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张振利：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新突破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读后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振利，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6 年6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先生的新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2014) 》。该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大系列丛书中“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之一。这是继《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马大正文集》、《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中国边疆治理通论》等中国边疆研究论著之后马先生的又一力作。全书分绪论、综论、分论、展论四篇18 章，共计67 万余字，全面、系统梳理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进程。

    该书以中国边疆为切入点，以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和三十年创新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程为线索，从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等角度构建了点、线、面、体有机结合的中国边疆学体系，多角度、全方位、鸟瞰式立体呈现了中国边疆学的厚度、深度、广度及高度，对中国边疆学构筑具有突破性意义。

一、中国边疆学的厚度: 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

    长期以来，马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边疆学构筑，先后刊布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是他奉献给学界的最新成果，以“统一多民族中国与中国边疆”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为题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源点和逻辑起点，体现了中国边疆学的厚度。

    该书将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置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视域下，从如何继承与发扬极具中国特色的两大历史遗产——“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出发，勾勒中国疆域的阶段性发展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总结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对“中国边疆”做出了明确界定: “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的发展大趋势，那么结论只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终使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该书第42 页，下同) “中国边疆”既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组成部分，又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一部分，决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特点是“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地域、多样的民族、复杂的问题”。( 第42—45 页) 由于“边疆”是一个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含义为一体的政治概念，决定了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第597页)

    马先生从文献资料诸如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史书及起居注、实录、地理书和方志的角度，梳理了中国边疆研究的丰厚历史遗产。“前人的千年积累，是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最基础性资料。”(第52 页) 他又论述了19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末以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及20 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以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为标志的第一、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成就。马先生如此匠心独具的处理，是将1949 年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积累统一归入“历史遗产”的范畴，足见视野之宏大、眼光之独到以及学养之深厚。也唯其如此，方见中国边疆学植根于“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厚土之中。由此可见，绪论篇论述了中国边疆学兴起、发展、繁荣的学术源头，既是马先生的“开宗明义”篇，也是全书的总纲，值得认真思索体悟。

二、中国边疆学的深度: 继承与实践基础上的三十年创新

    以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边疆研究进入新阶段。马先生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为中心，从兴起前的准备、初兴两个层面梳理了方兴未艾的第三次研究高潮的演进轨迹。其中，初兴阶段又分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当代中国边疆调研的展开”两段。这与马先生一贯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被马先生总结为中国边疆研究优良传统的两条主线之一。( 第602 页) 中国边疆学不是枯坐书斋、闭门造车就能做出成绩的学问，必须将“读书”与“行路”结合起来，充分认识调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有通过调研，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关系。马先生说: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观念不断更新，研究边疆现状必须掌握古代、近代边疆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认识边疆现状的新内容和新特点，现状的研究才更有针对性。随着边疆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日益认识到研究边疆历史与了解边疆现状密不可分，只有了解现状，才能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的史学功能。同时史学工作者也应直接从事现状调研，并进而开展相关的对策性研究。” ( 第124—125页)

    此外，马先生简要评介了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中国边政研究概况，涉及边政研究的持续与深化、资料整理、理论方法以及边政研究的嬗变。从学术上说，对台湾学者以边疆民族研究替代传统边政研究的主张和实践，马先生虽表示理解，但更多的是遗憾，特别是“对于台湾史界多年来将边疆( 或边政研究) 作为研究客体进行研究的传统来说，实是进入一个误区”。( 第144 页) 同时，他也承认“边疆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仍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只是“期望台湾同行在进行边疆民族研究的同时，勿忘中国边疆研究的全局与整体”。( 第145 页) 从思想上说，马先生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一个具有深厚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和社会责任。他认为，两岸学者“尽管政治利益各不相同、意识形态上存在歧义，但在一个中国和国家主权的根本前提上有着太多的相似”。( 第145 页)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双方应该在资料共享、成果互补方面，展开广泛交流，谋求深层次合作。马先生以生动的学术实践，鲜活地诠释了中国边疆研究优良传统的两条主线之一——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第602 页)

    概括地说，中国边疆研究60 余年演进历程中的30 多年来的创新大致包括: 1949 年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继承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良好学风，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排除了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划清了决策与研究的界限，理顺了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的关系，正在逐步满足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民族复兴与中国崛起的需要。正如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一样，植根于30 多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创新之中、置身于蓄势待发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之下的中国边疆学，在彰显学科深度的同时，也注定“是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交叉学科”。( 第601 页) 绪论篇与综论篇完整展示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及三十年创新的演进历程与成果积累，这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准备。

三、中国边疆学的广度: 九个重点七大专题

    作为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具有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外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创新与文化自信建设的社会需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更加体现了中国边疆学的综合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从哪些领域入手才能既全面整体、高度凝练又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地展现60 余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学术积累，这是全书亟待回答的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科学命题。马先生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战略的高度、中国与世界两个宏大的视野，凭借数十年来从事边疆研究工作的组织与实践的亲身经历、学术涵养，给出了他的判断。在分论篇中，他以九章的篇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总结了九个重点七大专题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边疆学的广度。

    在理论层面，马先生在“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中，主要辨析了边疆与边政，论述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内涵与方法。在实践层面，他将中国边疆研究归纳为疆域理论、边疆治理、边疆民族政策、近代边患与陆地界务、海疆史、中国边疆研究史六个专题。其中，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将边疆治理分为“中国历朝各代边疆治理研究”、“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两章。一方面，这样的结构设计在体现古今贯穿的同时，凸显“当代”，紧扣全书主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边疆治理在中国边疆学构筑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在他看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切入口是对中国古今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他又从“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两个角度，将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分为“第一、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研究”与“新疆考察史资料整理和研究”两章，充分体现了读书与调研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重要性。

    马先生在分论中展示的九个重点七大专题看似举重若轻，却是别出心裁。因为九个重点七大专题都是紧紧围绕他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展开。他指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疆域形成与中国边疆治理为中心。“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基础是中国疆域理论的探究”，“切入口是对中国古今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第600—601 页)

    在绪论、综论、分论三篇中，马先生高度概括而又条分缕析地梳理了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丰富内涵、丰硕成果及巨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是一部线索清晰、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史。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史是探索、实践、创新中的中国边疆学，既是中国边疆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也是中国边疆学的理论科学性、学术性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检验的根基，更是中国边疆学的实践史、发展史。它深刻揭示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阐释中国边疆学理论的一把钥匙。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先生分析了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大势与学科构筑。

四、中国边疆学的高度: 发展大势与学科构筑

    2016 年5 月17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一门融合传统学科、前沿学科为一体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能否全面、集中、充分地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便决定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高度及未来发展走势。

    在展论篇中，马先生论述了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大趋势，展现了其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从边疆史地综合性多卷本论著的撰写与出版、中国边疆区域性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两个方面，他分析了最近10 余年来的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大趋势，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提出了构筑中国边疆学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命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章，马先生重点阐述了他本人为构筑中国边疆学从事的科研实践、多年来的学术思考要点，分析了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当前的要务与步骤，论述了中国边疆研究者和研究工作组织者的历史责任。他在学术思考要点中，精辟论证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特点、内涵与分类、基本功能、学科依托与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强调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断言中国边疆学是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交叉学科。应该说，马先生为之奔走多年、殚精竭虑的中国边疆学构筑已经基本完成。

    马先生把中国边疆学的未来寄托在中国边疆研究者和研究工作组织者的身上，提出了殷切期望。对中国边疆研究者而言，既要面对现实和求真求善，正确认识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又要有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研究特色。研究工作组织者的历史责任则包括: 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 要坚持“两个分开”，即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 要心怀学科发展的全局，及时制定有可操作性的举措，并能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 指学术著作出版和成果的决策参考率) 。马先生在“社会效益”后专门加注说明是颇费一番苦心的。因为他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边疆资料整理出版的商业化倾向忧心忡忡，“选择影印的版本良莠不齐，编辑出版基本上是工业化、商业化流程，无编辑加工可言”。( 第139 页) 他不希望边疆研究重蹈覆辙，一味追求的“社会效益”只是过度商业化的经济利益和哗众取宠式的社会轰动效应。虽能动一时之视听，终经不起时间的洗礼与实践的检验，无可奈何地成为浮躁学风的一个注脚。

    “要把建设具有特色新型智库提上工作议事日程，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把中国边疆研究机构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第609 页) 这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的“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是契合的。马先生所倡导的中国边疆学就是围绕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周边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乃至世界发展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提出的“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这既是中国边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目前所能达到的学科高度。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原动力——“鲜活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及中国边疆学的厚度、深度、广度，共同决定了它的高度。

五、《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2014)》的特点与微瑕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2014) 》立意高远、视野宏大，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60余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轨迹，总结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成就和价值，展望学科发展大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以及中国边疆学构筑的重要性。通读全书，其特点主要有:

    (一) 学术性与工具性兼具

    该书既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史，也是指示门径、津逮后学的工具书。应该说，该书圆满实现了马先生的三个追求目标。“一是，尽可能多地提供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信息; 二是，尽可能描述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 三是，试述构筑边疆学的学术思考和当代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前言，第2 页) 此外，该书所具有的结构严谨、重点突出、资料翔实、立论可靠、博采众长、富于创见的优点自不必多言。

    (二) 学术典范与道德丰碑并举

    该书不仅树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典范，而且立马先生的学术道德丰碑。一方面，体现了马先生实事求是、不掠人之美的学术情操。如第十二章“中国海疆史研究”说明: “本题写作以李国强《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 年》( 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3 期) 和《海疆史研究综述》(刊厉声、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 1989—1998)》，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二文为基础增补撰写而成”。( 第337 页) 再如第十五章“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也说明: “本章一至六题由方铁执笔初稿，七题由陈跃执笔初稿，由我增补、修改而成文”。( 第483 页) 类似的说明在第九章“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研究”也有出现。甚至对写作中多有借鉴的综述文章都特别注明。( 第192 页) 正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同一作者的同书异名翻版而不做任何说明的做法表示不满了。( 第244 页注释) 另一方面，马先生持之以恒、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也足以垂范后学、鞭策后进。若说该书出版前的中国边疆学构筑是“任重道远，呼之欲出”，那么此后则应是“呼之已出，任重道远”。但是，谦虚谨慎的马先生却说: “构筑中国边疆学学术之路刚刚起步，我愿意走下去，直到走不动之时!” ( 后记，第612 页) 或许这也是第四篇以“展论”为名而不用“结论”的缘故之一吧。

    (三) 学问人生与学术普及的结合

    在“新疆考察史资料整理和研究”中，马先生将考察新疆的群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文化考察，包括从事边疆研究、民族研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记者、作家及其他文化人群体，另一类“可誉称为行者或漂泊者的仁人志士群体”。( 第445 页) 在行者群体中，特别提到了“很奇特的一员”尚昌平，马先生认为她已经“完成了由行者到学人的华丽转身” ( 第448 页) ，还不惜笔墨地引述了她的《行者无为》一文。( 第454—458 页) 让我们从中看到马先生作为严谨学者的另一面—一个富有情意、心灵细腻的、充满灵动性情的、饱含对生活的热爱与学术执着追求的行者形象。中国学人自古追求“文以载道”，也深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之理。马先生是新疆考察的组织者、参与者，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名“行者”。在他心灵深处，能够强烈感受到行者通过散文发出的“心灵呼喊”所具有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给人以沉思，以回味!”(第451页) 这既说明马先生已经融汇“学人”与“文人”、“学者”与“行者”于一身，也是将学术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楷模，更是在展现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开放性、包容性的同时，体现了他对边疆学科普及工作的重视。早在2004 年12 月，马先生在《自序: 我的治学之路》中提出最想做的五件事，其中就有“尽力做一些边疆学科的普及工作，尤其是边疆考察的普及，尝试以随笔的形式将20 余年来自己深入边疆的见闻写出来，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

    (四) 学科构筑的奠基力作

    在马先生看来，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经历了三步跨越，即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研究，再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第592 页) 马先生从1987 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现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 ，直至2001 年卸任，在长达15 年时间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应该说，他见证、亲历了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三步跨越，既是研究者，也是推动者，更是组织者、领导者。近年来，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筑持续关注，已有很多成果发表。较具代表性的是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与李国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与这些学者的真知灼见相比，马先生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即《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2014) 》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坐言起行”。他已经指明了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当前要务和步骤。从这一角度讲，启动《中国边疆学通论》(暂名) 的撰写是当务之急( 第604 页)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2014) 》只能算作奠基力作。

    金无足赤，白璧微瑕。尽管无论是该书所涵盖的范围、体例和结构，还是论述的总体性、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都代表了目前国内中国边疆研究最新的学术水平，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的瑕疵，主要有两点。一是受到篇幅的限制对有些问题的论述没能充分展开。正如马先生对第十四章的自评: “仅以新疆考察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为主题撰写，其实新中国成立60 年来，西藏、海疆、云南、东北等边疆地区的考察同样也是成果丰硕，即使是新疆考察我也只是重点评议了罗布泊、楼兰的考察与探险”。( 第611 页) 同样，第十五章对“当代中国反分裂研究，反台独，反藏独的研究未能涉及”。( 第611 页) 二是部分学术信息有待进一步更新、完善。以第六章“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为例，虽然以副标题“20 世纪下半叶台湾学者的中国边政研究”加以限定，但是与读者渴望获得更多台湾学者相关研究资讯的心理期许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不是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需要两岸学者增进交流合作，共同完成。

    总之，《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2014) 》既是全面系统阐述60 多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史专著，也是一部集创新性、科学性、权威性为一体的中国边疆学的经典之作。

    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丛书之一，该书与考古学、哲学、美学、宗教学、民族学、法学、政治学等比肩同列，本身就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式跻身学科之列的事实已经被学界认同，仅差“正名”。《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 》的出版是马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喜事，更是中国边疆学界的一件幸事。这或许只是他探索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个里程碑，而对中国边疆学界的初入门者来说，则是一座灯塔，指明了中国边疆学纵深拓展的方向和新的学术增长点。毫不夸张地说，马先生对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有开山奠基之功，却无“成佛作祖”之意。他虽年近耄耋，仍在密切关注并不懈探索着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进展与未来走向。他已谱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的新篇章，一个生机蓬勃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正在向我们走来！

文章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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