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多元属性和流动特征 ——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边疆视角”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中“新史学”的兴起，研究者将时间作为叙事单位的同时，愈来愈重视“社会空间”的构造及其转换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界定区域内部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的方法范例。自然环境、地理空间一直是作为某种历史主题而出现的。此后，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同样是在布罗代尔“时段理论”的影响下，从政治、经济、文明三个层面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运行规则及发展趋势。按照“世界体系”理论，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中心”“边缘”“半边缘”和“外部地区”等不同层面，而且中心与边缘之间在经济结构、劳动分工、国家力量、文化构成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上述成果在研究内容和路径上虽然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整体，将地理空间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密切联系起来，显示出空间结构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把空间作为叙事单位也一直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之一，研究者在对区域空间维度的考察、界定当中，同样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这就是对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的阐释——无论是对于宏观历史的分析还是疆域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具体到中国边疆史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以中国北方长城为中心，勾勒出了一幅超越政治和民族疆域的“亚洲内陆”版图，从而催生了“亚洲大陆内部的整体关系”的研究，为人们了解历史时期中国北部疆域空间及族际关系，提供了另外一种的视野。按照他的“中心”概念，游牧和农耕两大社会实体在长城沿线形成了持久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反射或渗透到各自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这个作为“互为边疆”的“长城中心说”，一方面与中国历史叙事中以农耕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叙述形成了鲜明对照；另一方面这种“互为边疆”的概念表述，与施坚雅描述的以城市—乡村关系为中轴的相对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又不完全相同。这里所说的不同，“并不是说两者是对立的，而只是说由于关注的中心点不一样，在前者那里相对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就变成了不稳定的、相对化的关系。在这里，长城内外的边疆区域转化为中心，它既非城镇，也非乡村，而是延绵不绝的、连接两种生产方式的纽带”。除了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之外，近年来王明珂提出的“华夏边缘”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他通过农耕游牧两种经济生态的资源竞争中的历史记忆重构，及其所代表的族群认同变迁来考察华夏边缘的变迁，体现了一种从边缘反观中心的研究取向。另外，王铭铭从人类学视角提出的“三圈说”同样值得关注。他认为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图式是由核心圈、中间圈和海外圈三个层次构成的。所谓中间圈，是指古代“夷夏”之间的一个宽阔的过渡地带。古代华夏世界自视为“中国”，在其直接统治区形成朝廷与地方关系相对紧密的核心圈。真正的“夷”，乃为那些在大一统时代“称臣”于朝廷并与之构成“朝贡关系”的外圈。可见，中间圈除了指相对于核心圈与外圈的地带之外，还是一条既可能被“土著”视为核心，又可能被诸如西域与中国古代的王朝视作“边陲”的地带。在这里，王铭铭以一种近乎“关系主义”的方式来考察中国文明的版图,通过比较分析，他把中国疆域空间视为互为“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

       在上述研究中，自然环境、地理空间、社会关系一直是作为区域历史主体而出现的，人们在强调空间结构这一研究路径的同时，也说明了区域间由地理、文化、族群、政治和经济等要素的差异而构成的多样性空间关系。可以说，空间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不仅在分析宏观区域社会及其经济结构方面有着强大的解释力，而且在认识历史时期边疆治理及其社会结构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工具。近年来，“边疆”作为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分别对历史时期的边疆进行了定义，提出了诸如政治边疆、经济边疆、文化边疆等概念，并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和论证，为边疆史研究添加了新的意涵。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不少成果仍停留在概念梳理、辨析的层面上，在学理上并没有超越前人的既有认识；在研究内容上，缺乏将边疆概念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关联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也容易将整体性的疆域空间“碎片化”，割裂了边疆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毋庸置疑，疆域空间构成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地理环境和人的活动，这不仅直接导致了空间多元性和空间关系的产生，也自然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空间构造及其互动，况且疆域空间的变化也始终与历代边疆治理及疆域社会变迁紧密相联系。另外，由于边疆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王朝国家主导下的文化分类与等级秩序的体现，所以疆域空间意义变化背后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就像西南边疆知识的生产，是在华夏中心主义的想象、定位与表述中成长起来的一样。充分说明了“边疆知识所展现的是一种基于权利配置的中心与边陲的内在结构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又维系和支撑着边疆既有的分层和分区结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空间结构及其动态关系为切入点，对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空间的特质及相关问题加以探讨，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西南边疆多元结构本质属性的思考，从而获得关于该区域历史发展变迁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除此之外，从边疆史的空间性视角出发，还可以把讨论的议题进一步延伸到西南边疆如何进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空间的问题上来，进而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叙述框架，为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问题，提供一种“边疆视角”和阐释路径。

      历史上的西南疆域主要包括今云南、贵州、广西、西藏所辖区域的主体部分，以及越南、老挝、缅甸北部部分地区，其空间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盈缩变化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随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以及西南疆界的勘定划分，西南疆域范围逐渐固化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接壤的境内一侧区域及纵深地带。虽然学术界通常将西南疆域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地理、文化概念，但其本身却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区域，而是具有鲜明的“非均质性”特点。这里所说的“非均质性”，主要是指特定区域内部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多元性，以及各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非均质性”的认识依据，源自于西南边疆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土地资源的利用，并直接影响到这些区域内族群及其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这种因资源及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产生的多样性，对区域社会文化多样性格局的形成和塑造方面，无疑起到了初始性的作用。

首先，西南边疆地区立体多样、纵横分割的地形地貌，使人们很难在空间上形成高度统一的社会体系，不同环境下生活的族群通常都会被被自然界限分割为若干类型，聚合在若干不同的小生态区或“小生境”（habitat）中，形成较为稳定的族类聚合空间。人们在其特定的族类聚合空间内，按照自身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生息、发展和演化,加之西南边疆地区多样性的生态环境能够为这些族群提供相对稳定的、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导致不同地域的族群因受所在环境承载力的制约和影响而形成规模大小不一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大范围分散、小规模聚合的人群分布特点，并一直贯穿于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其次，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多元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应看作是 “非均质性”背景下的“人—地”关系的互动过程。地理生态既是经济活动的生存依托，又是经济活动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加工对象。这一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族群的地域分布差异，不仅使各族群经济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经济活动的方式也相去甚远。从空间分布来看，这种差异性主要是通过垂直分布带形成的“山坝结构”表现出来的。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表明：垂直地带性规律的表现特点是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层次性，对历史区域的影响形式可概括为“高下分野，趋上发展”。而适宜农业发展的“坝子”，具备比山地和河谷地带更高的人口承载力。因此在历史上，坝子往往成为当地的政治、城镇、周期性的集市贸易中心。与之相对应的是，山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不便和限制因素，注定它与外界接触中，面对对方更多的是吸收而不是向外推出，这种现象强弱与否又是与山地海拔高度的增升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而形成的空间关系，成为西南疆域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多样性的重要依据。

再次，“非均质性”的生态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当地社会组织结构的发生和发展，并促成了不同区域“文化生长点”的形成。历史上，西南各地的族群在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与各自生计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程度不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结构。在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域已产生了有中心、分层次政治结构。相关研究表明，历史上西南地区的若干“大姓”“大族”乃至后来的土官、土司，“在分布上都有明显的规律，即差不多都总是聚合在相对稳定的某一地点上。这些相对稳定的族类聚合点，我们不妨称之为西南文化的生长点。这些生长点的特点是能容纳一定数量的人类群体，生态环境方面能提供不再外求的能量资源，同时又与外界其它生长点保持一定的间隔距离。古往今来，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只要动乱结束，西南文化的基本面貌又会陆续在这些生长点上涌现出来”。所以从空间关系上来说，正是由于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这类“文化生长点”或“地方中心性”（local centrality）的存在，并在特定区域形成强大的辐射和凝聚功能，才可能在秦汉之前出现“滇”“夜郎”、在唐宋时期形成南诏、大理这样的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甚至到明清时期，傣族、彝族先民所建立的较为复杂的地域性政治体，也是基于同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形成的。

      由此可见，“空间是一种物质的产物，与其他物质要素关联——人类本身以及其他要素进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后者赋予空间（以及其他组合要素）以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如果我们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观察西南疆域空间关系的生成过程，就会发现它既是该区域地理环境的社会文化反映，也是人群活动与自然环境不断适应的结果。这如同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以及詹姆斯·斯科特，分别对缅甸高地克钦社会和东南亚“佐米亚”（“高地”与“低地”）社会所做的研究，都表明了地理生态环境不只是通常认为的容纳社会和文化的容器，而且还是具有连续性的包含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区域性结构。

      从实践观点来看，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在空间结构中的具体体现。因此，空间关系不只是人类社会文化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反映，其空间的意义还可以通过人类的历史实践过程被生产和创造出来。在西南边疆地区，除地理环境因素对区域空间关系起到形塑作用之外，更主要的是不同人群的长期活动，构成的不同层次的空间关系格局。也就是说，空间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共时性的空间结构来表达或呈现，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活动特别是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也赋予了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历时性维度。

      在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念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中心—边缘”华夷二元结构的空间概念和认知模式。它预设了“华夏”作为整体与周边各个部分的关系，以及王朝国家体系中“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和区分。因而，地处边陲的西南同样被视为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历代文献中有关西南“边缘”空间的想象与“异族”知识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们对西南地理环境的外部感知。所谓“蛮荒”“异域”“化外”“边陲”等概念，正是这种观念和语境下的产物。这反映出西南边疆“知识”所展现的是一种基于地理空间的内在结构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又维系着既有的空间概念和认知模式，同时它“又有意无意地暗示‘西南’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在自然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的某种一致性，从而为后世之西南观铺垫了一块基石”。

       尽管西南边疆地区这种整体性的“边缘”形象，成为历史上中原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主导着中原人士对西南“边缘”的想象。但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移民设治、开发治理，人们对西南疆域内部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多元性，以及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也逐渐深化了对该区域内部“中心—边缘”多层次关系的认识。从历代王朝政治实践来看，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的开发，自秦汉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先北后南，从北向南分区推移的开发格局，使得西南区域发展并不平衡，北部的巴蜀区与南部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北、中、南地区间，呈梯度下降、依序递减的区域性差异。这样，西南北部的巴蜀地区很早就被纳入华夏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成为西南地域的核心，而西南南部的云贵高原地区则长期处于王朝的边缘地带。到明清时期，随着王朝统治的深入以及边疆“内地化”进程的加快，以地方治所和汉族移民区为中心的区域网络体系进一步向西南疆域边缘地带延伸，地理生态所产生的阻滞效应逐渐减弱，之前因地理空间结构而形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以内地为“模板”的新的社会政治体系，通过移民、设治、屯军以及赋税征派，开始在一些区域逐步建立起来。伴随着这一过程，一种政治、文化的“正统”地位、资源支配的“权力”关系及其相应的“中心—边缘”结构得到确立并不断强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结构上的“势差”，决定了中心边缘互动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而多是以中心对边缘的支配以及边缘对中心的依附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处于“中心”位置的王朝国家体系一方面不断向西南“边缘”地带进行行政、军事、文化的扩张与渗透，另一方面是原来相对“边缘”的族群与社会，不断被纳入到王朝统治体系之中并成为“内地化”地方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历史进程就像许倬云总结中华帝国体系的空间扩展特点时所说的，“由中心的点，扩大为核心的面，再度由核心辐射为树枝形的扩散，又由树枝形整合为网络，接下去又以此网络之所及，作为下一阶段的核心面，继续为下一阶段的扩散中心。如此重复进行，一个体系将不断地扩大，核心开展，逐步将边陲消融为新的核心，而又开展以触及新的边陲”。当然，我们也清楚的认识到，由于西南边疆中心区域与边缘地带之间，始终存在着自然地理条件、空间距离、资源配置的等方面的差异，加之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各种落差极大的地缘板块结构和地域性的族群分布，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版图的延伸和地方秩序的实际运作，使得“中心—边缘”关系建构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不总是同步并行、协调一致的。另外，明清以来西南边疆所涵盖的地域空间虽然形式上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体系，但并不意味着“中心”区域能够完全控制“边缘”地带的族群及其地方社会组织（即所谓“化外之民”“蛮夷”“土司”“流寇”等等）。尽管王朝国家在边缘地区移民设治的同时，建立起了相应的户籍制度、赋役制度和保甲制度，并通过设立卫所、汛塘、哨所等不同类型的军事机构来限制地域间人口的流动，并尽量扩大中心区域的控制范围以缩小区域间的阻隔，但是在边缘地带仍然存在着大量游离于“中心”权力统治的“不在籍”的地方族群及其社会组织。以至于国家在完成对边缘地域的行政建制后，“中心—边缘”之间的对立关系依然存在——并且在不同层次地域中结构呈现出各自的“中心—边缘”关系。究其原因，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现代国家—如帝国—从核心到边缘的漫长地带中，权力的光谱呈现为一种斑驳陆离的状况。国家权力随着版图向四周蔓延有着趋弱的状态。在版图内的许多区域，国家权力甚至无法顾及，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正是这种国家中央权力的不在场，使得帝制国家版图内在人口构成上和文化异质性上得以延续”。也正因为如此，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和妥协的交织更替，始终影响着国家权力西南边疆地区的实际运行，而且这种状况一直贯穿于整个西南疆域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方式及过程的断续性和不均衡性，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西南边疆历史的发展走向。

      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疆域空间结构的建构性特征，反映了西南边疆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以及疆域空间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因此，这个由空间关系构筑的连续体，一方面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空间结构也必然会发生裂变、重组，甚至相互转化。换句话说，疆域的空间性（即社会生活的时空结构化）一旦形成之后，它便同时具有了稳定性和流动性两个面向，而这也正是我们认识西南疆域空间结构及其关系格局演变的两个基本维度。

      首先，稳定性强调的是，西南疆域空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都有所变化，但一直存在着以郡县治地为中心、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并直接纳入王朝控制体系的中心区域，以及长期不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人群及其组织所构成的边缘地带。而且这一结构性的区域关系形成之后，也就意味着具有了某种稳定性。历史上人们对西南疆域范围内“江内”“江外”、“生苗”“熟苗”等地域性或文化性的分类标识，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空间结构认识的产物。如方国瑜根据云南的历史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演变，将云南分为“内地区”、“边地区”、“边外区”等不同区域类型，并认为这种“内”“外”之分直到近代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尤其是“内地区”“自元迄近代之建制，无多改易”。实际上我们对西南疆域空间结构及其整体性概念的界定及表述，所强调的也正是它具有的稳定性的一面。尤其是对空间结构稳定性的描述，通常是以疆域空间关系及其政治组织形式为出参照对象的。举例来说，历史上云南滇池地区及其附近坝区，由于地理环境适宜农耕，人口承载力较大，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很早就成为辐射周边的中心区域。而土著族群分布广泛的滇西北、滇西、滇南边境弧形山地，则是一个交通梗阻的封闭形地理带，长期被视为西南疆域的边缘地带。其封闭性和边缘性，一方面是由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山川阻隔所形成；另一方面则源于该地带是“瘴疠”肆虐的区域，使该地区不少地方成为历代王朝开发不到的“死角”。因此，云南自汉代设郡经营以来，迄自唐宋，无论是中央王朝还是南诏、大理地方政权，所遣官吏大都不能亲视其地，而行遥领之制。直到明清时期，也由于其地处边远、瘴疠肆虐等原因仍然与中心统治区域有所区别，始终处于比较边缘闭塞的状态之中。为在此生活、居住的人群划定了若干彼此相对隔离，且差异显著的地理空间，形成了相对清晰而稳定的地域结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稳定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流动性才是绝对的，稳定性是以流动性为前提的，就像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就是与区域的稳定性和自身缓慢的变迁相联系的。因为在空间建构意义上，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而流动性强调的是西南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其空间范围与区域性结构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变迁。如果从历时性发展脉络来看，西南疆域在不同时期都存在着大量土著族群及其社会组织。每当王朝易代或“华夏边缘”回缩之后，原来作为地方统治中心的区域，常常会被以土著族群为主导的社会力量所覆盖，进而形成中央王朝难以控制的区域性力量，原有的结构关系发重大转变，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了西南疆域的空间格局。区域的这种动态性提供了一种观察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转化视角，即流动性视角。历史上由于疆域变迁带来的“空间转换”，使得“内地”与“边疆”之间处于此消彼长甚至相互转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流动性不仅显现出西南疆域空间的动态性，同时也是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而它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内生性和外源性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地域之间族群与文化的长期互动，它决定了区域构造中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变化。西南边疆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使生活在这里的族群很早就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族群间不同生计方式上的差异性和经济上的互补关系，造成了区域间物资的流通、族群的流动以及地方政治、宗教体系的长期互动整合。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与物的“流动（flows）和交换（exchanges）不间断地发生，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之间原本清楚的关系也逐渐被腐蚀淡去”，这就使得区域因重组而产生出新的空间关系和空间范围，有时甚至可以形成一个与原先人群活动范围并不完全重叠、更大范围的区域结构和交往空间。事实上，西南不同历史时期区域结构的变动及社会文化的“空间转换”，与族群流动的变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尽管这种交流的空间范围有时显得较为狭小。但是如果从更大的空间范围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交流同样存在于西南边疆地区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之间。区域差异越大，流动性也就越强。这种互动关系产生的流动性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的范畴，它所形成的社会整合效应正是西南疆域空间结构变化的内生性动力。

      另一方面，除了区域内生性动力造成的结构变化外，西南疆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动，很多时候与区域外部力量的推动有关。如前文所述，西南边疆在不同历史阶段，伴随着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深入、移民的经济开发、统治重心的转移动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动。外部力量的介入不仅打破了区域内部原有的空间结构及运行模式，而且随着西南地区不断纳入国家体系的历史进程，疆域“中心”与“边缘”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也会自然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创造出新的“中心—边缘”结构关系。特别是晚清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渗透和所引发的边疆危机，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这一区域既有的平衡局面，在这种“外来力量”驱动下，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关系已不完全由这个区域原有的力量决定。随着英、法殖民势力对缅甸和越南的占领以及中缅、中越之间边界的勘定，西南边陲首次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界。这不仅意味着清王朝正式承认英、法对缅甸和越南的统治，同时也标志着中缅、中越传统藩属体系的彻底瓦解。尤其是处于滇西中缅模糊地带的内外土司，分别变成了中国境内的云南土司与英属缅甸境内的掸邦土司，原先的外土司地区也成为了“即未属华，亦未属缅”的自治区域，云南边地土司与中央之间长期保持的“臣属关系”发生逆转。可以说，在西方殖民势力的介入下，以华夏为中心的藩属体系变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一种新的“中心—边缘”结构由此形成，并随着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逐渐影响到整个西南边疆地区。

       总之，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西南疆域空间的概念不是静止的，而是带有时间维度的、动态的结构特征，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就是长时段的时间对应着一个结构性的空间，从而构成了一个“时空间”（timespace）。因此，空间性与时间性、自然地理与人类历史交织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中，形成了不断演变的空间关系及其历史序列。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动态性，既是社会互动的背景也是区域空间建构的结果，反映了西南疆域空间的生成机制及其周期性变化特点。所以只有透过历史的维度，西南疆域空间变迁的社会意义才能够真正地呈现出来。

      西南疆域空间结构及其动态关系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所展现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和阐释方法，一方面考虑疆域空间所包含的各种内在关系，另一方面也关注疆域空间具有的历时性过程，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各要素的深刻理解。其实践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开发治理史单向度“线性历史”叙事框架的不足，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凸显出以环境、族群和疆域空间为主题的“复线历史”的叙述特征。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空间结构关系下的西南边疆研究，并非单纯强调对某一中心或边缘的认知和分类，而是力图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呈现时空交错的“历史感”，并在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西南疆域内部以及西南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起的结构性互动，从而“形成‘从边疆看边疆’‘从边疆看中心’‘从中心看边疆’，并从这几个层面的连续性、交互性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更为深刻地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思考中国和边疆的历史”。因此，这一阐释路径显然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意义，它有助于研究者从“边疆视角”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这一重大命题，特别是透过疆域空间长期、复杂的历史变动过程，来解析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动力机制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关系。

首先，“边疆视角”的研究方法，能够使我们从空间关系的角度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整体性发展脉络及其多元关系。在学术界，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从边疆与内地空间关系的连续性和交互性来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这一历史过程具有某种“统一性”的特征，而这种“统一性”又总是由不同时期王朝国家所控制的疆域空间范围及人群分布格局所决定的。因而从中国历史空间的“统一性”出发，可以把边疆历史看作是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在边疆地区的表现或延伸。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内对边疆区域社会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不仅能反映出其在中国整体历史中的独特性，同时也可以折射出边疆社会空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建构中的意义。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程，在空间关系上表现为“从分散到整体”“从边缘到中心”的渐进历史过程，原本相对隔绝、独立发展的边疆与内地社会，在地域及文化空间上联系起来，并且不断强化这种联系。这一认识维度，实际上是将边疆区域历史“嵌入”到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中华民族“大历史”当中，使研究者可以站在边疆的立场，观察边缘地区如何逐步建立并强化与中心地区间的联系，分析边疆区域“建构”或“进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程。由此可见，“边疆视角”不同于传统边疆史“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它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区域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互动，提供了一种与王朝史并不完全一致的叙事结构和历史内容，促使我们从多维度的视角探讨边疆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组成部分的复杂历史动因。

其次，“边疆视角”还有助于我们从疆域空间的变迁过程中，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动态性及其意义。在理论上，边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及文化空间概念，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谱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塑造模式，并对其周边文化空间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从微观层面来看，历史上疆域内部的空间关系并非凝固和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不断的变动之中，并且随着时间来改变其位置、特征及意义。边疆地带多种流动性因素（族群、物资、文化、观念）的交流、渗透，造成了疆域空间的流动性与模糊性，使得疆域内部产生出新的空间关系以及不同于之前的地理与政治空间意义。所以，疆域空间关系相对性及其动态变化，不仅仅是地理学层面的空间变迁，它关涉空间的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与重组，还关涉到边疆人群与外部更大文明体系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互动与认同。其次从宏观层面来看，空间关系变动带来的疆域“空间转换”，使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族群，形成了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共生形态。在王朝国家的势力强盛之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羁縻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把外边界范围扩展得很大，构建起“一体多元”的中华世界。然而当中原王朝国家势力衰退之际，外边界范围可以不断收缩，有时甚至退至内边界内。从长时段来看，中华文明正是由包括边疆地区在内不同区域的文明相互影响、互动、融汇而成的，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犹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空间表现形式，就是由构成中华文明的各区域文明，通过长期接触、交流、影响和互动而不断表现出“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再次，“边疆视角”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提供了一种“从边缘看中心”的思考方法，并着重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地方能动性和内部动力。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空间叙述中，边疆往往附属于中心区域的叙述逻辑。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中华帝国体系逐步由核心区向边疆区不断拓展的过程，特别是以中原为核心区的汉地社会（‘华夏文化’）与各边疆区的非汉族社会（‘蛮夷文化’）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历史过程”。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中间地带”与“中间圈”等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重新理解和定位边缘地带人群、社会及其与更大范围区域展开的文化接触和互动关系。所以，在方法论上，“边疆视角”重点关注的是历史上边疆地区因地理和文化空间因素而形成的“地方中心性”（local centrality），强调疆域空间内部的差异性和历史文化多元性，发掘被王朝“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地方能动性，特别是地方人群参与历史的能力。因为边疆社会发展变化的逻辑，总是会反映在复杂而丰富的地方性历史脉络之中的。因此，“边疆视角”可以使我们跳出长期以来单向度的“汉化模式”阐释理路的局限，认识到“中央不再被看做是不能抗拒的扩张力量，而被视为在边缘地区需要加以界定或寻求显示的事项；汉文化也将被置于多元文化视野下加以透析。帝国伸缩的历史构图，就不再是汉人向热带地区进军或驯服草原游牧族群的历史，而是遍布于动态的中间地带的无数人群和个体不断相互适应、整合的过程，是那些人群被给予某种社会组织方式、被标识以及被‘凝视’的过程，也是他们从经过选择的历史记忆中获取意义以看待并命名自身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边缘人群基于本地社会的动力去建立国家秩序，并通过各种途径，运用自己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包括族性），将自身与王朝中心联系起来，从而成为王朝国家乃至中华文明体系建构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动态过程，就像姚大力在“从边疆发现中国”概念中所表达的那样，边疆社会“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