的即时传播、同时在场成为可能，让战争、生态、疾病等全球问题得以迅速扩散和及时沟通，个体生活与社会体系、全球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日益显著，时间取代空间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准。这意味着既在领土之内又在领土之间的经济、技术、标准和舆论的“超国家化”，成为现代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多样挑战。

简言之，在领土边界维度上，“超国家化”导致现代国家面临两大困境。其一是领土困境，这是指领土相对固定，但要素高度流动，边界因此模糊不清。不仅国内政治是流动的，各种要素在领土之内高度流动并不断超出领土边界；世界政治也是流动的，各种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城市、司法管辖区和特殊税收区之间流动，这种流动既可能是水平的、“去中心化的”、公平互惠的，也可能是等级制的、中心化的、单边霸权取向的。其二是主权困境，包括主权不平等、主权能力不充分、信息主权不对称、信用主权不对等、主权在领土之内或超越领土边界让渡移转、非国家实体享有实质主权等。政治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是这两大困境的主因，它促使人们不能再仅仅运用固定不变的领土边界思维来理解和处理“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的挑战。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完全弃用“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概念，而是希望打破狭隘的专业限制，用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反思视角，形成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为丰富的研究进路，充分揭示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既在领土之内又在领土之间的“超国家困境”。

（二）新政治对象：事/物的崛起

“超国家化”还造就了新的政治对象，这增加了现代国家治理复杂社会的难度。国家权力是对人、地和物的组织和控制力，这种组织和控制力又都以后勤和沟通能力为基础。无论作为人民还是人口，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人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对象，土地限定了国家权力和国际竞争的边界。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物是支撑政府运行的可征税的社会资源，可以保障人口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以及作为国家精英群体与社会大众之间沟通渠道的语言、道路和信息等基础设施。但现代国家仅仅重视前两者已经远远不够。在现代社会，从矿物、大坝、机场这种传统“旧物”，到核技术、生物基因、无线频谱、移动设备识别码等“新物”，一个看似没有能动性的物质世界崛起于领土之内或领土之间，成为支撑国家和跨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关键基础设施。它们对现代国家的影响是双向的，既能在特定领土之内增强国家的力量或权威，也能在领土之间增强某种超越国家的力量或权威，进而削弱国家的权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学技术研究范式和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影响下，人造物与人的联结所构成的权力关系及其对现代国家的挑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科尤其是国际政治社会学者的关注。而实践理论、社会交往理论、后结构主义等思想方法，几乎总是将武器、货币、计算机等物体放在社会文化力量之外，并只是将其作为行动者之间的媒介。行动者网络理论则颇具创造性地将这种“事物”视为关系网络和实践领域的内在要素，将其视为和人一样能够积极有为的“行动者”。此处的“事物”特指能够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状态的客观存在，比如海关出入境身份文件、信用评级报告等，这拓宽了人们对现代国家所面临挑战的视野。

正如拉图尔在阐释巴斯德研究炭疽病细菌实验时所指出的，“行动者”不仅包括巴斯德、农民、投资者，还包括牛羊和微生物。在国际关系领域，核威慑的主体间结构是通过数千枚核弹头的存在来维持的；在金融交易领域，实践不仅需要人类及其身体的能力和行为，还需要计算机及其他技术，比如高频交易，一笔资产可在一微秒内买卖，这对人类而言太快了；在欧洲一体化领域，社会纽带的持久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种文件和标识“被铭记”的实际过程；在社会网络政治中，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也愈加重要。总之，不同的事物（特别是技术）、政治与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交织互联，令现代世界的国家治理、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越来越与由新物旧物构成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形成某种“物的政治”。而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事件，也在物的政治生活中被政治化了，物的流动引发全球性的争议事件，又构成某种“事的政治”。

“事/物的政治”最早由拉图尔提出，并为国际政治社会学者广泛采用。Dingpolitik是一个德语词，英文为politicsofthings，意指事件和物品不是消极的存在，而是能够影响政治生活的积极“行动者”。这一术语的意旨，与英国社会学者迈克尔·曼所强调的“基础权力”比较接近，迈克尔·曼认为物质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都发挥着沟通、后勤、组织和控制功能，构成基础权力的基础结构，对于现代国家和社会及其相互关系而言都非常重要。

在“事/物的政治”中，新的事/物成为权力元素，事/物的关系、过程和争议增强了超国家实体的力量，因而削弱了国家的能力。首先，“事/物的政治”常常涉及知识的转移和权力的扩张，这提升了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地位，他们将杂乱无章的世界转译成关于贫困或战争的权威主张，生成指标、模型和标准，来管理包括国家在内的“越轨者”。其次，“事/物的政治”往往会加强不对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比如美国之所以能将权力触角伸向全球进而在国际规则制定上占据优势，离不开其人类政治史上最大的国防部的后勤配置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再次，事/物的政治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国际或全球争议的发展过程和整体图景，比如围绕海底互联网光缆、跨国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由一系列争议事件、利益相关者及其创制的海量文件构成的信息政治或石油政治，酝酿出诸多让现代国家陷入重围的国际危机事件，展示着人、技术与政治的再生产和重塑过程。

事/物的崛起给现代国家造成了一个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国家治理、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进程都架构在某种关键物理基础设施上，基础设施既支撑流动性、提高稳定性，又带来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还会强化霸权国家对弱势国家的支配，从而导致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治争议和不安全现象激增。因此，“事/物的政治”已经从过去被忽视的边缘地带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所引发的争议事件不再只是存在于物的世界中，不再只是人类实践的媒介，它们以特殊的方式积极参与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对价值标准的重塑、对国际秩序的再造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因此，“通过事/物的治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三）权威在国家之上或国家之外

权威在特定领土之内向政治体系集聚，是“领土国家”“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共同前提，但权威的集聚并非自然而然，权威的分散反倒更为常见。“超国家化”不仅让现代国家不得不面对大量既在领土之内又在领土之间的新问题，也使其权威向两个新的方向分散：要么在国家之上，要么在国家之外。

首先是权威向国家之上分散。世界社会内部的不同系统存在和现代社会类似的功能分化，导致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等系统既在现代国家之内又在世界社会空间之内，从而催生了国家之上的新权威。卢曼认为，只有政治系统在国家空间内进行功能分化，所有其他系统都已出现超越国家边界的趋势。迈克尔·祖恩等国际政治社会学者则与之不同，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张力让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可以长期控制其他系统并限制其“超国家化”发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社会政治系统的不同单元开始按照某种劳动分工方式进行分化，并呈现出下述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形式上主权平等的国家间的区隔分化，这种分化正在受到晚近30年来“超国家化”的全球治理的削弱。第二种是全球治理过程所产生的国家间等级分化，各国主权在实质上“不平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大国拥有对其他国家安全状态的判定权和采取措施的决策权，拥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在核扩散条约中的不平等地位，都是这种等级分化的制度化体现；美国的单极霸权体系则是其非正式体现。第三种是全球多层治理格局的功能分化。多层治理意味着国家和超越国家权威之上的超国家或跨国家层级组织都成为治理主体，每个层级均可行使权威，在特定问题上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只要不违反公认程序，其他组织就不能单方撤销该权威。如果多个层级都有权威，就往往需要彼此之间协调决策。尽管国家在其中仍然很重要，但也只是可以执行某些任务的机构之一，不再是发挥所有功能的最重要政治机构。在多层治理中，层级间互动往往需要首先对问题进行跨国识别认定，决策在跨国或全球平台上制定，决策的执行却还要回到国家层面。

因此，全球治理与其他治理层级之间不是竞争关系，它由不同层级和组织之间的互动构成，没有哪个层级或组织可以单边行动。就此而言，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区隔分化，已经转变成以劳动分工或全球政治系统的功能分化为特征的多层政治实体并存，从而令世界社会的政治系统呈现出“超国家化”趋势，而且与竞争环境下以领土为边界的政治单元相比，功能分化的多层治理使得政治系统更不可能任意干预其他系统。这样一来，国际政治系统内的职能分化就有可能推动整个国际系统的功能分化，也就是说，世界社会政治系统内日益增加的功能分化将进一步加深不同系统之间的功能分化。不过，在真正的世界社会来临之前，由于“超国家化”与“跨国治理”的内在龃龉，多层治理并不必然导向政治系统的功能分化，它很可能会在等级分化与功能分化之间徘徊。

在当今世界，跨国治理和全球治理主要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召开国际会议等不同行为体间的意义沟通，借助不同政治层级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超国家问题”的合理而有效的治理。这种治理要么加强金融、司法、军控等领域的“超国家政治权威”，要么强化拥有强大自主性的“超国家商业权威”。前者如行使区域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定义权的世界卫生组织；后者如晚近30年来形成的成员众多、组织细密的跨国机构网络，它们常常比传统国际机构更咄咄逼人地限制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威。“超国家政治权威”和“超国家商业权威”都在国家之上，可以给特定国家设定义务，且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特定国家的同意。

其次是权威向国家之外分散。国家一直被视为政治权力的元场域，跨国连横的多元权力场域则孕育出国家之外的新权威。在国家元场域内，国家不仅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权，还垄断着符号暴力的行使权，只有国家场域可以生产用于等价交换的特殊资本，让不同形式的资本产生等价关系，各社会场域的不同精英都努力控制自身所积累的不同资本之间的转化率。但是，权力场域并不局限在国家权力场域之内，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逻辑、符号权力和国际价值的跨国交换以及思想观念的国际传播都催生着多元的权力场域。比如，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如SCI、SSCI）发表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研究以及人文交流等方式，现代学术研究群体建立起跨国互连、只与国家部分关联的学术场域。又如，国际医疗安全保障协会、国际信息系统安全协会、国际女性安全协会、国际警察局长协会、国际专业保安协会等机构所形成的全球安全场域。越来越多的专门知识场域在国家之间交织连横，不再受制于国家的领土边界，这些跨国行为体在国家之外、在国际之间构成了新的知识权威网络，形成了一种与国家元场域纵横交错的国际权力场，它们既与特定的国家权力纠缠不清，同时又从某个侧面消解着国家的政治权威，导致国家很难再垄断权力的流通和不同场域的资本转化率。

这些国际权力场域的出现，既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也是职业化专家在国内权力场域中竞争优势位置的产物。以安全场域为例，二战结束后，国家内部安全场域与外部安全场域之间缠斗不休，导致警务、反恐、情报、边防、移民部门之间的关系不断重新定位。各种职业化专家在国内权力场域的竞争中，愈加倚重跨国专业联盟提供的跨国知识与符号权力资源。这种国际化策略与国内社会地位的关系，成为国际化精英提升自身资本、重塑形象和自我再生产的重要因素。各类跨国专业行会在法团主义利益指引下，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形成某种自治权，尽管这些跨国专业群体仍然依赖其在各自国家内部的权威地位，但他们在国家之外形成的权力场域却让现代国家在领导力上日益“去政府化”。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空间，保守者、继承者与颠覆者都为争夺场域内的定义权而战。在国际权力场内，跨国专业“行会”自视为适应全球性的革新因素，他们斗争的对象是传统的政治家，双方围绕依然高度国家化的利害关系，特别是金融、安全、生态等“超国家问题”，争夺着资本转化率的支配权。现代国家成为强调领土边界、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保守派，正在承受倡导弹性流动、普适主义、全球责任等原则的跨国知识权威群体的更大挑战。

权威向下分散是现代国家面临的传统挑战，权威向上或向外分散在理论上也许并不是对现代国家的新挑战，但在现实层面，全球治理、多层治理以及跨国知识权威群体的兴起等“超国家现象”，对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前所未见的巨大影响。

（四）正当性的内在困境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仅仅依靠暴力长期存在下去，因此，一旦垄断了特定领土之内合法暴力的行使权，国家就需要塑造政治权威的正当性，谋求人们的主动服从。在社会理论层面，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依据主要有三种理想型：长老型、超凡魅力型和理性化的法理型。在政治理论层面，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依据包括国家理由和治理理由两大类型，前者以领土为边界，后者以人口为对象。在西方社会的统治史上，国家理由的出现与早期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步。16世纪末17世纪初，罗马帝国衰落，新教运动风起云涌，以西欧的英格兰和北欧的荷兰为代表的新教民族国家举起民族主义旗帜，力争摆脱天主教皇控制，它们谋求国内权威向君主集聚，同时以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幸福为理由，将人民的数量多少视为国家力量的标尺，谋求增强国家力量，避免被强大的邻国吞并。为了获得合格的常备军兵源，国家需要保障公共卫生；为了防止城市陷入混乱，国家需要确保粮食的流通；为了确保社会安全，国家需要有专门的警察司法机构处理犯罪；为了维系欧洲势力均衡，国家建立了职业外交官群体。人之为人的重要生命事项，诸如出生、衣食住行、婚姻、疾病、死亡等逐渐都纳入国家统治范畴，这些16世纪—17世纪发展起来的国家理由通常都是以特定领土为边界的。

17世纪—20世纪之间，西方社会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国家理由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治理理念，还是一种思想方式。通过对“最好的治理方式”的不断反思，自由主义将自身实践的理性化原则界定为经济最大化，追求用最小的治理成本实现最大的治理效果。因此，对自由主义来说，最好的治理就是“经济的治理”，而“国家总是过度治理”，自由主义因此将自身的正当性建立在对过度治理的批判也就是对国家的批判上，现代国家的正当性饱受冲击。基于“经济的治理就是最好的治理”这一根本原则，一方面，市场要给国家套上缰绳，不再是国家因为市场的内在缺陷而干预市场，而是市场成为国家的主权者，保障市场的运行成为国家存在的理由，国家不再有自身的特殊理由。另一方面，人口必须变成自由流通的市场要素，各种市场要素要超越地方、超越国家的领土边界，在整个欧洲及其殖民地所构成的世界市场上自由流动。从此以后，人不再是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而是经济动物，是自身人力资本的企业家，“经济人”成为人类种群的基本特征。人口也不再是法律主体或劳动力大军，而是政治主体，是自由主义的治理对象。人口的一切重要生命事项可以也必须加以规范，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态度观念可以也必须加以干预，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由此建立在“人口的可治理性”上，“人口的可治理性”又建立在人口的共同性而非个体的多样性上，而人口最大的共同性就在于人之为人的生物学、病理学等生物种群特征。因此，自由主义就是建立在人口生物特征之上的特殊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包括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体制、维系世界市场的国际金本位制和势力均衡体系四大支柱。对卡尔·波兰尼来说，这就是西方社会的19世纪文明。在米歇尔·福柯那里，这就是生命政治，也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总体权力战略和政治战略，同时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

但是，在超越国家理由之后，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也面临巨大的内在困境。这是因为，虽然自由主义治理理由所指向的“人口的幸福”依赖世界市场，但人口和人民的定义和范围都仍然是民族国家领土之内的主体民族，民族国家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这事实上是以殖民地原住民或世界市场的弱势国家及其人民为代价，来保证西方国家“人口的幸福”，从而构成强烈的伦理冲突。同时，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还存在内在的政治悖论。如果自由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如果一切要素的流动都必须超越领土边界，如果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就在于自由，西方社会为什么还需要国家这样的强制机器就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通过将市场真理化来解决这个困境，市场成为真理，效用成为条件，世界市场成为西方社会共同繁荣持续发展的场域，国家成为市场的保障，既要生产自由又要管理自由，也就是要建立控制，消除危险，保障作为自由的反面和条件的安全。这种自由和安全的悖论，既是自由主义治理的核心，也是自由主义特有的权力结构。

但这并没有消除现代西方国家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比如出于安全、健康等理由对流动性的控制，难民福利权的人权化悖论，人口再生产意愿和能力的严重下降，内政外交的双重标准，保守主义的复兴，以及重新回到领土边界内强调国家理由的“再国家化”的政治思潮，都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与国家理由之间长期冲突的产物。自由与安全的相互依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的冲突，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叙事及其国家建制与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暴力、社会控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金融霸权等非自由主义的内外实践，也都是自由主义治理术内在困境的外在表征。自由主义全球化所赖以运行的基础设施、金融霸权以及普适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正在受到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挑战，这种挑战要么仍然受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驱动，要么出于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要么出于以领土为边界的国家理由。因此，自由主义治理理由的内在困境既是现代西方国家内在的，也是以现代西方国家为师的国家必需审慎对待的。

三、结语：思考“国家未来”的新学术议程

分析表明，现代国家的领土边界、统治对象、权威地位和正当性等基本构成要素，正在受到“超国家化”的直接挑战，跨学科的开阔视界和多样化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推进对这一挑战的深入认识。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政治观，对全球政治的“大”与个体生活、案例叙事、技术细节的“小”之间复杂多元的情境化联系的批判性深描，对“小”如何构造“大”和“大”如何嵌入“小”的过程溯源，对“超国家治理体制”与国家治理体制中的公民身份困境的制度思维，对警察与军队的管辖权和职能的同质化如何削弱传统的国家内外安全分界线的功能分析，对跨境流动中的安检技术、健康报告、筛查区分的生命政治考察，对人类、生物圈与环境政治的“人类世”思考，以及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等结构性要素的比较历史分析等等，诸如此类直指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与全球困境的思想方法，都可以更具体地展现颇具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超国家化”带给现代国家的现实挑战。

为了更深入理解进而有效处理这些挑战，现代国家及其研究者还需要重视下述四个分析框架。首先是“治理的配置学”，借助政治学中较为成熟的统治、治理与权力分析，考察由各种外交军事配置、自由主义的国际配置构成的国家政治、全球政治和生命政治，探究现代世界如何治理“国际”，通过什么理据和技术治理，及其所塑造的议程、所追求的目标。其次是“秩序的谱系学”，厘清各类治理配置的超越性基础，它们预设了何种社会的、经济的、自然的、法理的或神秘的秩序观，是人性、全球经济、“大地的法”、国际法还是宇宙法，从而理解国际治理、全球治理的前因后果、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再次是“正当性的考古学”，思考主权及其相互关系得以界定的意义层面：主权如何引人注目，国家及国家间的职能、仪式、体育或娱乐事件如何体现主权的荣耀性和超越性，以及主权如何确保正当性，如何获得政治认同。最后是“主权的机制学”，关注主权之为主权的内在本质，即作为诸能力集合的主权，被授权给具体行动者的主权，在税收等具体实践中实现的主权，以及必须履行维持和平等具体职能的主权；阐释主权享有何种权力能力，谁在行使这些权力能力，这些权力能力能够创造和区分何种政治空间和国际空间。这些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也可以用于国内政治研究，尤其是可以把国际政治研究与主权、国家和国家联盟对国际秩序的塑造这一传统焦点结合起来，处理后冷战时代涌现的种种“超国家化”的全球问题对现代国家的挑战。

概言之，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信息、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形式等方方面面的“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构成了巨大挑战。现代国家事实上身处各种跨国连横的权力场域和功能分化的世界社会之中，不得不面对既在领土之内又在领土之外的诸多困境，不得不面对模糊不清的边界、不停移转流动的主权；不得不面对既支撑流动性、稳定性，又带来不确定性、脆弱性，还可能增加霸权支配的新事物；不得不与自身之外或自身之上的政治权威、商业权威或知识权威共处；不得不在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生命政治对象的人口之间左突右支，不得不在各种国家理由和治理理由之间作出符合政治正当性的抉择。

面对这些“超国家化”的挑战，现代国家及其研究者既需要思考如何从区域和全球尺度上识别问题、界定困境、配置资源、构想政治、理解世界，也需要运用新的唯物主义视野来认识“事/物的政治”、统筹通过“事/物的治理”，还需要重新理解个体经验、国家政治与世界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更需要秉持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路径，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深厚理论与丰富方法运用到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把历史与逻辑、思想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揭示“超国家化”的内在可能性，阐释国家生活与世界格局的衍变，从而发展出能够回应时代问题、适应时代需求、为大多数人的困惑找到答案的思想理论和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