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华语圈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

2017年4月18日19时，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于台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86岁。

李亦园（1931—2017），福建泉州人。1948年赴台，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并留校任教。1958年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回台湾从事人类学研究与教学。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李亦园先生研究范围极广，涉及人类学、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家庭宗族研究、神话研究，并以台湾高山族、华侨社会以及华南、台湾汉族民间文化为田野研究对象。著有《人类的视野》、《文化的图像》、《文化与行为》、《信仰与文化》等专著16种，专业论文一百三十余篇，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者，也是华语圈最为知名的人类学家之一。

为缅怀逝者，本站特转载2001年《民俗研究》发表的署名“边缘人”作品：《品尝寂寞——读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来源：网络）。

品尝寂寞

——读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

边缘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的注意力在当时文学的批评方面，偶然间读到了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信仰与文化》一书，顿时在我眼前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文化研究，但老实说，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学理上的感受与启悟。后来，我以民俗生活和原始艺术研究为切人点，逐渐把注意力转到了文化研究上。当我集中精力于中国本土的原始艺术、民俗事象和象征思维研究这些文化研究课题时，便深感到从资料到方法到理论，都十分薄弱。也正是这些年里，陆续读了一些外国的和海外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其中包括李先生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也就多少对他及他的学问有了点滴了解。

今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刘瑞琳小姐来京参加北京图书定货会，送给我三本由她责编的人类学田野笔记丛书：费孝通的《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李亦园的《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和乔健的《飘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这三位作者，都是当今大陆、台湾和香港最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他们的这几本书，又都以阐释他们所实行的田野调查方法为内容，与我所研究的领域多所牵涉，因而更加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

李亦园先生的《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一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叙述他的人类学生涯和人类学观(其中最主要的是田野方法)一部分是他在不同时期撰写的有代表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在我看来，最值得重视的是前一部分，即他的人类学生涯和他所实行的田野方法。这几篇不仅行文如行云流水，有较好的可读性，而且所叙述的经历和所阐发的观点，也具有较为普遍的启发意义。尽管李先生学问的背景是美国人类学，但读过之后，发觉他力求把美国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中国化，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学术层面上。

人类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它的对象和宗旨是研究人类的文化。要研究人类的文化，特别是要研究文化的内部逻辑结构—李先生所说的“文化的文法”(Culture Grammar)，就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按照李先生的叙述，是比较研究，即把一个种(民族的或社区的)文化放到与异文化(一种或多种)的大背景上去分析、去比较、去认识、去发现;还有一个，就是“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比较研究和田野调查都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正是“田野调查”方法，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对于人类学来说，“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的关系，前者是第一层次的方法，“参与观察”则是在“田野调查”中的第二层次的方法;二者又互为表里。“田野调查”加上“参与观察”，使人类学家站在被调查、被研究的民族和居民的立场上、而不是从外面或居高临下地观察他们的文化现象。没有人类学家的亲身的长期的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就无从得到第一手的翔实而珍贵的资料，自然也就无从对一个文化作出理性的判断，更无从谈论与另一种或几种文化的比较。

可贵的是，作者这本书讲的虽然是学术，无论是理论层面上还是经验层面上，都不给读者艰涩难懂之感，论述得深入浅出。他像剥葱那样地一层又一层地把人类学家们、主要是他自己的学术经验或经过他融会贯通了的学术经验，用通俗的语言叙述出来，让读者在不经意之间便相信了他的可观察的文化和不可观察的文化的理论和观念。同样，他的叙述也让读者毫无反抗地跟着深入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别之境：在西方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以“仁”为表征的伦理关系。我们从他的“衣服的文化文法”的叙述中，懂得了人们平时衣着的颜色和仪式时衣着的颜色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中看到了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文化和心理差异；从他叙述的仪式中的祭品模式以及他对生与熟、全体与局部、大与小的比较分析里，看到了人与超自然的天神、神明、祖先、小鬼的关系和他们的态度，以及只有在中国人之间才不言自明的那种象征的含义。

人类学是一个寂寞的事业。为了研究学问，人类学者不得不到他所自愿选定的穷乡僻壤、有时甚至是蛮荒之地去做或长或短的田野调查(有时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行，马林诺斯基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作田野调查，一去就是四年之久!)，忍受其他学科的学者无须忍受的人生寂寞。八十年代初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青年学者宋光宇曾写过一本《蛮荒的访客》的长篇传记，把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说成是一位“蛮荒的访客”，真是太贴切太形象了，记得那套书也是李亦园先生写的序言。在这一点上，笔者在作田野时也有所体验。除了李先生所说的寂寞而外，人类学(包括民俗学)同样也是一门充满了危险和诱惑的学问。李先生不仅举出了几位在调查地被杀害的外国学术前辈的故事，也不止一次地说到他所经历的几次惊险和担忧，描绘他在梦乡里听到所在的猎头民族鼓声四起时那种忐忑不安、大难临头的心境。

李著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几篇人类学个案调查报告。如果说，第一部分文章是从学理上阐发人类学的基本法则的话，那么，第二部分文章就是以田野调查报告的方式，从对实际资料的分析比较中得出的结论，从而体现学者个人的人类学理论及其构架。因此也可以说，李亦园的人类学调查报告，既是实证的，也是抽象的。这些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文化的内容和调查的方法，如对居住于日月潭周围的邵族—南澳泰雅人—马来亚麻坡镇华侨的调查报告，就体现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他，从异文化的调查研究人手再转移到母文化(汉民族)的调查研究这一人类学治学的通则。

读李亦园先生的新著，收益非浅，特别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象征问题上，因为这是笔者近十多年来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但笔者也有并不完全赞成、或可商榷的地方。比如他关于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关系的结论。李先生说:“从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理出的一套基本原则，可以解释很多不同的行为。……在上层社会或者是知识分子或者封建时代的士绅阶级是不是也是如此?我认为也是如此。假如不是如此的话，中国也就是两个中国了。这两个中国不是地域上的两个中国，而是社会阶层上的两个中国，一般的乡民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变成两个‘国家’，两个层次的文化。我认为，两者之间一定有相同的地方，才能够把这两个阶层联在一起。我认为知识分子同样有这一套和谐均衡的观念，只不过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而已。”(第89一91页)他举出曲阜孔庙里一块匾额上的四个字“中和位育”，证明上层中国文化讲究“致中和”，追求“和谐均衡”，与民间文化是一样的；还引用了《论语》里的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李先生说：“我引用孔子的这一段话说明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是很相近的。”(第90页) 我以为，这一结论还有商榷的余地。

记得以前读李瑛译述法国汉学家葛兰勒著《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里的结论说：“中国的古史不能给人多少信用。他几乎全部都被汉朝学派竟争，拿来做思想和理论的背景时，把他修饰过或假造过了。我们一方面很应该留意中国文学的经传，他把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粉饰成孔子文化的中国，文物灿然，理想超越，殊难置信。他方面我们觉得很重要，这些民间的传说，对于同时代的叙述，他所表现的中国文化却比文学的经传上要野蛮一些，神话，歌谣，个别的精神，创造的力量，都在这里是很丰富的，—我坚强的相信图腾社会，秘密神社，波尔打吃这类社会建设是从孔子以后才大部分消灭成为过去的；我并且相信那种封建朝代的贵族争斗，在记载上是说得很短而且很快，其实他应该有很长远的变化；我相信应该把封建斗争的前半时期算得长一点。我相信或者在孔子文化以前，中国有几个与孔子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见原书第619页)

进入九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在我国人文学术界突然“热”了起来，成为一门显学。人类学“热”起来，就不免对有的相关学科产生某种程度的冲击，民俗学就是一个例子。民俗学与人类学一样，都是新兴的学科，也都是边缘学科，或者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地说，在学科建设上民俗学较之人类学相对显得有欠成熟。一些年轻的不成熟的民俗学者，在人类学“热”面前，或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弃民俗学而转向人类学，或用人类学的某些模式代替民俗学的探讨与建设。不久前，我到钟敬文先生那里去，他对这种现象表示了担优。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说明有些青年学者在学术上的摇摆性，另一方面，也约略透露出了民俗学与人类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交叉性与模糊性。其实，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读李亦园的著作，是能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的。比如，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和田野调查，也就是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果说，人类学侧重于从文化的某些抽样调查中探讨“文化的方法”，那么，民俗学则更侧重于以大面积的民俗志调查和以实证的方法探求文化的传承规律(传承规律也是“文化的文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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