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 谭萌｜从海外民族志到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区域国别学应时代之需在我国兴起，相关人才的培养既是加强海外社会基础研究、智库建设和国际交流的条件，也是我国社会科学人才结构转型的重要载体。多学科、多院校和多机构的学者参与海外研究人才培养的实践和讨论中，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者应是集能力、专业和情怀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相关论述为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犹存。学界在人才培养的经验总结、资源投入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不均衡现象，对如何将研究者自身的流动与体验嵌入知识生产的诸多问题尚需专业的讨论。

“海外民族志”是21世纪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塑的重要路径，以近20年前北京大学开始培养在境外开展民族志研究的博士为起点，逐渐形成了突破原来局限在国内调查研究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网络和外在识别度的学术共同体。但是，海外民族志及其人才培养除了提升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还对新兴的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实践者的亲身体验，以海外民族志人才培养的北大经验为主线，再现中国社会科学海外研究传承与创新、经验与理论、行动与共识的同构规律，进而提炼可供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吸取的经验，提供具有可行性的路径。

一、从“到民间去”转向“到海外去”   

我本来是学语言文学的，专业是民间文学研究。因为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单做文学研究的局限性很大，需要把民间文学转化成一个社会文化的范畴来研究才更有效，所以我就转到了民俗学。当把民间文学当作地方社会的构成要素研究时，我们便发现原来的研究方法行不通。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更专注于故事讲述，而不是故事本身；专注于民歌对唱，而不是民歌文本；专注于咒语在仪式过程当中的表现，而不是咒语本身。换言之，需要把民间文学看成一种社会行动，一种人跟人之间的社群行为。于是，文本研究必然要转化成语境（context）研究、实践研究、生活文化研究，要从单纯的文本研究转化成掌握社会文化的文本研究。这促使我逐渐转到了有关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学习和研究上。

实际上，在我们进入专业领域的20世纪80年代，念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的人与人类学学生的读物是有很多一样的，都是对于国内普通人生活的调查研究。在北京，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社会学里的农村研究，同属于一个大的知识圈子，只是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学校里、随不同导师而产生了个人在学科定位上的差别。我是1986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的硕士，导师是故事学大家祁连休先生；在1988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下称“师大”）读博士，导师是当时“唯二”的民俗学博士生导师张紫晨先生和钟敬文先生。我在学科界定上属于民间文学（民俗学），而在学术关怀和理论方法上的素养是人类学的。这不是因为我现在认同人类学而把我的个人经历进行人类学化的叙事，而是我们这一代民俗学学生的集体特点，比如，我们同样的导师团队培养的博士郭于华、色音，郭师姐毕业后一直在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和机构中工作，色音老师一直在民族学的学科建制和机构中工作。我毕业后就直接在人类学的学科建制和机构里面工作。当然，民俗学文本研究的独特功夫对我们能力的培养是根基性的，一直都在发挥积极作用。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民俗学的理论方法问题。在那之前，民俗学聚焦研究“俗”，我提出要研究“民”；并且，要在研究“民”的基础上，再去研究“俗”。当时，我找到了有关“生活世界”的哲学概念和有关“生活文化”的专业概念，通过厘清学术史里的基本要素来论证我的观点——过去的民俗学在研究“俗”的时候，把“民”悬置了，我们现在要把“民”变成实实在在的研究对象，以此促成整个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学科的重构。我的学科意识是在探索重构民俗学学科，后来在人类学学科里仍然保持着重塑学科的心性，表现为通过海外民族志重塑中国的人类学学科。

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学人、学科相通其实是并不少见的国际现象。比较国际学术界，美国的人类学和民俗学都是博厄斯（Franz Boas，1958～1942）开创的，美国民俗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其实都是“博厄斯学会”。很多大学者如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1940～）、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34～2005）和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L.Briggs，1953～）等是在人类学和民俗学领域都有影响的杰出学者。他们在需要明确自己是否研究“异文化”的时候才选择民俗学或人类学的定位，其他时候并不需要玩二选一的游戏。我认为，当我带领团队开拓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时候，我是在实实在在做人类学的本业。

二、从运气到运营：海外民族志人才培养的北大经验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是全国首批开启海外民族志硕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单位，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截至目前有21名博士研究生、5名硕士研究生和2名博士后基于长时间的海外田野调查写作民族志文本。在我培养的硕博研究生中，共有23人曾开展专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海外社会经验研究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跨界，而跨界的难度和方式因时因事因人而异。

2002年龚浩群成为我的博士生，在商量选题和研究方向时，我和她达成共识：要以规范的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为基础写博士论文，不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国内调查套路中寻找机会。当时选择去泰国，一是因为她对泰国感兴趣，二是因为去泰国调研相对经济。当龚浩群确定去泰国后，她就到北大东语系学习泰语，并得到了专门做泰语和泰国文化研究的傅增有老师的支持。实际上，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人才培养也是其他学科所希望的，包括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历史研究的老师。他们在国际交流中意识到了相似的问题，觉得国家应该有在海外开展经验调查的团队，也因此对人类学专业的人到海外做研究很支持。浩群的语言天分不错，很快就能在田野过程中跟别人进行基本交流，第一手材料的质量很高，论文很成功。她比较安全且顺利的田野经历和论文好评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对我后来再招学生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接下来是康敏，也是利用北大东语系的师资学习马来语后在马来西亚穆斯林社会完成了一年的田野作业，以文化批评的视角呈现了穆斯林人群的日常生活文化。

第三届是吴晓黎和杨春宇。他们能够走出去，既是我们沾了北大的光，也是我们自己努力加运气的结果。晓黎曾因参加学术活动到印度喀拉拉邦考察，并希望读博期间到当地做研究。本来我们在为晓黎学语言的事发愁，但很多事情，如果你是心心念念的，就总能把某些东西关联起来。当时，有一个印度学者和我们所的马戎老师联系，表示希望来做访问学者。接待访问学者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马老师在考虑让谁接待时问我是否愿意。经过邮件交流，我了解到他夫人是在喀拉拉邦长大的，会说马拉雅拉姆语并答应教晓黎，于是我便帮助他们一家办理入境和入校手续。这就正好解决了晓黎学语言的难题，创造了可能比学英语还好的条件。春宇无意重新学习一门语言，我们得找个英语国家才可行。这时恰好碰到当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任柯安（Andrew Byron Kipnis）教授来北大交流。有一次我们请他来做讲座时聊到：“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鼓励学生去做海外民族志了，你能不能帮我们的一个学生联系到澳大利亚去做田野？”他说：“可以啊！你们太应该这么做了！”他爽快答应后，我们商量双方都给春宇一些资助，最后春宇顺利完成了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调查研究。

这样的话，前三届学生多数都是去做海外民族志了，再后来招进来的就是李荣荣和周歆红。最初，我们选择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做研究是因为经费有限；后来，春宇能到澳大利亚做研究，开启了我们继续做发达国家研究的雄心。周歆红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因为在德国生活过，所以她顺理成章地选择去德国做研究。李荣荣的外语是英语，从我们的布点考虑，美国是首选。周歆红申请到中德之间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李荣荣当时还没有机会申请基金资助，我们就找在美国的朋友帮助提供免租金的住宿，这样的话，少量的资助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我在这里想强调，我们推动海外民族志是因为这个时代和体制有一些存量资源。但是，如果我们真要行动起来，让这些资源被调动起来为我们所用，这确确实实又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并非轻而易举，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伴随着喜悦、庆幸，也纠结着担忧、沮丧。直到今天，我们还仍然没有一套成型的支持出境调查研究的制度。原有相关制度有支持性的成分，也有不友好的成分。对于新生事物，既存制度总会显得是限制的，必然带来诸多不便。比如，学校规定若学生出国半年以上，就不发放生活费，这无疑让本就不宽裕的经费处境“雪上加霜”。许多学校的博士生学制是三年到四年，这对于跨语言学习需要一年以上、境外调查需要至少一年的周期来说，是不现实的。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高校师生没有选择前往海外开展实地调查。海外民族志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事业。

做海外民族志除了要面对经费困难、语言障碍、人事制度等内部问题，还必然遭遇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管控。边境作为一个障碍，要跨越它必须有通道，而这个通道也是一系列的制度，得有人接纳、接应你。同样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如果是联系到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做研究，我们有现成的人脉可用。但如果要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之类国家，我们反而没有现成的关系作为联络人，要临时去“跑”关系。比如，杨春宇到澳大利亚，李荣荣到美国，我们直接依靠老朋友任柯安、阎云翔就搞定了；但是吴晓黎到印度、康敏到马来西亚都是靠事到临头去建立人脉来解决签证所需要的邀请单位的。记得为了找到康敏到马来西亚的邀请单位，我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在举办“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国际研讨会时，专门在马来西亚的大学里找是否有能与我们合作得上的老师。还算幸运，我们邀请到了马来西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我们负责国际旅费和落地接待。他来中国参会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后来他很乐意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邀请信，承担接待机构的责任。这可能是我们第一代指导学生做海外调查的老师必然面临的局面，到康敏自己指导学生到马来西亚做研究时，就不会是这样了。我们与西方的学术关系，是从学生转变为独立研究者、从被研究方转变为研究方的问题，是在已有关系之上建立新型关系；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关系，是从没有直接联系发展出新关系的问题。这是我们做海外民族志的成就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从大的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科、学术、人才和机构建设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身份。一方面，当时基于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学术眼光，我们认为这件事情该做，且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如果北大的老师都不做的话，其他学校更不具备条件去做了。虽然有些地方的老师可能更早便有这种想法，但因为不具备这些条件，无法去做。当然，也要把另外一个方面说出来才是公平的。现在虽然更多的学校和老师有条件、有经费和机构支持，但海外社会经验研究仍然没有能够全面铺开，说明还是存在一个认识问题。海外社会经验研究的启动取决于你有没有这种学术追求和雄心，因为要克服那么多困难。我觉得把这两方面都考虑到才是比较全面和公平的说法。海外民族志也是做学问，这个事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能做事和做成事需要国内制度支持、条件积累和资源调动，同时还要得到田野对象国家的接纳。

有几年的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之后，北大的“海外民族志”就开始有辨识度了。后来，张金岭和马强是基础条件比较好的“选手”。他们二位将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语言能力、经费支持和调查深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做田野时在语言的掌握和时间的从容上都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顶尖大学研究者的水平。金岭之前由王建民教授指导已经在法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他继续在法国的一个社区完成关于公民社会的调查与报告，是以高水平的本土语言交流和深入的参与为条件获得第一手材料的。马强从中学学习俄语，在黑龙江参加高考，外语就是考的俄语。马强做田野的条件是比较好的，中俄两国以及北大和莫斯科大学两校之间都有合作通道，让他能通过体制去留学、做田野。他在莫斯科和“外省”中小城镇都分别待了一年多时间，这是再好不过的俄罗斯田野作业经历了。海外研究需要一年的时长，这一点我们在最初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中都基本满足了。但其实一年是不够的，因为现代国家太复杂了，涉及社会和政府、制度和变迁等多个单纯的“蹲点”难以应对的维度，实际上需要比一年更长的时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岭和马强把田野作业的规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且比较理想的水平，符合当前世界上条件最好的大学达到的支持力度和水准。

北大海外民族志的人才培养除了区域拓展、条件改善和成员增多外，在研究主题上也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并与区域国别研究发生学术和学科上的关联。一般来说，区域国别研究的主题需要涉及大区域、大范畴、宏观，海外民族志则是通过一个特定社区研究这个国家及其社会文化，不仅是在讨论调查对象本身，更是在讨论一种类型的社会和文化。我们最初开展海外社会调查的时候，讨论的是公民身份。尽管田野点在不同国家，涉及不同的宗教、政治和历史背景，但因为设定了“公民身份”这一范畴，个案成为可以相互比较参照和共同讨论的对象，对不同地区的研究也可以结合起来，形成超社区、超国家的研究，并以此实现人类学的基本情怀。随着田野调查范围的扩展，积累的点慢慢增多，学者也渐渐变多，很多其他学校的研究人员也参与进来，就有了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人才。

再后来，我们既做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既做周边的研究，也做更远地方的研究，在五大洲都有了我们研究的布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将其作为人类学区域研究的新拓展。人是流动的，就像项飙研究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人才流动，谭威研究中非往来中的人流、物流以及财富流动。我们把这些研究结合起来，既看到了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体系，也看到这个体系内部的多种流动。比如，原来做华人研究的学者们不关注华人所处社会的其他东西，只研究华人，分析他们是怎么流动出去的，是怎样建立自己的组织并维持华人认同的。现在，我们有了人类学区域研究的积累之后，华人华侨研究也是同样有意义的世界社会研究，与其他海外民族志的扩展研究是可以贯通的。“世界社会”概念让我们之前的国内外研究都贯通起来了：我们在中国看海外世界，在华人华侨的流动中发现中国和外国在个人层次和组织层次上千丝万缕地勾连在一起。如此我们看到，中国要素在全世界流动，全世界要素也在中国流动。这个时候，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原来的方法论是先把世界划成不同区域，然后去研究特定的区域，探讨它们是怎样的关系；现在我们是先把世界当做一个流动的整体，然后再来研究其特定的部分，既从我们所站的角度来看它，也把世界视为一个社会，研究不同要素在社会中是怎样流动的。流动的观念越来越基础且重要。原来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一定要明确的整体观念，而世界社会概念里的区域国别研究让“区域”必须同时是自成一体的和开放流动的。

通过海外民族志而长成的学人以自己的优势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并且能够不局限于条块分割的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张金岭和马强有关法国、欧洲、俄罗斯的研究范式，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在参与多学科的合作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话语和议题。其中，不同范围的“社会”及其相互关联是基石，能够穿行从蹲点到小社区到地方、国家、区域（如欧盟、俄语区），再到世界社会的通道。这就是人类学人才对于区域国别学的意义与知识生产的完整图式。

三、从内生到共生：海外社会经验研究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从海外民族志到海外社会经验研究的转化成就了人类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内生属性，而这种内生性有待通过组织、制度和行动而转化为具有持续性和拓展性的学术实践。在大学里面不仅要自己做事，也需要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师相互支持、成全。大学老师因为同专业的原因有比较多的校外合作，本校跨专业的老师合作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能够组织几十人规模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是需要同时有校外的合作网络和校内的跨学科、跨院系人脉的。学生要掌握外语，要了解对象国的历史、制度，需要有外语学院、历史系、政治学的老师帮助；出国、完成学业、就业，都需要国内外同行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邀请马库斯（George E.Marcus,1946～）来讲学。他是国际人类学界最重视民族志方法的学者，很多研究都聚焦于对西方民族志方法的积累、反思和创新。而且，他也是我们翻译的《写文化》的两个编者之一，在一开始就有合作的基础。

我们在人才培养的公共教学、研讨会组织中之所以特别重视方法，而没有顾得上更多从内容的角度组织学生研讨，是因为我觉得在学生培养和学术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让他能运用好的方法，而主题和研究对象的选择则要适合个人兴趣，以个别的讨论来弥补。这样就能把培养学生扎实的学科素养和选择基于个人学术兴趣的研究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老师要坚持的是方法和理念，至于研究什么问题则更多地看个人的积累和兴趣。特别是受培养时长的制约，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坚持学科的规范性，这个搭配可能是较优的方案。另外，从找工作的角度来说，使学生更多元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与不同的机构衔接。

“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下称“工作坊”）是讨论海外民族志跨院校合作的一个重要节点、一种有效机制。首届工作坊于2012年举办，那时我们两个民族志研究序列都发展起来了，一个是一般的海外民族志，一个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人类学美国研究，即以美国社会为对象的海外民族志。显然，光我们自己做不成一项事业，想要推动整个中国的高校都关注海外研究的人才培养，我们应该让更多院校的学生有机会这样选择。这个时候，我有机会申请北大研究生院的创新项目支持，以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完成了2012年的申请计划后，联系中央民族大学的包智明老师和云南大学的何明老师，后来又加上上海大学的张江华老师和中山大学的麻国庆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的王延中所长，一起支持，连续三年实施了海外社会调查研究的人才培训。两个序列的三届学员共计一百多人，来自二十多个机构。工作坊的师资主要是两组人，一组是我们这些作为组织者的合作老师，加上周星、汪晖、王逸舟、刘澎等多学科的名家，另一组是已经成功完成海外民族志、占领了自己的学术“地盘”的青年学人。我们的研讨教材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从2009年开始出版的“海外民族志大系”里的著作，作者就在工作坊现场。这种构成很有效果，既分享了框架性的知识，也交流了实战经验。后来，工作坊的学员中有约二十人参与海外研究之中。

自2000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以来，我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人类学博士生培养要坚持“两本书主义”——翻译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做一个研究，并让它具有开拓性，有希望在未来被证明是经典性的。这对我和我的学生都是很高很难的目标。我推着研究生走海外研究的路子，是因为这个方向的开拓性比国内研究的创新更有机会。做海外研究的，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面，每个人的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的对象确立方面都具有开疆拓土的性质。这些研究以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议题而论，都更有可能是经典性的。我的“两本书主义”在翻译维度是选择经典作品，使之也成为中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教学经典，这个是做得到的，难点在书目的选择和翻译的打磨；在个人研究维度，因为海外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本来就有开拓性，做成了，做好了，起码在中文学术里为后世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也就参与中文学术的经典书系建设。因此，“两本书主义”是以已然的经典提携未来可能的典范。我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参与了人类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当然也都完成了自己期许很高的民族志专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出版这样两部书，一些毕业生还需要时间。大家在各种机缘巧合中获得机会和资助出版成果，其中一些集中在我主编的两个系列里。一个系列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译丛”，这个系列能够落地，得益于有李霞博士这样一个组织者。虽说我是丛书主编，但其实很多工作是李霞在做，她是从北大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毕业的，毕业后一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出版界中，人类学是一个小类，但因为有她在那儿，通过一些年的积累，现在看来成果还是挺壮观的，译丛摆出来是一长案的大书。另一个系列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海外民族志大系”，感谢郝平校长、吴志攀副校长、王博副校长、程郁缀教授和出版社领导张黎明总编、高秀芹女士和丁超先生等的鼓励、支持、资助、审核、出版，使这套丛书跨越十多年仍在陆续面世之中。我很欣慰，两个系列摆在一起，还是挺有分量的。

由于海外人类学著作数量颇多且各有特色，我们必然面临着选择的问题。我们选择的前提之一是有人在读这个书，证明它是一部仍然有活力的经典；二是这个书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比较应景，预估有学界的市场需求；三是有合适的翻译人才。具备这几个条件之后，我们就向商务印书馆提交意向，并通过选题程序在出版社成为选题，之后联系对方出版社，购买版权。这些事很复杂，但因为有李霞博士耐心张罗，最终也都办成了。

我们持续做海外人类学著作翻译的原因在于，学生有读经典的需求，但这些书毕竟使用的是外文学术语言，语言能力对大家的理解程度和阅读速度影响较大。待这些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大家就能读得快一些。另外，如果把中文视为一种学术语言，那么中国人类学用英文表述就是“汉语人类学”（Chinese Anthropology），它需要积累语言内的概念和经典作为支撑，便于共同体内的交流。要把国际学术语言表达的知识变成汉语人类学的知识必须有基本的中文文献。汉语人类学必须有汉语的基本文献，这些文献必然有些不是中文原创的，是由别的语言转化成中文的。这些翻译作品的出版是汉语人类学的一个构成方面，既为个人之间更便捷的交流服务，也为知识共同体的内部认同服务。人类学的异域研究成果也是一种跨文化的翻译，这两个系列实际上应该发挥合体的作用。

除此之外，概念作为共识基础具有重要作用，而“国外民族志”“海外民族志”和“海外社会经验研究”则形成了一种细微却必要的差别。从“国外民族志”转到“海外民族志”是因为如果以“国外民族志”命名，我们有关港澳台地区的调查就存在一些概念纠葛。比如夏循祥在香港做的研究和林幸颖在台湾做的研究，都是研究不同于大陆社会的地方，很少见，很珍贵，但不适宜列入“国外”，所以改称“海外”更有包容性。“海外”比“国外”在空间、氛围、情调上更有人类学味道。“海外”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圈子之外的地区，显示了空间上的距离还附带其他可能的意涵，如社会和文化上的异域性（exoticism）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对象属性、风格属性。

我们说“海外社会经验研究”的时候是为了跟社会科学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因为民族志是在人类学的范畴内讨论，但如果把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转化为境外社会调查、境外实地调查或境外社会经验研究等，它就更好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通。所以我们在讨论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及其成果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时就把海外民族志研究泛称为“海外社会经验研究”，就和区域国别研究在做同样的工作了。

我一直希望人类学对海外社会的经验研究变成社会科学的通用方法和路径。我们是先推进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再通过办工作坊等形式让其他学科的学生也参与进来，既巩固和扩大作为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也推广作为社会科学多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法。这些年下来，包括教育学和国际关系等在内的学科也有一些学生在走这条路，由此我们看到人类学的方法正在变成中国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

无论是对海外研究关键议题的探讨，还是跨国个案的比较，不管人类学的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和水平，我们在推动经验研究成为社会科学一般方法的进程中肯定是有成效的，学术史也肯定会因此被丰富或拓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结构会因我们在对象上的开拓和方法上的新示范而发生了变化。做，就会有成效！所以，我一直强调方法的规范，因为我们充分相信，只要我们去做，就肯定会给中国社会科学带来新东西。这也是我能够坚持让学生去做，而且学生能够做出贡献的动因。这个阶段完成海外民族志的学人在学界都是珍贵的人才，因为他们以对象和方法而论都站在中文知识共同体的无可取代的至高点上。

目前，我们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在世界范围、全人类之间运行。可是，中文学术远远跟不上这种人类性和世界性的流动，因为它的学子跨过国境的调查研究少之又少，它的内向性是根深蒂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制约和最大缺陷。但反过来说，这一块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点，可着力之处甚多，且一着力就会有成效。

对于有志于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青年学生来说，如果你现在准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某个特定学科的一员，如果你有机会去做境外研究，那你对所在学科的对象拓宽就有开疆拓土的功劳，你就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发挥作用。我不是说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选择，尽管前面听起来似乎有引诱年轻人占便宜的意味，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恰恰在你所在的特定学科和研究领域里，这个便宜一直没有人占的原因是它是困难的。恰恰因为它是困难的，所以它是值得的。如果你真的去做，结果会证明是十分值得的。简言之，海外研究是难的，但正因为它难，所以它的回报对你的成才和对学科的贡献是非常明确的。这是我想真诚地与中文学术共同体的年轻学子分享的经验。

（本文基于谭萌对高丙中的访谈整理而成，访谈人围绕“海外民族志与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设计访谈框架，并按个体与群体、经验与理论互促的逻辑整理归纳访谈内容。为保持行文流畅和内容完备，正文采用受访人第一人称叙事，访谈中的评论及所涉及的人员、事件和项目等信息以注释形式呈现。）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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