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寨建筑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推介文献

 

Yin, Chengzhi, & Qian, Xingyu. (2020).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simulacrascape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function, lo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authenticit

y. Cities, 104. 

 

殷成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规划与治理

钱星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基层治理与公共政策【也是本则推文荐读的作者】  

 

 

 

 1  论文摘要

 

仿制景观（simulacrascape），即所谓的“山寨建筑”普遍存在于许多的中国城市之中，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重塑着中国的城市空间。然而，当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和媒体对此类城市景观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审美批判上，往往忽略了其背后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中国城市仿制景观的空间生产过程及其机制。本文引入了一个由经济功能（economic function）、地方认同（local identity）和文化原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组成的后社会主义叙事（post-socialist narrative）的理论框架来帮助理解这一现象。这一理论框架旨在沟通政治-经济途径和文化-政治途径两个城市理论学派。本文遵循建筑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基于大量的质性数据和田野考察，对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一中国仿制景观热点地区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解构和比较，以揭示仿制景观的空间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景观企业家、地方政府（城市政策制定者）、消费者、媒体和公众形成了一个 "仿制联盟（simulacra coalition）"，推动了仿制景观的生产。嵌入在仿制景观中的经济功能发挥了新自由城市主义（neoliberal urbanism）的作用，其决定了当地人对文化原真性的认知方式。同时，文化原真性成为一种以体验为中心的认知，被地方认同所重塑。本文认为，仿制景观的空间生产不仅仅是一种新自由城市主义，也是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城市语境下的一种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2  理论框架

 

2018年12月，民政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六部委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清理带有“洋地名”的小区和街道。很快地，这场 "改地名运动"的政策动员在2019年席卷了全国许多城市并引起了广大民众和媒体的激烈讨论。大量的“洋地名”也被迫按照该政策中的官方命名标准进行了整改。有趣的是，在如今的中国城市里，却很容易找到大量的模仿西方城市的景观。

如何理解中国仿制景观的空间生产机制及其背后的权利关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Marxist urban studies）通过政治经济的视角关注城市的资本积累和土地运作，"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 和"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理论解释了城市经济发展、地方精英、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开发之间的关联（Molotch，1976；Rodgers，2009；Cao，Feng & Tao，2008；Zhang & Wu，2008; Wu，2015）。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市场转型期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城市发展路径。然而，文化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则认为，城市增长不仅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过程（Ribera-Fumaz，2009；Silver & Clark，2016；Wu，Wikes，Silver & Clark，2019）。因为 "每个城市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习俗和传统，可能以某些独特的方式塑造本土环境"（Clark，2007）。对此，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新定义的城市空间，城市仿制景观不仅是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种新自由主义城市发展策略，也是中国城市政治化语境下的一种文化本土化的政策措施。

为了解读中国当下城市空间的独特性，本文引入了由经济功能（economic function）、地方认同（local identity）和文化原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构成的"后社会主义叙事（post-socialist narrative）"框架，以帮助我们解读仿制景观的空间生产过程。正如Alsayyad(2001)认为空间叙事将地方与更广泛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本文中的后社会主义叙事指的是东欧共产主义垮台、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原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向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转型。根据我们收集的田野资料显示，对经济功能的追求仍然是仿制景观生产的基本动力，而后社会主义下的民族主义所蕴含的地方认同感正在重塑人们对仿制景观文化原真性的审美认知。相应地，这一文化政治过程将进一步影响地方政府对城市形象的宣传政策。因此，作为文化维度的原真性和作为政治维度的地方认同被整合在这个后社会主义叙事框架中。正如Diener 和 Hagen（2013）所认为的“多样化的城市空间通过其审美、功能、布局和尺度来反映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权力关系"。

  

 2.1  经济功能

 

仿制景观的经济功能是为城市资本积累而服务的。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建造仿制景观可以追溯到2000年初期，当时胡温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对外开放政策，并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有助于带来大量的外资促进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快速推进的市场化转型迫使中国的城市变成 "创业型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ies）"，从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Wu，2003；Ye，2013，2014）。中国的许多城市政府喊出了 "打造国际化城市"、"塑造国际城市形象 "的口号。于是，地方城市政策和规划文件中很大程度上将所谓的"国际城市形象"理解为一种模仿西方城市的景观和建筑。城市经济转型从视觉上反映了城市形象从蓝领制造业到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审美转变（Chen，2009）。上海的 "一城九镇工程"就是仿制景观作为资本积累的最典型案例之一。这是上海市政府利用城市品牌战略来获得更多资本和促进上海郊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手段(Xue & Zhou, 2007; Wang, 2009; Shen & Wu, 2012a)。 

 

 2.2  地方认同

 

除了经济功能外，中国仿制景观的空间生产还是一种本土化和政治化的过程。后社会主义叙事框架下的地方认同反映出了本土化的审美认知对仿制景观的影响。它强调空间的生产和再是"嵌入在建成环境中的地方认同叙事，与地方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Diener & Hagen，2013）。近年来，中国国内日益上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城市居民的空间消费审美偏好从“从崇洋媚外（xenocentrism）” 逐渐转变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地方身份认同成为一种普遍的叙事话语，仿制景观的建造则是通过重塑城市景观来展示特定的文化政治叙事（Czepczyński，2008；Stanilov，2007；Stenning，2005；Stenning & Hörschelmann，2008；Hirt，2013）。

 

 2.3  文化原真性

 

学术界对文化原真性的讨论已经从 "一个客观的概念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建构"（González Martínez，2017）。人们对仿制景观真实性的审美认知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被上述经济功能和地方认同所共同塑造。也就是说，一个仿制景观是否具有文化原真性取决于当地人自己如何定义它。从地方认同的角度来看，文化原真性的争论来自于 "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的叙事，并产生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东方VS西方、传统VS现代、自然VS文化、核心VS外围、自我VS他者、本土VS外来（Eggener，2002；Nalbantoglu &Thai，1997年）。在东方主义的叙事中，全球南方的城市景观依赖于西方殖民者留下的殖民遗产，这些遗产使他们在技术和制度上取得了进步，同时也推动了他们的城市和国家的现代化（Said，1985；Jacobs，2002）。这种有失偏颇的叙事呼应了Edward Said (1979)的著名批判：“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the Orient was almost a European invention, and had been since antiquity a place of romance, exotic beings, haunting memories and landscapes, remarkable experiences）”。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领域，文化原真性被认为是一种 营造"当代主流需求和品味 "的新条件，成为打造旅游景观的标准之一（Ashworth，2011）。然而，文化原真性是一种由游客自己建构的 "以体验为中心 "的真实性，其真实程度取决于游客的主观认知和大众媒体所塑造的刻板印象（Koontz，2010；Cohen & Cohen，2012）。因此，以异国风情营造的仿制景观往往容易激起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感，进而质疑其文化原真的合法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网民批评中国的仿制景观是“山寨建筑”。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的方法论遵循建筑人类学范式，旨在解释建筑形式是如何通过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实践而被物化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Ingold，2007；Buchli，2013）。在本体论层面，建筑人类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涉及到文化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城市人类学），它寻求一种关于空间叙事的解释学方法（Daniels & Lorimer，2012）。在认识论层面，空间叙事通常是在对 "人们的生活、行为、情感以及社区组织、公民社会、社会运动、集体记忆和文化现象 "等人文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Kwan & Ding，2008；Elwood，2006；Azaryahu & Foote，2008）。通过空间叙事的途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行为动机和权力关系，并有助于解释特定空间中的人物和事件的互动过程（Smith，2000）。在方法论层面上，民族志方法、参与式观察、访谈和话语分析被用来解读建筑过程中的行动者网络，以及 "参与塑造建成环境的规划、图纸、模型、技术和政策等"（Stender，2017；Hagen & Rudningen，2012）。而话语分析被用于质性数据的解码，因为它是一种处理基于视觉图像和文本概念的有利方法，有助于研究者解释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Blommaet & Bulcaen，2000；Lu & Qian，2019）。

 

 3.1  案例选择

 

采用网络爬虫技术，以“山寨建筑”为关键字对腾讯、新浪、百度、环球网、网易、搜狐等主要的中文新闻网站的相关报道进行检索，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是山寨建筑报道的最热点的地区。本文选取了位于石家庄市的两个代表性仿制景观案例：河北美术学院（HAFA）和河北长城文化创意产业园（HCCCIP）。这两个案例皆位于同一城市，几乎处于相同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但其仿制景观最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这两个案例几乎构成了一对 "单位同质性"，其内部有效性相对较好，有利于进行因果推断（Yin，2017）。我们在2019年4月和5月在这两个地点进行了田野考察和数据收集，2019年11月进行了一次补充田野考察和访谈（见图1）。

 

 

 

 3.2  数据来源

 

分为三部分：

1）访谈。包括两个仿制景观的主要创始人（景观企业家）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游客、入驻的文创企业负责人、HAFA的学生、本地村民等。

2）当地政府有关HAFA和HCCCIP的会议报告、当地的相关的城市规划政策和文件、石家庄市政府和河北省省政府历年出台的关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这些资料表明，石家庄市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下，通过制造仿制景观来发展地方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并且为政府主导的城市营销提供了证据。

3）通过网络爬虫技术在各个新闻平台上采集了7738条新闻评论数据（HAFA 4361条，HCCCIP 3377条）。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有意义的高频词和关键词，并过滤掉无意义的评论。最后采用扎根理论方式对提取的信息进行三级编码，归纳出经济功能（economic function）、地方认同（local identity）、文化原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三个具有理论意义的维度。

我们利用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对三部分数据进行仔细比对和分析，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案例研究的内部效度。

 

 4  比较案例分析

 

HAFA通过成功打造仿制景观的经济功能（即艺术教育项目、文创产业等）来实现新自由城市主义。具体而言，作为一所民办高等院校，HAFA的空间功能本来就是为艺术教育服务的。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民办高校处于最底层，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也没有足够的名气吸引学生。因此，作为景观企业家的创始人甄忠义（院长）通过在校园里做一个大型的仿制景观来营销其教育项目。HAFA通过生产瞩目的仿制景观，打破了这种民办教育招生的劣势局面。这有助于学校营销自己，吸引更多的学生入学。在获得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后，HAFA成为石家庄市下属县级市——新乐市的最高学府，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被当地政府认为代表了其城市形象。另一方面，由于该项目被《2010-2015年河北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政策列入了河北省重点文化项目之一，这就要求景观企业家将其规划与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相匹配。作为回报，当地政府为期提供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优惠政策，让其依托HAFA发展更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很多，设计师、艺术家、摄影家被吸引来这里办展。此外，HAFA还与一些摄影工作室合作，将 "魔幻城堡 "作为景观资源进行销售，为想要拍摄国外背景的婚纱照的人提供便利。在媒体的大量报道下，学生、艺术界人士和游客都成了 "魔幻城堡 "的消费者。因此，这些运作良好的商业模式将人们和媒体的注意力吸引到其经济功能上，而不是一味地挑剔和评判其文化原真性。如此，在HAFA制造的仿制景观就得到了政府很多政策上的支持，甚至被当地政府用来做地方营销。 

 

 

[图2. HAFA哥特式城堡仿制景观全貌]

 

 

[图3. 经营成功的经济功能]

 

相比之下，HCCCIP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景观企业家（GW集团）打造了一系列醒目的仿制景观（如狮身人面像），用于影视拍摄和旅游观光。为了获得地方政府更多的文化优惠政策，他们试图利用仿制景观来培育文化产业。然而，HCCCIP设计的所有经济功能都失败了。后来，这个仿制的狮身人面像在被MAE（埃及文物保护局）投诉后，引起了国内公众和媒体对其文化真实性的强烈批评。而与此同时，其失败的经济功能也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化的原真性上。很多人在新闻评论中强调 "中国绚丽的文化、历史和遗产 "来表达自己的地方认同，反对当地建造这些仿制景观。随后，多家中国官方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这座仿制的狮身人面像被官方定性为有损中国 "文化自信 "的政治论调。其文化原真性的合法性受到了反崇洋媚外（anti-xenocentrism）和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意识形态的强烈挑战。舆论一致谴责其未经授权的版权和不美观的 "山寨 "外观。被污名化的“山寨建筑”进一步压垮了HCCCIP的经济功能。虽然这位景观企业家向当地政府积极寻求政策支持，但由于政府认为这些广泛的负面报道对地方营销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个项目无法被纳入到当地政府支持的文化和旅游项目中来。

 

 

[图4. HCCCIP的仿制景观]

 

 

[图5. 经营失败的经济功能]

 

 

 5  结论

 

通过对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我们揭示了不同行为者的动态，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引入了一个包含景观企业家、地方政府（作为城市政策制定者）、消费者、媒体和公众的仿制联盟（simulacra coalition），以理解模拟景观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见图6）。 

 

 

 

[图6. 仿制联盟中的权利关系]

 

本文表明，城市景观已经成为景观企业家开发的一种资源，他们期望通过生产仿制景观获得经济利益。在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时，打造仿制景观变成了地方政府进行城市营销、促进旅游和文化产业所采用的策略。当仿制景观的经济功能发挥得很好时，它很可能会被纳入地方政府支持的文化项目中，从而推动地方营销，经营更多的商业和文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关注的是其经济运作，而不是文化的原真性。相反，如果一个项目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人们往往会在媒体报道的煽动下，通过宣扬与 "文化自信 "相关的地方认同感来挑战其文化原真性。一旦仿制景观被公众和媒体污名化为 "山寨"，这个项目就会被排除在地方政府的认可之外。这也是HCCCIP失败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媒体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不仅重塑了 "以体验为中心 "的文化原真性，而且在仿制景观的生产过程中左右了当地的城市政策：他们向仿制景观的运营商传递公众意见，影响其公众形象。正面的形象会带来一批消费者，使景观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受益，而负面的形象则会阻碍官方的政策支持。

生产仿制景观不仅是一种城市资本积累的策略，这一过程也与文化原真性和地方认同相互纠缠从而形成文化的本土化。尽管新自由城市主义已经在中国后工业化城市扎根，但共产党构建的 "文化自信 "已经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文化消费和现代生活方式进行渗透，地方政府作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显然倾向于将新自由城市主义作为地方营销的策略，以促进城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受制于中国后社会主义叙事中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去西方化的政治叙事。

诚然，本文基于两个案例的质性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更大范围仿制景观的解释力度，因为仿制景观的呈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商业地产、主题公园、主题小镇等），但后社会主义叙事框架中的三个维度的为勾勒中国城市仿制景观的空间生产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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