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历程做了简要的回顾，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民国时期（1911－1949），为中国民族史学最初形成及发展时期；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1949－1979），为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正式建立及发展时期；三是改革开放至今（1980年至今），为中国民族史学繁
提 要：本文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历程做了简要的回顾，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民国时期（1911－1949），为中国民族史学最初形成及发展时期；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1949－1979），为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正式建立及发展时期；三是改革开放至今（1980年至今），为中国民族史学繁荣时期，又可分为1980—1995年及1995年至今两个阶段。本文对每一时期民族史学的特点做了论述。最后，对现今民族史学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作者简介：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刊于《西北民族论丛》第二十辑。
中国历史上历史编纂学及史学颇为发达，在历代官方编纂的正史、实录、起居注及浩如烟海的史学文献中，记录了古代四夷各族的历史，为研究民族史学（或简称“民族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可视为中国民族史资料之宝库，也可视为古代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滥觞。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
民国时期（1911－1949），为中国民族史学最初形成及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因处于列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边疆危机、日本入侵的危亡关头，当时许多史学大师们纷纷开始研究中国民族史的问题，如王国维对匈奴、鞑靼、蒙古的研究，梁启超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的研究论著（如《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而仅以“中国民族史”为主题的相关著作，就有王桐龄（1928、1932，北平文化学社）、吕思勉（1935，世界书局）、宋文炳（1935，中华书局）、缪凤林（1935，中央大学）、林惠祥（1936，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专著。此外，还有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上海亚细亚书局）、金毓黼的《东北通史》（1941，三台东北大学）、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19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这些论著首先在中国民族史的理论问题，如民族的定义、中国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和汉族多元合流、民族平等方面，均有讨论和建树；其次，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涉及古今中国的民族及其经济、文化习俗；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开始引进国外的民族学、人类学的新方法，注重田野调查等。①
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先生于1939年2月13日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论文，引起学界的争议和国人的注目。②1943年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的“国族”与“宗族”的理论，影响更为深远，至今仍是学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③此外，在民国时期，对中国一些主要少数民族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取得了可喜成绩，如对藏族④、蒙古族、党项及其所建西夏（如王静如先生一系列关于西夏文的论著）、回族（如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的一系列论著），等等。
在民国时期，各种与民族史相关的学会纷纷成立，如中国民族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新亚细亚学会、社会学学会，以及这些学会所办刊物及其他报纸杂志，多有关于中国民族史学的内容和论著发表。许多大学开设了与民族史有关的课程（如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另有西北大学、中央大学设置的“边政系”，培养了有关民族史方面的专门人才。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可以说已开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先河，并且得到一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科正式建立的坚实基础。只是目前我们对这一时期民族史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相信今后会有更大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为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正式建立及发展时期，主要指20世纪50—60年代、60年代末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民族史学处于停滞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落实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统一和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迫切需要，是促使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另外，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之下，民国时兴起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因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基本上遭到冷遇和取缔。而中国民族史学却在历史学的框架下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当时许多民国时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转向了民族史的研究，如我的导师马长寿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是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机遇，也是其正式成为历史学下一个分支学科而得到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与其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一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唯物史观作指导，以当时苏联民族学、民族史学为借鉴的，其发展也具有这一显著的特征。中国民族史学的蓬勃发展和正式建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50年代初，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从1953年开始，民族学家们协助政府连续进行了14年的全国民族识别工作，至1979年才完全结束，共识别和由国家认定了55个少数民族。学者们通过调查、讨论，获得了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大量资料和新的认识。关于50年代的民族识别，近几年来逐渐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及讨论，总之，关于50年代的民族识别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同时，从1956年开始至1964年结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下，组织上千人的队伍，对全国各地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历史调查，共搜集几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和档案）及摄制的几十部影片资料，先后内部出版400余种共计6000多万字的各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国内少数民族新旧社会交替发展最为珍贵的资料。特别是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组织研究、编写了55个少数民族的史志（内部发行），使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有了记述自己历史的著作，这是中国民族史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
第三，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是属于历史学科的，而历史学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迅速发展。当时历史学的最大转变之一是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开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重视和研究历史上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历史。比如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影响最大的中国通史著作，即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及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均增加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历史的内容，并做了新的评价。
而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断代历史，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并有了新的认识，如魏晋南北朝史、辽史、金史、西夏史、蒙元史、清史等。当时的学界，特别是史学界也对中国民族史学一些主要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汉民族形成问题⑤（所谓“五朵金花”之一）、历史上中国疆域与民族、民族英雄与民族战争、民族同化与融合等问题的讨论等。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这一重大变化，是目前国外史学界视而不见的，他们仍普遍以历史上一些封建史家的著作为依据，顽固地认为历史上只有汉族建立的国家才是中国，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是异民族对中国的统治等。
第四，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蓬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许多著名的史学家、民族学家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一批有关民族史的佳作和资料集，以及少数民族考古文物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等。这些论著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民族史的重要参考。如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1962，上海人民出版社），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1958，科学出版社），宿白在70年代《文物》杂志发表的结合新的考古撰写的三篇关于拓跋鲜卑的论文⑥，冯家昇的《辽史证误三种》（1959，中华书局），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196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196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林幹的《匈奴史》（197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韩荫晟主编的《柔然资料辑录》（1962，中华书局），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1958，上海人民出版社），马长寿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岑仲勉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1958，中华书局），冯家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1958，民族出版社），白寿彝的《回民起义》（1952，神光出版社），马长寿主编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完成于50年代打印本，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王森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1965年内部铅印），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1958，科学出版社）和《新唐书南诏传笺证》（1963，中华书局），童思正的《古代的巴蜀》（1979，四川人民出版社），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1965年刻印第1辑）及《云南民族史讲义》（1957年刻印本），马长寿的《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1961，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古代彝族史》（1959年刻印本，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等等。
此外，还有大量有关中国民族史的论文，涉及族源、社会性质、经济文化及其他民族关系等内容。这里不再列举，可参见达力扎布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相关部分。
第五，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正式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民族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全国各综合大学的历史系中大多开设了中国民族史的课程或专业，如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由马长寿教授主讲，编写了《中国兄弟民族史讲义》作为全国高校交流教材）、云南大学历史系（由方国瑜教授主讲，有《中国民族史讲义》）、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均开设了课程或设有研究室；云南大学历史系还设立了民族史专门化专业，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云南大学、西北大学还专门招收培养民族史的研究生，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更是集全国民族学、社会学著名专家，培养与民族史相关的民族学研究生；南京大学开设蒙元史研究室，招收研究生（当时无学位制，60年代国家高教部正筹办副博士学位制，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这些研究生大多成为80年代后中国民族史学的专家。在50年代各大区成立的民族学院里，中国民族史作为课程也多列入其中。
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民族研究所，下设民族历史研究室；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各省区也建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其中一般都设有民族史的研究部门；从中央民族学院到地区民族学院大都设有民族历史的研究室或研究所。
中国民族史学虽然于这一时期正式建立并蓬勃发展，但是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与历史学一样，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强调突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将马克思唯物辩证史观简单化、公式化；研究受政治运动影响，多有禁区，研究范围狭窄；与西方学术交流少；等等。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中国民族史学繁荣时期，又可分为1980年至1995年及1995年至今两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70年代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此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学术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思想得以解放，禁区逐渐被打破，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研究逐渐被克服，中国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及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应是中国民族史学得以不断发展繁荣的动力和根本原因。
第二，在这一新的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机构不仅得到恢复，而且不断壮大；研究人才培养和队伍的扩大，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80—90年代，在北京恢复和重建的相关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后改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后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各省区的民族研究机构也纷纷恢复和重建，中央民族大学及各地区民族大学和一些综合大学纷纷建立研究机构。以上这些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有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分支机构和人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第三，特别是80年代以来，教育部在全国高等学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行研究生学位制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专业、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中囯少数民族史专业，每年招收和毕业的硕士、博士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和从事科研的能力，大多成为90年代至今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和骨干。
第四，民间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学术交流日益广泛。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的民间群众性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关于民族史学的学会主要有：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百越民族史学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中国回族研究会，以及各省区成立的相关学会，如四川藏学会、新疆维吾尔族文化研究会等。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于1983年，至今已开展过18次年会，每次有一个讨论主题，加强了学术交流。此外，各相关机构也不时组织各种类型的学术交流活动，大大提升了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水平。
第五，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子出国深造、交流、合作的机会增多，促进了国内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中国民族学界与国外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如邀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国内考察、讲座、参加学术活动，翻译出版相关国外名著。同时，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学人，或出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或与国外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或出国访问等以多种形式出国深造。他们引进了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冲击传统中国民族学史，形成了中国民族史发展新的趋势。
正是在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民族史学在这一时期的繁荣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和方法讨论的深入和新的理论方法的引进。如原来的一些理论（如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疆域等）讨论的深入（如1981年香山民族关系研讨会），以及族群概念的引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新理论的探讨等。
（2）研究禁区的打破和研究领域的逐渐扩展。如果说50－7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重点在不多的“族别史”研究之上，到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族别史”研究更加丰富（如一些过去研究不多的民族历史有了专著问世）的同时，区域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断代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边疆史、民族文化史、民族社会史、民族经济史、民族法制史等研究逐渐兴起，并多有学术水平较高、社会影响大的论著出版和发表。90年代至今，理论的、综合的、学科交叉的民族史研究逐渐引领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走向。
（3）成果丰硕，学术水平逐渐提高。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论著的
出版及相关杂志刊登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而且其中多有学术水平较高的论著问世，在此不一一列举。可参阅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揣振宇主编的《中国民族学30年》一书第四章，详列研究论著，并做简要评述。另一部是达力扎布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2010，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此书全面系统论述60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成果及不足。全书共分八章，每一章按时代详列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论著），并做简要评述。
两书编纂体例不同，各有优劣，相较之下，达力扎布书更便于检索，内容更为全面、丰富，但均为中国民族史学学术史重要的著作，值得重视。
（4）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由于世界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边疆民族地区（新疆和西藏）分裂势力的抬头，边疆民族问题凸显，因此，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现实反分裂的斗争、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由国家和边疆地区组织编写的《西藏通史》《新疆通史》，清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清史典志民族志》等重要研究著作先后启动；国家及各省区、各部委均加大了民族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导向，这也应是现今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如果要对今天中国民族史学进行一些展望的话，笔者想以2013年中国民族史学会第16届年会暨庆祝学会成立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作一陈述。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民族史学仍然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1世纪以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或民族学下面重要的一门学科，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及国内民族问题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也越来越为社会各阶层重视。就民族史学本身而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新一代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通过网络和出国交流的机会，能够从国外学习和引进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至许多史学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和历史辩证主义已完全过时了，于是，他们纷纷引进国外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特别是近代民族史。对此笔者并不反对，有时还鼓励笔者的研究生做一些尝试。这是民族史学界近年来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笔者认为，现今民族史学界出现了三种情况，或称之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对国外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崇拜，于是生吞活剥，消化不良，赶时髦地应用于他们的研究之中；他们的论著大多不符合中国历史和现状，有的让人无法卒读，看不懂，但很时髦，于是很多青年学者趋之若鹜。当然，学习新的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有一个过程，对他们也不必过于苛求。
第二种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在反思50—60年代贴标签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认真学习国外相关科学的民族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并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比如，借用国外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学中的历史学派等。这是将传统民族史学与其他现代相近学科（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相互交叉、融合的结果，值得发扬和提倡。
第三种是仍有大批老、中、青的学者，坚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史学，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进行民族史学研究，这仍然是目前中国民族史学界的主流。尽管他们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讥讽为官方民族史学，或已过时之学说等。
总之，笔者认为，如今以上三种类型的民族史学研究均存在，这就是民族史学的现状，可以说，这是中国民族史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今后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在继承、发扬中国民族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国外相关的新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将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①参见王文光、段红云《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参见费孝通《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重庆《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4月5日）等。
③刘会军：《〈中国之命运〉论析》，《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娄贵品《陶希圣在〈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香港《二十一世纪》2012年6月号等。
④参见王尧、王启龙等《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⑤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⑥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