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脉络

西北地区系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区域，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重点研究的区域。晚清以来，民族学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经历了晚清西北学、民国边政学、新中国民族学三个阶段，除了受到欧美人类学、苏联民族学等外来学术影响之外，也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上。

毕业于中央大学边政系，曾任教于西北大学边政系、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系的胡斯振先生于1985年发表了《西北学刍议》一文，认为西北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发轫于康乾年间，兴盛于道咸时期，在光绪以后逐渐走向沉寂；从研究内容看，涉猎范围不仅有历史问题、地理问题，还有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东西交通问题、疆域问题等。1986年，兰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发表《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一文，其中引王国维“三变论”言清季学术衍变，指出“四夷”和“四境”之说已“带有了方向性”，进而指出西北历史地理之学（西北舆地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就是沿着清朝第三阶段“道、咸之学”的端绪发展起来的。胡斯振先生呼吁建立新的“西北学”，赵俪生先生则明确指出“西北少数民族之学”可以上溯至晚清的西北历史地理之学。本文试图沿袭两位先生的思路，深入揭示出民族学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脉络。对民族学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独特发展脉络进行追溯、挖掘与呈现，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晚清王朝危机下的新学问：西北学

西北学始于康乾年间谪戍新疆者以及新疆地方官员，前者有刘献廷、梁份、祁韵士、俞正燮、张澎、徐松等，后者以松筠为代表。这些早期西北研究者的贡献，莫过于开启了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和新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以关注现实问题的考据和生动的实地考察厘清了清人对西北边地的模糊想象。

生活于顺康年间的刘献廷(1648—1695),在考据西北边疆地理时敏锐意识到西北之地、西北之学的重要性，发出了“然今日之要务，孰有更过于此者”的先声。其好友梁份(1641—1729)一生三次亲历西北，首次西北考察历时六年(1682—1688)写成《西陲今略》，此书以实地测绘详述了河西山川险要、部落游牧，并对军事要地逐一标注，给出防守建议，可谓是一本西北国防地理著作。俞正燮(1775—1840)是一位“足迹半天下”的综合学者，他考据的目光远及回疆、蒙古、俄罗斯，对俄罗斯疆域历史和清初俄罗斯南侵及清廷自卫反击、两国划定疆界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记录；其《驻扎大臣原始》一文梳理了清前期边疆民族关系的史实，阐明了清廷派遣驻扎大臣的来龙去脉。凉州人张澍(1781—1847)是西北地区经世学者的代表，在辑佚河西史地古书上颇有功夫，还特别关注鲜卑、女真、西夏、蒙古等北方民族，其著作对了解历史上西北地区的民族交流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

祁韵士(1751—1815)和徐松(1781—1848)二人则被看作是清代西北学的真正发端者。二人早年曾任清廷纂修官，文史功底深厚，后分别于1804年、1810年遣戍新疆。祁韵士遣戍前已著有《蒙古王公传》，该书对后来《清史稿》的藩部编撰起了重要作用；他于嘉庆十年(1805)到达伊犁，后在实地考察基础上撰写了《西陲总统事略》《西 陲要略》《西域释地》。 徐松历经嘉道 两朝，远戍新疆往返共九年，撰写了《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其《新疆总统事略》更是 得到道光帝的称赞，被赐名《新疆识略》刊行 。 这是“ 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 区 的专称首次被 清朝启用。与祁韵士、徐 松 西 北 学 成 就 相 关 的 另 一 人 物，便 是 时 任 伊 犁 将 军 松 筠 (1752 — 1835),他是蒙古正蓝旗人，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先后在蒙古、西藏、东北和西北边地任职，在 任期间大力支持边疆研究，促进民族交往，有“ 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的美誉。

在上述早期西北研究者的影响下，众多后辈学者开始关注西北，到道光年间出现了西北研究的盛况，形成了以徐松和龚自珍为中心、以西北学为话题的学术交流群。这些学者（徐松、俞正燮、张穆、何秋涛、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互为师友，推动了西北史地研究由起而兴，成为道咸时期的一门显学。显学之势，一在于集结了众多研究者，形成了颇有声势的西北研究群体；二在于这一研究契合当时所需，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经世致用转型。

嘉庆二十五年徐松返京，此后潜心治学三十年，当时热衷西北边疆研究的学者几乎都与他交往甚密。张穆(1805—1849)深受徐、祁二人影响：他治西北学即缘于道光年间审校祁著《蒙古王公传》，因该书中具体地理方位相对模糊，乃作《蒙古游牧记》弥补这一空白，书中亦多有引用沈垚的考证成果。张穆研究蒙古，也关注沙俄，其著作《俄罗斯事补辑》后被何秋涛收入《北傒汇编》和《朔方备乘》。何秋涛(1824—1862)生活于清朝国势转衰，东北和西北领土遭沙俄严重威胁、蚕食之际，他搜集考证了正史有关沙俄的记述，同时还参考西人著作，最终成《北傒汇编》六卷，受到咸丰帝的重视，赐名《朔方备乘》，被认为是西北地理学集大成之作。沈垚 (1798—1840)最著名的作品是《新疆私议》，作于道光八年(1828),时值清廷平定张格尔善后之时，驳斥了西域绝远的“弃地之说”，力主在新疆屯田；他对新疆诸水道的详细考证，得到了徐松的高度评价。综上，道光年间边患危机和备来日之需的致用意识已成学界共识。

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活跃于19世纪20年代，皆以新思想、新风气的倡导者著称。龚自珍目光遍及“天地东西南北”，主张学术应为政治服务，倡导学者应“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他多次就西北、东南边疆治理发表言论，并提出新疆置行省以及移民新疆的主张，认为此举既可缓和内地的人口压力，又可稳疆驭民。这一建议虽然直到光绪十年(1884)才实现，但龚氏开风气之先、身处乱世的忧国情怀极大影响了后来者。其好友魏源在亲历道光年间列强入侵之后作《圣武记》，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的著名主张；其卷三和卷四的“外藩”卷，主要记载了清朝对蒙古、新疆、青海边地的统治和平叛，并提出了移民、屯田等巩固边防的治理之道。魏源另一著作《海国图志》则放眼世界史地，与《圣武记》一起将“西北之学”与“东南之学”联动，正是对其好友龚自珍“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进一步延伸。龚、魏二人“睁眼看世界”的开阔视野，不仅影响了时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还为光绪朝新思想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康乾年间西北学始露端倪，著作乍现，那么道咸年间的西北学已经全面铺开，名家辈出。这时期国家边界日趋固化和明显，中俄在东北和西北都发生了边界争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话题已明确摆在清代学人面前。这时期的西北学，研究空间上进一步扩展至“天地东西南北”，研究深度上已将经世致用和考据熟练融汇，为当时学界注入了新鲜活力。王国维所言“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道咸以降之学新”便是对这时期西北学的真实写照。

历经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咸同之际内忧外患并至，陆上和海上的威胁同时逼近，清王朝面临的情况较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捻军起义；随后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同治元年(1862)陕甘回民起义，西北边疆几十年的承平景象打破，整个西北危机重重。可以说传统的天下已然被打破，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的“万国之一”，学术亦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制”；治“四裔”之学愈加凸显；同时“海禁”已开，西学渐入；从技艺到制度再到文化，学者们对外求索之心日甚，而此时尚处于初步引入的西学知识和经世致用的时风相结合，推动了西北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衍变。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由古及今，关注中俄西北争端、清王朝平定阿古柏之乱、收复新疆和新疆建省、中俄划界问题以及帕米尔争端等时政话题。林则徐(1785—1850)自1838年履职广州，就组织译介外国书刊，推动了《华事夷言》《国际法》《澳门新闻报》的出现；1842年他被遣戍伊犁，以沿途所见成日记《荷戈纪程》；东南和西北的经历，最终促成了林则徐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为边疆勘界备，洪钧(1839—1893)作《中俄交界图》(1890年），许景澄(1845—1900)作《帕米尔图说》(1892年），此二图也确实在中俄西北勘界谈判中起到了参考作用。洪钧还是蒙元史研究的大家，是第一个将我国元史史料和欧洲人所译阿拉伯、波斯等外文元史史料结合互证的人。他与李光廷、丁谦、沈曾植、屠寄、王国维等一道，将西北史地研究的重心转向了蒙元史。

其次，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世界空间。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无疑是鸦片战争后海防的威胁以及日益密切的中外交流，带头人物还是林则徐和魏源。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魏源所作《海国图志》(1842年）所涉范围远超旧有历史地理学著述，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物产，其中涉及西北边疆地理的部分也大为拓展。与之相承的有姚莹(1785—1852)的《康輶纪行》(1847年）和李光廷(1812—1880)的《汉西域图考》(1870年）。光绪四年在英国染指西藏的背景下，朝廷派员考察，黄懋材(1843—1890)此行成《五印度全图》一册，《西域回部图》一册，《四川至西藏程途》《云南至缅甸程途》各一册，著《游历刍言》《西微水道》各一卷，详尽记载边疆及邻国风俗民情。

再次是研究方法的转变，即引介西文材料、科学方法以及测绘仪器等。李光廷自言“地理最重绘图……西人绘图最精，而各国分图不能合并”，绘图之意在于“古今时势不同，筹边者所宜知也”。其《汉西域图考》附有“汉西域图”和“地球全图”，指明“此图（汉西域图）割自地球，今并附地球全图，使知西域诸国割自何度”。许景澄的《帕米尔图说》和《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以及清末全国性的官方地图测绘———光绪《大清会典舆图》，均深受西方地理学的影响。此转变的直接原因是现实的勘界之需，只有绘制与西方技术接轨的精确的现代地图，才能在边境谈判时分毫必争；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传统的学问不得不向现代学术转型。

与上述西北学研究并行发展的，是清廷的西北大开发活动。1866年，清廷任命左宗棠(1812—1885)为陕甘总督，左与林则徐交往甚密，两人对西北的重要性有一致认识，认为“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左氏的“远大之规”，便是把西北看作一个整体：一方面以武力平定乱局，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将善后、治理和开发并行———督耕垦、兴水利、刻经籍、立义学———从而奠定了西北国防和长治久安的基础。最终，清廷顺利解决了险象环生的西北边疆危机，也取得了开发西北的阶段性成果。

综上，清末西北学已呈现向西方现代学术衍变的明显趋向，也初现从天下体系话语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端绪。无论是清廷还是西北学研究者，皆认识到西北之地、西北民族与国家安危密不可分。学者陶保廉(1862—1938)基于1891—1896年间亲历甘肃、新疆的所见所闻，撰写了《辛卯侍行记》，兼具考察和考证特征，侧重点之一便是对西北民族历史源流的梳理和现状考察；他认为西北边疆治理与民族治理密不可分，提出了回族“世居中土千余年，衣服语言皆同华夏”，汉回乃一家的见解。左宗棠也一直强调促进民族和睦对西北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可见，“民族”话题已日渐凸显，且与“国家”观念互为倚靠，成为西北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二、民国时期的新学科：边政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北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新疆和蒙古，成为早期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的重点活动区域，他们开启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早期民族学研究。比利时籍神父许让(Le P.L.Schram)于1910年从甘肃至青海，此后20年他在青海开展了对当地土族的调查研究，于1932年出版了法文版《甘肃土人的婚姻》，后又在美国费城出版了《甘肃边境的土族》三大册。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的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利用外交身份于1883—1903年在新疆开展了实地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美国人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两次到蒙古、西藏实地考察，所著《喇嘛之国》《1891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藏族民族学笔记》一直是西方史地研究以及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自1894年至1899年先后三次到中国的新疆和西藏进行探险，除了考古学上的重要发现外，还对所经地区的民族状况进行了描述。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人斯坦因(AurelStein,1862—1943)、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1876—1948)等，他们纷纷涌入西北进行考古和文物文献搜集，其活动亦涉及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在世纪之交，日本军官和探险家有意识地多次往返中国西北和东北考察调研，产生了一些以中国的民族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游记、方志、调查报告，如日本军官日野强(1865—1920)于1909年出版的《伊犁纪行》等。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于1924年至1941年，多次走访中国东北和西北，对中国北部边疆以及民族状况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

这些外国探险家身份职务各异，但他们的活动性质十分相似，主要包括文献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两方面，他们的研究属于殖民时代的东方学，他们所采集的大量民族学、人类学资料和多语种文献资料，一方面拓展了西方人类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中国人建立自己的敦煌研究、西域研究以及民族学研究的强烈愿望。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西北边疆、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少数民族，西北学逐渐衍变为基于线性史观、侧重实测、讲求精确的西北史地学，以王国维(1877—1927)、罗振玉(1866—1940)、傅斯年(1896—1950)、顾颉刚(1893—1980)为代表的史地研究者，对此贡献良多。这些学者横跨晚清与民国，一方面深受西北学影响，另一方面又兼通西方现代历史学、地理学、哲学、物理学等，博采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能站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革新旧学。如王国维既精通西学，又多受西北学家沈曾植点拨，他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中国传统文献考据学和西方实证考古学相结合的典范。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延续王国维的观点，对史料价值的重新评估开拓了中国史研究的新增长点，对后来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都有深刻影响。这时期的边疆危机和学术转型还催生了众多刊物，如1912年创刊的《西北杂志》就先后刊登了萧飏曾《论蒙古西藏之关系》《论阿尔泰之关系》，黄锟《蒙古学术变迁史》、陶志如《西藏民族考》、李安陆《西藏略史》等西北史地专文。

在世纪之交的学术转型中，中国学术界也涌现出了一批没有明确学科归属的探险家、考察家类型的学者，他们在爱国精神的驱动下，奔走于中国大地，记录自己所见所闻，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边疆民族志资料。回顾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诞生，其前身正是殖民时代之初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的探险活动和游记作品，可以说国内考察家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诞生上扮演的角色亦与之类似，只不过殖民者撰写的是个人的异域冒险记，国内考察家的旅行和著述初衷则是为本国谋求新出路。

被称为民国时期西北拓荒第一人的林竞，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曾任职国民政府财政部，以及甘肃省和青海省民政厅厅长。1917—1927年间，他三次赴新疆、甘肃、宁夏、外蒙古考察，著有《西北丛编》《新疆纪略》《西北旅行记》等，论述了西北在中国历史上、地理上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倡导西北开发并提出了交通开发、矿产开发、振兴文教等具体措施。马鹤天(1887—1962)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民国十二三年在北平时，即感觉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决意研究边疆，考察边疆，并致力边疆工作”。1923年他发起成立“中华西北协会”，组织前往西北各省和蒙古地区进行考察；1928年时任甘肃教育厅长的他兼任兰州中山大学首任校长，成为兰州大学民族学学术谱系中的重要一环；他壮游天下，几乎踏遍中国边疆，早年即著《内外蒙古考察日记》(1932年）、《东北考察记》(1934年）。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教务长的刘文海，“留学欧美十年，从事政治、经济、社会诸学”，1928年亲历陕、甘、内蒙等地14个月后写下了《西行见闻记》(1933年）。

以上考察家们皆留学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训练，处在中国学术转型前夜的他们尚未有明确的学科归属，但他们或以文字或以摄影图片所记20世纪初西北的山川地形、交通险要、军政吏治、民生情状，皆回荡着“睥睨欧亚，钩稽古今，为人类辟一新领域，为国人筹一新出路”的伟大抱负，在今天看来有着浓厚的“前民族学／人类学”色彩，是研究西北不可多得的纪实性资料。

与前二者并行发展的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移植和本土化实践。首先，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和研究院所在中国的设立，社会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引入。1914年2月，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H.KulpII)在沪江大学成立了中国高校中的第一个社会学系。1916年北京大学设社会学班，严复的弟子康宝忠受邀讲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吴文藻即在此倡导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合流。1921年厦门大学成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同时设立了社会学本科专业。1926年清华学校社会学系成立，1928年8月改名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扩名为社会人类学系。1928年中研院成立了由蔡元培担任组长的民族学组。其次，留学国外的第一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人才学成归国，他们进入各大高校担任教职，“既进行学科理论的争论，又积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既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又加以分析和综合，为建立中国民族学体系而思考”，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逐渐萌发。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拉开了中国学者独立进行规范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序幕，标志着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了中国学术界。

综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开始进入民族国家初构时期，以“中华民族”配“中华民国”是当时政治家和学者的设想。“边疆”在轰轰烈烈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被视为国之屏障，而昆仑之巅、黄河之源成为构想中华民族的重要符号；由此，西北吸引着社会各界旅行、书写，西北遂从模糊的边地走至国人眼前。上海《新闻报》记者郭步陶实地考察后出版了《西北旅行日记》（1932年）；留美归国的薛桂轮写了《新疆问题》（1926年）和《英国侵略西藏史》（1927年），1933年又出版了《西北视察日记》；《申报》记者陈庚雅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于1934—1935年分别前往甘肃、内蒙、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地，先后出版了《西北视察记》《中国的西北角》，二人亦得“南陈北范”之誉。国民政府亦大力提倡西北开发，开展了一系列官方考察活动。宋子文、蒋经国、戴季陶、劭元冲、何应钦、陈果夫、朱家骅、罗家伦等多次前往西北，强调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呼吁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还存在着“泛而不深”的问题，如顾颉刚所言，“唯因各自为政，缺少整个计划，以致重复散漫，浪费时间、精力及财力，是以效率不高，成绩浅薄”。

20世纪30年代，在深重的民族国家危机下，边疆研究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一是因为边疆作为最先受侵略的外围，也是反侵略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尚未完成国家结构的高度整合，仍面临着国土整合和国族建构的艰巨任务，日本侵略者则利用这一点屡次进行分裂活动。民族和地理作为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成了政学两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下，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西北旅行考察，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这三条边疆研究的线索自然而然汇合，最终产生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范式——边政学。

进入20世纪30年代，处于初创阶段的民族学、人类学在政治和学术的双重动力下蓬勃发展，形成了华东、华南、华西、北方几大主要研究区域和多种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为代表，以燕京大学为中心，受英美功能学派影响较大、主张“社会学中国化”的燕京学派，或称北派；以傅斯年、凌纯声、李济、蔡元培、芮逸夫、陶云逵、马长寿、林惠祥、杨成志等为代表，受英、德、美、法多种学术传统影响，以中研院史语所、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历史—民族学派”，也被称为与燕京学派相对的“南派”；以黄文山、孙本文、陈序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学派”，他们重视文化研究，甚至提出将文化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活动在华西坝，侧重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人类学“华西学派”。除上述学派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还有很多不同的学术主张和独到见解，只是未能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派，学派之间并非界限分明，大部分民族学家在学派取舍上还是很广泛的。这些学术共同体大都试图将西方舶来的学科用于中国，服务于民族国家之现实需要。

随着日本侵华，西北和西南一样成为大后方，边疆研究持续成为热点。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等筹备禹贡学会，阐明了西北边疆的重要性。他们在梳理清代西北学脉络的基础上，指出禹贡学会的研究主题是地理沿革史和民族史，称当下的边疆研究是继西北史地学之后我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发动。1937年禹贡学会发表了《此后三年工作计划》，其专题研究下所设四个研究题目均和西北史地、西北少数民族密切相关。同时，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开始起步，加之抗战导致部分学校西迁，一众知名学者纷纷前往西北考察执教，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学术借此焕发了生机。1928年，时任甘肃教育厅长的边疆研究者马鹤天出任兰州中山大学首任校长。1935年，马鹤天护送九世班禅入藏，在甘青川藏地区辗转三年，成考察日记《西北考察记·青海篇》(1936年）和《甘青藏边区考察记》(1947年）。1937年，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陕西西安，第二年4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又改组为5所独立大学，其中的国立西北师范大学于1944年迁往兰州办学。1937年9月，顾颉刚到兰州，此后一年他在甘青地区一边考察一边从事教育，这次西北之旅促成了1939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引发了中国学界第二次“中华民族”讨论热潮。1938年，李安宅、于式玉则在甘肃拉不楞寺开启了藏传佛教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

入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从西北到西南，出现了全国联动的研究局面和学科建设的共识，最终促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范式———边政学的诞生。首先，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1940年，马鹤天、顾颉刚、黄奋生等不约而同在榆林、成都、重庆创办了同名的“中国边疆学会”，1941年三会合并，凡是边疆研究的知名人士基本都被网罗在内。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学者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发行了《边政公论》，该刊第三卷第三期的《边政与地理》，第三卷第五期的《边政与历史》专门论述了边政学与边疆历史、地理的关系，将当时的边政研究与西北史地学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紧密链接。其次，出现了边政学的学科界定和理论宣言。1941年9月，杨成志在《广东政治》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边政研究导论》，对边政学进行了全面界定。1942年吴文藻发表了《边政学发凡》，界定边政学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的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其宗旨在于“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应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杨成志和吴文藻的这两篇文章，在基本的学科关怀和学科构想上高度一致，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奠定了边政学的理论基础。再次则是高校“边疆政治系”的成立。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疆政治系”。以上三者皆备，标志着边政学确已成当时的一门独立学科。

边政学的诞生，从根本上讲，是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产物，是民族主义热潮高涨下中国边疆研究三条线索交汇的产物。相比西北学，边政学首先是一门现代学院派学科，有专门的研究队伍和明确的学科界定，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明晰且系统，同时讲求多学科参与，尤其侧重人类学、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边政学本身也带有来自晚清西北学的某些确定的本土要素。可以说，边政学是中国学者首次将人类学、民族学应用到国家政治建设中的尝试，也是中国民族学学科本土化的重要表达。

20世纪40年代边政学诞生后，除了西南地区丰富多样的研究之外，西北边政研究主要依托西北大学边政系和兰州大学边语系这两个教研机构，汇聚了一批知名学者，以西北边疆和西北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中国边疆学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1年，西北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北大学举行，并创办《西北学报》，明确学会宗旨为复兴民族本位文化、促进西北建设。1944年西北大学设立边政系。同年，谷苞前往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任教。谷苞(1916—2012),兰州人，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陶云逵、李景汉、潘光旦等人，是费孝通领导下的云南大学“魁阁”团队成员，他把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火种带到了西北，是西北地区开设民族学课程的第一人，带动了西北地区民族学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并重的学术风格。谷苞在兰大开启了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1944—1949),期间他开展了对甘肃农村和卓尼藏族的调查，发表了《甘肃藏民的支派及其分布》《为筹边者忧》《饥寒中的富丽》等多篇文章。鉴于西北的重要性，1946年教育部委任辛树帜在甘肃学院基础上筹办国立兰州大学，旨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一个文化堡垒，以永奠建设西北亦开发西北的始基。考虑到我国西北地区的特殊性，1947年辛树帜遂在兰大文学院内设立了边疆语文学系，聘请青海藏学家杨质夫任系主任。杨质夫(1906—1961),青海互助县人，1925年参加西宁道尹黎丹主持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后曾任省立蒙藏师范学校校长、青海藏文研究社教务部主任、国立西宁师范学校校长等职，是现代中国第一代藏学专家。

西北大学边政系和兰州大学边语系，是当时西北地区边政学的中心。两系皆以培养“通语文，娴风俗”的边疆工作者为目标，在专业、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模式上非常相似，均设蒙文、藏文、维文三个专业，汇集了王文萱、郑安伦、谷苞、黄文弼、黄奋生、谢再善、杨质夫、吴均、王沂暖、哈美新、李国香、胡斯振等一批学者，成为西北地区民族学本土化的孵化所。所设课程主要有三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课程；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专业课程；以及摄影、骑马、游泳、绘画、边疆社会调查等技术类课程。两系均定期组织师生前往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地开展社会调查，邀请名师讲座，举办西北边疆、西北民族相关的研讨会，并发行了《边政学报》《边疆文化》等期刊报纸，这些都证明了两校边政学的活力和影响力。

1946年成立的国立兰州大学历史系，也是西北边政研究的主力军，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任首任系主任。因无法即刻前往赴任，顾颉刚介绍其弟子史念海出任历史系教授并代理系主任。史念海(1912—2001)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是推动传统沿革地理转变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人物。1947年8月，在顾颉刚建议下，其弟子青海化隆人李文实(1915—2004)亦前往兰州大学任教。1948年6月17日，顾颉刚赴兰履职，主持历史系的工作。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以开阔的视野、新颖又严谨的治学方法指导了兰大历史系的科研方向，对西北边政、民族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几乎与边政学同步，西北边政研究还显现出了另一条线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民族理论影响下开展的民族工作实践。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经过西北地区，把革命的火种带到了西北，也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

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宁时，建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启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最初实践。初到陕北的1936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以争取蒙古族和回族为目标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1939年又成立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西工委立足西北地区民族与地理现实，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创举：一是专门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蒙古族、回族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将文字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相结合，产生了《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等一批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三是组织民族班、少数民族工作队以交流民族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民族理论研究者和少数民族干部，如牙含章、杨静仁（回）、沈遐熙（回）、天宝（藏）、扎西旺徐（藏）等。西工委的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1941年西工委合并至新成立的西北局，西北局进一步将民族工作与研究机构作为常设机构。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1941年西北局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的一种新模式。这一线索在不断统合此前的诸种西北民族研究学术线索，将随着西北地区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而显现出更大的影响力。

综上，在诸多学人努力下，西北边政研究一度辉煌，形成了堪称与西南“华西学派”交相辉映的“西北学派”。这一边政学的西北学派，一在于沿袭晚清西北学余脉重视历史学方法，注重民族语言和民族史研究，兰州大学边语系和西北大学边政系均属此类；二是谷苞等引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结合西北实际进行的中国化实践；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苏联民族学在西北沃土上开启的最初实践；三者交织叠加即将催生本土化的民族学之新生之花。这时期西北边政研究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西北率先开设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课程，推进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二是云集了众多知名学者，打破了西北地区教育闭塞的局面，并以完备的课程体系培养了一批边政学、民族学专业人才，为西北大开发和民族学接下来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三是形成了大量关于西北边疆、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论著，如杨质夫《藏汉小辞典》《进藏日记》《夥尔三十九族之调查与研究》，谷苞的卓尼系列研究论文等。1949年后，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两系的教师们在持续成长，不断生产出西北民族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学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成为党和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为此开展 了 民族识别、民族 区域自治、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民族工作 。在教育和科研领域，苏联式 的学科体系成为主流，前期占据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主流的人类学、边政学随着大规模的院系 调整，被苏联式民族学所取代，相关研究者亦被纳入民族研究 队伍 。 1952年，原兰州大学边语 系和原西北大学边政系师生并入西北各大高校，他们将民族学的火种带到 了西北全域 。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获得了新生，西北地 区沉淀 了数十年 的 民族学火种 迅速成燎原之势，开启了本土化的民族学的新一期发展。

1949年8月，西北大学边政系更名为少数民族学系；1950年1月，兰州大学边语系亦更名为少数民族语文系。两系的更名表明前一时期的边政学已自然过渡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学。这时期的民族学，主要是配合新中国民族工作需要，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实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2年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撤销，该校民族学学脉出现了短暂中断。1957年，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1917—2007)调任兰州大学，承前启后开拓了历史系的科研方向，民族学研究得以在历史系以民族史的方式延续。赵俪生引导历史系师生关注西北史地研究，开展中亚学研究，组织中国土地史的研究，开拓西北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研究，同时开设民族学类课程，并前往敦煌莫高窟调研，开展敦煌学和民族学研究。在纵向学脉上，赵俪生将当下的西北历史地理之学、西北少数民族之学与晚清的西北学相链接，指导杨建新等新一代学者重启了西北民族史、边疆史的研究。杨建新(1934—)于195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旋被抽调参加东乡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并主笔首部《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1960年底，他被派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进修，师从翁独健、王辅仁、贾敬颜三位民族史家，与当时汇聚一堂的多位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相交三年，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学基础。西北大学的民族学，则随着1955年马长寿调任该校而迎来了新的契机。马长寿(1907—1971)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早年以藏、羌等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著称，调任西北大学后转向西北边疆与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并规划筹建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以及西北民族研究室，培养了周伟洲、陈全方、冯增烈等新一代民族学研究者，深刻影响了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民族学发展和治学风格。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谷苞响应号召随解放军入疆，在新疆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1949—1983)。入疆初期，谷苞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基本是在农村和牧区度过的，他自言自己的民族学知识，一半是老师教的和从书本上学的，另一半是少数民族的农民和牧民教的。同时，谷苞重视新疆发展研究，致力于培养后学，组建新疆民族学研究队伍。1955年5月，谷苞任专职副主任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1957年该院设立历史研究室（研究新疆的历史、民族、语言），谷苞兼任室主任，该室全部人员都参加了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还参加了新疆民族史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编纂工作。1960年，在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研究所，谷苞任所长。1965年该所单独建制为自治区民族研究所，谷苞仍任所长。谷苞在新疆工作长达35年，培养了一批民族研究人员，也发表了大量有关新疆研究的著述，堪称新疆民族学的拓荒者。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甘肃省军管会在兰州设立了藏民问题研究班，几经发展，于1950年8月更名为西北民族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处理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延续。兰州大学边语系在研究班成立之初就支援了部分教学，1952年在9月，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系（原边语系）和西北大学少数民族学系（原边政系）并入西北民族学院，构成了该校民族语言文学教研的基本力量。档案资料显示，1952年兰大少语系调出教师11人（藏文组6人，维吾尔文组2人，蒙文组3人），学生18人（藏文组6人，维吾尔文组8人，蒙文组4人），调出图书1778册。其中哈美新是国内高校维吾尔语文教学的开创者，在西北民族学院短暂任教后，他又前往喀什任教；其助手李国香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并著国内首部《维吾尔文学史》(1992年出版）。胡斯振、索特纳木等继续在西北民族学院从事蒙古语文和蒙古史的教研工作。王沂暖开设藏语语法、藏族文学史等课程，被誉为“格萨尔学泰斗”。段克兴 (1906—1982)作为兰大边语系继杨质夫之后的唯一一位教授，承担了藏语文专业几乎所有专业课程的讲授，还为藏语文专业编写了翻译实践、藏语词汇教材，为医务科西藏班编写了藏文《医学基础常识》，在教材建设上贡献良多。黄奋生(1904—1960)从西北大学边政系来西北民院后负责《藏族史》课程教学，著述了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藏族历史第一书”的《藏族史略》 (1950年成书，1985年出版）。这些学者在西北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如著名民族学家郝苏民就是1954年毕业于该校蒙古语文学专业后留校任教的。

1950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接到解放西藏的工作部署。1951年兰州大学共有15人报名参军入藏，其中包括边语系首届藏文专业毕业生9名。其中，牛世钧在翻越唐古拉雪山时牺牲；陈拓后来参加了拉萨小学的藏文教学工作和《西藏日报》的新闻工作，后成为民族出版社的资深翻译；倪克温任职于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成为了该校干部；车得驷先在西藏民族学院工作，后到西北民族学院任教，在藏学研究方面饶有建树；张诗昆于1956年进人国家民委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工作，一生致力于民族语文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曾任教兰大边语系的吴均、侯生桢、纳朝玺、马渊明等，则先后回青海执教，成为青海藏学和民族史学的开拓者。吴均(1913—2009)致力于藏文字模的研制和《格萨尔王传》的翻译整理工作，先后在青海 民族学 院、青海师范大学担任地方史、藏族史教授，后人评价他是甘青地 区 “ 早期藏学开拓者”之一、“格萨尔学”研 究 的先驱。侯生桢于 1952年到西北 民 院，后于 1970 年回青海民族学院任教，1983年被青海社科 院聘为顾 问，协助整理编写塔尔寺古籍目录 。 顾 颉刚的弟子李文实后来也到青海任教，致力于西北历史文化、地理、风俗 的考察和青海地方史 志的整理编纂，并在青海民族学院开设了古文献学、目录学等史学课程。

改革开放后，民族学、人类学在全国各大高校恢复重建，民族学在西北地区的研究线索也在承继中续开新枝，迎来了第二期发展。表现如下。

第一，建成了完整的民族学教研体系。改革开放后，兰州大学历史系就创办了被誉为“小禹贡”的《西北史地》(1980年）以及《敦煌学辑刊》(1983年），还组织建立了“西北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和“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两个省级学会。1985年，从新疆社会科学院离休的谷苞再次受聘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在兰州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的第四阶段(1984—2012),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谷苞完成了他毕生学术研究的总结与升华，凝练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成为西北地区民族学的标志性成果。谷苞协助申报兰州大学民族学硕士点，并培养了兰州大学首届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晓霞、高永久、李德宽）；1990年，民族学成为兰州大学首个文科博士点；1998年，兰州大学又获批民族学本科专业，自此建成了西北地区首家本、硕、博贯通的民族学人才培养单位。2000年，兰州大学和新疆大学两校联合申请的“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进入21世纪，西北各高校陆续建成了完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学学科体系。1979年青海民族学院开始招收藏语言文学、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年获批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硕士点，2018年获批民族学博士点，建成了青海省以民族学为核心的特色优势学科群。1981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谷苞任首任院长。新疆社科院下设的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所设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以及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的民族学教研机构，均以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为宗旨，成为新疆民族学教研的主力。西北民族大学先后获批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硕士点，2021年获批民族学博士点。宁夏大学和北方民族大学则分别于2011年、2018年建成了硕、博层次的民族学教学体系。陕西师范大学由周伟洲教授领衔承继马长寿开创的民族史学传统，于2001年成立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13年改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建有民族学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成为民族学在西北地区的又一教研重镇。

第二，形成了融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研究方法。民族学自在西北地区兴起时就兼重传统治史方法，这在一些关键学人身上有突出体现。如谷苞是西北传播现代民族学、社会学的第一人，但其民族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历史学的深度和广度。1985年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民族学家阮大荣是林耀华教授指导的副博士、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成员，其学术视野对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申报民族学硕士点有重要推动作用。马长寿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同时也是民族史领域的著名专家。杨建新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又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了系统的民族学训练。郝苏民承继了西北民族语言文献研究的传统，但又与费孝通、谷苞等有现代社会学科训练的共鸣，以《西北民族研究》为阵地，在国内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学者兼具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现代学科训练，能够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并重，开创一代学风。这种学术风格，与中国民族学“南派”，即以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历史—民族学派”有相似之处；其关键学人与历史学的西北学传统、民国边政学、人类学“北派”和“南派”都有交集，但又自成学脉，颇有分立之势。

第三，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的西北学派。如上所述，民族学在中国西北地区形成了独特而清晰的学脉和发展线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北民族学界前辈提出了民族学中国化的重大命题。1985年阮大荣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后是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的理论建设阶段。这一年谷苞也任教兰州大学，历经四个阶段的酝酿和成熟，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思考中国民族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和主要任务，从而在中华民族研究谱系中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就收录了谷苞的四篇论文。杨建新、郝苏民等西北地区学者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学术方向继续前行。杨建新于1999年提出“各民族共创中华”说并在此基础上持续耕耘。2006年，谷苞先生九十华诞座谈会由西北民族学院承办，并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文集。此后，郝苏民在《西北民族研究》多次开设谷苞学术思想研究的专栏。2023年举办的杨建新先生九十寿诞座谈会上，杨先生回顾了自己正是从中央民族学院获得了民族学专业的知识和方法，同时在赵俪生先生指导下培养起了治学的态度，从而生成了当代兰州大学民族学学科的治学风格———实践一种中国化的民族学。可以说，西北几代学者在长期的西北民族研究学术传统之上，开创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民族学之特有路径，是学界思考民族学中国化话题的有力参照。

第四，开拓了西北民族学研究的新局面。自20世纪80年代复办民族学专业起，西北各高校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逐步建成了以西北五省为主，辐射西藏、内蒙古的田野调查基地，同时开拓了一些特色研究方向，包括多民族语言文献整理与研究、民族史研究、跨国民族与边疆问题研究、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宗教中国化研究、西北地区“三交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有经验研究等。此外，西北各高校还设立了一些特色研究机构，如敦煌学、藏学（包括格萨尔学）、西夏学、东干学、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国别区域研究机构等。这些特色研究方向、研究机构和民族学学科建设相互促进，使得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始终扎根西北，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四、分析与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队 伍。今天，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话题之一 。 作为西方舶来的学科，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对此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如何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如何将其真正中国化？答案就在几代学者的学术实践当中。民族学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提供了重要依据。

民族学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形成和发展，以三个学术脉络作为基础：一是承袭自晚清西北学的史学传统；二是从欧美移植来的现代人类学、社会学；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晚清西北学虽然属于中国传统史学范畴，但在经世致用意识下已萌发了实地考察之风气，乃是以“旧学术”（天下话语的旧史学）应对“新问题”（民族国家话语下的民族与边疆问题），隐含了其向现代学术转换的契机。当西方人类学、社会学传入后，传统的西北史地之学与西方舶来的现代社会科学迅速交汇，演变为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需的边政学。当边政学研究在西北如火如荼开展时，随着长征和陕甘宁边区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民族工作实践也在深入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西北学、边政学的学脉又被承继并改造为新中国的民族学。20世纪80年代，三条学术发展线索在以兰州大学为代表的民族学“西北学派”当中合而为一，造就了本土化的中国民族学的一条独特学脉，这一过程中展现了时间、空间、区域、话语的杂糅和转换，有力地证明了民族学并非单一的“西方舶来之学”，而是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今天学界讨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范式时提出的“区分—包容皆尽囊括”和“容有他者的己”的中国智慧，也在这一本土化的民族学的历史演进中展现无余。

概括而言，民族学在中国西北地区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西北地区的民族学具有时间的、空间的纵深感，从而补足了一些西方人类学流派在历时性、大区域研究上的短板。人类学始于对非西方“无历史的他者”的研究，社会学则主要采取实证主义的立场，故缺乏“历史感”是其短板。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这样的复杂社会之时，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这对于人类学本身的意义。但是，这种转变还远远不够。学界对马氏功能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其缺乏“历时性”；而对费氏乡村研究的一个主要质疑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历时性（历史）和中国在空间上的广袤性（多样性），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西北地区开展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是最早意识到中国的这一特性并探索其研究路径的学术群体之一。昆仑之巅与黄河之源是中华文明最基本的地理标志和文化象征；在漫长的历史中，西北一直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也是丝绸之路延展到广阔的亚欧大陆的地方，其时空的纵深感在中国大地上是独具特色的。如前所述，民族学在西北地区自发轫就带有浓厚的史学色彩，无论是晚清西北学、民国边政学，还是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都自带“通古今之变”的深度和广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人类学的缺憾。另外，西北地区民族学的空间感则主要表达为边疆研究的学术传统。西北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带，长城沿线是拉铁摩尔笔下的“亚洲内陆边疆”，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长期争夺的区域；近代以来，西北又是我国遭遇外敌入侵早、频次多的边疆地区，有着重要的国防战略位置，“自古以来，明了西北情形，即为当国者之第一要务……”。同样，晚清西北学、民国边政学和新中国民族学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研究，也都有强烈的国家关怀、边疆情结。可以说，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型塑了该地区民族学学术传统对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的关注，并一直传承在今天西北各高校、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当中。

第二，西北地区的民族学对跨时空的多语种文献研究表现突出，超越了西方人类学肇端于“无文字社会”研究而形成的不擅长历史文献研究的倾向。人类学起源于对非西方“无文字社会”的研究，对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关注实质上隐含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下的欧洲中心主义。中国西北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和中西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中国的儒家哲学、道教，以及产生于西亚的三大一神教等，都在这条通道上融汇互通；吐鲁番、敦煌等城市是连接中国与西亚、欧洲的重镇，也是世界文化艺术沉淀、凝练的宝库；今天的西北地区也是中华各民族语言文献持续生产、活态流传的区域。西北地区民族学家与历史学家一道，对古代多语种文献（包括回鹘文、粟特文、波斯文、突厥文、梵文、佉卢文、吐火罗文、古叙利亚文、古藏文、汉文、西夏文、希腊文等），当地多语种资料文献（包括西北地区中华各民族的口传资料与书面文献）进行持续的研究，在敦煌学、西夏学、藏学、西域研究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影响力。对跨时空的多语种文献的研究，自然拥有超越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明互鉴”之风格。

第三，西北地区的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本土理论的生产有着独特的贡献，有力诠释了本土化的民族学传统的活力和价值。如前所述，从晚清西北学、民国边政学到新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民族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内生资源。我们也可以说，西北地区向来是中国民族学本土理论的重要策源地之一：顾颉刚正是在西北田野考察中萌发了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新思考，并在1939年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掀起了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热潮；费孝通1984—2003年间11次来甘肃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深化了“西北民族走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理论学说。谷苞毕生的工作和研究都在西北展开，西北的沃土滋养了他学术人生的三个阶段；他早年在魁阁与费孝通等一批民族学人交往甚密，1949年又主动跟随解放军入疆，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工作和研究当中；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本文所梳理的三条学术线索交汇的西北民族学派的特点，并最终产出了西北民族学的标志性成果——“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以谷苞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创的西北地区民族学独特的学术传统和精神脉络，至今仍在以兰州大学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各大高校承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的新时代，重新回顾民族学在中国西北地区形成和发展的独特学脉，以及其在中华民族研究相关诸理论生成中的巨大影响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