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大民族学记忆之四】边疆语文学系首任系主任杨质夫

2017-06-10 吴均 等 西北民族学

杨质夫小传

杨质夫（1906—1961），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乡老幼庄人，名炆，字质夫。父为郎中，兄杨焕为曾任青海省教育厅秘书、循化县县长。1924年入西宁蒙番师范学校学习。1925年经校长朱绣介绍，参加西宁道尹黎丹发起的藏文研究社，并参与其主持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这是国内外首部大型汉藏双语工具书，1929年完稿，但后来不知所终。

1929年，杨质夫随黎丹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联系出版事宜未果，遂简编《藏汉小辞典》，后到蒙藏委员会任翻译。1930年返回西宁任省政府秘书、省立蒙藏师范学校校长、青海藏文研究社教务部主任等。1933年，《藏汉小辞典》在西宁石印出版。

1934年，杨质夫参加黎丹组织的西藏巡礼团入藏，9月到达拉萨。杨质夫在哲蚌寺拜喜饶嘉措大师为师。1936年陪同喜饶嘉措赴南京，担任翻译。1937年夏返回西宁。曾被任命为共和县县长、青海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旋离职。

1938年8月随同喜饶嘉措到重庆，与边疆史地学者顾颉刚、吴文藻、李安宅、黄奋生等交往，加入中国边疆学会，写作了一批学术论文。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总干事、编译委员、藏文组长、蒙藏委员会专员、军事委员会上校谘议等。曾将《三民主义要义》译为藏文。

抗战结束后，教育部任命其为国立西宁师范学校校长。1947年，国立兰州大学设立边疆语文学系。校长辛树帜两次致函聘请杨质夫为系主任兼教授。在任期间积极招收青、川、内蒙等地学生，亲自讲授藏文课，培养了一批人才。

1950年2月28日，杨质夫在西宁被捕。翌年6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1年进京参与翻译和平解放西藏协议。1952年减刑并在青海新生印刷厂劳动改造。1960年刑满释放，仍在新生印刷厂工作。

附注：杨质夫1937年在南京与冯云仙结婚。冯云仙（1909—2002），藏名格桑雀珍，川西汉源人，毕业于汉源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早年曾嫁驻军营长，因不堪家庭暴力，逃至南京，读书求学，先后任中央社记者、国民党中央检查委员会检察委员，国民党战地妇女服务团团长等。1950年在川西被捕。1975年12月获释，后在西宁定居。她将杨质夫1934年《进藏日记》捐赠给了国家。其次子杨安塘仍居住在西宁。

本号编发的文章，是已故著名藏学家吴均教授撰写的回忆文章，原载于《西宁文史资料》。

记藏学家杨质夫

吴均（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省政协委员）

杨质夫（1907—1961），原名杨炆，字质夫，后以字行，藏语名贤泽珠桑（慈舟），青海省互助县人。自幼慧力卓越，读书过目不忘。二十年代初，入西宁蒙番师范学校，勤习藏汉文，成绩超侪辈，深受校长朱绣赏识。时湖南湘潭名士黎丹任西宁道尹，他在民族地区工作多年的实践中，认识到尊重民族文化，方能加强民族团结、共同进步，而民族语文，则为打通文化交流之钥匙。他首先发愤学习藏文，深入贯通，继而组织私人学术研究团体——西宁藏文研究社，以“学习西藏文字，构通藏汉文化”作为宗旨。并于1923年，发愿编纂《藏汉大辞典》。朱绣即介绍杨质夫于其门下，在该社藏族学者古朗仓、罗桑更登、德扎、更登达吉等教导下，深入攻读语法、正字诸学科，钻研《唯识》、《俱舍》诸论，并赴化隆德扎寺、循化洛音堂净房、同仁隆务寺等处，在格塘·罗桑华丹、晋美·丹却嘉措等诸大德座下，进修摄类学等。1924年，杨质夫毕业于蒙番师范后留校任教，并参加《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负责整理黎丹历年积累的藏汉文资料，与诸同仁昼夜继折，排比词目，制做卡片，归纳综合，成为西宁藏文研究社的主要力量。1927年，大辞典初步告成，经古朗仓、晋麦仓等诸名宿逐一审校、补充，形成定稿。1928年，黎丹偕杨质夫前赴南京，寻求大辞典稿出版机会。由于当时国内无承印藏文的设备与机构，且缺乏资金，黎丹迫于无奈，遂介绍杨质夫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工读。在该院院长欧阳竟无先生的教导关注下，从大辞典稿中摘出一部分日常应用的词条，并参考达斯《藏英辞典》等，先行编成《藏汉小辞典》，以期能获得出版机会，但仍未能如愿。1929年，在黎丹介绍下，杨质夫担任蒙藏委员会翻译，并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教授藏文。

1930年元月，黎丹返青海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鉴于形势的需要，拟将西宁藏文研究社改组为青海藏文研究社，扩大研究范围，亟需得力人手襄办此事，乃召杨质夫返回青海，任为青海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不久，并派兼蒙藏师范学校校长。1930年冬，青海藏文研究 社正式成立，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设研究、教务、评议三部，吸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藏汉人士为基本社员；具有中等学校学历，有志于学习藏文，并有一定的藏文基础的学生及社会人士为普通社员，在该社教学楼专门系统地进行培训。杨质夫任教务部主任，甘肃海善言（藏族）、湖北陈文（陈智博）为教师。教学内容有名著选读：《萨迦格言》、《王道论》、《文成公主进藏记》、《猴鸟故事》等，藏语会话和藏文文法《司徒文法大疏》、《正字学》等，并购有参考书《嘛呢宝训》等。这些教材皆用钟灵印字机自印，所需经费由黎丹从其薪给中提供，免费供应社员。每天下午虽以两个小时为教学时间，但往往延长至3—4小时。这些工作属于业余义务活动，没有任何报酬。

杨质夫他们以构通藏文文化为己任，以饱满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在两年多时间内，他不但搞好青海藏文研究社的工作，还加强了青海蒙藏师范学校的藏文教学，通过各种渠道，培养了一批沟通汉藏文化，从事民族教育的人才。

当时，国内缺乏供学习藏文者使用的词汇型工具书，藏文研究社社员们都争抄杨质夫编《藏汉小辞典》，作为辅助学习的“秘籍”。为了配合教学及满足社会上的需求，黎丹敦请德扎·智化达结对这部小辞典进行核勘，并筹集资金，1933年冬由青海省印刷局用石印予以印行，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藏汉文合璧辞典，具有相当实用的价值，受到文化界藏汉人士的热烈欢迎。抗战早期，北平菩提学会曾翻印一次，在沦陷区发行；五十年代初，这两种版本都告绝版，西北民族学院曾删去黎丹等所撰的序文，在上海影印供教学使用；台湾方面也曾加以翻印。但仍供不应求，一些藏学研究者及爱好者仍有相互传抄使用的情况。

与此同时，青海藏文研究社研究部还将藏汉文《翻译名义集》辑为藏汉合璧的《分解名义大集》4册，亦由青海省印刷局石印印行，与《藏汉小辞典》同时问世。两书珠联璧合，被称为“青海藏文研究社对沟通藏汉文化奉献的两块基石”。

1932年，黎丹辞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但仍住在西宁，从事青海藏文研究社工作。1933年秋，黎丹从不南京友人处得到油印的新编汉文《瑜伽师地论法数表》，这是一份将《瑜伽师地论》的全部词语，分类排比摘出并附上藏文版页码的索引式工具表，对充实《藏汉大辞典》的内容，极有参考价值。这时，正值国民政府内定黎氏以其人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以朝圣学经为名，前赴拉萨，对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及西藏农奴主僧俗上层分子进行疏导工作。黎氏以杨质夫、欧阳鸷（后改名为欧阳无畏）等为团员，在西宁正与各方联系，准备行装。《法数表》的获得，对青海藏文研究社给予了宝贵的研究资料，黎氏当即让杨质夫负责组织了社员欧阳鸷、吴均、侯生祯、沈桐清、王任邦、温存永等十人，在其私邸以3个多月时间，对照藏汉文版本，将每一法数及其释义一一批比抄录，制作卡片，分别纳入于大辞典的各该条目之中，使大辞典的内容更为充实完善。

1934年夏，杨质夫作为西藏巡礼团团员，随黎丹前赴西藏，于9月下旬到达拉萨。杨质夫写有《西藏巡礼团途中纪事》等文，曾载于《西北开发月刊》第二卷第二期，记青藏高原风情，抒自己壮游胸怀。他们抵拉萨时，正值国民政府派黄慕松致祭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圆寂，拉萨政治风云极其微妙，黎丹襄助致祭大典完成后，通过噶厦的介绍，与著名大格西喜饶嘉措结为法友，在哲蚌寺相互切磋宗喀巴大师的著述；杨质夫被介绍为喜饶嘉措的直传弟子，列于门下；欧阳鸷等则被分别介绍进入哲蚌寺郭莽学院等处学习。此后的两年的时间内，杨质夫在喜饶嘉措的严格要求、指导下，深入钻研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并利用巡礼朝圣者身份，广交西藏农奴主上层僧俗人士，钩沉史料写出《历代噶丹赤巴考》、《西藏世家源流考》等学术论文，同时积极稳妥地做好由喜饶嘉措及西藏一些著名学者对《藏汉大辞典》的审核工作，使《藏汉大辞典》圆满完成最后的审稿程序。

1936年，喜饶嘉措被教育部聘为国立大学西藏文化讲座，在黎丹和杨质夫陪同下，于1937年元月到达南京。喜饶嘉措在南京、北平讲学时，杨质夫担任翻译，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第一次介绍宗喀巴大师的学术论著，引起当时藏学界的极大关注，认为是汉藏文化高层次发展的开始。全民抗战开始后，杨质夫协助喜饶嘉措组织抗日宣传团，深入青康牧区、寺院等处宣传抗日救国，曾受到国民政府的褒将。1939年以后，调至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翻译科长，译审抗日文件、书刊、《三民主义要义》等和教育部民族学校教材等。同 时参加中国边疆学会，与顾颉刚先生过从甚密。

1942年7月，西藏农奴主上层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英国、尼伯尔等国驻藏人员，以后应该向该局联系事务 。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除采取政治斗争军事部署外，1943年春派喜饶嘉措以朝圣名义回藏，内定其为国民党西藏党务筹备处主任委员，杨质夫为随员，内定其为书记长，其夫人冯云仙为委员，带领一批汉藏人员，于1943年冬经青海玉树前往拉萨，被西藏军政人员阻挡于藏北黑河不让入藏，屡经交涉，噶夏只同意喜饶嘉措入藏，其他随员则一律不予放行。次年夏，喜饶嘉措及杨质夫等被迫返回重庆。杨质夫此行虽没有达到去拉萨的目的，但对藏北39族进行过社会调查，写有《夥尔三十九族之调查与研究》等论文。

1945年夏，教育部任命杨质夫为国立西宁师范学校校长，从事民族教育事业，从翻译工作走向教书育人的园地。根据多年的实践和认识，他组建了边疆师范班，扩大招收甘、青、康少数民族学生，加强藏文教学，增设边事课程和牧区小学，数年之间，造就了一批从事基层民族教育的人才。

1947年秋，应国立兰州大学之聘，兼任该校边疆语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仆仆于兰州西宁之间，往来教学，并奔走于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和隆务寺等处，利用其社会关系，搜集藏文图书，使该系民族文字的设备，从无到有，日渐充实，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同时，还写出《塔尔寺灵魂——宗喀巴》、《塔尔寺概况》等，油印发行，以应社会需要。

解放后，杨质夫担任西宁师范校长。1950年，以历史问题入狱劳改，仍被命在狱中做翻译工作。他始终认为自身虽属犯人，但所做工作，则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勤勤恳恳，昼夜从事，先后译出马列主义的书籍《中国共产党党章教程》、《谁是最可爱的人》、《藏汉词汇》等以及藏族史《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等20多册，但因限于规定，不能署名。1952—1953年，还被调至监外，在争取尖扎昂拉项谦工作中及赴西安等处作翻译工作。他在狱中还与其他人员共同创制了被称为新生体填补国内印刷行业空白的第一套完整的1—7号正楷、草书、黑体三种藏文字模，并提出后缀带点法、连串字方法，提高藏文排字工效30%以上，这些创制，推行全国，至今使用。

1960年，杨质夫获得新生，在青海新生印刷厂就业，1961年初逝世。他入狱时，曾因工作需要将他保存的《藏汉大辞典》原稿，带至狱中随身保管，遗憾的是，他突然去世，身边无人，大辞典的两箱原稿竟不知去向！七十年代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派员到青海寻找，但无所得；1978—1979年，笔者和沈桐清同志也曾向各有关方面知情人士等处查访，终无下落。这部历时十余载，经青海藏文研究社数十人辛勤努力，青藏两地诸多藏族学者反复校审的《藏汉大辞典》稿，竟成广陵散矣！杨质夫常有自律的一段话：

“在浩瀚的藏汉文化交流的大海洋中，我们只能搞一些资料工作和铺一块基石，如能做到这一点，此生总算没有白来！”他的这种愿望，在中华民族中兴盛世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成为现实，当前群英辈出，做出了前人没能做到的事，搞出了前人难以想象的成绩，藏汉文化交流的长河，已汇百川而汪洋东流。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杨质夫亦可以含笑九泉矣。

编辑：周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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