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

段颖，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摘要】进入21世纪，人类学更加注意学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公共人类学。本文讨论了公共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包括新媒体、博客、互联网在人类学中的应用，公共人类学的理念与视野，公共人类学对传统议题的提升，公共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发展等。迈向公共领域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公共人类学与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构建人类学之中国研究、应用与实践的新路径。

【关键词】公共人类学；公共领域；应用；实践

【来源】民族研究,2012(03):35-45.

 

---

 

 

从早期摇篮椅上的人类学家，到殖民境遇中的人类学，再到后现代人文表述危机中的写文化，人类学学科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人类学要么被当作“智力游戏”而成为贵族科学，要么被认为与殖民、权力、霸权脱离不了干系，要么因其学科内在的批判意识而被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由此形成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大悖论。一方面，人类学擅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中呈现社会文化图景，描述并阐释社会中多元的文化逻辑，由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叙事方式所形塑的人类学知识生产范式决定了这一学科与其研究的经验世界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的紧密联系;但另一方面，因其独特的学科发展历程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过往的人类学研究多少有些顾影自怜，这使得普罗大众很难参与到与人类学的对话之中，人类学因而在公共领域中也鲜有掷地有声的话语，由此，人类学与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自然联系一定程度上被无端割裂开来。

其实，人类学家一直都具有公共关怀，从没有停止过对社会现实的思考。1929年出版、由博厄斯撰写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其关注议题就已涉及种族、平等、教育、文化、国家主义与现代文明等诸多体现公共关怀的方面。^[1]2006年，马库斯在论及《写文化》出版二十年后的美国人类学发展时，也着重谈到公共导向的与公民的人类学已然成为目前人类学发展的一大主流。^[2]所谓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即指走向公共领域的人类学。一方面，利用更为广泛的渠道参与公共事务，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人类学的学科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强调开放学科边界，让更多的学者与民众参与到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之中，通过双向、良性的互动，促进学科与社会的共同发展。2010、2011年，《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连续刊登一系列论文，介绍当今公共人类学的发展。作为应用与实践人类学的拓展，公共人类学不仅强调人类学知识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得以实践，更将人类学知识带到公共领域加以审视与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广泛的回应，进而更具批判意识地与人类学之外的他者对话，并以此反观自身。诚如马库斯指出的：“对公共人类学的期待暗示出，这门学科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中更关注它的责任、它的伦理和它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3]

本文将聚焦于公共人类学的诸多议题，反思人类学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具体而言，即人类学应该怎样走出学术的藩篱，直面公众？本文的论述，涵盖了近年来世界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力图从公共人类学与传播媒介、公共人类学视野下的新主题、公共人类学与传统议题、公共人类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等方面叙述和分析当代人类学研究的公共意识与导向。可以说，迈向公共领域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公共人类学与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构建人类学之中国研究、应用与实践的新路径。

一、公共人类学与传播媒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已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重要阵地。在这一虚拟平台上，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为人类学的学科实践提供了多种途径。专业的人类学网站与博客不仅成为学术知识和信息的重要传播载体，网络中的交流互动也使人类学家在虚拟时空中直面社会。通过这样的渠道，普罗大众可以积极参与到许多人类学议题的讨论之中。

首先，网络平台的无限性使人类学走向大众生活。以前，人们获取专业人类学知识的途径往往是纪录片、电影的零星片段或一些报刊文章对相关研究的简要介绍。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在于，人们过于关注概要性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忽略了研究过程和成果的复杂性。这种状况，在生物人类学领域尤为突出。为此，威斯康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人员约翰·郝克斯(John Hawks)开始利用博客空间向公众展示他的古人类学研究，将复杂专业的学科术语转换为平实普通的语言，向大众解释研究进程与发现。此外他还常在博客中对近期较为重要的研究做一些述评，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生物人类学议题的重要平台。^[4]与此相似，麦克吉尔大学博士后尤金·瑞克海勒(Eugene Raikhel)创办的网站(www.somatosphere.net)则向大众展示了包括医学人类学、科学与技术研究、文化精神病学及生物伦理学在内的很多人类学相关议题，向人们介绍医学人类学的相关会议和出版物，并提供其他有关期刊、网站、博客的链接。人们可以在该网站上自由讨论议题、发布信息和寻求帮助。^[5]

事实上，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网络不再仅仅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工具，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日益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界传统上以研讨会和沙龙形式进行学术交流，而博客不仅部分承载了其功能，更以便捷和即时的特性为这类讨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人类学为主要议题的博客目前已经发展至数百个，人们通过这些博客共享知识、进行争论、激发新观点。通过博客，还绕过了传统的审查制度和出版门槛，使不同层次的人类学者能够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野性思维”(Savage Minds)是由一些年轻教师与研究生创建的博客，借助博客他们讨论理论、学科历史、课程、教学方法及个人研究。与“野性思维”这样的群体博客相比，“零点人类学”(Zero Anthropology)则极具个性，由康戈迪亚大学研究人员马西米兰·福特(Maximilian Forte)个人主持，在博客上他与评论者频繁互动。此外，美国人类学协会(AAA)也拥有自己的官方博客，主要用于介绍协会决策、目标、委员会、年报及发展新趋势等内容。^[6]

新媒体同时扩展了学者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与能力，也为公众参与其中开辟了空间，其范围小至一个城市的绿地规划，大到全球性的环境与安全。“东京绿色空间计划”即为其中的一个具体实例。人们以往对东京的印象多为充斥着高楼大厦的灰色森林。为改善东京的人居环境与国际形象，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人类学家主持了“东京绿色空间计划”，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将东京转变成一个人居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都市森林。计划始于2009年3月，人类学家希望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收集资料，并分析计划的设计过程。计划设有专门的网站与博客，向市民和各界专业人士开放，吸引了城市规划者、环保工作者、园艺者及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和集思广益。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带有不同的理念，有的试图将日本田园景色移植到城市空间中，有的则设法比较世界不同大城市的绿色规划。这些公开展示的方案同时开放给市民的评论，并能得到反馈和建议。通过这一媒介，可以观察设计过程中设计者的观念、表述，与大众的互动，以及作品的再生产，并进一步付诸实践。^[7]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已经将眼光拓展到了全球性议题上，参与方式也趋于多元。人类学者通常在世界性的组织中担任研究者、国家代表团成员、NGO成员等角色。除了传统的会议、论坛等公共活动的形式之外，他们还利用新媒体，如卫星会议等参与全球议题的讨论。2009年，联合国的世界气候大会显示了这一趋势。一些人类学家利用网络、博客寻找合作伙伴、拓展研究、宣传环保或环境议题，并注重与公众的交流和与专业人士的对话。可见，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提供了一个多重视野并置的机会，使各方在沟通与协商中共同形成对影响气候变迁政策的集体行动力(abi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8]

此外，民族志与新媒体的结合也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展示方式，逐渐改变了人类学者的研究视角。传统上人类学家利用视频收集资料，记者们利用视频讲述故事，现在一些人类学者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学者与记者的视角融合，提倡从人性的角度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同时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引入公共领域。由马里兰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们与合作项目的记者共同拍摄的人类学风格的纪录片《移民的声音》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9]新媒体的推广与运用，共同推动了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一种由图像、声频、视频、纯文本及各种超链接组成的叙述模式。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开始研究数字民族志本身——组织资料的数字形式正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信息获取与认同。堪萨斯州立大学威舍(Wesch)教授开展了一项研究，即把民族志短片放到了YouTube网站上，试图说明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分离，网络已经根本改变了信息的存储、检索与制造。此外，还说明了通过链接、标签等方式，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突飞猛进，传播方式也有了较大变化。他与合作者的三个短片即是关于当前信息革命的另类民族志，由此他们进一步探索了科技时代的信息结构与社会关系。威舍的研究，为理解全球变迁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入口。^[10]

毋庸置疑，媒介的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反思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例如，“人行道广播”(Sidewalk Radio)网站基于这样的理念：“没有局内人和局外人，我们都被卷入世界经济之中。”该网站的创始人视觉人类学家马蒂·奥特内兹(Marty Ota1ez)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博士，他拍摄了一系列关于烟草行业的人类学影片，反映了烟草工业的垄断、烟草控制与公共健康等话题。他的基本理念是：作为行动者，民族志作者被社会性地置入了他们研究的世界;应该打破理论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的区隔，向学者与公众呈现出理论与行为间的批判性联系。当然，他也同样面临着很多人类学公共节目的职业困境：在受众增多，参与性增强的同时，却面临着资金短缺，以及节目对人类学家教职生涯帮助不大等问题，从而影响着多媒体世界对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批评。“人行道”节目也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除服务公众外，也与专业领域保持复杂联系，建立包括影片链接、方法、文本、参考文献在内的数据库与信息源，使之有益于理论建设、教育与政策制定。^[11]

在这些新兴技术与媒体蓬勃发展之际，传统媒体亦发生了转型。电视节目的私有化正逐步取代公共媒体，人类学与民族志节目也不得不面对媒体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民族志系列《消失的世界》(DisappearingWorld)播放近三十年，影响深远，然而，1997年这个节目停播了，民族志节目就此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消失。美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但在一个法德合办的公共电视频道ARTE中却开设了三个民族志风格的常规节目：《异乡/世界奇观》《世界服饰/服饰与人民》《神话的艺术/艺术与神话》，这些电视节目表明了当代人类学的复杂性。其中，《神话的艺术/艺术与神话》关注濒危文化与艺术，如毛利人的项链垂饰、霍皮人木偶、科迪亚克的面具等。这些电视节目，从博物馆开始，逐渐延伸至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包括人类学者、艺术史学者的解读。^[12]换言之，通过将博物馆中的“物”转移至此“物”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并借助历史学者、人类学者之阐释，向公众展示了文化表现的复杂性。在全球数码时代，传媒人类学逐步参与和深入电视领域，人类学与传媒的关系也日趋复杂。

就传统展示方式而言，舞蹈亦是人类学面向公众的一种途径。2010年，正值人类学者、舞蹈家凯瑟琳·邓纳姆(KatherineDunham)百岁华诞。凯瑟琳·邓纳姆曾创建了美国第一家非洲美国现代舞公司。作为一个舞蹈设计者与人类学家，她实践了从研究到表演的转变：其创造的舞蹈源于大量的民族志调查，以舞蹈向观众诉说异文化的故事。她在百老汇的众多舞蹈作品，作为一种公共人类学的形式，将黑人文化搬上舞台，展现了海地丰富的音乐与舞蹈，影响广泛。凯瑟琳·邓纳姆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批评了美国文化以各种形式深刻影响到种族认同的情况，并利用舞台倡导关于种族正义的对话。她的电影也展现出人类学对非裔美国人文化与艺术的宣扬，同时也批评了简单对待民俗的思想。例如，她的四分钟的芭蕾舞作品《风暴天》，展示了黑人舞蹈者的灵活性与能动性，驳斥了人们所习惯认为的黑人体格只适合跳某种单一形式舞蹈的说法。她还把人类学关怀和理念注入舞蹈的形式中，希望凭借这一更加大众化的表现形式影响大众思维。数码资源的新发展，也促使其工作和哲学思想更加广为人知。^[13]

新兴传媒不仅改变了人类学的传播方式和参与途径，也促使人们直面权力关系的问题。语言多样化、学术霸权、文化多元主义等议题促使人类学家们关注新的权力格局，并显示出人类学参与公共事务的批判性和实践性。

人类学者相信资讯能启迪心智。在全球化时代，网络作为知识传播的便捷通道之重要意义日渐突出。Vibrant网站是巴西人类学协会的在线杂志网站，该网站鼓励用除葡萄牙语之外的各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发表论文，显示出巴西人类学研究的多样化特征，同时也力图为各国人类学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以丰富全球范围的人类学知识。另外，它也反映出作为全球政治议题的语言问题。^[14]像Vibrant这样的学术期刊，同样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各种符号、信息被估价交换。语言在其中也成为一种资源和资本形式，成为学术交流与发展的中介或者障碍。Vibrant目的在于促进全球范围内语言、文化乃至理论间的交流。人类学界对世界性的普世主义与国家性/民族性的特殊主义的关注已经持续多年，在语言问题上亦存在着这样的悖论：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来谈论多样性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层面的学术交流中，没有任何语言能够与英语匹敌？全球交流的“语言实用主义”其实也是由历史与社会所建构的。Vibrant多语种出版的尝试，或许能为这种困境提供一条出路。此外，这也是一个反思全球南北知识流动的窗口，“南方”输出资料、“北方”输出理论的模式应受到质疑。学术界中的这种中心与边缘、霸权与非霸权，与后殖民交换的不平等性相似，由此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打破这一困境。Vibrant的学者提倡在学术研究中进行系统比较，形成对话的关系，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多样的全球人类学共同体。巴西人类学的多样性也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其形成和发展受到法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和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影响，同时关注学科自身在受权力格局形塑的世界中的地位，并以此挑战由中心边缘关系而导致的不平等的国际学术话语，进而试图寻求超越二元对立的解决之道。^[15]

 

 

二、公共人类学视野下的新主题

公共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在于，人类学如何走向大众？怎样处理人类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创刊于2009年的《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Now)可以提供一些思考。该期刊主题即在于探讨人类学家如何参与当代政策讨论，并向公众传达人类学如何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当然，其所展示出的挑战和困难或许正是当今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走出学术圈，走向大众。《今日人类学》花费很多精力进行“文化翻译”，尤其是解释一些很专业的学术词汇，如“物化”(objectification)之类，使之能够为大众理解和接受。的确，学术界应该提供一些与公众领域相互交叉的空间，应该关注民间，从另一层面解读生活，诸如越战老兵返回越南凭吊所展现的历史记忆，考古发掘、解释与呈现，流行文化分析及美国当代历史等。人类学者需要搭建学术与公众之间的桥梁。^[16]

1. 考古学与公众问题

近年来，考古学者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公众”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同质的群体，相反，他们在保护和保存考古学资源的同时亦要面对公众广泛而多样化的兴趣与需求，服务于多元社群。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考古学与公众的问题。^[17]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两位学者提供了具体的案例与分析。特丽萨·S·莫耶(Theresa S.Moyer)在《文物收藏与公众》中指出，考古学家们长期以来将工作重心放在考古地点的田野发掘与探索上，而非博物馆的器物研究。她认为，这些博物馆中的收藏不应只是挖掘工作的终点，而应将其视为历史事件中的关键部分，因此，她呼吁考古学家们应该同时关注与支持博物馆中的器物研究，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历史的途径。^[18]索菲亚·凯利(Sophia Kelly)《考古遗址管理的发展与实施项目》一文则关注志愿监控如何减轻洗劫与毁坏文物的威胁。鉴于经费、精力有限，很多土地管理者对于所辖地域文物遗址的保护往往显得有心无力，而考古遗址管理项目则能增进私有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当文物遗址发生损坏时则能及时追踪近况，同时可以教导公众，为其提供不可多得的接触文物遗址的机会等。^[19]

此外，巴巴拉·J·利特尔(Barbara J.Little)和纳撒尼尔·阿穆德·克拉克(Nathaniel Amdur Clark)从加强社区联系与促进民主对话的角度提出了独到见解。他们拟定并提倡的《考古学与公民条约》(Archaeology and Civic Engagement)强调，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充当着历史记忆与社会资本的功能，那些隐藏的故事培育了公民的共同体归属感与共同历史感，并通过信任、互惠、共享价值和个人之间的联系而发挥重要作用。^[20]

2. 战争

近年来，美军的“文化转向”将人类学与战争的关系再一次置于争论之中。美军“人群地域系统”(Human Terrain System)的出现及其招募人类学者为其提供作战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文化知识”引发了许多冲突与论战，涉及人类学研究在战争中的角色、人类学学科声誉、人类学者的尴尬身份等很多与伦理相关的问题。人群地域系统的支持者则认为此事无关伦理，反而可以帮助拯救生命。^[21]

人类学者蒙哥马利·麦克菲特(Montgomery McFate)认为，“文化信息应作为军事行动与公共政策的基础”，他对人类学在战争事务中的角色持正面态度：“如果人类学者不提供这些信息，还有谁能？”^[22]美军开发人群地域系统，希望其有助于理解占领地高度复杂的地方社会文化环境，以便于根据地方社会文化的特殊情况，制定行动决策。而解读文化需要社会科学家与区域专家的协助。美军认识到忽视地方文化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应该避免因文化误解而产生的暴力行动。人群地域系统官员声称，该系统与美国人类学会奉行的伦理没有冲突。麦克菲特认为，人群地域系统是人类学者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并由此影响决策，使战争人类学化。遭遇一系列的经费削减和阻碍后，这一系统的组成人员简化为6名人类学博士、4名人类学硕士，其他大部分人员则为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专业。尽管如此，人群地域系统仍然遭到许多人类学者的严厉批评。2007年10月，基于对该计划的细致调查，美国人类学会发布声明，认为该系统如此运用人类学专业知识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将相关人类学者置于违反人类学伦理的处境。在战争情况下运用人类学知识，造成学科及其知识生产很容易受到合法性的质疑与挑战。其一，该系统是否可以减少战争人员伤亡;其二，资料收集的真实性;其三，人类学者究竟是知识分子，还是间谍;其四，该系统如何运作，与人类学者关系又如何？美国人类学会还提出，拒绝这一学科成为战争的推手和宣传工具。此外，公众日益增长的反战态度也极大的挑战了该系统，并对其所宣称的“不伤害”及其附注“或至少帮助军队减少伤害”提出质疑。^[23]

3. 医学

公共健康及社会性医学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医学知识所能解决的能力范畴，因此，人类学者在医学领域的参与日渐重要，一些重要问题，如器官交易、毒品、艾滋病等促使学者们将目光投射到那些对相关领域现实问题有所助益的研究与行动之中。

新近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全球范围的人体器官市场，器官移植导致了人体商品化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不平等与剥削逐渐加剧：贫困地区的人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而这种情况又常常被买者以捐赠、自愿甚至生命礼物等话语所掩盖。^[24]人类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展开器官移植研究，探讨器官走私的机制与社会网络(大部分国家禁止器官交易)。斯盖普·休斯(Scheper-Hughes)的研究表明，器官与资本的流动路线是一致的，即从南到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从穷人到富人，从黑人到白人，从女性到男性。另外，她并不止步于了解和阐述这一过程，还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她加入了“器官观察”项目(Organ Watch Program)，观察器官的全球流动，向世界卫生、医疗组织提供意见与建议。更值一提的是，她本人及“器官观察”组织还与新闻记者密切合作，认为发挥媒体的力量，能够使人类学研究让更多民众知晓，并可相互学习专业知识。尽管就研究方法而言，斯盖普·休斯有时不得不进行秘密研究，这使得器官移植研究的人类学伦理受到挑战，但在这个器官交易日盛的时代，她的研究的确能够提供极为有价值的参考信息。^[25]

另一位在医学领域对公众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金永吉(Jim Yong Kim)博士。他是美国达斯摩斯学院的院长，在医学与人类学领域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之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顾问，是艾滋病问题负责人，被评为《时代》杂志2006年最有影响力的百人之一。曾与合作伙伴在海地农村开设诊所，在秘鲁首都利马设立戒毒中心。其奉行的理念是，世界需要改变，但更需要对现有权力结构下的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与介入。金永吉组织关爱艾滋病患者的活动，用实际行动强调“拯救生命”的重要意义。他的活动也反映出另一问题，即人类学希望促成结构性转变的愿望与实际行动不足之间的张力。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事实上很难被改变。金永吉的努力为解决这种张力指出了一个方向，即寻求理想、观念与务实行动的契合之道。由此挑战了充满暴力的全球政治经济，重新思考了主导结构下的知识生产是否在不断制造不平等，并从道德维度反思了全球资本主义。^[26]

4. 社区研究与服务

近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影响到投入学术研究的公共预算，一些私人捐助在逐渐减少，一些学校则通过院系合并等措施来削减开支。在此背景之下，社区参与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超越学科边界，走出校园的机会。人类学者们将那些涉及公共议题及相关基金的运作都囊括在社区参与的范围之内。人类学整体观使其能够在广泛的社会情境下以接近经验的视角去定位社区意义和事务，并在社区内部找到平等的解决问题之路。

一些学校走进社区，将社区研究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通过向居民提供教育、经济发展、社会公益等服务，积极协调不同族群和阶级的关系。在社区参与中，一些学校探索了相当有效的协调机制，如德克萨斯大学的多样性和社区参与部门(DDCE)就在协调社区成员、官员、教员、学生和志愿者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尤值一提的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人类学系的文化系统分析小组(CuSAG)，于1989年建立，关注华盛顿和美国东北部社区内的毒品、犯罪、暴力和性健康及家庭和儿童问题，展现了人类学在都市地区持久的社区参与行动。在社区行动中，强调“在场”(being there)的民族志方法所提供的深度地方信息(in-depth local information)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当化工厂要在居民区选址建设时，通常要成立市民咨询小组(CAPs)对其评估，并负责沟通工厂与社区的意见。市民咨询小组往往流于形式，仅仅成为工厂处理公共关系的工具，这就使得一些沟通收效甚微，问题解决不力。详尽的民族志研究能够展示这一过程，叙述、分析工厂与居民之间的沟通过程，评估其成效，找出双方协商共赢之道。^[27]

由此可见，人类学走进社区，其“向下看”的学科视角和“参与式”研究方法展示了这个学科日常世界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潜力。当然，如何与社区成员保持持久关系，怎样建立真诚合作，如何衡量项目绩效，如何赋权等也成为社区里的人类学家们必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三、公共人类学与传统议题

公共人类学不仅涉及全新的社会文化领域，还因其参与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和促进文化发展的公共精神，与人类学的许多传统命题，如种族、女权主义、移民、文化等密切联系在一起。

1. 种族

种族问题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人类学家们尤其关注那些制度化的种族问题。其复杂之处在于，常常与一些结构性因素，如房屋、教育、医疗等相关联，还与贫穷、移民等全球性的复杂进程相缠绕，而性别、阶级、宗教等更是使种族问题错综复杂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展示出种类繁多的潜规则。在美国，随着奥巴马上台执政，关于种族的众多争论浮上台面。美国人类学会就种族不平等议题组织了讨论，参加者包括种族研究者、政策制定机构代表、人权活动者、记者等。“奥巴马，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种族地位的转变？围绕这一相关话题，人类学家举办了“种族问题新对话”的会议及相关活动，并将之视为公共教育计划中种族议题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博物馆展览、网络互动、教育素材，展现了种族作为一种“发明的范畴”的历史过程，以及种族与种族主义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无疑，种族问题正在挑战美国“多元民主”的基本准则。人类学家强调，应该在全球时空中看待种族问题，考察种族问题与贫穷、种族主义、歧视、移民等因素的关系，并表示应该增强人类学在种族问题方面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但人类学家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行动，仍然不是很明确。为了逐渐解决这些问题，不少人类学家建议美国人类学会定期举行关于种族议题的会议，并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将会议讨论公之于众，以利于关注公共领域的人类学家参与其中。^[28]

2. 女权主义

2010年1月12日海地地震之前，很多美国人对海地的历史一无所知。在主流媒体眼中，海地一般被带上贫穷、绝望、无助等污名化的印象。人类学家吉娜·尤利斯(Gina Ulysse)在其博客中称：“我常常质疑那些对海地的简单分类以及对海地人的不人道表述。”地震后，借助大众对海地问题的关注，一些人类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利用网络和博客空间，讲述有关海地妇女的真实生活状况，展开关于海地问题的公共教育，祛除一般媒体对海地的表面分析和耸人听闻的报道。在海地，贫困、暴力、剥削、无助与危险构成当地女性的基本生活。海地女性主义者梅尔莱特(Merlet)认为，应该从妇女的视角看问题，抛却成见，激发女性的潜力，反对军队和警察用强奸作为控制妇女的手段。梅尔莱特的见解与行动与一个美国黑人女性团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达成一致。公共人类学者吉娜·尤利斯和马克·舒勒(Mark Schuller)于2009年合作了一部电影，讲述了五位海地女性在恶劣经济条件下生存的故事。在海地，妇女若抱怨糟糕的工作环境，将面临失业的危险。可以说，海地妇女承受了来自经济危机、不稳定政治、种族歧视及断裂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压力。早在地震之前，这两位公共人类学者就随电影制作而开通了一个网站，介绍海地贫困的历史，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同时，他们关于海地的知识与思考也将海地女性的议题带入了全球女性主义共同体之中。^[29]

3. 移民

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加速，这在一些边境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人类学家极为关注边界地区的考察，尤其关注全球化与劳工移民中的人权问题。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非法流动的人口、危险交易、频繁的军事化行动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聚焦之处。对于那些边境地区的居民来说，这些境遇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地方官员、社区代表及人类学者们共同提倡保护边境沿线人民的公民权与人权，特别是与种族、族群、公民身份相关的问题，比如，保障边境社区安全，减少军事化行动，杜绝移民官员滥用职权等。他们建议政府建立综合性的、宽容的移民及边境政策，取代军事行动和边界墙。强调具体、可行的方略，以及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样，人类学家便可参与其中。同时，他们也鼓励边民参与到移民政策的制定中，形成整体、合作、共享的方案。^[30]

移民及其后代的种族化问题一直是美国移民的核心问题。马里兰大学“PrinceGeorge村移民”服务学习项目让学生走出大学之门，到他们的邻居中间去学习、了解复杂的移民问题。他们一边为庞大的移民群体提供服务，一边收集移民的个人生活故事，并以此展开研究。学生们到社区拍摄居住在这个区域的移民的生命故事，并开展一系列相关的讨论会，从民族历史的视角和当地视角来看美国的移民问题。^[31]

4. 文化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领域经久不变的经典命题，同时，它也成为公共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文化既是人们通过具有传统意义的组织来思考、行动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地民众体现地方认同的重要手段。2008年，朱利安·李(JulianLee)召集了一批社会科学者探讨什么是马来西亚文化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在马来西亚是指一种流变的并且与当代马来西亚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而非某种静态的艺术或风俗。在马来西亚，人们通常将文化与政治分开，认为政治意味着斗争与变迁，而文化则是自然养成的。但是，文化与政治关系密切，特别是当其与族群化的社会政策、性别及语言使用相连时，这种关系就更加明显。但是，马来西亚仍在实行一种特殊的多元文化主义，凡是敏感议题(政府认为会引发社会与政治动乱的话题)都要受到审查，很多文章只允许用英文出版，公众也就较少机会了解相关的文化政策及其他族群丰富多彩的文化。由此，公共人类学的加入，为向公众宣扬和推广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提供了一条适宜、可行的路径。^[32]

 

 

四、结语：公共人类学与中国问题

从近年来人类学的发展不难看出，人类学可能正面临着一个整体转向——迈向公共领域。这不仅反映出人类学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之后所体现出的反思、内省与自觉，同时也折射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渐深入，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已被深深卷入了彼此密切关联的整个世界之中。当代人类学所面临的，不单是研究对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还有由信息时代、风险社会、流动加速所带来的种种新的境遇与挑战。因此，在承认世界具有动态的、复杂的特性及其中蕴含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前提下，不少人类学家都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反思如何走向公众，面向多元多样的社会世界。

就公共人类学的核心议题而言，何谓“公共”，究其根本，乃是一种公共精神、沟通理性及“共善”(common good)的追求。在中国，并不缺乏公共人类学的传统资源，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入世精神，均能体现出“为公”的思想。可以说，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为公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这一点深刻体现在费孝通先生“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治学理念与实践精神之中。费先生强调认识社会，关注民生，造福于民，并一生践行着“志在富民”的理想。对于人类学的学科目的，费先生曾言：“应当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33]这与如今所强调的公共人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费先生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正是人类学的公共精神所在。

现今，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不仅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也面临着人类学这个以研究“现代”社会为己任的学科的内部变革。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学者们就已开始关注社会转型所引发的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如都市化、贫困、流动人口、新移民、公共健康等。在最具经济活力的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不但成为当地主要的劳动力，而且逐渐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颇受学者关注。^[34]由此引申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还涉及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如乡村都市化^[35]及珠三角泛都市区的形成^[36]等。此外，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环境问题与公共健康问题日益受到民众关注。由生态破坏所引发的环境抗争逐渐为学界重视，这不仅仅关乎社会正义，同时也涉及到地方社会对生态问题的认知革命与文化自觉。^[37]作为公共健康的重要问题，艾滋病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对于社会而言，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不单体现为一种生理疾病，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道德恐慌、治理伦理与信任危机，更值得公共关注。^[38]在公共人类学最为关注的公民社会、公民性与社会公益、社区建设等层面，中国的人类学者也有长足的进步。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开始摸索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公民社会发展之路，强调借助行动的力量来追求平等、获得尊重及维护社会公正。^[39]

由上不难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人类学成为了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但对于中国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界而言，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就其知识基础与实践传统来说，中国人类学都已体现出较强的公共意识与倾向，具体体现在人类学不同的分支领域对社会生活与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如应用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传媒人类学等。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在探索理论议题的同时也注重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昭示着人类学已经和现代社会生活密不可分，而不再是一门孤芳自赏的边缘学科。公共人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提出与迅速发展，不但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学科视野，也提供了一个整合人类学资源，促成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乃至与公众之间进一步沟通、对话的契机。可以相信，中国人类学者能够在公共领域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文献引用格式】周大鸣,段颖.公共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J].民族研究,2012(03):35-45.

• 上一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层级及其关系
• 下一篇：近40年来我国“藏彝走廊”的族群研究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