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三种解读模式

【作者简介】哈正利,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回族历史与文化、民族理论与政策。

【摘要】对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解读是民族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目前主要有三种解读模式, 即典范模式、局部修正模式和完全解构模式三种。典范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步确立, 经过80年代的积累、补充, 到9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局部修正式是对典范模式内容和结构的局部调整和突破, 学者们各自观点不一;完全解构式主要是西方学者对典范模式的结构性颠覆, 其目的在于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否定。而在新时期, 必须要在前人基础上总结经验, 开拓民族识别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民族识别;典范模式;局部修正模式;完全解构模式

    民族识别, 指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贯彻民族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工作。作为理解现行中国民族秩序一个最为重要之基点, 它从一项具体的学术、政治实践成为一项不断“复活”、常提常新的学术议题。几十年来, 研究之作不断涌现, 学者们站在不同角度对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研究与解读。对这些研究与解读之作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总结, 也出现了一些论著, 主要有两类。其一, 以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 对同类问题进行纵向聚合与比较, 反映学者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 主要代表有李良品《近六十年来民族识别研究述评》等。这种角度以点、面研究为焦点, 能清晰反映学界研究的广度, 呈现出研究之大致轮廓, 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入门性的最佳指导。但它实际上忽视了诸多成果的前后影响和因果联系, 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感的抹杀。其二, 以线性历史为主干, 对研究的发展脉络作一个梳理, 能很好地呈现相关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知识演化过程。主要代表成果有木薇《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回顾与反思》、王文光等《当代云南民族识别的学术回顾》、聂文晶《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概述》等。但是目前的多数研究虽以历史为线, 却是相互隔离和切割的历史阶段, 对各阶段学术研究的继承关系并不关注, 似乎不同历史阶段互无关系, 各自发展。基于此,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从横向与纵向结合的角度, 梳理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解读模式中的继承、对话、修正与解构颠覆等脉络, 以求清晰地呈现中国民族识别研究之大致进程。

一、典范解读模式的确立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夕, 如何更好治理当时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作了诸多思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施政纲要的成型。在《共同纲领》中, 相关民族政策的论述有四条。纲领明确指出境内各少数民族一律平等, 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应有相当名额之代表。然而, 当时中国境内的民族分布和种类极其复杂, 因此对民族状况进行深入了解, 成为新政府首要而紧迫的任务, 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以及后续的民族识别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可以看出, 民族识别首先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被提出来, 后来随着具体工作的开展, 科学性和客观性成为识别中必须要坚持的原则。

    在学术界, 对正在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解读, 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注的命题之一。在具体工作中所坚持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客观性, 自然也成为学术解读中要坚持的原则。学者们普遍赞同民族识别“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工作, 也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任务。”同时, 为了更好地论证这三个原则, 他们采取了三条不同的论述路径。

    第一, 在政治性的论证中, 识别缘由是重点。主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现实的考量, 来为民族识别工作作理论上的正本清源, 来表达民族识别工作势在必行, 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带有强烈的“解放”意味和正义性。这一点在民族识别缘由的论述中表现最为充分, 最常见的叙述是突出一正一反的对比, 即历史上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性与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下的民族平等。“解放前,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国少数民族采取否认态度, 因而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是长期湮没无闻的。解放后, 由于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 许多过去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和名称”。

    第二, 在科学性的论证中, 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无论是在具体的识别报告里, 还是在当时的研究文章中, 都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民族定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通过在思想意识层面对科学性的强调, 来实现具体工作科学合理性的论证, 也是学者们所共同采取的叙述策略。

    第三, 在客观性的论证中, 最重要的是要阐释清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共同”与中国实际的适用性问题。这时期的学者都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框架内来寻求合理性的解释, 其中以一种叙述策略最为典型, 即通过对斯大林民族定义重新解释, 把该定义视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结论, 这样就顺利解决了它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其中以费孝通和林耀华的观点最具代表。他们明确指出不可能在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和心理素质等方面之外去找到一个简单的标志来解决族别问题, 并引用斯大林原文, 强调“四个共同”是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 但在前资本主义的部落、部族时代, “四个共同”处在一个萌芽状态, 中国的多数少数民族还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四个特征还不明显。不能用近代民族的标准去要求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们共同体, 要具体分析, 按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 去看共同体发生的变化。

    以上是实践阶段学者们对于识别工作的解读, 通过这三条路径的分析, 识别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客观性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并由此确立了一种典范的解读模式, 为后世的相关解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1979年基诺族被识别为单一民族之后, 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宣告结束, 开始由具体的“实践”走向“研究”。在整个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 以资料搜集和整理为主, 突破性成果不多。学者们基本继承了五六十年代所树立的典范解读模式, 但在具体内容的表述和整体结构的构建上, 稍作了些补充, 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第一, 在识别缘由的论述中, 前一阶段正反对比的叙述策略更多强调的是识别工作的解放性。80年代的研究除了沿袭上述表述之外, 学者们把民族识别视为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 而绝非新政权的“心血来潮”之作。把民族识别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少数民族权益保障联系在一起, 并把它提升至关系到能否实现“国内每一个兄弟民族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高度。这种补充加强了对民族识别必要性的论证。另外, 在指导思想上, 再次坚定不移地重申“民族识别正确的指导思想, 只能是而且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第二, 在“四个共同”具体运用的论述中, 与前阶段相比, 学者们稍作了一些“变通”, 不再从斯大林民族定义普遍适用性的角度去解读民族识别的科学性, 而是把重点拉回到中国实际, 强调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具体工作中的灵活运用。有人甚至提出“民族识别的开始预设的理论不能覆盖和说明民族识别的事实”。在表述中, 学者们基本都采取了一致化的思路:民族四要素缺一不可的看法已遭到普遍摒弃;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成为一种结合实际情况使用的参照标准;共同地域的标准更不能绝对化;共同心理素质与“名从主人”联系在一起, 被认为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作为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历史渊源被表述成在识别过程中的一个补充标准。通过这种灵活运用的变通方式,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立场的同时, 还兼顾到了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 与之前相比, 进步很大, 解释力更强, 很快获得学者们的普遍支持。

    第三, 识别结束之后, 一些遗留问题凸显出来。如何看待这些遗留问题, 如何正确理解遗留问题与典范模式的关系, 这时期的学者们采取了两种策略。第一, 正视之前识别过程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导致的问题, 对遗留问题进行分类, “一是尚未进行调查研究, 二是有些做过调查但未全面了解;三是基本上进行了全面调查, 但是认识还不一致”。还有些学者在对遗留问题进行原因归结时, 总结为“曾经出现过一些偏差, 主要表现在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第二, 把未识别的民族视为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 认为“一些民族识别上的余留问题, 多是些‘融而未化, 化而未融’的疑难问题”, 这种把问题自然化的处理, 使得民族识别的解读在体系上更加完整。

    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的解读是对五六十年代解读的进一步优化, 通过此类补充, 使得典范解读模式更加完整, 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进入90年代后, 部分学者在之前基础上对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了进一步的补充, 经过一定的学术积累后, 至90年代中期, 典范解读模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其中以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出版为代表。该书在民族识别缘由和指导思想上继承了之前的表述, 在章节目录中明确将民族识别概括为“伟大时代提出的历史性任务”;在对识别标准的处理上, 分为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 强调结合中国实际, 灵活运用民族的四个特征;认为“不孤立地去看待民族的每一个特征, 而是把包括民族四个特征在内的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综合地分析”;在识别遗留问题上, 承认识别曾经发生过一些失误和问题, 并把原因总结为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共同心理素质”理解的偏差、过分强调语言和历史依据等四个方面。另外, 对识别的具体进程也进行了详细分期, 并对民族识别成就与意义作了专门探讨, 强调识别工作做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 这一解读在结构上更加完善, 在具体内容方面更加完整, 在评价体系上立足点更高。此种解读模式在此后出版的各类民族理论教材和民族团结教育宣传读本中, 基本都得到了采用。

二、典范解读模式的局部突破和修正

    20世纪90年代后, 民族识别研究出现了多重声音, 部分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识别工作展开了解读, 他们的解读并非是对典范模式的全然继承。有些学者对典范模式部分内容进行修正;有些学者则在框架内对传统观点进行了大胆突破。这种修正性和突破性解读或许能刷新我们对于民族识别的认识, 但是还应注意到, 此类解读在最终目的上与典范模式差别不大, 都在于论证民族识别的正确性, 进而说明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因而, 在单个观点上应与典范模式作出区分, 但在整体上不能看作是对典范模式的解构。学者们的具体修正与突破之处各不相同, 主要有四点。

    第一, 对于识别缘由和起点的修正。对于民族识别缘由和起点正义性和解放性的承认是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学者们提出的修正和补充观点主要有两类。其一, 把民族识别放在民族政策体系的框架内, 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探讨, 来证明民族识别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他们指出“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民族识别似乎具有普遍性”。其二, 通过对民族本体发展的透视, 认为民族识别是民族自觉的必然要求, 是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提出“先有少数民族的普遍自觉, 后有民族识别, 民族识别是对民族自觉的政策回应”。这两类修正, 一类通过放大视野,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比, 得出结论;另一类通过聚焦民族本身, 从民族发展中的逻辑顺序入手, 提出看法。虽在观点上比较新颖, 但就学术界的反应来看, 积极响应者寥寥。

    第二, 对于识别层次的修正。在以往研究中, 常将学者群体的调查研究和国家层面上的民族认定混为一谈, 并不加以区分, 这导致了一些核心问题的研究混沌不清, 不能反映客观事实, 也不利于思考的深化。一些学者对此并不满意, 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观点。他们认为, 民族识别应该分为学者的民族识别和国家的民族确认。民族识别报告本质是一种研究行为, 而国家确认则不然, 是一种政府决策行为, 所有的识别报告只有得到国家的批准才能变为事实, 决策行为的国家确认决定着识别报告的命运。此种对于民族识别中国家和学者角色的区分, 突破了过往研究思想上的束缚, 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支持者众多, 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共识。

    第三, 对指导思想和根本性质的修正和补充。把斯大林民族定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主张在具体工作中的灵活运用, 是典范解读所强调的内容。但有学者在分析民族识别过程中对四大特征的应用时, 发现对四大特征的坚持在实践中已经做了一番巧妙的改造, 进而提出“在民族识别工作中, 真正‘唯一’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毛泽东的民族观”。在对识别根本性质的论述中, 他们指出“民族意识在本质上是一场良性的民族意识调控”。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是对典范解读模式的质疑, 实际上, 作者亦想通过此种局部修正或者突破的方式, 来实现其对民族识别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肯定。

    第四, 对遗留问题论述的修正。遗留问题如何产生, 在典范解读中, 学者们已经给出了一些合理化的解释。但是这些化约解释不能概括复杂难辨的遗留问题。对遗留问题肇因的找寻仅是开始, 更重要的是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学者们提出的意见很多, 大致有两类。其一, 民族识别要程序化、规范化、法律化, 要用刚性的法律措施确保后续识别工作的科学有序进行;其二, 遗留问题的解决要在56个民族框架内进行, 要在强调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基础上, 将民族意识认同调控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

三、典范解读模式的完全解构

    20世纪90年代后, 一批相关的西方论著被翻译进来, 对中国民族识别提出了一系列看法, 在整体基调和主要观点上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多以解构为主, 对典范解读模式进行全方位的批判, 其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 对识别缘由和起点的批判。解构论者对典范模式所秉持的“解放”立场极不赞同。他们更多从强权国家/弱势民众的二元对立角度去考虑, 把新中国政府依然看作一个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权威。这种刻板印象使得解构论者在对识别缘由论述中有着很强的相似性。他们强调识别是为了稳固新生政权, 并利用国家专制力量对少数群体进行一致化的管理。在具体表述中指出“中国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 以便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和教育方面的计划。”还有一种看法更为随意, 根本无视新中国政府在识别中的良苦用心, 把识别工作视为一项迫不得已的举措, 认为“共产党只是为应对建国初期特殊且无法预料的政治危机——建国后的人口普查的结果——而十分不得已地组织了民族识别工作。”

    第二, 对于指导思想和识别标准的否定。解构者们对于典范解读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标准, 均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官方界定民族时, 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斯大林的理论”。在对识别具体过程的研究中, 他们通过对一些材料的梳理与解读, 认为四个标准与当时族群实际情况根本不符, 因而提出“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基于族群文化特质和历史的分析。这种方法类似于纳若尔和其他西方学者所实践的后来称之为“文化单元”或“历史-理想主义”的模式”。也有学者把斯大林民族定义仅当作一个从属的依据来看, 指出“民族识别小组成员心目中已有了他们关于族群的范畴;当斯大林的标准与既存的民族范畴发生冲突时, 既存的民族范畴成了一种先入之见”。民族识别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戴维斯所作的语言分类法。总之, 众学者所持之论据虽不一致, 但解构主义的立场是相同的。

    第三, 对于遗留问题的解释。解构者对于遗留问题的解释与对之前三点的拆解也保持着一致。他们坚持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政府通过民族识别发明或者制造出来的, 被识别群体的内部差异巨大, 连贯性不强, 识别是不科学和不客观的。他们认为在识别过程中过分强调历史上的血缘关系、忽视少数民族愿望等原因, 导致了识别之后出现的众多问题。

    持解构论调者多系西方学者, 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磊、郝瑞、白荷婷、露易莎、墨磊宁等。实际上, 解构论的本质正如潘蛟教授所言, 在西方学者笔下, 新中国依然是权威中国的形象, 丝毫不见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 只有无所不能的权力, 这些研究实质是一个“再东方学”的过程。

四、结语

    以上是对中外学者们关于民族识别解读的一个简单梳理和分类。然而,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完全解构论全然不顾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 在方法论上虽有可借鉴之处, 但在主要观点上并不可取;典范解读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叙述框架, 但是在解释上略显有些死板和空泛。民族识别的具体过程的复杂性绝非“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灵活运用”能全然概括和解释的。一些修正性和突破性的观点值得借鉴, 但各自观点不一, 且多为局部修补, 缺少全面系统的论述。

    另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争论日益激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 民族识别作为现行民族秩序的起点, 成为争论的焦点和靶心之一。由于争论双方最终目的在于论证中国民族政策是否合理, 因此在民族识别研究中, 过分强调“证明”或者“证伪”, 纠结于“发现民族”还是“制造民族”。这种状态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 使得研究陷入了一种纠结于孰是孰非的怪圈之中。在民族识别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 继续争论对错势必会使研究陷入死胡同。跳出是非的怪圈, 总结过往经验, 开拓创新, 这是民族识别研究需要新思路的学术背景。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坚定重申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动摇的基本方针, 强调:“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这种基于我国民族问题实际的定性, 势必会引起民族问题大争论格局的转变。因此在坚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不动摇的前提下, 如何进一步做好民族识别研究, 值得思考。这是民族识别研究需要新思路的政治背景。而新思路的开拓, 笔者认为要形成以下共识。

    第一, 要正视民族识别结果的既定事实, 要清醒认识到任何弱化或者改弦易张的举措都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民族识别工作要服务于维护国家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目标”, 这应该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前提。因此贸然对识别结果进行政策层面的改变或者否定, 问题必然很多, 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 并不可取。当然, 也应该看到当年的民族识别在成功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 也产生或遗留了一些问题。因此, 目前民族识别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处理遗留问题, 趋利避害, 服务于民族团结的大局, 而非循环往复的纠缠于是非之争的泥潭中不可自拔。

    第二, 在学理上,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综合主义看法逐渐引起学界重视, 并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支持。这种看法对于民族识别抽丝剥茧的独到分析, 不似典范解读中的相对刻板, 也不似完全解构论调中的激进, 比较温和, 也更加接近事实, 值得借鉴。他们受到美国学者墨磊宁相关研究的启发, 但却超脱出西方学者本身的局限。该观点认为民族识别并非参照哪一个单一模式, 而是多种模式在实践中的变通, 并强调民族识别的理论奠基工程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 西方学者的民族分类体系对民族识别的影响很大, 民族识别理论实际上是多源的。这种新观点拉伸了民族识别的历史纵深, 肯定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苏联民族理论及西方民族分类在识别中的地位, 缓和了民族识别是“自古有之”还是“心血来潮”两种说法之间的矛盾, 并进行了有益的中和。此种多元来源的叙事结构, 较之典范模式中反复强调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灵活运用, 多了些实证, 少了些空洞和教条, 解释力更强, 或许为民族识别的研究指明了一条新思路, 应该得到进一步充实和肯定。

    第三, 要客观地对每个民族的识别过程作精细深入的历史民族志的研究, 梳理各种力量在识别过程中的作用, 探讨识别中的偶然、必然因素, 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整理, 最后展开识别模式的准确总结。民族识别具体过程的复杂性绝非如典范模式中表述的四大标准灵活运用所能概括的。每个民族的识别过程都有特殊性, 如何在这各个特殊性上寻求普遍性的解释是目前最需做的, 而非在普遍性框架的强势指引下, 生拉硬套地在各种本不相同的特殊案例中寻求一致性。近些年来, 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梁永佳以白族识别为例, 从文献和田野入手, 探讨“民族”知识在具体社会场景是如何使用及其具体意涵。这种对识别过程的部分“复原”, 能活灵活现地再现当时识别的进程, 对于我们把握民族识别的本质能提供很大之帮助, 也为民族识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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