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大民族学记忆之七】芳华：记1951年兰大边疆语文系毕业生参军进藏

作者：刘铁程，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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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绒花》中有一句：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青春如花般绽出美丽、绚烂的印记。《青春舞曲》中，太阳起落、花谢花开是自然界的寻常事，青春却如鸟儿呼啦啦飞走，一去不回还。1939年王洛宾在兰州搜集到这部作品时也才26岁。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从1947年到1952年，存在了短短五年时间。一群年轻的老师和青春的学生为兰大民族学的学术传统打上了重视民族语文的烙印。在电影《芳华》全国热映之际，本期的兰大民族学记忆将推介边疆语文系首届毕业生的故事。1951年，他们全体参加十八军独立支队，穿越高原雪山，为和平解放西藏做了贡献。

 

一、年轻人组建的边疆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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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决定筹建边疆语文系，系内设藏文、维吾尔文、蒙古文三个专业。辛树帜认为如要建设边疆，非要培养“通语文、娴风俗”的人才不可。当时国内几所大学的边政系也有民族语文课程，可国立兰州大学直接把民族语文设置为专业。与这位伟大教育家合作的是杨质夫（1906-1961），近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先驱。他早年参加青海藏文研究社，与一群有志青年在黎丹带领下编《汉藏大辞典》。1933年，24岁的杨质夫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汉藏小词典》。后来他随黎丹组织的西藏巡礼团进藏访问，成为喜饶嘉措大师的汉文秘书。

杨质夫担任系主任后，具体开展了师资延聘和访求图书的工作。同他来的还有藏文研究社的同事吴均（1913-2009），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和格萨尔研究先驱。辛树帜校长分别致函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西康德格、新疆迪化、北平雍和宫和嵩祝寺以及设有边疆语文研究的大学，征集有关边疆语言文字的图书及目录。在给黄正清（阿帕阿罗）的信中，他说兰大已经将塔尔寺等处经籍搜集齐全，拉卜楞“为藏区文化中心，出版经籍至为丰富”，特派魏生辉由在拉卜楞的黄明信（1917-2017）帮助印书，“恳吾兄惠予协助，调派印工饬其细心印制裱褙，俾能迅速完成至所感祷”（国立兰州大学档案[B]4-(1)-47）。

研究工作也同时展开。杨质夫当时发表了《霍尔三十九族之调查与研究》、《塔尔寺研究》、《塔尔寺的灵魂——宗喀巴》、《明代之塔尔寺》等系列论文；吴均发表了《玉树区藏族部落之变迁》（上、下）。这些编字典起家的学者们显示出文献与田野互证上的研究优势。边疆是边疆人的边疆，也是内地人的边疆。1950年，两位年轻人在兰大完成身份转换，第一次成为大学教师。他们就是王沂暖和关德栋，两人将民间文学研究传统带入边疆语文系。王沂暖（1907-1998），吉林人，早年在北京大学国文科毕业，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和格萨尔研究先驱。甫到兰大他就开出了《佛学概论》这样的主课，50年代出版了《西藏短诗集》、《玉树藏族民歌选》、《猴鸟的故事》。他在《自述》中追忆初到兰大的情境时说：

到兰州已入夜，只得在汽车站留宿一晚，次日正是“九一八”纪念日，兰州大学派骡车接我到校。那时兰大在兰州萃英门内，校舍破旧，分配我教藏文文法、藏文翻译、佛教概论三门课程，佛教概论系新开课，无人担任，我乃初次开课，无教材，于是我边教边编教材，在百忙之中，终于编出佛教概论教材。我讲教义，深入浅出，甚得学生欢心，系主任说我教课很好，有口皆碑。

关德栋（1920-2005），北京人，我国著名的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专家。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20多岁就写出了十多篇高水平论文，如《谈变文》、《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关于西藏佛典的翻译》等。受郑振铎、赵景深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他对俗文学保持了一生的兴趣。1950年关德栋到兰大时整30岁，随后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据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搜集新疆各民族的民歌和民间故事。他并编订好《甘肃青海民歌集》，惜未出版。关德栋之子关家铮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些零星记忆，说他在边疆语文系负责民族史和民族政策的课程讲授，并做学生工作。在与学生的接触中，他从甘青籍的学生那里发现了花儿民歌这一宝库。

李国香（1921-1900），甘肃武山人，我国著名的突厥语和维吾尔学专家、外国文学和维吾尔文学翻译家。1946年李国香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到国立兰州大学工作。他从维吾尔族学者哈美新等学习维吾尔语，逐渐从外国文学研究转入维吾尔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李国香的儿子李汀惊奇地在旧书网上发现父亲的讲义，名为《维文文法初稿》。教材序言结尾处标明：李国香一九五一年于兰州大学。李国香那时也整30岁。

1949年8月，兰州解放。军代表接管兰州大学以后，边疆语文系更名为少数民族语文系。据粗略统计，从1947年起先后在兰大边疆语文系任教的教师有：杨质夫（藏文组，系主任）、吴均（藏文组）、段克兴（藏文组）、叶寓尘（藏文组）、丹巴嘉措（藏文组，拉卜楞寺籍僧人学者）、侯生桢（藏文组）、张东杰（藏文组）、哈美新（维文组）、李国香（维文组）、胡斯振（蒙文组）、卢弼（蒙文组）、陈秀蓉（蒙文组）、关德栋、王沂暖（藏文组）。他们从20多岁到40出头，可以说一群年轻人组建了一个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学科群。国立兰州大学是国内唯一同时开设三种民族语文本科专业的高等学府，在中国教育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1951：边疆语文系的毕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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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延聘和图书搜集有序进展，招生工作也同时进行。1947年9月，藏文组即有第一批学生11人入学。1948年第二批学生8人进入兰大。1949年藏文组招收9名学生，并首次有藏族同学。应当说，边疆语文系藏文组的招生对象与现在的藏语文专业不同，主要面向母语非藏语学生，意在培养能够沟通汉藏的人才。

兰州解放后，拉卜楞藏区送来几位藏族知识分子和当地上层子女。彭德怀对此非常重视，不仅亲自接见他们，还指示依靠这些藏族知识分子成立藏民问题研究班。1949年9月18日研究班成立后，请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藏文组的高年级同学来此任教，范明将军记得当时有出生于甘肃武山的李天柱。这个藏民问题研究班不久扩建为藏民学校，后又于1950年8月成立新中国第一所民族院校——西北民族学院。翻阅西北民族大学的校史，藏民问题研究班成为这所民族大学的缘起。

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现实特点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南局先期组织18军从康藏线进藏，随后西北局也开始组织队伍组成18军独立支队从青藏线进藏，除担负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外，也要保障班禅能够顺利返回西藏。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询问进藏工作的筹备情况。西北局决定派范明赴京汇报，他当时写了一篇汇报提纲，有一条是请中央统筹招收有志边疆工作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帮助解决干部问题。1951年3月，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组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成员为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范明任书记。为动员青年学生参军解放西藏，范明回忆说：“我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先后在兰州各大、中学校作报告”。他在报告和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号召“热爱祖国的优秀儿女们，即刻行动起来”，“迅速解放西藏，拯救藏族同胞，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为建设新的西藏而奋斗” ！他说：“兰州各大学校的学生，在我的动员报告和这篇文章号召鼓励下，纷纷报名参军解放西藏”。

报名参军的学生中，有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藏文组的全体毕业生。西南局18军进藏时，刘伯承、邓小平有“进军西藏、认真学习藏语文”的指示。当时为西南局工作的有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谢国安等藏学家。西北局组织军队进藏当然也急需藏语文人才，来兰大动员的主要目的是看中了边疆语文系的毕业生。当时兰大化学系的学生徐东海回忆说：

范明书记动员之后，西北西藏工委专门派了田又生等同志来到兰州大学作进一步动员工作。这是因为兰州大学有个边疆语文系藏语班，这年正好有个毕业班，想动员这个藏语毕业班的同学，能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以解决当时奇缺的藏语翻译人员。经过动员，自愿报名，学校批准了牛世钧、车得驷、倪克温、王学正、张师孔（后改名张诗昆）、庞鹤云、陈拓、王克俭、王志远、梁德贵、徐东海、张其瑞、瞿铁军、刘海山、戴新生等15名同学（其中边语系藏语班的毕业生全体）报名参军，学校和各院、系分别举行隆重欢送会，我们兰大15位同学，于1951年4月10日，身穿新军装，戴上大红花，离开学校时，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学校派车把我们送到兰州新村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干训队，参加了革命。 

兰大参军的15名学生中，梁德贵为医学专业、徐东海为化学专业，张其瑞为数学专业，其余基本上为边疆语文系藏文组的毕业生。在边疆语文系的欢送会上，王沂暖异常激动地对学生们说：“西藏再见，你们打前锋，我们随后就到！”几十年间，车得驷反复想起王老师的话，他觉得：“师生们心照不宣：解放西藏，为藏族人民服务，是我们这个系同学的最高原则，矢志不渝”。在干训队培训期间，这些学生就担任教授藏语的工作，相关回忆文章说：“当时兰州大学有一批学藏文的学生参加部队，被各部门像宝贝一样抢走了”。

1951年的春天，从学生到军人，这批毕业生迅速完成身份转换。真的如《毕业歌》中所唱：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1951年7月初，他们从兰州到西宁后正式开拔向香日德进发。从西宁出发时，没有亲人相送的悲怆气氛，大家一会唱起军歌：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一会转换到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一派欢乐、豪迈的气氛。

 

三、行进在青藏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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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藏的旅程是艰苦的。瞿铁军等回忆说：“高原上的气候，时而晴空万里，烈日如烤，时而狂风怒吼，暴雨如注，雹霰骤至，时而大雹纷飞，冷如寒冬。千里荒原无人烟，一日春夏和秋冬”。

兰大边疆语文系的学生参与了随军报纸《草原新闻》的编发工作。《草原新闻》有帐篷报社之称，分为前梯队版和后梯队版，除抄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内容外，也记录了行军过程。据说，当时整个部队只有两部收音机（前、后梯队各一部），在广袤的青藏高原跋涉时，正是《草原新闻》的传播，才使广大指战员拥有了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宝贵渠道。

西北大学的毕业生沈世纫对于兰大边疆语文系的毕业生有多段精彩的记录：

关于王克俭：

驮牛队的记者王克俭常回报社汇报情况、交送稿件。他是个带着一副眼镜的文雅清瘦青年，工作勤恳；不仅藏语好，文学修养也很不错，又富有生活情趣。他写过很多新闻、通讯，其中有一篇《草地之舟》，描写了那些鞠躬尽瘁的牦牛，在承负长途行军运输任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文章写得声情并茂，受到大家好评。他曾说过自己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将来一定要把藏族文学名著《格萨尔王传》翻译成汉文，我听了十分羡慕他懂藏文。王克俭一回报社来，总是一边帮大家做事，一边讲述他在牛队的新闻，什么藏族的生活习俗，礼节饮食，娓娓道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碗酸奶子或一把奶渣，甚至有一次竟端来了一缸子热气腾腾的炖蘑菇！他不仅热情地催促大家吃，而且有时简直是强迫大家轮流品尝这些他认为是绝妙的美味。大家不忍拂他的好意，以致不免有时皱着眉呷一口，嘴里却连连称赞好吃，这时他就会满意地笑了。

 

关于陈拓：

陈拓是驻骆驼队的记者，他也是西北人，长得又高又大，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也给人以“骆驼”的感觉。他也写过不少动人的报导，其中有一篇是叙述有的骆驼误食了“醉马草”（即一种毒草），生命垂危，饲养员深夜为它们煎草药，守护到天明。骆驼死了，饲养员痛哭······。反映了民工爱护牲畜的动人事迹。在我们报社的这一群青年人中，陈拓年龄最大，有二十五岁了，所以他总是显得很理智冷静，从没有张惶失措或别的什么激动神情。我记得有一次过河，他的马肚带突然断了一根，马鞍子一歪，他也随之歪下来，我吓得连呼“陈拓”。我认定他一定会掉进滔滔的大河里淹死。谁知他却毫不慌张，一把抓住歪在一边、但还系在马身上的马鞍子，尽量将身子蜷曲起来，两条长腿也紧紧缩在怀里，就这样仰面挂在马肚子边，被带上了岸。而他脸上始终还带着惯常的那种微笑。陈拓很富有幽默感，常常妙语连珠，逗得大家笑声不断。

关于陈守温：

陈守温只有十九岁，是在兰州长大的广东籍人。他是男同志里最小的一个，个子却算高大，只是带有几分稚气。从闲谈中我知道他有一位思想进步的母亲，去年把女儿送去抗美援朝，今年又让儿子参军解放西藏！我们听了，对这位革命的妈妈肃然起敬。言谈之间他流露出对母亲和妹妹的深切敬爱之情，但随即又做出一副豪迈的、不介意的样子，话锋一转，用诙谐的语调又说起别的事了。不愿意在人前流露伤感，喜欢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这可能是他那个年龄的男孩子的特点吧！陈守温的工作是采访指挥部各单位，兼收记录新闻。不过每天架天线工作他总是一手包揽下来，从不叫别人插手。此外他还是拆、搭帐篷、捆绑收音机、伙食箱、油印机、灶具的主力之一；他还主动去领给养、帮女同志备马鞍、上行李；他也拾牛粪、打羊皮带乃至烧茶、和面、缝马衣······。几乎样样事都少不了他，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聪明，什么事一看就会，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确实是热情高，干劲大，似有使不完的精力。可笑的是每逢他采访回来，除了汇报工作外，总还带回来一堆新奇的消息：什么他亲眼看见一个饲养员吃下了一颗血淋淋的生牛心啦，什么两个藏民追上一只黄羊啦，等等，说得眉飞色舞。

 

从香日德出发到达诺木洪河上游的山岗时，他们才体会到行军生活严酷的一面。沈世纫听到了牛世钧的死讯：

我牵着马正在慢慢挣扎前进，只见侯秀璋从后面走来。她风尘仆仆，满脸疲惫忧伤的样子，她说：“牛世钧昨天晚上死了！”我啊地叫了一声，不禁心惊肉跳。连忙问她事情的原委，可她也说不清了。我记得在牛世钧也是从兰大来的学藏文的学生，在新华社当记者。他和在后梯队报社的记者车得驷长得很象，他们是同学又都是高个儿、戴眼镜。我总是将他俩分不开。在香日德时我还见过他们，这样活生生一个青年怎么会死？······晚上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大家都为这突然发生的不幸，感到心酸、惋惜，但对他牺牲的原因谁也说不清，因为他跟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也没有一起走，他究竟在哪个队采访，我们也不知道。

牛世钧是在翻越诺木洪山还是唐古拉山时牺牲目前信息并不一致。徐东海回忆说：“我们兰州大学藏语班的同学、新华社记者牛世钧同志，也因翻越唐古拉大雪山，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一路，部队从西宁到香日德、诺木洪，9月20日来到通天河畔，经过半个月、才渡过通天河。10月19日，部队来到海拔48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利用3天时间，克服高寒缺氧，翻越唐古拉山。10月27日部队抵达西藏聂荣宗，11月4日，进入藏北重镇那曲（黑河）。11月18日部队南进过程中遭遇强烈地震。11月26日，18军独立支队到达拉萨近郊，并于27日驻扎在距拉萨7公里处。12月1日，独立支队举行盛大入城式。这些毕业生听到夹道欢迎的藏族同胞们热烈欢呼：“金珠马米呀古都”（解放军好）。

这支队伍在近1500公里的旅途中，经受了高原反应、断粮饥饿，通过星宿海沼泽地时，就有20多人牺牲，损失了400多头牲畜，强渡通天河时又有8人牺牲。一路艰辛，大家总是高唱范明创作的《西北入藏进行曲》加油鼓劲：

为了解放西藏，为了巩固国防，走上祖国遥远的边疆。纵跨山岳顶，横渡江河源······牛羊自荡漾，牧马任奔腾。······同志们！让我们骄傲地歌唱，胜利地走向西藏，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

 

四、他们：青春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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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一段参军入藏的青春岁月，王克俭后来有诗追忆：

廿二从戎去西征，枪戟如林旗蔽空。祁连山下驰战马，通天浪顶搏江风。

为捍边关轻生死，甘留雪域输贞忠。拉萨会师朝阳出，光照南天第一烽。

1938年，抗日烽火骤起，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创作的校歌就号召学生们割断长衫，抛却浪漫，“挥起铁拳才能还我河山”，“拼着血汗大同实现何难”！（兰州大学校歌：http://www.lzu.edu.cn/V2013/ldgk/xg/）兰州大学的办学传统中绵延着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勇担国运的英雄气魄和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陈拓短暂参与过拉萨小学的藏文教学，后来扎根西藏，在《西藏日报》做新闻。边疆语文系藏文组学生参与创办的战地报纸《草原新闻》与十八军的《新闻简讯》成为西藏新闻事业的开端。两报合并后，1956年创办了《西藏日报》。

张诗孔（张诗昆），1956年调入国家民委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工作。相关文章评价说：“张诗昆是我党早期培养的民族语文翻译家，曾长期担任民族语文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成绩卓著，是我国民族语文翻译界的老前辈和老学者”。他在离开西藏三十年后再次到达拉萨时感慨良多：

我来到拉萨河大桥，举目远眺，布达拉宫金碧辉煌，远山雪顶皑皑夺目，拉萨河水气势磅礴地奔腾而去。三十年前，我们就是在这条河的岸边搭起帐篷，开始了正规的军营生活，学习、劳动、出操、放哨。啊，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一段生活······

应当说，在民族出版界，有好几位资深编审和翻译家毕业于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如高炳辰、王承昆、张诗昆、史学礼。毛泽东等革命家的相关著述、《达赖喇嘛传》、《保卫延安》、等作品，都是经他们汉译藏传入青藏大地。1940年左右，王沂暖曾在在西陲文化院参加《藏汉大辞典》蓝本的编纂工作。1977年，邓小平批示恢复启动《藏汉大辞典》的编纂，高炳辰作为这部大辞典的主要编纂人员和责任编辑付出了巨大的心力。由高炳辰主要编译的辞书还有：《汉藏新词汇》、《汉藏词汇》、《常用藏族谚语词典》、《汉藏谚语手册》等等。

车得驷，甘肃武山人，参军入藏归来先后在西藏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工作，其学术长于翻译学和藏文文法。发表了《藏谚在藏语中的运用》、《关于汉藏翻译中否定概念的表达》、《藏谚在藏语表达中的作用及其语法功能》、《汉藏语被动语态表达形式的对比试析》、《静功、气功与密宗》、《<格萨尔>曲牌的创作艺术》等著述。

庞鹤云，《西藏革命回忆录》中说他那时担任中共西藏工委文工队的藏文教员。

对于边疆语文系培养的学生，所知实在太少。到如今，仍在健在的边语系学生恐怕不多了。母校在呼唤你们，我们希望获得更多你们的信息。

据吴均回忆，杨质夫曾说：“在浩瀚的藏汉文化交流的大海洋中，我们只能搞一些资料工作和铺一块基石，如能做到这一点，此生总算没有白来”。边疆语文系的毕业生，芳华之年参军进藏，何尝不是在践行这位创系先驱的自勉呢！

1952年，边疆语文系整体并入西北民族学院。如今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学科群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边疆语文系。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1947-1952），对于这群年轻教师和青春学生来说，承载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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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革命回忆录》（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范明：《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沈世纫：《行进在世界屋脊上的“帐篷报社”——忆西北进藏部队前梯队《草原新闻》的战友》；王观容、瞿铁军：《战斗在青藏高原的日子里：回忆十八军独立支队先遣队的进藏历程》；徐东海：《由大学生到“牛倌”》等）

·王克俭：《忆一九五一年参军进藏》。

·张诗昆：《久别归来拉萨情》。

·《关德栋教授纪念文集》，《中国俗文学学会通讯》第34期特刊。

·王沂暖：《自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关家铮：《赵景深遗稿<甘肃青海民歌集·序>》

·车得驷：《纪念我的老师王沂暖先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庄虹、沙勇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民国著名学者与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李国香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吴均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国立兰州大学档案，兰州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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