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金：一个理论命题的前世今生——“中华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近二三十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即“中华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已被学界认同和接受，并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它是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这里拟对它的来龙去脉略作介绍和探索。

“中华一体”命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著名辽金史、东北地方史学者张博泉教授首倡的。他说，“中华一体”是他直接受宋元之际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启示而提出的。《中州集》是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编辑的金代诗歌总集，家铉翁在题跋中高度赞扬元好问“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的“中州一体”的博大胸怀。正是这一思想直接启发，张博泉在多年从事年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基础上撰写《“中华一体”论》一文，最初发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上，同年《新华文摘》第11期转载。他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及“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前天下一体”是指秦以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前中华一体”是指辽宋金，“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不管是“天下一体”，还是“中华一体”，都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内。此文标志“中华一体”思想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和确立。接着，他又就“中华一体”问题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40多万言的专著《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对这个命题进一步作了详尽、全面的阐述和论证。他说，统一就是一体，多民族就是多元，民族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政治、经济、文化也都体现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特点。我把它集中起来为“中华一体”。

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全文近3万字。次年，在此基础上出版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除费孝通讲演外，本书还收入陈连开、贾敬颜等学者的相关论文。2003年又出版修订本。书中认为，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为学界所认同和接受。

似乎可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是对“中华一体”论的发展和升华，“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可视为这一命题的前世和今生。前者重在历史学的论证，后者则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察。

“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形成和问世，既有其历史原因，又有其时代背景。

所谓历史原因，是因为这个命题并非凭空出现的，是论者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历史上所谓“正闰观”“夷夏之辨”的检讨和批判。“中华一体”的提出，尤其是如此。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上传统的“正闰观”，即正统和非正统的观念，是以汉族为正统，以中原建立的政权为中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贵中华，贱夷狄”的理论。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如一千三四百年前的唐太宗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还多次谈到“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强调华夷畛域的民族偏见。辽金以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传统的“正闰观”、华夷观发生很大的变化。辽朝中期以后，已经摒弃了那些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稍后的金朝，把传统的正统观批判地接受过来，继承和发挥了以前那些否定和淡化华夷之别、区域之分的主张，形成同其他朝代既有共性又有特点的正统观。到元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帝国，传统“正闰观”更显过时。元人在修辽宋金三史时，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尽管当时有人反对，甚至到明朝还有人旧话重提，也都无法改变辽金元的正统地位。清朝也是汉族以外的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权。从秦统一中国到清代的两千多年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华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依据。

“中华一体”论的出现也有其时代背景，它是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而提出的。

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主要是北魏、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一种所谓“征服王朝论”，它是相关研究中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

“征服王朝论”是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中提出的。他把所谓“帝制中国史”（公元前221年－公元1912年）划分两个类型。第一类是典型的中国社会。以秦朝、汉朝，以及在一个分裂时期以后在更为广阔的领土上建立起来的隋朝、唐朝、宋朝和明朝为代表；第二类是征服和渗入王朝，指中国北方民族在征服汉人(部分或全部)之后所建立的政权。其中一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以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为典型代表，称之为“渗透王朝”或“渗入王朝”。所谓“渗入”，就是说少数民族渗透到汉族中并趋于消失的意思，也就是指汉化或同化。另一种是“征服王朝”，包括辽、金、元、清四个王朝。而辽、金两个王朝代表征服王朝模式的两个主要亚型：以辽朝为主的亚型（为草原游牧民族所征服），在文化上属抵制的亚型；以金朝为主的亚型（为农业民族所征服），在文化上属让步的亚型；清朝则是过渡性王朝。

魏特夫于1949年提出“征服王朝论”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二战”以前，日本就有人把所谓征服和统治中国的辽、金、元、清等王朝称为征服国家。“征服王朝论”是直接借鉴和承袭了20世纪初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者的某些观点。“征服王朝论”以及其前后出现的类似理论，如“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骑马民族国家论”等，尽管其内涵不尽相同，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之间也存在某些分歧，但其本质是共通的，都是过分地强调我国南北地区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对立，淡化、否认汉族对非汉族的深远影响，支解、分裂历史上的中国，等等。

张博泉在《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中设专章对“征服王朝论”进行剖析，予以批判。指出它的理论核心是“南北对立论”，以此为核心而构成它有系统的一系列的具体观点。这些观点围绕着一个目的，即分裂我国民族，分裂中国，并为帝国主义向中国侵略制造反动理论。因此，批判“征服王朝论”应该是提出“中华一体”论的时代背景，或者说批判“征服王朝论”促进了张博泉“中华一体”论的问世。张博泉在谈及提出“中华一体”的初衷时也说：“当时提出这个课来，是想针对历史上传统的‘华夷正闰观’的思想和在国际上曾风行一时的‘南北对立论’的观点，以‘中华一体’为题，结合我国一体的历史实际，写出一组文章，以示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些看法。”

这里补充谈一点相关背景。1982年5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给《历史研究》主编黎澍的一封信函中说：“关于这个题目，能否组织一篇或几篇有分量的科学论文，既主要从正面论证，也连带对一些发动谬论予以指名或不指明的痛驳？”这段话是胡乔木对国家文物局编印的一份简报所作的批示。简报题目为《日本、苏联、美国、南朝鲜一些历史学家对研究我国东北历史提出的反动论点》。简报简要地介绍了日、美、苏、韩等国历史学家有关历史上中国东北领土主权及辽、金、元、清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其中包括“南北对立论”（日本）、“异民族统治中国论”（日本）、“中国在边疆无主权论”（日本）、“征服王朝论”（美国）、“文化主权论”（苏联）、“国史中心论”（韩国）等。《历史研究》编辑部为落实胡乔木的批示，派人就此事专程赴东北组稿。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博泉“中华一体论”的发表及对“征服王朝论”的批判，也是对此事的回应。

不过，我认为抛开海外学者的意识形态和初衷不论的话，从开拓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来说，“征服王朝论”也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之处。 （以上见拙文《构建理论体系 提高研究水平——重读胡乔木致黎澍的联想》，《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评“征服王朝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此外，关于我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问题，老一辈史学家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中华一体”并非新出，而是对过去研究的继承和再研究。张博泉曾在《忆学，怀吕振羽师》诗中云：“积年半百何尝忘，一体中华竟出新。”说自己所倡“中华一体论”系“受吾师吕振羽民族观之影响”。这种尊师重道、不掠人美的学者风范令人敬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尽管已被广泛认同，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尚待进一步充实、发展和完善。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框架和概述，而张博泉的《中华一体历史轨迹》稍显冗长，不易在史学界以外广泛流传，以致我所见到的介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形成的文章，无人提及“中华一体”论，甚至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也不曾提到。 

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比如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有人认为，费孝通民族理论的核心是说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一体”，在文化上是“多元”；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多元”没有“一体”，所谓汉族的核心作用重要在于“汉文化”；还有人认为，费孝通没有把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分别开来；等等。

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有必要对“中华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从而使之更臻科学和完备，在开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原载2011．3．3《中国社会科学报》第9版《历史学》，刊出时有删节，

收入作者《读史杂识》（中华书局，2013）时，恢复此原稿。

• 上一篇：罗新：世上本无黄种人
• 下一篇：关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