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及其学科化:以民国边政学为中心

【作者简介】朱金春，山东聊城人，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边疆理论与民族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次边疆带和谐民族关系研究”(14CMZ037);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

【摘要】近代以来，学者们在展开边疆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边疆学学科建构的尝试与努力。民国时期边政学是边疆研究学科化的重要表现，不仅探索了边疆学学科建构的路径，而且使得后来的边疆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学科意识，激发着边疆研究学科化的持续努力。但民国边政学迅速兴起又转瞬即逝，除受时局变化影响，更重要的是学科建构中内在知识建构的缺失。当前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可能也会面临着与边政学同样的困境与问题。基于民国边政学的经验与教训，当前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应该加强内在的知识与理论建构，在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同时建构一般边疆学。

【关键词】边疆研究;学科化;学科建构;边政学;边疆学

一、知识生产的学科化诉求及其建构逻辑

       马大正先生梳理并总结了近代以来的边疆研究，认为“自19世纪中叶至今出现过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渐趋形成且发展迅猛”。在此，马先生将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作为边疆研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事实也是如此，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学科建构上也初见成效，表现为边政学的构建并形成体系。但是，边政学虽然一时间迅速兴起，却又急剧衰落，其背后的缘由值得深思。理解这一问题，不仅要对边疆研究本身及时局背景着眼进行分析，还需要从边政学作为学科建构的事实出发，审视学科建构的基本要求与建构规律。这就需要对学科的含义、性质、内在要求与建构逻辑进行研究。

       学科是人们对对象化世界的认知分类，呈现为类型化的知识体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学科的发展与演化经历了一个从人类整体知识中不断分解、分类与分化的过程。从原初作为人类总体知识形态的哲学，逐渐分化出数学和天文学、力学等自然学科，再分化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知识的生产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学科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学科的分立体现了“具体学科对象的差别”和“术业有专攻”的社会分工规律”。但是，知识的生产不是凭空的，知识的传播与积累也需要外在建制与平台的支持，以及伴随着知识体系化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因此，对于学科的理解也不能仅局限于知识层面，而是要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及其建制联系在一起。

       从词源上说，“学科”(discipline)有规范之含义，体现出“规训”的意涵。“学科不但包含知识的分类，而且还包括知识分类的制度与规范”，而后者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权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学科是“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许可使规训成为可能，而规训通过知识而发挥作用，因此知识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对行为控制的实践的同步发展”。这意味着在知识生产上，“学科规训”实际上进行的是学科间分门划界的工作，“以学科标准对知识的有效性、合法性进行评判，对知识的门类界限、地位等级进行规范协调”。学科本身体现着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知识生产既有内部机制也存在外部条件，因此对于学科的理解，要从知识层面和制度建制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学科作为知识生产的规范范式与专门体制，在规范知识生产的同时，还保障着知识生产的外部条件。近代以来，学科的发展都是在学科架构的规制与支持下进行知识生产的。学科不仅意味着知识生产的规范化与体系化，而且标志着该领域的知识生产者也获得了话语权与安身立命的依托。如果缺乏学科的建制，知识生产的合理性、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也将会给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者带来重重焦虑。因此，在那些还未获得学科建制的知识领域，就产生了学科化的诉求。但是学科建构有其自身规律，由知识生产规范与社会承认焦虑而产生的学科化冲动，需要接受知识生产规律与学科发展逻辑的制约与驯服。因此，推进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科化，就需要对学科建构的基本要求、逻辑与规律进行讨论，以此来确定学科化的路径。

       学科的“规训”意义，决定了学科的双重属性，那就是基于知识生产的自然属性和基于社会建制的社会属性。学科的建构，实际上就是这两种属性的实现及其相互作用。关于学科的双重属性，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指称与阐释，方文指出: “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吴国盛指出:“一个学科之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学科建设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范式的建构和巩固。”龚怡祖指出:“学科的建构过程交织着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两种力量——首先是遵从知识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体现学科的自然属性，完成知识的系统化使命)，其次才是形诸于外在的社会建制(体现学科的社会属性，完成知识的制度化使命)。”学者们在讨论学科建构上，虽然使用了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观念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知识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与外在的社会建制等不同的概念界定，但实际上都指向了学科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内在的知识建构与外在的社会建构。

       因此，学科化诉求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形成特定领域的理论范式与方法论，以此规范该领域知识的生产，并与其他学科之间划定边界;其二，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术出版、机构建设等方面得到制度性支持，并得到社会，特别是其他学科的承认。一个学科最终建立起来，并且得到普遍的社会承认，需要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支持与配合，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前者决定着后者。其中，内在的知识建构，着眼于知识生产的规范化与体系化，旨在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或者具体地说是一种研究纲领”。外在的社会建构，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基本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 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这内外两种建构，是学科成立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评判学科化程度的标准。

       边疆研究的进展及其学科化，也要遵循学科建构的基本要求与一般规律，而最根本的是要在学科内在与外在建制上都取得均衡发展，并且相互促进。本文将从学科内外建构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进行讨论，旨在总结其成就，发现其问题，并为当前边疆研究的学科化与学科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引。

二、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及边政学的建构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边政学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其一，近代以来，特别是日本侵华引发的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使得政府、民众与学者们关注到了边疆，并进一步就边疆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广泛、高涨的边疆研究热潮;其二，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科体系转型与过渡的阶段，近代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取代传统史地学成为边疆研究的主要学科依托，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边疆研究的主流方法。这两个背景，不仅决定了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以现实问题为主，而且使学者们重视借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推动边疆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并且推进了边疆研究学科化的尝试。关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学术界近些年已经有了翔实的史实还原与理论梳理，这里不做赘述，仅从学科化的角度对边政学的建构展开讨论。

       从学科内外建构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学科化与边政学的建构在内外建构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外在的社会建构更加完备，主要表现为边疆研究机构团体的成立、边疆研究刊物的发行、增设边疆院系与课程设置等，形成了边政学创设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建制。

       在边疆研究机构与团体上，成立了多个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研究团体。由国民政府主办或支持的有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边事研究社、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中国边疆建设协会等。一些民间团体或大学还成立了边疆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边疆研究会、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边疆史地学会、西北史地学会等。这些研究团体的关注重点随着局势的变化从特定边疆区域转到整体的边疆，而其自身也从地方性团体发展成为全国性团体。它们积极开展实地考察、编辑出版期刊等，推动着边疆研究的发展。

       编辑出版刊物是这些研究团体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边疆研究刊物，如《边疆公论》《边疆研究论丛》《边事研究》《边疆研究》《益世报》《“边疆”副刊》《边政月刊》等。这些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社会调查、对策建议等方面的文章，且所载文章的学术性、专业性与理论性不断提升。围绕这些学术团体与期刊，形成了边疆研究的学术网络，进而推动着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边疆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得以大幅推进。有学者认为，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刊，是边政学作为学科存在的重要载体。

       边疆研究人才的培养也是边政学发展的重要方面，边疆相关课程与边政院系的设置被提上日程。1934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在金陵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设立了边疆史地讲座。后来，清华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也成立了边疆研究室。但这些并不能满足培养专业边疆人才的需求，于是有学者提出要增设边政院系乃至建立边疆大学。杨成志曾设想建立边疆大学，而后又提出在中山大学建立边疆学系。中山大学边疆学系最终没能建立起来，但是其他院校如私立朝阳大学在1931年设置了边政学系，东北大学在1933年也增设了边政系。1944年，教育部在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形成了课程设置相对完备的边疆人才培养机构。这两个边政研究院系，师资队伍强大，课程设置也较成体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兼顾。其中，中央大学边政学系偏重民族社会调查与少数民族文史研究，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边疆民族调查法以及边疆语文等；西北大学边政学系更加偏重边政理论与现实问题，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边疆研究专业课程比较齐全，以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为主，以政治学、边疆史地、边疆语文为辅。这些边政院系的设置以及课程的开设，虽表现出鲜明的探索性质，但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能够培养专门的、复合型的边疆专业人才。这些边疆人才虽然大部分都从事了边疆改造与建设等实务工作，但是人才培养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术研究规范化与体系化的过程，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学科化。

       学科建构是内在知识建构与外在社会建构的结合，其中内在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具有决定性作用。边政学之所以能够在民国时期形成并得到认可与承认，其关键不在于学术团体与研究刊物、院系课程设置等外在支持，而在于民国学人关于边疆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汪洪亮指出:“界定边政学的学科独立地位，须从两条进路展开，一是从期刊、学术机构、学科设置等知识生产和发布载体来界定;二是从边政研究的研究对象、指导思想及相关理论与方法等内在规定性界定。后者是区分边政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标准。”边政学的内在知识建构，则是要对边政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等进行系统研究，形成边政学的研究框架与理论体系。杨成志与吴文藻先后刊发两篇导论性质的文章，对边政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被称之为“边政学的学科宣言”。

       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被视为第一篇对边政研究进行讨论的导论性文章，该文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边疆定义、边疆问题、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教育、边疆调查、边疆干部、边疆文献、边民博物馆、边疆政治等十个名词进行阐释，并进一步讨论了在这些方面展开边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方法与路径，可以说这十个名词基本囊括了边政实务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杨成志还对边政进行了综合性的界定，认为“所谓边疆政治者，就是管理边疆一切边民的事”，亦即“十个名词”“三大问题”“九个题目”，边政学事实上就是立足边疆建设、发展和稳定，而对边疆各项问题的综合研究。虽然该文并没有直接提出边政学的概念，但是该文所讨论的内容基本上呈现了边政学的对象、范围、方法等，从而勾勒出边政研究的框架，从学科建构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边政研究体系化的一个宣言。杨成志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但确实是迈出了边疆研究学科化的重要一步。

       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可以看作是边政学会对边政研究的基本主张，旨在“先给边政学划出一个轮廓”。该文主要论述了“边政学的目的、重要及观点”“边政学的性质”“边政学的内容大纲”“与边政学有关的学科提要”等内容。从这些内容来看，可以说吴文藻试图系统勾勒出边政学的学科框架。在概念上，吴文藻强调了边疆的政治与文化含义，并对边政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边政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为边疆行政，广义为边疆政治，指关于边疆的一切事务;在研究范围与主要内容上，吴文藻指出，边政学是专门研究边疆政治的学问，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与行政，这也就确定了边政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与学科依托上，吴文藻认为应该采用政治学与人类学的观点，并指出由于边疆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及其文化的中心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与边政学关系最深，经济学、法学及教育学次之，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又其次”，这指出了边政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依托。

       从边政学内外建构来看，边政学内在的知识理论建构与外在的社会建构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汪洪亮指出，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并具备了一定的“学科性”，“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刊，是其作为学科存在的重要载体，杨成志和吴文藻关于边政学的导论性阐述是其作为学科建立的理论宣言，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学系则是其学科地位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这十分精炼且准确地总结了边政学作为学科的基本特质，以及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学科化的成效。

三、内在建构的缺失与边政学的衰落

       学科本身的二重属性决定了学科内在知识建构与外在社会建构的必要性，学科建构需要二者兼备且相辅相成，如果仅有其一，是不能成为学科的。一个学科如果只是在外在建制上具备，而内在知识建构缺失，即使建立起来也将面临迅速衰落的命运。民国时期的边政学正是如此，在边疆危机的情形下迅速兴起，而在抗战结后的很短时间内迅速衰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科化过程中内在知识建构的缺失。

       关于边政学的迅速衰落，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时局变化对学科的影响。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内战取代了边疆危机成为国内主要的政治矛盾，国民政府对边疆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于边疆研究的支持也就相应地减少。学者们纷纷回到内地，回归自己原来的学科领域，如李绍明所述:“抗战胜利以后，大家就不提边政了，那时各个学科就都各归各位了，就是人类学就归人类学了，民族学就归民族学了。”事实上，与时局变化相对应的还有话语的变迁。边疆与民族在指向上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却有着不同的政治意涵。国民政府强调边疆而非民族，主要是针对一些边疆民族的独立与分裂行为，意在以边疆这一区域概念加强民族整合。蒋介石提出“中华宗族论”、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都是这一指向。但随着时局变化，原来国民政府刻意回避的民族概念逐渐凸现出来，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性政党，需要寻求新的动员力量，以此用“国内民族”的“多元”来批评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为“民族”，并以此获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民族是要比边疆更为有效、更具感染力的动员话语。这一话语的变迁，实际上也对学术界的研究取向进行着议题引导，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政学的衰落。

       除了时局变化与话语变迁之外，边政学的衰落有着深刻的自身原因，主要就在于学科建构上的结构性缺失。“学科是观念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结合体，是内在建制与外在建制的统一体”，也就是学科的内在知识建构与外在社会建构。如果以此来分析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学科化与边政学建构，就会发现，边政学建构的外在社会建构比较完善，而内在知识建构则相对不足。

       通过上文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学科化与边政学建构的梳理，可以看出边政学学科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外在的社会建构，诸如政府资金支持、创设学术团体、期刊出版、院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这些方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并得以成型，但是仅强调外在的社会建构，难以直接对知识生产的理论化与体系化产生作用。学科建构最为根本的依然是遵循知识本身生产、发展、积累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推进知识的体系化与理论化。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杨成志的《边疆研究引论》就是对边疆研究内在知识建构的积极探索，具有鲜明的学科建构意义，两者都对边政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与方法、所涉及学科进行了概述，基本上搭建起边政学的研究框架。有学者指出，两篇文章都是针对边政研究学科建构所作，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奠定了边政学的理论基础。

       学科内在的知识建构有其自身的规律，主要表现为一个从概念到原理到命题再到规律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的逻辑逐渐成形并且逐渐理论化与体系化，也有学者指出“学科的内在建构路径是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基本研究范畴形态→学科形态”。这实际上说明，学科的内在建构是一个逻辑递进展开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如果以此重新观察这两篇学科宣言就会发现，对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理论方法、内容框架的系统阐述，实际上依然是对知识生产的外围“作业”，是方向性的指引与框架性的勾勒，并没有体现知识生产的体系化与理论化的逻辑。也就是说，虽然对于边疆、边政研究有着丰富的理论思考，但是对边疆本身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却少有深入的探讨。这意味着，边政学在基础性的知识建构上存在不足，即在学科内在建构的核心内容上存在缺失，这也是抗战之后边政学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在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学科建构没有能够有效地推进其内在的知识建构呢? 事实上，这不仅取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危机局势，而且还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科的转型密切相关。在边疆危机、民族存亡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成为学者们的自觉追求，边政学本身就有着服务边疆、挽救国家的使命。因此，学者们关注的是处在危机之中的中国边疆，特别着眼于应对边疆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就难以在理论上对边疆这一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概念进行一般性抽象，也就难以形成具有普遍性的边疆知识，更难以形成边疆的基础理论。因此，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实际上是研究中国边疆的中国边政学，而这一取向意味着边政学的学科建构缺乏坚实的一般性理论基础。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科转型的阶段，这一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外近代学科在中国的本土化来完成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都经历了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但是国外并没有边疆学这一专门学科，边疆研究主要是在其他学科的视野内进行的。因此，民国学人在进行边疆研究并致力于学科化时，不得不借助其他学科的视野、方法，并在其本土化的基础上展开。但是要建立起一个以边疆为专门研究对象，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并有清晰边界的学科，仅仅靠本土化是难以完成的。虽然边疆研究具有交叉学科性质，但是对学科建构来说，依然需要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需要基于边疆研究自身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的逻辑化的理论知识体系，而这一点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是不具备的。

       在当时局势下，以实际效用与现实目的为导向的边疆研究，强调学术的学以致用，而不注重对于一般边疆研究的基础理论、原理、规律进行讨论，这样就没有建立基于边疆的本质与特征而形成的理论基础、没有基于边疆研究而提炼出来的原理性总结、也没有形成具有自洽逻辑与边界清晰的知识体系，学科建构就没有牢固的根基，这决定了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兴盛一时之后就迅速衰落。

四、边政学兴衰对当前边疆研究学科化的启示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虽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但对边疆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其后的边疆研究具备了一种学科意识，激发着学者们在深入推进边疆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学科化的努力以建立边疆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边疆研究高潮，在推动边疆研究向更深更广领域发展的同时，也重新激发着学者们建构边疆学学科的热情，直至今天，建立一门边疆学依然是边疆学人孜孜以求的愿望。另一方面，边政学的建构过程及其指向，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边疆学建构的路径选择。边疆研究在学术脉络上具有延续性，发展路径上具有依赖性，特别是在学科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路径依赖的规制。

       随着20世纪80年代边疆研究的再次兴起，不少学者又提出了建构边疆学，特别是中国边疆学的设想，并就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特点、学科构成、学科功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较为全面地圈定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框架。如马大正指出，“中国边疆学的定位与功能，即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研究领域包含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边疆及其硬系统和软系统及其形成、演变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国边疆及其各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的、交叉的、边缘的学科”；方铁指出，“中国边疆学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具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边疆理论与治边实践并重、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并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成果既有学术意义也有应用价值等特点”，并指出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是边疆研究突出特点。此外，周伟洲、李国强、郑汕等也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些学者看来，建构中国边疆学，不仅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边疆现实研究的需要。从学科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都是对中国边疆学的内在知识建构进行讨论，旨在阐发边疆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相关问题。

       在边疆学的外在社会建构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十分迅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术交流网络与发展平台。在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方面，原来的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内一些高校纷纷成立专门的边疆研究院系中心，如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更意味着边疆研究学术团体的建立。在人才培养上，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云南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建立了边疆学专业并招收培养学生，课程体系也逐渐在探索中完善。在刊物发行与学术出版上，除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边疆研究专门刊物之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专门开辟了“中国边疆学”学术专栏，产生了广泛影响。以集刊形式出版的边疆研究刊物近些年也纷纷创立，《中国边疆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华西边疆评论》《西北民族论丛》《中国边疆安全研究》等，都集中刊发边疆研究相关论文。此外，以“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为代表的边疆研究系列丛书也纷纷出版。在会议论坛等学术交流网络上，“中国边疆学论坛”“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边疆中国论坛”“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等，都汇集了众多国内边疆学人，推动着边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从学科的内在建构与外在建构来看，当前学者们所推动的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在内在建构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而外在建构上则更是发展迅速，但是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建构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在学科建构上面临着相似的情境与问题，那就是外在社会建制相对完善，而内在学理建制相对欠缺。特别是将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和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与当前学者们论述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论文相比较，就会发现论述的都是学科定位、学科特点、学科构成、学科功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都认为边政学、边疆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在内容与逻辑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对边疆研究学科化的设想与推进路径上也大同小异。这样，当前中国边疆学的建构就可能面临着与民国时期边政学同样的问题与困境。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边政’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反而越来越偏离边疆政治，朝边疆民族、边疆历史、边疆地理、民族语言、边疆文化‘分头’发展”，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就是出现了学科的分化与离散，“出现这种‘学科离散’的情况，就‘边政’学科本身来说，在边政学科发端初始就没有把建立统一的边疆政治理论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当前中国边疆学建构的主张中，也没有致力建立统一的边疆理论作为学科建构的基础这一意见。那么，是否会出现与民国时期边政学一样的结局呢?要理解这一问题，依然要从学科的性质与类型出发，从学科建构的要求与规律入手，确定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与建构路径。

       马大正先生在界定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性质时，对学科进行了区分，认为“人们一般将学术的分类称为学科，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还可常见另一种学术分类与发展的情况，这就是在特定的学术领域将相关部门的知识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学科。例如人们所熟悉的满学、蒙古学、阿尔泰学、藏学、傣学、敦煌学、吐鲁番学等就是这一类型的学术分类。”并指出，“在研究对象方面，前者针对的是抽象的领域，而后者有具体的范围;在研究方法上方面，前者有独特的学科方法体系，而后者则多利用多种前一类学科方法组合而成;在科学价值方面，前者在其特定的及其相关领域具有普通的价值，而后者则在明确的范围内具有特殊的价值”。马大正先生对学科的分类是着眼于经典学科与现代学科的区分，经典学科意味着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论、独特的概念和范畴系统以及独特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以特定要素作为理论演绎的起点，然后通过概念、范畴、命题、理论的层层演绎和推进，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与经典学科完全不同，现代学科的学科发展逻辑不是由学科知识的自然演化逻辑而是由社会需要逻辑主导的”，现代学科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是开放性的，而学科知识的结构则表现出松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学科类似于特定的研究领域。马大正先生将中国边疆学界定为后一种学科类型，认为中国边疆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有着具体的范围、多种研究方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可以认为这种区分与界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中国边疆学研究范式的学科定位，依然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类似，可能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有学者对中国边疆学的前景保持谨慎的怀疑，认为中国边疆学实际上是学科的“分门划界活动”，但是中国边疆学实际上没有范围唯有方向。“中国边疆学也许将来不可能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目前建构中国边疆学的最重大意义在于重新绘制中国学术的地图”，旨在以其边缘立场提供中心、主流对自身的反思，并认为“一旦将来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真正变为现实，则中国边疆学亦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论断，可谓指出了中国边疆学的悲观前景，而其主要缘由在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学科类型的分类及其建构指向，特别是学科建构的内在与外在要求，为我们进行边疆研究的学科化指引了可以探索的路径。随着边疆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了建构一般边疆学的设想。其理由在于，边疆并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中国的现象，而是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因此可以对边疆这一普遍现象进行抽象化与理论化，寻求边疆存在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边疆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在边疆研究上，有着国别区域边疆研究与一般边疆研究的区别，在学科化上则是存在着一般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的区分。在学科建构上，就面临着构建边疆学还是中国边疆学的问题，是建立一个经典学科还是研究领域式的现代学科的问题，以及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就意味着学科建构的不同路径。中国边疆学可以说具有现代学科的特征，但事实上是一个研究领域，其学科建构主要是一个经验梳理与知识框架构建的过程，其主要的目标是探索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在理论上是对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理论总结，这一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许多学科都可以在此进行作业并生产知识，但是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与理论体系。而一般边疆学，则是从边疆属性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形成一个有着核心概念、基本假设、主要命题、合理外延的学科，“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基本研究范畴形态→学科形态”的演进是其学科化的基本路径。这样才能完成对边疆这一现象最大程度的抽象，形成基础性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边疆理论，完成边疆学的内在知识建构，并可能为认识中国边疆提供理论指引。

       但是，无论是建构中国边疆学还是一般边疆学，实际上都面临着各自的困难与挑战。中国边疆学的建构，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基础的缺失，仅关注中国边疆的经验现实是难以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的，也是难以从根本上认识中国边疆发展规律的;而一般边疆学的建构，直接从边疆现象与概念出发，进行逻辑上的演绎，则面临着现实经验的缺乏，以及理论展开深度与广度的限制。总体上来说，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的建构代表了边疆研究学科化的不同路径，但是这两条路径不是截然无关的，而是呈现了对边疆认识的不同视角与方式，都将推进对边疆的深入认识，因此需要相互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既有丰富经验事实、又有普遍理论解释力的边疆科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学科的构建需要边疆学人持续的探索与努力。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