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9年发表在线上公共期刊《本世纪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第25期，原标题为《实践投身人类学》（Practicing Engaged Anthropology）。（ 原文参见: http://aotcpress.com/articles/practicing-engaged-anthropology/。）作者翁雪瑞（Sherry B. Ortner）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杰出教授。她在文中对其认为能凸显投身人类学某些重要特征的四本新近获奖民族志加以评述，包括这些著作的研究概念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用和民族志文本的写作等。篇幅所限，以下主要选译文中关于“研究方法的选用”这一部分。

许多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如今已采取了可以被称为“投身转向”（engaged turn）的一种做法：他们决定以批判的态度参与到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的探讨中去，以此为标准规划研究项目。这与该学科早期的各种概念化方式形成了戏剧性的逆转。那时人们特意选择尽可能远离现代世界的主题；或者装出某种遥不可及的样子，即便明显不是这样；再或者强调人类学家要秉持一种超然而客观的立场。与此相反，当代人类学的大多数工作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人们选择某个项目常常因其涉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或者参与本身被带入公众视线并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忽略；或者人类学家的角色被理解为对手头问题的批判性介入，有时是激进的活动者。

我也发现，对于这一转变是好是坏，人们有各种看法，包括认为这类工作过于“主观”或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因此不够“科学”或“学术”等。这一争论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我想就此先谈几点。谈到我自己和我尊重的每一位人类学家的工作，包括本文将要讨论的几位作者，我想说的是，事实刚好相反：这类工作实际上始终严格遵循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所有分析和解释必须基于来自数据的证据等原则。换言之，采取投身入世的立场和坚持准确性、以证据为基础以及真实性等任何学术或科学工作的基础原则并不冲突。唯一的区别是，不将自己说成是投身人类学的那些工作，其偏见往往是隐匿的，而投身人类学的偏见是公开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凭直觉便能知道投身人类学是什么，但它在实践中到底是怎样的？在本文中，我借鉴了一些新近的民族志的研究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从民族志项目的三个广角维度来对之进行探讨，分别是研究概念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用和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关于研究概念，我会探讨这些专著中各式各样的对权力的诸多不对称性（asymmetries of power）的批判，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军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我将这种以权力背景为基础的视角视为投身或批判人类学的必要条件。关于研究本身，我考察了它们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尤其是有关项目投身参与的立场和方法。当然，今天大多数优秀的民族志都涉及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策略；很少有人类学家仍然能在一个村庄待上一年除了观察什么也不做。正如我将要讨论的那样，这种投身参与的立场和姿态将方法论的创造性推向了新的方向。关于民族志的写作，我提到了一些有关再表征的策略的问题，包括写作风格、对影视材料的使用和文本的其他方面，这些问题也都是相对于民族志的投身参与而言的。

本文将要讨论的四本书分别是：考克斯（Aimee Meredith Cox）的《变形者：黑人女孩与公民权之舞》（Shapeshifters: Black Girls and the Choreography of Citizenship）、德 · 莱昂（Jason De León）的《移民路上的生与死》（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爱德华兹（David B. Edwards）的《烈士大篷车：阿富汗的牺牲与自杀式爆炸袭击》（Caravan of Martyrs: Sacrifice and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以及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以下简写作《末日松茸》）。它们是我从2018年获得美国人类学协会各部门奖项和J. I. 斯塔利奖（J. I. Staley Prize）的一批书籍中挑选出来的。这批书籍共有20本，其中大多数都称得上某种形式的“投身民族志”。我之所以选择这四本书，主要考虑到它们不同的主题、所涉地区与写作方式。让我先澄清以下几点。

首先，我想申明，有很多优秀作品从未获奖，因此，这里我不是想说只有获奖作品才值得讨论。我只是把获奖民族志库作为一种探索工具，让我能够读到那些已经得到认可，并被视为能够且能很好地代表该领域重要发展成果的作品。

其次，这不是一篇以比较或批判为目的的文章。我不想对这些著作进行批判性的评论，也无意比较（不论批判与否）这些著作在投身人类学视野下的差异和变幅。我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组能够呈现投身视角的一些关键维度的文本，这些维度是我希望在本文中加以揭示的。

最后，我撰写本文并不是想说明投身人类学的出现是一个新现象。事实上，今天大部分这类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各种政治与理论相结合的运动高涨，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充满批判性的种族研究（Ortner，2016）。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现在这类工作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过去已有不同。以前，投身人类学是一种相对规模不大的擦边球实践；在我看来，近年来它却囊括了本领域的主要工作，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不论怎么说，这篇文章并非旨在给投身人类学编写一段历史或者谱系，而是旨在探讨投身视角在不同层面与既有的人类学实践的互动及这一视角影响后者的诸种方式，包括研究概念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用和文本策略等。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方法论工具箱便因应各种压力开始不断扩充，其中部分压力从一开始便与投身转向密切相关，另一些则是该领域更广泛的转变的一部分。例如，由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首先提出的多地点田野工作（Marcus，1998），起初并不是投身转向的一部分，却被很自然且有效地结合了进去（如对供应链的研究）。另一方面，人类学研究中历史维度的增加则和至少从80年代开始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Wolf，1982）以及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如：Dirks，2001）有关的投身转向密切相关。最近的发展，也是和投身转向最为相关的，则是人类学家开发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策略。他们凭此得以进入通常无法进入的权力场所，包括那些具有支配力的、强有力的团体世界（如罗本关于阿根廷军事独裁政府的研究，2007）和具有封闭性的、被支配的群体世界（如伯顿关于美国监狱的研究，2018）。

让我再次重申，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构建系谱，而是要检视投身转向如何与人类学工作的各个面向互动以及人类学家为此开发的方法论策略。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书籍，从中能找出大量针对具体研究的策略上的创新，以及一个更普遍的折中主义方法，使其看起来全因“投身”这一事实所驱动。换句话说，由于投身的动因是要回答某些具有时代紧迫性的问题，因此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此便可，即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都能被用起来。

Shapeshifters

Aimee Meredith Cox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考克斯花了八年时间在底特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从事各种工作，目的是了解无家可归的年轻黑人女性的生活。她在该组织的所有分支机构工作，先是作为志愿者，后来成了一名有薪酬的工作人员。她在不同时间指导了两个项目，最终作为合同工为该组织启动了一个实验艺术项目。在这项研究中，考克斯使用的引人注目的“方法”是参与观察法的加强版，包括延长研究时间、直接参与庇护所的工作并融入年轻女性的生活等。事实上，这些女性明确表示，这是允许她做研究的条件之一。虽然大家都知道考克斯是一名人类学研究生，观察她们是其博士研究的一部分，但还是告诉她：“你不能只是坐在那里做笔记。”（2015：35）考克斯也的确没有这样。她写道：“我与年轻女性和员工的关系是在八年的日常接触中形成的，这些接触时常会挑战社交与职业、亲密与公共、工作与家庭的界限。”（2015：32）

在其研究中，虽然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没变，仍是通过深入的参与观察努力实现对另一个文化世界的洞察，但“投身”体现在许多方面。一方面，考克斯认识到，她黑人女性的身份使其能够获得这里的黑人女性的信任并接近她们，但同时，她的阶级特权（以教育资本的形式）又让她与众不同，生成了一个她所谓的“可变的屏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真实性均投射其上”（2015：31）。另一方面，考克斯从来没想过她只是到那里去“研究”一些身陷困境的人；相反，她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都超越了参与观察，总是涉及创造新的机会、可能和计划，去为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和未来做出贡献。有一次，她这样颇有距离感地评论来此做研究的其他学者：“我一直想知道，在召开一个研讨会或者参加一个会议时，（这些研究人员）从房间的后面看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同……隔着那些紧紧制约着我们所有人的非常真实的利害关系。”（2015：34）

移民路上的生与死

杰森·德莱昂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

为了观察、描述、解释和理解美国—墨西哥边境移民系统的暴力行为，德·莱昂使用了诸多让人称奇的方法。德·莱昂之前接受的是考古学训练，但在该项目中他从事民族志研究。他明确使用了广义人类学四个领域的知识，包括“民族志、考古学、法医学和语言学”，以“挑战关于整体的人类学是怎样的，以及在一片充满政治敌对感的土地上它如何得以运用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2015：14）。在民族志方面，首先，他花时间待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墨西哥一侧为移民提供的庇护所里，并在边境墙边一片叫作拉林奈（la linéa）的地方和包括打算移民的人在内的各种人聊天。这些人常常聚在这里，搜集信息并商量行程安排。之后，德·莱昂的民族志工作包括在几个城市（昆卡、厄瓜多尔和纽约的皇后区）拜访移民的家人，以及在墨西哥、美国与他最初在庇护所里认识并熟络起来的两个移民——门莫（Memo）和卢乔（Lucho）——保持来往。

德·莱昂特意决定不参加真正的越境尝试，部分因为这是非法的，部分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参与可能给越境者带来麻烦，一不小心就会破坏他们的努力。此外，尽管他能通过访谈搜集到关于越境的各种叙述片段，但人们不愿意长篇大论地谈这些令人痛苦的事情，因此他获得的关于越境经历的完整讲述的确少之又少。于是，他用上了考古学：他创建了“无证件移民项目”，让几组学生在几年时间里利用考古技术调查散落在沙漠中的有关越境的物质遗存，包括人骨、衣服、食物、水容器和背包（有时还包含个人文件）等。法医学通过分析人类遗骸（主要是骨头）来进行研究，考古学则是通过解读其他物质制品来了解越境过程中的亲密体验，包括痛苦、折磨和疲惫，有时甚至是死亡。

Caravan of Martyrs

David B. Edwar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爱德华兹对阿富汗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研究基于两种方法论，即使用叙事历史和解读公共文化的形式。首先，对于爱德华兹想要讲述的故事而言，历史占据核心地位，因为他想了解的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文化变化过程。他谈到，自杀式炸弹袭击既应被视为一种新暴力形式的兴起，也应被视为旧文化形式的转型，包括殉道和牺牲。这段历史包含一系列事件：1979年至1989年的苏联占领，在此期间及之后被当地人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包括本·拉登）的到来，以及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入侵等，也包括这些事件与当地社会政治安排和文化价值相互作用的方式。虽然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做法源于巴勒斯坦，爱德华兹对此也提供了一些背景，但他认为，讲述其传播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自杀式炸弹袭击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不同地方生根，以及它如何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社会政治历史及其形构相互关联”（2017：210）。

爱德华兹认为，该国原本的整个部落系统被一系列军事入侵和占领所破坏和动摇，权力和权威的重心从部落转移到入侵者/占领者的各种政治利益上。这种转变既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也是文化上的，这就引入了对公共文化材料的解读。通过对流行杂志、视频和网站的一番仔细阅读，爱德华兹追溯了自杀式炸弹袭击日益增长的大众接受度以及事实上被美化的过程。例如，他注意到，诗歌作为“表达文化价值、规范和政治信仰的工具”在阿富汗具有重要地位（2017：35）。于是他对诗歌进行了阅读综述，以厘清殉道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哪些变化（2017：第二章和第三章）。同时，他浏览了一些由年轻女性主持的网站，这些网站支持那些在自杀式炸弹袭击中牺牲的男人，并将他们浪漫化。他还研究了在公共场所和视频中播放的有关死刑的政治景观，这是更大的“道德监管”运动的一部分。基于这些，他得以勾勒出一个有关一场暴力的跨国运动通过利用地方文化价值观而扎根于该特定背景下的叙事。

末日松茸

罗安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在《末日松茸》中，罗安清使用了三种宽泛的方法论策略：多地点田野工作、对“历史”的扩展使用以及多物种视角。多地点田野工作是应“供应链”的内在要求，在此指松茸蘑菇的供应链，其中一个起点是俄勒冈州的蘑菇采摘营地，终点是这些蘑菇的日本奢侈品市场，罗安清在这两个地方都花了时间。但关于这一供应链的考量不仅包括物品/商品在空间中的穿行，还有它们所经历的不同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时刻，以及不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场所。罗安清仔细绘制了这些过程。

接下来，对“历史”的部署至少有两种不同形式。在其中一种形式中，历史是具有解释性的。例如，在观察美国境内的松茸供应链时，罗安清问道：“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间商？”并表示“最好的答案或许能从一段历史中找到”（2015：67），或曰从一段聚焦于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地点、不断变化着的各民族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口的历史中找到。“历史”在书中的另一形式是作为不确定性和产生这些结果的时空偶然性的指示符。因此，在上文提到的日本境内的供应链的历史中，罗安清展示了供应链特有的形式并非如主流叙事所言来自美国人自封的专有技术和独创性，而是来自日本和世界市场相遇过程中集结的创造力。“当不起眼的商品被用来揭示宏大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世界经济出现在历史的连接处，即各方相遇时出现的诸多不确定性中。”（2015：119）

最后，多物种视角体现在一种涉及不同类型的多地点民族志中，包括参观不同类型的森林并考察美国、日本、中国西南部和芬兰北部的森林管理过程。当涉及罗安清称为供应链中的“翻译”问题时，森林民族志采用比较视角来探究各种受文化影响的、和森林一同生活工作的方式。在此，罗安清使用了多物种民族志的标志性举措，尽可能地深入讨论了松树等非人类物种在塑造环境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她没有用“能动性”一词）。

民族志田野工作总是包含大量的创新和即兴发挥，这是民族志研究的本质。它尤其致力于保持对于意想不到之事物的开放，发现并非显而易见的东西。因此，刚才讨论到的一些方法，如多地点田野工作或多物种民族志，已经成为重新思考一般的民族志的各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投身人类学提出了新的方法论上的挑战，其中的一些是关于可及性的问题，当不对称的权力形式及其影响成为项目的核心时，这往往会成为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有权有势的人和无权无势的人常常既被阻挡在正常的社会接触之外，又被阻挡在民族志的注视之外（Ortner，2010）。但正如前文所提，投身视角也能带来更广泛的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因为这项工作是由那些大家感到具有时代紧迫性的问题所驱动的，需要使用所有能够提供最多洞见的方法来回答，甚至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在这些书中看到了一种无所畏惧地探索多元做法的工具包，它建立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同时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学、考古学、公共文化、法医学和环境科学等知识体系，以求解那些关键的议题。

参考文献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