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主要从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和基本特征、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等三方面对于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予以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个阶段，即各民族在多元发展中形成共同性和内在联系的自发阶段，清中期
再论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
杨建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摘要】本文主要从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和基本特征、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等三方面对于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予以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个阶段，即各民族在多元发展中形成共同性和内在联系的自发阶段，清中期后各民族选择“中华民族” 作为团结各民族抵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旗帜和象征的自觉阶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识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三个阶段。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与基本特征，本文认为辽阔统一的伟大祖国疆域和数千年悠长的中华历史长河是各民族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时空条件；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中显现出一些基本特征，即具有悠久历史，拥有深厚坚实的共同性基础，是有机结合的、稳定的多元一体共同体，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生命力。最后在关于中华民族基本结构的探讨中，本文提出各民族共同参与、创建和维护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四个基本结构，其中基础性稳定性结构指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所起的凝聚、核心、基础和稳定作用，多元性多样性结构体现人群和民族的多元多样因素，同质性一体性结构反映了各民族的隐性文化、同种与同宗认同、疆域认同的共同性，自调自保性结构则是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政权在中华民族传统延续与基本结构巩固中发挥作用的根源，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主要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交融汇聚；共同性；基本特征；基本结构
【作者简介】杨建新（1934—），男，甘肃徽县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笔者曾在一些论文中，论述过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这个论题。近年来， 随着中华民族大发展的事实，以及学术界对这一论题的关注和笔者对此问题的继续研究，又有一些新的认识，所以特撰此文，进一步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大家。本文主要对下面三个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和基本特征、关于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
一、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中华民族一词，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但从一定角度来看，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在用中华民族一词称呼中国各民族时，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给中国各民族增添了一些内在的共同因素，都是在表达中国各民族不仅仅是简单的多民族联合体，而且是一个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生气盎然屹立于世的不可分割的群体。
对于这个群体的正确认识，中国人有过一段漫长的历程。
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自古以来就生存、活跃着众多民族，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大地上居住的各民族生活中的常态。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既保障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同时也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众多的共同性和内在联系，各民族就是在这种多元发展和一体性不断增长加强的发展中， 共存于中华大地。这个发展过程， 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人们对这个过程不可能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但是共创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却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几千年中，自发地推进着。这是中华民族这一实体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自清代中期以来，中国遭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和蚕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世界民族主义兴起和反对殖民主义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中国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就已经结成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家园，中国人必须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必须保持各民族的团结，保持国家的统一，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20世纪初，随着反清斗争的深入发展，随着革命民主主义者要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主张和思潮的发展，以及随着这一主张而传入中国的“民族” 概念及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我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 这一称呼，并认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华民族是“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形成的。这一称呼的内涵在当时虽然还很模糊，与明、清以来一些人提出的“华夷本一家” “华夷一家”很相似，但却与中国古代以区别华夏与“夷狄” 为天下之“大防” 的思想，有天壤之别。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民族关系看法的一大飞跃。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改“驱除鞑虏” 为“五族共和” 也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乘中国国内政治混乱之机，更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活动，他们煽动和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制造西藏的“自治”，强迫中国接受和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在1919年举行的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接受由日本继承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决议。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占领我国东三省，随后又于1937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大危机中，中国到处响起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呼声，中国各民族选择了“中华民族” 作为团结各民族抵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旗帜和象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群体，到这时也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由自发形成进入到觉醒成长的自觉发展阶段。
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已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华民族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正在轰轰烈烈地推进，笔者在一些论文中曾进行过一些浮浅的探讨，但要对这个伟大进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那是一件伟大的工程，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只好留待以后完成。
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环境和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怎样的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中国各民族在缔造伟大的统一祖国历史中，共创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统一的伟大祖国的伟大产物。
中国的各民族最终能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这样的多元一体多民族共同体，有两个外部条件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祖国辽阔的疆域，一个是悠久的数千年历史。
从祖国辽阔疆域的自然地形地貌方面说，祖国疆域四周或是高山峻岭，或是荒漠戈壁，或是严寒冻土，或是浩渺大海，由内向外迁徙、游动较易，而大量人群由外向内逾越却难。历史上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以及帖木儿帝国等势力的东征、扩张，虽都兵临祖国边疆域外，但在天山、帕米尔、喀喇昆仑山面前，只能绕道而行，与中国擦肩而过。从政治方面说，祖国大部分疆域从汉代起，就实现过统一，历经两千多年，虽有不同民族政权出现，而大一统始终是大多民族政权的政治目标，中原地区的政权，始终被认为是正统。更何况有两汉、魏、晋、隋、唐、元、明、清，一直到民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祖国疆域的这种状况，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稳定的空间基础和统一疆域的纽带。
从时间方面说，从夏代（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算起，祖国大地上的各民族，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民族间的友好和对立，文化上的融合和冲突，经济上的交流与掠夺，但数千年的历程，为共居于祖国大地上的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最充裕、最长久的时间，长久的时间成为促成、加速和加强多民族有机结合成为共同体的强力黏合剂。
中华民族形成的时空条件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并非脱离各民族活动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时空条件，有赖于各民族行为的维持和创造，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之，辽阔统一的伟大祖国疆域和数千年悠长的中华历史长河，是伟大中华民族生长最深厚的沃土，是伟大中华民族用之不竭的源泉，是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根脉。
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她是怎样的一种共同体，她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笔者认为，她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华民族不是一般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一种由多个民族有机结合而成的多元一体共同体。
第二，中华民族不是由不同民族强行或在自然环境中暂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联合体，而是经过数千年多民族磨合而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第三，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共同的命运， 共同的精神追求，共同的利益链条，并有大体相似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共同性为多民族有机结合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提供了坚实的共同基础。
第四，数千年来各民族在共同时空环境中，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活动，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促成了各民族有机结合， 密切联系，相互支撑，不断发展， 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内聚力。
以上的基本特征说明，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中国广袤疆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完整群体，她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有机结合成的共同体，她具有悠久历史，是一个有深厚坚实基础的、稳定的共同体，她更是一个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强大生命力的共同体。
三、关于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生生不息、长期存在的实体，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结构。这种结构在不同时期虽然发生过变化和发展， 但这个结构的主体部分始终未变。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 主要体现在中国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 共同参与、创建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结构，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的活动， 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厦， 中华各民族的活动维护了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完整， 中国各民族的活动， 是中华民族这一参天大树源源不断的生命源泉。
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方面，即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多元性多样性结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自调性自保性结构。
（一） 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提到中华民族，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汉族。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地区最广、主要活动地区最富裕，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与各民族联系最多、最密切的民族，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也可以说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起着凝聚作用、核心作用、基础作用和稳定作用。
汉族是从哪来的？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中， 能成为基础和稳定结构，说到底还是要归结于古代各民族的活动，是中国各民族的活动共创了汉族，决定了汉族的这种地位和作用。
上古的中国历史记载，很长一段是传说。从夏代开始，历史记载有了考古学的支持和实证。古代活动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人，以及以后传承夏人及其文化的商朝（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周朝（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在1000多年的历史活动中，以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为主要活动地域，以周人的主流文化为基础，凝聚成了华夏族，与华夏族在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共同活动的，还有戎、狄、蛮、夷、羌、苗等众多的群体。到春秋、战国时期（即东周，其中春秋公元前770—前476 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祖国社会进入多民族兴盛、发展和争霸的重大历史时期， 以东周及其所分封的诸侯王室为代表的华夏族，日益衰落，以秦、楚、吴、越、巴蜀、中山等为代表的“蛮夷” 诸政权发展壮大，并向中原地区聚集。为了争得“正统” 地位， “蛮夷” 诸政权实行“变法”，大量吸收华夏文化，采取“以夏变夷”的政策， 用“周礼” 改变旧俗， 甚至打起“尊王攘夷” 的旗号，以争得“诸夏” 的身份和地位。其中犹以秦国为先，积极推行“以夏变夷”的政策，不仅吞并了“蛮夷” 诸国，而且推翻了以周王室为代表的华夏诸王，在周王室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朝建国时间很短，疆域也很有限，但是她以华夏化了的“蛮夷” 诸国的身份，主动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在中原广大地区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量同衡， “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使自己与秦国内的“诸夷” 同化和融合于华夏之中，为汉族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此后，由于汉朝（西汉公元前206 年—8年）日益强大，声望远播，华夏族遂被称为汉人（族）， 以区别于当时的“四夷”。
从中国古史中的夏人、商人、周人到华夏族的形成，再到汉族的出现，这是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这段历史说明，汉族最初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夏族与戎、狄、蛮、夷和其他群体“交融汇聚” 而成的，而且这个“交融汇聚” 的现象，实际上成为汉族数千年发展最突出、最常态的现象。
从4世纪初到6世纪末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长达300多年） 和10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宋、辽、金、西夏、吐蕃、哈喇汗朝、西辽、葱岭回鹘、西州回鹘、甘州回鹘、南诏、大理等割据时期（长达300 多年），中国被分裂为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民族政权，但这些割据民族政权，或仍推崇儒家思想，或遵循汉朝施行过的政治制度，或极力维护汉族的生活习俗，或千方百计保持与传统中原政权、汉族政权的宗主关系， 甚至颁布法律实行“汉化”。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打破和削弱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地域界限，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以其较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和追求，主导了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和发展趋势，从而在中原和边疆地区，融汇出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如语言、衣着、习俗、生产、社会组织等） 汉族群体，使汉族成为了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族。
自汉代以后的近2000年中，不论中国境内是治是乱，是统一是分裂，或如何改朝换代，其他民族融入汉族， 或汉族吸纳其他民族的情况史不绝书，从未中断，汉族最终以其雄厚的文化底蕴，汇聚成为一个方言众多、习俗多样、体质不同、生存方式差异较大，但文化认同、族属认同、祖先认同、历史认同、疆域认同很强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从而使历史上中国国家不论由哪个中国民族统治者统治，都不得不考虑汉族的需求， 并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这就是汉族在中华民族结构中，占有基础、稳定作用和地位的原因。
（二） 多元性多样性结构
中国各民族都是祖国辽阔大地上的伟大产物，祖国传统疆域的地貌、地形、气象条件和物产，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形成发展的人群和民族， 都拥有不同的文化、生计和习俗。从现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看，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天山大漠南北、松辽平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远古时代无不散布着许多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说明，在远古时代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大量人群，他们顽强生活，并形成和发展成为不同的群体和民族，到夏、商、周时代，逐渐形成为西戎、南蛮、北狄、东夷等诸族，并与占据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以后的汉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仅创造了华夏族和汉族，而且使自己不断壮大发展，成为分布于祖国广大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可以说，主要居住在祖国边疆的各民族，或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大地上形成、发展出的本土群体，和汉族一样，他们既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群体，也是辽阔富饶的中华大地哺育出的伟大子孙。他们在共创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与汉族一样都是主力军，都是主人。
广大少数民族的祖先，从起源上看，大部分都在祖国的边疆， 那里是中国辽阔大地地形、地貌、气候、气象最复杂、最艰险、最无常的地区，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生活在那里，把不毛之地变成适合人类生存的乐园，他们不仅抗拒了大自然的肆虐，也抗拒、抵御着外敌的入侵，为祖国拥有辽阔疆域、稳定边疆，为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上中国的众多民族，在其发展中，一层接着一层，一浪接着一浪，如潮涌一般，围绕着中原地区，进行了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的活动，表现出了极强的向心力，为创造丰富多彩、多元多样、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给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打上了深深的多元多样的印记。多元多样的因素成为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的不竭源泉。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产生和形成于祖国大地上的多民族有机结合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她既保存了多民族的特性，又具有很深厚的同质性一体性因素。历史上中华民族中各民族的多元性问题，应该是一目了然，不用多说。笔者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就是指历史上存在于中华民族各民族中的共同性因素问题，也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一体问题。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最主要的内在纽带，作为多民族有机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也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民族文化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显性文化，一是隐性文化。显性文化是指一个群体的个人和群体，在生活中能具体、反复表达出来的各种本群体特有的文化因素，如舞蹈、衣、食、住、行、用、节庆、丧葬、婚嫁等。隐性文化，则是不易直接由个人和群体具体、反复表达出来的各种本群体特有的文化因素，如思想、意识、心理、理想、愿望等。隐性文化似有“天生” “自然” 的性质，但实际上仍是在某种物质生活条件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基础上产生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主要就是由各民族的隐性文化构成的。它主要的表现是：
在世界观方面，在古代中国各民族传统的思想意识领域里，最突出、最核心的一个思想观念，是天人关系问题。“天” 在蒙古语中， 称作“腾格里”，在我国突厥语族中称作“胡大”。我国古代许多民族都以“天” 为超人、超神、超自然的伟大力量，认为：人间最高的统治者是天的儿子，并受天命来管理人类；人的一切吉凶祸福、事业成败，都由天的意志主宰；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成为中国古代众多民族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成为古代中国许多民族哲学思想、神学思想的基础。
在政治生活方面，从秦汉以来， 各民族的政治管理，虽然形式多样，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民族在本族地区或在中国其他地区建立的政权机构，都推崇和实行集权制管理，中央集权、君权神授、亲子世袭、君臣有序、土司制度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在社会生活方面，维护血缘关系，推崇宗法制度，重视家庭、家族、氏族、部落、家支的作用，用血缘关系维系社会安定团结。
在生计方式方面，各民族虽有农耕、畜牧之别，但两种生计方式密切相依，互相支撑，相互交错，均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为基础，重农牧轻商贾，重土地轻流动，重传统轻变动等构成各民族经济思想和生计活动的基本信条。
在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上，重诚信卑欺诈，重义轻利，重男轻女，重社会，重集体，轻个体，轻个性，这些观念既是群体意识，也是个人行为标准，在古代中国各民族中广泛流行。
古代中国各民族对同种、同宗的认同，也是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重要表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战事频仍，争斗不断，但各民族中的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却认为各民族同是宗亲，共有历史，共有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民族的传说中，汉族与各民族有着同种、同祖、同血脉、同姓，以及叔伯关系、甥舅关系、兄弟关系等。我国的“二十五史” 是有关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记录，也是祖国各民族思想意识总趋势的反映， 其中大部分修史者是汉族知识分子，也有其他民族的修史者参与其中，他们编撰的“二十五史” 中，不仅有记载汉族政权的专史， 也有记载其他民族政权的专史，而且不论“二十五史” 中的哪部著作，都为其他民族的活动撰有专传。在有关著作中， 为其他民族政权的统治者立“纪”，专门记述其事迹， 对各民族中在当时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立“列传”，以褒扬他们。“二十五史” 对各民族及其人物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认同祖国各民族同种、同宗、同血脉、同姓的表现，反映出历史上各民族相互的认同传统。
在疆域认同上，很多民族都以中原为腹地、内地、“中国”，以中原政权为宗主、为正统，一些较强政权的首领多以控制中原、统一全国为政治目标。
以上各点，就是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主要内容，这些同质性一体性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的结果，也是各民族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重要基础。
（四） 中华民族的自调性自保性结构
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是十分曲折和艰辛的。从历史上看，各民族的内在关系和外在条件，都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因此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对抗争夺甚至战争经常发生。从表面来看，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交往史中有着矛盾、压迫、剥削、争夺、冲突和战争的历史，中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的分裂，出现过不同的危机，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似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但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却实实在在地始终存在着，中国社会各种传统仍在继续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各种基本结构仍在不断充实和巩固着，中国在历史上的分裂、混乱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又得以治愈。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自调性自保性结构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华民族自调性、自保性结构，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有各民族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英雄人物、知识分子等等，有追求统一、追求进步的各阶层、各种集团， 以及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各种力量，等等。这都是组成中华民族自调、自保结构的因素。但笔者认为，组成中华民族自调自保结构的最核心的因素，是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众多的政权机构组成人员。各民族政权机构，是各民族精英人物、代表性势力和推动本民族发展的杰出人物的集中代表，他们在消除、解决、协调、缓和、分散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矛盾、困难、危机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 维护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传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统一的局面。因此历史上各民族政权是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华民族自调性、自保性结构的主要因素。
中国各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许多都建立过自己独特的政权，以保护本民族、本地区的发展和安宁。政权之间有过矛盾、冲突、斗争，也有同盟、隶属、宗亲等关系，其中有的存在时间短、势力弱、控制地盘小；有的存在时间长达一二百年，势力强大、控制地域辽阔；更有的政权， 完全统一了全国， 存在时间长达数百年。这些政权是中国历史的主线，它们大部分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其中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在统一政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些政权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印记，都为共创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
各民族历史上所建立的政权虽然都以某个民族的统治者为主，从根本上说，都为一定的民族利益服务，但由于统治地域上的民族众多，特别是汉族众多，各政权的活动就不能不受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各民族的政权，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自调、自保结构。
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自调、自保结构， 主要有这样一些表现：
促进和保障了祖国的统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几度分裂统一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的政权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祖国自秦朝统一后， 接着兴起的两汉政权，在四百多年中，不仅在领土上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全面建成了中国国家的完整制度体系，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和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此后， 十三世纪蒙古族兴起，消灭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后，建立了元朝。17世纪中叶女真———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中国在元、清两朝，实现了更大更完整的统一，对以后中国的发展有着更直接、更重大的影响。
各民族政权对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基本上都采取了西周以来的“五服制” 和唐朝所实行的“羁縻政策”，以“和而不同” 的态度，采取包容、兼顾政策对待不同民族，保护和发展了不同民族的特有文化和习俗，维持了中国几千年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保障。
各民族政权，大多自觉地推崇儒家思想和文化，提高孔子及其后代的社会地位，推行儒家思想为中心的行为准则和政治理想，提倡法制与礼治相结合，加强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交流和共存，采取措施保存汉文化、传承汉文化， 维护了中华民族以礼义为核心的伦理文化。
各民族政权，大多都采用、继承前朝和统一政权管理机构、政治体制、官员制度、政治系统、法律法规和监察体系，维护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政治文化。
中国各民族虽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组织，但在各民族政权统治下，一般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对各民族社会的基本特征、基本格局、基本秩序均未加改变，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文化。
各民族政权的名号、年号、谥号大多主动采取某种吉祥、峻伟的汉字命名，皇族内部的管理，也都按照“周礼” 及前朝的有关规定管理，从上到下维护了中华礼仪文化。
各民族政权虽主要由本民族的人担任政权首脑，政权中的主要官员也多由本族人担任，但中国各民族政权均吸收有大量非本族人员参与，甚至担任主要官员，他们在制定政策、主导朝政大权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对保证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作用。
佛教（公元初传入中原）、道教（公元1世纪中期产生于中国） 和伊斯兰教（公元7世纪中叶由阿拉伯人带入沿海地区，10世纪传入我国新疆） 传入或产生于中国以后，同中国古代文化融合，在部分地区和部分民族的群众中有了很大影响，但是并未在中国全国和大部分民族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信仰中起过支配作用。不过有一种与宗教很有关系的思想意识在中国各民族中却传播很广，并成为官方支持的、带有制度性的信仰，那就是神鬼观念和神鬼祭祀。古代各民族中的鬼神、灵魂观念都十分强烈，各民族的政权，也都充分利用了民间信仰和鬼神观念，作为理政治民的手段。《易经·观》曾指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倡导以虚无缥缈的鬼神治理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后， 因“子不语怪力乱神”，神道设教的观念受到一定抑制， 但鬼神观念仍持续发展，并在各民族政权支持下，逐渐升华为神道制度。社会上层对天、地、君、亲、师的祭祀规模愈来愈大，祭祀地点愈来愈辉煌， 制度愈来愈严密，而各地方对城隍、文庙、土地、灶神、门神、龙王、敖包、山神、水神、河神等的祭祀，都成为地方政权、民间团体重大的活动。神道设教的思想、活动、制度和设施，成为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生活中起重要凝聚作用的因素， 是中华民族发展中自调、自保的一个重要措施。
以上情况说明，历史上中国各民族政权虽然很多，他们之间矛盾和战争不断发生，曾给中国古代各民族都带来重大损害，但这些政权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中华民族的传承，起到了自调和自保的基本作用。
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是中华民族在各民族共同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同时，这个基本结构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主要的推动力量。
当前，世界面临着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变革，中华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亘古未有的伟大成就，而且已经迈入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华民族更要自觉地摆脱旧的束缚，吸取历史经验，加强民族团结，坚定维护国家统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共同进步，在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中重塑中华民族的辉煌。
原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