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严庆   平维彬

[提要]“大一统”具有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等多维意涵，其中的政治思想维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相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心理结构”。从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再到当下予以弘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以贯之着“大一统”的脉动。“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

[关键词]大一统；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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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2）、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中的几个关键概念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严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与多民族国家建设、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教育；平维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民族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政治、民族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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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是历史上政治精英治辖天下的理念、制度与实践，从历史传统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1]（P.26）当下，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任务。创设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承继。“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回溯大一统的丰富内涵，研读大一统的价值，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和未来。

 

一、“大一统”及其近代蜕变

 

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3]（P.12）

 

（一）大一统及其内涵

“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公羊传》中，那时提出的大一统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内华夏”为核心的民族一统和“崇礼”为核心的文化一统。[4]大一统理念的诞生深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的滋养来源，是当时的思想者对于天下格局如何设定的考量。

春秋战国之后，秦汉一统天下，国家统治的疆域不断扩展，继秦朝统一文字、货币、交通、度量衡之后，应声于王朝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董仲舒吸收“兵、法、道”等流派思想将儒学思想正统化，提出大一统思想并付诸于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3]（P.62）。自汉以降，“大一统”一方面积淀为富含智慧的政治理念，一方面转化为秉持兼容并包精神的政治格局，并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最高政治追求。可以说，大一统既是缘起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世界观），也是构设人际关系的人伦观，还是治理天下的权御观。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一体、社会的一体和政治的一体，这无疑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张具有源与流的联系。

 

（二）多维视角的大一统

大一统是什么？它既是一种贯穿于中国王朝历史的政治哲学，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治理实践历程，认知思维和实践行动之间长期互相促进、互相蓄力，将大一统形塑、积淀为一种传统。这一传统从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的层面体现为政体统一、政策聚一、政治集一。政体，关乎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性结构，政体统一对应于“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构成的唯一性的政治系统；政策，检查政治的具体规划如何塑造社会环境，政策聚一对应于“五服制”、“因俗而治”等治辖之策、统合之术；政治，涉及由于权力分享和权力设置而产生的政治冲突过程，政治集一对应于历代王朝一系列的平叛和精英吸纳安排。大一统由此而构成了从外到内的“向中看齐”与自下而上的“向上集中”，一个权威衍生出稳定的秩序，国家治理的内聚力、稳定性由此而生。

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治辖，大一统维系了王朝时代的相对稳定性，降低了内在动荡风险，大一统又因而呈现为社会运行的一种格局、一种态势。制度、治辖、格局、态势是历史发展中的社会事实，反映这一事实的思维便成为了相应的认知和思想，经过提炼与传承，大一统逐步成为具有持久、普遍规约力的秩序伦理和政治思想。完善、缜密的大一统制度使得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具有现实操作的可能，同时也使中国境内各民族视统一为正常状态、分裂为非常状态成为一种共同的心理认知。在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大一统”后，大一统被确立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追求，这就将其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5]（P.21）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意涵最丰富的部分，也是对“家国同构”的古代政治格局影响最深刻的政治思想。何星亮认为，“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大一统的地理观、大一统的政治观、大一统的思想观以及大一统的民族观。”[6]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史上，“大一统”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持久地贯穿于古代政治发展历程并支撑着具有“超稳定结构性”[7]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长期的自在过程，离不开“大一统”思想的长期规约与维系。

 

（三）大一统的近代转型

秦、汉、隋、唐四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两次统一中国，前后存在700余年，推行大一统的制度和法规，这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8]（P.57）元、清两代的大一统，则为全国南北、东西的经济社会沟通与联结创造了重要条件。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几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大一统”的政治社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一统”思想开始转型发力，由王朝政治时期的中央集权、天下意识，向现代国家的民主集中、民族国家转型——专断的王权开始演化为民主的民权，模糊边陲也开始清晰化为边疆。 

在被动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在极具“扩张性”的西方文明冲击下依然保持着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其中“大一统”思想对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9]此时的“大一统”思想以强调国家一体为基础，在“兼容并包”的东方精神里糅合进“民主共和”的西式原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大一统维系的是天下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相对应），或者说天下国家之魂脉就是大一统。一个天下国家，只要文明的魂魄不散，即使国家体无完肤，也会重建起来，破镜重圆。[10]（P.41-42）

诚然，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性质是封建专制的，权力垄断于统治阶级。但从政治理念、政治技术的角度看，它却成熟地内聚起复杂多元的社会，保全了相对辽阔的疆域，并成为新国体转型之后国家持续发展的家底与财富。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本质上讲是多民族国家建设所要依托的国民认同，这一认同的历史合法性源头之一便是大一统及其所含蓄的包容精神。伴随着历史的前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天下观场域中的“华夷一统观”向近代民族国家场域中的“中华民族观”，继而向新时代和全球化场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型与跃升。

 

（一）王朝国家场域中的“华夷一统观”

多维的“大一统”思想表现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观念方面，即“华夷一统观”。华夷一统观包含了承认文化差异、讲求和而不同等理念，同时也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和边疆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华夷一统观”作为臣民关系的“大一统”，同样萌芽于先秦时期，它强调天下共主，按“礼”分群的文化族类观。尽管这种文化观存在一定的文化歧视色彩，但其历史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

中国古代的治辖理念与族类观包含着悖论性的两个方面：“一是以帝国气魄包容异族的天下意识，二是以中原民族傲视周边的华夷之辨。”[11]但是，当王朝国家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开创之后，“华夷一统”则成为民族事务治理层面的必然选择。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形成于同心圆式的天下体系认知结构内，其划分族类群体的标准是具有弹性的“礼制”，这截然不同于现代国家对“民族”的硬性区分。

继西周以封建方式一统当时的区域天下之后，秦朝建立了中国王朝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性质的国家。西汉将儒学发展成以“大一统”思想为内核的新儒学，并成为古代王朝政治的思想圭臬。魏晋南北朝既是政治上分裂与动荡的时期，也是各族类群体互动与交流的时期。这一时期强化了“华夷一体”的整体性，并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社会基础。

晚唐之后，王朝政治再次陷入“分裂与动荡”的乱局，但“大一统”理念依然深刻影响着各分立政权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及至元朝再次实现中国域内的“大一统”，元世祖忽必烈根据汉文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建国号“大元”并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明、清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都坚持“华夷一统观”，尤其是有清一代将“合中外为一家”的大一统思想与“改土归流”、“推行府县制”等“因俗而治”的具体举措相结合，加强了中央与边疆的统合，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大一统。

“华夷一统观”是中华文明“自天下”时代包容文化差异的臣民观。“华夷一统观”不仅为王朝治权的收放有度、刚柔相济提供了族类心理包容基础，也为王朝国家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张驰和整合提供了政治认同基础。在古代交通、通讯等技术条件落后的条件下，这对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辽阔疆域至关紧要。

 

（二）民族国家场域中的“中华民族观”

近代中国的衰落，导致“大一统”王朝时代的终结。西方殖民者在打破传统的东亚秩序之后，企图依照自身的模本建构东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中国历史上的族类群体分别主权化，用以肢解这一具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古老文明体国家。

在内外多重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下，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同时接受西学有益思想的滋养。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继而又作《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进行了初步探索，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12]（P.82）。杨度也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他在列强阴谋瓜分和肢解中国的危机下进一步提出了“合五族为一家”的理念。[13]（P.305）继该理念之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大致经历了由革命时期的“排满论”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的“五族共和论”再到晚年“国族建构论”的转变历程。无论是革命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号召，还是革命胜利之后的“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建设理念，甚或晚年几经革命失败而提出的“国族建构论”，都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中华民族观”的不懈思考与探索。

近代的中国，旧有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大一统”维系自救的力量依旧存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华夷一统观”的结合，使得“中华民族”（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正是中华民族观。这种中华民族观携带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天然基因，避免了奥匈帝国各民族解体散落、各自建国的结局。在中华民族各族儿女的不懈斗争下，无论是英、法、美、俄等老牌殖民帝国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还是军国主义日本炮制的“满蒙非中国论”，均以失败而告终。决定国家道路选择和政治冲突中定力的是深层的思想力量，而这种力量通常源自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和群体记忆。

当王朝天下及其认知体系遭遇到西方民族国家阵营的冲击之后，王权掩映下的臣民和文化精英在近代外来侵略力量的打击下，不得不选择向国家时代转型，左右这种转型的决定力量还是中华民族自身的政治、文化历史遗产——共命运的国家大一统。①

 

（三）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执政者寻求国家建设的合法性通常依靠两条路径，一是历史遗产，二是民意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紧紧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人民当家做主拧结在一起，取得了国家建设的傲人成绩。同时，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识也不断加深。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也从学术领域延展到多民族国家合法性、合理性解释的国家政治话语之中。

步入全球化时代以后，中华民族既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要践行全球规则；既要坚持好自己的自信，又要应对各种冲击，尤其是要有效应对来自于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打造现代中国坚定的国民信仰和难以撼动的国家意志。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回应了近些年各执其偏的学术争议，回答了“中华民族由何而来”、“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方向性问题。应该说，中华民族共命运的体验和共识，形成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抗敌御侮的苦难历程中，深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开放、大国崛起进程中。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越来越成为包含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等诸多维度在内的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全面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和政府民族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努力方向。在全球性竞争与合作中，中华民族对内要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要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

 

大一统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整个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建立的是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的多民族统一、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并非西方那种单纯的“民族国家”[14]。在这样的国度，纯粹的民族国家叙事并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的复杂性，今天的中国承继了王朝国家的“多元复合结构”[15]。而要经营这种历史遗传结构，就要将其纳入到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格局与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是题中之义。

 

（一）传承与再塑大一统的“统一”理念

“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崇尚统一，主张合而不是分，统一、合强调的是社会的一体化和共同性。当然，这种价值层面的崇尚一统与技术层面的社会控制、威权治辖、禁锢思想等“专一”性的权御之术是不同的。扬弃“大一统”的核心是权力归属于谁的问题。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继承的是大一统的合和理念，肯定大一统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所发挥的聚合效应。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推动各民族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凝聚力量，这一进程既包括来自民间社会的自然凝聚，也包括来自国家政府的鼓励推动。李大龙认为，无论是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还是中华民族（国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下进行的。[16]费孝通先生论证的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差序格局”[17]（P.25）和王建革教授论证的游牧社会的“游牧圈结构”[18]，也孕育成长于具有普世道德关怀的“天下体系”的母体之中。

现代中国的再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一统思想的绵延与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重新铸造了现代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之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统一市场、统一治理、统一建设、统一教育等因素的推动，中国共产党再造了新时代的执政力、价值观、制度与政策，她纵向汇集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横向以工人阶级的团结为基础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

 

（二）以民族整合替代威权统合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本土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孕育和发展的起点。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各族团群体即开始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互动与整合，各地区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为多元的起点增加了一体的格局。[19]（P.4-6）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论点深受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②，从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说”[20]（P.86-108）到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说”[21]，都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多元起源”、“互动融合”、“凝聚核心”等理论要素的想象。严文明先生所论述的“重瓣花朵”式的同心圆差序格局精妙地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联系起来，这种因同心圆式的向心结构而产生的内向聚合的空间结构力正是造就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原动力。

文化、社会结构根本上是由政治权力结构所设定并强化的。历史上的大一统体现为一定文化、社会的包容性，而克服来自于地域、族类疏离性矛盾的关键在于依靠威权（王权）的统合力量及其严酷的治辖之术。而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则以人民民主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原则，更凸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整合性。其中政治整合是核心，经济、社会整合是基础，文化多样和价值一致整合是补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和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实施和民族工作实践的绵绵用力。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促进中华各民族的互动熔焠与团结凝聚。

 

结语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了中国古代“家-国-天下”式的政治格局，也铸就了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超稳定结构体”。表现在民族观方面，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还是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抑或当代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贯通着“大一统”思想的脉络。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蔓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体中，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各族同胞一直保持着对大一统“太平盛世”的渴望和追求。“大一统”也是历史悠久的古代多民族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型而未裂变的认同力量。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各族儿女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来源。

一个概念及其包涵的思想都在经历蜕变，在今天，认知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大一统的实质要剔除去历史上专制压迫的成分。大，意为崇尚、看重；一统，意为民心归一、国家统一。大一统传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联结在于为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提供认同支撑。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民族建设是创建民族认同……民族建设需要创建无形的东西，如民族传统、符号、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参考。[23]（P.168）对中国人而言，大一统就是一种传统、符号、长久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参考。

 

注释：

①汤因比研究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他认为中国的特点是国家大一统而非宗教大一统。汤因比认为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只剩下俄国和中国，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而言，这是两个异类。具体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成北、郭小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317页。

②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中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并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将其概括为“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进一步将新石器时代的六大文化区系比作“重瓣花朵”并强调了中原文化区系与汉族的凝聚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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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克建    微信编辑：孙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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