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大民族学记忆之三】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先驱之一：马鹤天

【兰大民族学记忆之三】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先驱之一：马鹤天

2017-05-25 李锦萍等

【编者按】1928年2月22日，甘肃省务会议决定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合并中山学院成立大学，成立以教育厅长马鹤天为首的7人筹委会，4月1日正式成立“兰州中山大学”，马鹤天任首任校长（1928年2—11月在职）。马鹤天由此而成为兰州大学民族学术谱系中的重要一环。

【马鹤天小传】马鹤天（1887—1962），原名马鸣銮，山西芮城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历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教务长、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北平民国大学总务长、甘肃教育厅厅长、兰州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并任山西省文史馆馆员。

民国时期的“边疆”是个高频率词汇，从政府要员到学界泰斗再到地方民众，都在轰轰烈烈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视边疆为国之屏障。1930—1940年代的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中，顾颉刚、马鹤天、黄奋生等均为当时的代表人物。

马鹤天或许是最早关注边疆的学者之一，他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的自序写道：“我当民国十二三年在北平时，即感觉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决意研究边疆，考察边疆，并致力于边疆工作。”范子烨在《马鹤天和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文中亟称：“在我国现代的学者之林中，很少有像马鹤天那样不辞艰险、壮游天下的人物”，“作为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化官员和边疆史地专家，马鹤天一生为国家而奔走，为民族而呼唤，为人民而献身，因而他的壮游既负荷着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使命，其历史的意蕴和诗性的况味，也令人涵咏不尽。”

最初他仅关注西北边疆，1923年发起成立“中华西北协会”，发行《西北月刊》，组织前往西北各省和蒙古地区进行考察。从1928年开始，马鹤天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的边疆地区，不仅关注西北，还将东北和西南也纳入其学术考察范围。这在黄奋生为其《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撰写的序言中有较好的总结：“马鹤天先生，以致力于边疆事业，为其平生抱负，一般人热腾腾地在内地通都大邑翻筋斗兜圈子的时候，而他发奋急起，不避艰险，先到西北，继入蒙古，又赴东北，更走康藏，伟大的中国边疆，几乎都留下他的足印。”纵观其一生所游，康藏之行或许是历时最久、着墨最多的一次。后根据其日记整理而成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也成为边疆考察的经典之作。

1935年，马鹤天已遍历西北、东北和内外蒙古，但因“入藏尚有问题”而遗憾于未尝深入藏地。恰在此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邀请他护送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藏，马鹤天“欣然慨允”，并坦言“喜得考察西藏的机会”。但随之爆发的抗日战争使得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不得不暂时滞留于甘青川一带。更不幸的是，班禅于途中圆寂，马鹤天转而担任护柩专使，前后辗转3年。“在这三年悠久的岁月中，在万里长途的边区内，除西安兰州为人所熟悉，并两次由甘青返京时间外，凡在藏民聚居的各地，以及边境途中，每日都有记载。所见所闻所参考，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不管重要的、琐屑的，一一写在我的日记本上。”

有学者指出，在马鹤天的考察记中有一种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眼光。他详细记叙了西北的人文、地理、风俗、宗教等方面，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同时，他也利用相机记录下了西北的图景，这样西北已不再是游记文本中的想象对象，图像传达了一种“技术真实”。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47）本拟分为“甘边拉卜楞”、“青边玉树”、“藏边拉休寺”、“康边甘孜”、“川边磨西面”5编出版，共计50余万字，但因字数过多，后将第五编并入第四编，更名为“甘青藏康边区考察记”，后又因战时印刷困难，最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册本里并未收入“康边甘孜”，因此，我们今日所见的这一名著实际上并不是最初的完整本。即便如此，其内容“凡关于甘青康藏各省区的历史地理，藏回土倮各民族的政教习俗，无不包罗”，详实具体地反映了甘青藏边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风貌，“或足供研究边疆者的参考”。

如在离开兰州的第三天，作者便在日记中以“回教一斑，农林概况”为题，对伊斯兰信仰进行了详细描述，甚至将寄居之屋内黏于墙上的“汉文印字红纸一张”“内记回教要则”摘录下来，使今日的读者还能回到历史语境中去体悟80年前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存在状况。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其来源虽不同于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调查，但作者“由陕甘到青康川，由西北到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虽始终未能到前后藏，但所经所留的甘青藏康各边区，都是藏民聚居之地，而同行同居的班禅行辕人士，又都是从前后藏而来的人”的经历，使其资料的真实可靠性不言而喻。“关于西藏的一切，非见即闻，尤以在拉休寺接近藏边地方，所得的西藏情形为多。”马鹤天在自序中也坦言：“沿途无论行留，大半在冰天雪地内、帐幕草原中，仓卒记录，只求事实真确，无暇计及文字工拙。”或许正是此种“只求事实真确”的态度，更成就了其著作的珍贵价值。

　　五言韵语的《康藏行》，是作者康藏3年行的真实写照，不仅记录了此次西行的缘起和行程，而且对途中所经历的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拉卜楞寺举行金刚法会的盛况，以及沿途的民风民俗都做了传神的勾勒。最终，他以“解装观日历，三年光荏苒。长途计万里，边疆半周览。东南起江南，西北甘青陕。西南川康藏，拉萨惜未践。风光殊外蒙，一尘身未染。蒙藏两壮游，盛誉吾岂敢”结尾，对数十年关注边疆、游历边地进行了总结。

离开甘肃后，马鹤天还曾担任榆林回藏办事处专使、张家口回藏办事处处长等职务。1940年8月1日，榆林中国边疆学会成立马鹤天任理事长。1941年，榆林、重庆、成都的三个中国边疆学会合并，总会设于重庆，马鹤天仍任常务理事（时53岁，任职察境盟旗特派员公署）。1943年3月，榆林分会改组为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它是中国边疆学会较为活跃的分会之一，早在1941年1月15日，就发行《边疆》月刊，其《创刊词》提出谈论边防不应局限于政治军事，应进一步引申到“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边缘’来解释”。改为陕西分会时，共有会员160多人，理事长为马鹤天。

除《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外，马鹤天还先后有《内外蒙古考察记》《西北考察记》《东北考察记》等著述问世。与前者一样，这些考察记都是马先生在中国广袤的边疆土地上用脚步丈量出来的。面对民族内忧外患的现状，马先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他与赵守钰、顾颉刚、黄奋生联合撰写的《中国边疆协会丛书总序》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要从边疆学术文化里造起广博的建国基业来……我们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气，用了自己的一点一滴的血汗来尽瘁于这方面的工作，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我们酷望后起的人们把他们的血汗造成万分光华灿烂的研究和著作，由他们的精神感召而把现在号为荒塞的边疆建设得美丽辉煌。”这是马鹤天先生的初衷，也是其一生奋斗的目标。

附录：马鹤天临夏即行散记

赵土司仅存虚名 马勋臣有乃兄风

早七时就道，三十里至韩家集[今临夏县韩集镇]，为较大之市镇，有居民商号共数百家，马福祥将军[字云亭，清末民初回族著名将领，马鸿逵之父]宅，即在该镇，建筑壮丽，道旁有一清真寺，建筑宏壮，足知该地回教势力之大。有高级小学一所，据云系马将军（福祥）捐款私立，余等人内参观，见学生数十人，携鼓号旗帜，由教员引导，正欲出校，盖闻余至而出镇欢迎者，不意余已，至校，即散退。一教员导引参观，并略述校中情形，知经费甚充裕，学生多回生，地址宽畅，建筑设备均比较完善，惟教员程度较差耳。该镇有赵土司，闻余等至，即请在其宅休息，备有午饭，余等亦欲一瞻土司今昔之情形，即至其宅，建筑略如衙署，规模尚存。在大厅茶饭，陈设尚如富室，惟多破旧，土司执礼甚恭，据云，现在年入甚微，几至无法维持生活，盖已仅存虚名矣。

饭后即行，下午五时，至乩藏寺，因马勋臣[马麟字勋臣]宅在该地，甘家、加五争地事，欲请马氏设法解决，故绕道经其地。沿途杨柳成行，地颇清幽，该庄有土堡而无市商之扰。马氏名麟，为马护军使麒之胞弟，为人正直刚毅，即诸侄亦甚惮之，诸属员自更畏敬，将来继马使而坐镇青海者必此人也。余等至其宅，适外出，家人乘马专招，入晚始归。宅院建筑甚坚固，然不十分华丽，陈设亦然，可知其性情之一斑矣。晚饭酒肴颇丰，招待甚殷，大有乃兄之风。谈加五、甘家事，允力向马护军使陈说。

导河为甘肃回教中心 令各礼拜寺设学校

早八时就道，又绕至原路行，十二时至导河县，宿城内一旅舍。下午马县长，教育局长，及各学校校长来谈，询悉导河城内，有回教礼拜寺十五所。盖导河为甘肃回教之中心，回民最多，且回军倾袖人物，皆导河人，故礼拜寺特多，惟回民不愿受教育，读汉书，此为回、汉最大之隔阂，历来冲突事件发生之根源。余主张回、汉融洽，由教育方面下手，但须因势利导，逐渐改进。故令马县长与回教中有识者切商，先于城内各礼拜寺，各设平民学校一所，半日作礼拜读经，半日读平民千字课，或其他教科书，使逐渐觉悟。并将各清真小学，一律开放收汉生，县立各小学欢迎回生，校名有“清真”二字者，均除去，以泯汉、回界限，而期回民教育之普及。马县长亦回教徒，颇以为然，允即遵办。询导河全县教育情形，据云：有高级小学六处，学生共五六百人，初级小学二十九处，学生共一千四百余人，全年教育经费，共七千八百九十二元。

下午，参观一清真小学校，距繁盛市区较远，校门外一水横流，周围皆菜园，地颇清幽，校舍建筑与设备，均比较完善，用商务馆教科书，惟每周有《可兰经》数小时耳。余与教职员谈，请其设法泯除界限，并与学生讲话，说明受教育之必要，与中山先生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主旨，汉、回言语习惯，甚至种族均同，尤应平等一体云云。继参观小学，多无振作精神，令积极改进。

——引自马鹤天《青海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综合了李锦萍、散木、肖毅等人的多篇文章，版权为作者所有。

编辑：周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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