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 ——基于“三个方向”与“三种能力”的分析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2019MZSCX002）。

    【摘要】以“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为指导，结合当下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实际，建设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需要本土学者致力于三个努力方向，提高三种学科能力：一是要致力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自主能力，减少学科依附性，特别是要努力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提出本土化的概念和理念，同时还要加强中国人类学学派的建设；二是要致力于人类学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适应能力，减少学科惰性，特别是要关注当前社会议题，在人类学的视野下探讨“传统—现代”转型的问题；三是要致力于人类学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对话能力，减少学科封闭性，要走向海外，积极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

    【关键词】人类学；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科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现状

        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的重要讲话。根据这一讲话精神，中国人类学应当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工作者的时代使命。然而，中国人类学进入到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差不多已有14年之久了，学科现状依然是议题多元化、方法碎片化、学科理论僵化老化。当下，国内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比如学科发展严重依附于其他学科和西方理论，而且这种“依附式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困境。此外，人类学要变成一门现代科学、一门显学需要直面现代社会、研究现代社会，特别是要能够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所以，如何走出学科发展困境，进行理论创新，实现学科的现代化就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自百余年前人类学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就开始了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几代人类学学者们为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如吴文藻、林惠祥、潘光旦等到如今第六代新兴的学者如王铭铭、高丙中、麻国庆、赵旭东、王延中、张继焦等一直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探索人类学的本土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人类学学者在本土化的道路上不仅提出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化概念与研究方法，如“差序格局”、“宗族乡村”、社区研究等，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本土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许烺光、田汝康等。七十年代以后，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得以恢复与重建，港台、大陆学术界又重新开始讨论人类学中国化的问题，并出版过一系列研究成果。最近，我们根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理事名单》以及部分知名学者，通过“中国知网”查询了近3年我国人类学论文的发表情况。入选者的条件是必须在最近3年中至少有2年年均发表5篇论文或文章（包括刊发于重要报纸的文章），相关统计情况如下表：

    如上表所示，列在前26位的人类学者，皆为我国人类学界比较知名的教授，他们一般都是各个单位的学科负责人或带头人，部分学者还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他们是构建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力量。从上表可以看出，有些学者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年均发表论文超过15篇，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何星亮有关“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王延中、麻国庆等学者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彭兆荣的乡村振兴研究、赵旭东的文化转型研究、周大鸣的城市移民社会研究以及张继焦的企业人类学研究等都在引领着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综合上述学者们的相关成果，我们认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人类学研究者们应该致力于三个努力方向，提高三种学科能力，即一是要致力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自主能力，减少学科依附性；二是要致力于人类学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适应能力，减少学科惰性；三是要致力于人类学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对话能力，减少学科封闭性，要走向海外，加强国际合作。

二、实现本土化：减少学科依附性，增强自主能力

    在笔者看来，人类学的本土化意味着人类学的自主化，即人类学自主性的增强或者说是自主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人类学的自主化就是以中国文化自觉为前提，自主寻找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特有的人类学理解，并在这一寻找过程中逐步摆脱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束缚，形成中国人类学特有的自主性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就现阶段而言，要实现人类学本土化，增强其自主（性）能力，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努力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舶来的学问，中国人类学要实现本土化，必须增强本学科的自主性或自主能力。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有理解，努力构建起地方性知识体系和解释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在这方面，费孝通为国内外人类学界贡献了一系列基于中国的本土概念和理论。比如，费孝通于71年前（1948年）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论，成为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有的概念。后来，张继焦又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以此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22年前（1997年），费孝通再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启迪了一批中国学者，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然由“文化自觉”转变为“文化自信”。此外，“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是费孝通于1978年首次提出的，它将历史、区域、群体作为整体，对专门研究单一民族的中国民族研究传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此后，李绍明将其发展成为一个“藏彝走廊”研究区域和一种民族走廊学说。乔健给中国人类学界描述底层民众，贡献了一个非常本土化的概念——“底边社会”。之后，有的学者对其给予了进一步阐释，不少学者对此也展开了相关深入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本土研究的实际，对西方的一些理论进行了修正。比如，何星亮曾对摩尔根提出的最古老的人类亲属制度为五等亲属制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以哈萨克、柯尔克孜和汉族等民族的亲属制度为根据，提出“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度”的理论观点。陈其南、王铭铭等国内学者对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和批判；何国强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的片面论述进行过批评等。

    在人类学本土化理论建构方面，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理论成为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指导理论。受此启发，徐杰舜提出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李亦园提出的“三层次均衡和谐”理论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理论的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末，杨庭硕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民族志研究，对西方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进行反思，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理论模式，即相际经营原理。2014年，瞿明安出版的《象征人类学理论》可视为近年来人类学本土化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以本土化的视角将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启象征人类学在中国本土研究的理论建构。在该书中，尝试对中国儒家文化进行象征人类学的分析，并指出儒家礼学的“礼”是“一套具有中国化或本土化特点的象征符号体系”。

    （二）创建人类学中国学派

    与西方人类学相比，中国人类学发展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差距就是本土学派的长期缺位。中国众多人类学学者当中不乏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而且每一位人类学学者专业水平都很高，但问题就在于中国人类学学者实际上没有一个主要阵地，没有形成统一战线，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田野点打游击，按照赵旭东的话来讲都是“散兵游勇”。正是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导致了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脉络难以梳理的状况之中，从而使得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人类学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当然，这也是前文提到的为什么中国人类学界在费孝通辞世之后，进入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的重要原因。国际人类学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学大师往往出自有影响力的学派。所以，中国人类学要想缩小与西方人类学的差距，就必须实现本土学派的整合，综合各田野点的情况，形成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为国际人类学界贡献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理论，逐步提升中国人类学的地位。可喜的是，根据目前的学术进展以及相关成果，若以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为依据，中国人类学已逐步形成两大学派，即一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李安宅、田汝康等学者为代表的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阮星云、周大鸣、张继焦等学者为代表的“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

    1．做强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最早是由徐杰舜在《人类学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百年诞辰谈起》一文中提出，并受到国内人类学界大多数学者的一致认可。2012年，在与刘冰清合著的《乡村人类学》一书中，徐杰舜再次通过对中国人类学百年来的乡村研究进行梳理、提炼和概括，详细地论证了“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自20世纪30年代功能论与社区研究法引入中国之后，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使命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纷纷借此开展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与张之毅合著的《云南三村》、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祖荫下——亲属制度、人格与社会流动》等均被视为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开始形成的起点。这些前辈学者们以乡村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开创了本土人类学者研究复杂文明社会之先河。所以说，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本身就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人类学界对国际人类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经过8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焦点始终放在乡村研究上，并形成了若干学术梯队，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从20世纪30、40年代的本土乡村研究的开创者费孝通、林耀华等到50至70年代的王崧兴、庄英章、李亦园等，再到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黄宗智、阎云翔、黄树民、王铭铭、景军、庄孔韶、周大鸣、蔡华、高丙中等，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学术梯队的形成很好地延续着早有的研究传统，使得乡村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主旋律。在这一学术梯队当中，不但产生了学术大师，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范式。反思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中国乡村社会近80年来为何一直在国际人类学界长期缺位呢？原因就在于“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大而不强。中国人类学者虽然延续了乡村研究的传统，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但并未意识到要集百家之言，结百家之力，以成一派，大多数学者只是固守在各自的田野点上，守望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并未将各田野点的情况加以综合、提炼和概括，从而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理论。

    目前，针对中国人类学发展困境，中国人类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人类学学科地位不明确的问题。自1995年，乔健指出，中国人类学发展面临着学科地位不明确的困境以来，中国人类学界曾多次召开研讨会，但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是值得每一位人类学研究者深思的。我们认为，要想解决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就必须改变当前单兵作战的局面，要向集团军作战方式靠拢。既然徐杰舜已经为中国人类学界竖起了“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大旗，那么，那些从事乡村研究的人类学者就应该好好团结在这面大旗之下，形成一股合力，做强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值得我们反思、学习与借鉴。

    2．做大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

    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的形成起点以都市人类学的引进为标志。诚如张继焦所言：“简单地讲，都市人类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从农村来到了城市。”相对于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而言，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的形成算是非常晚近的事了，但它不仅走在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前面，而且还走在了国际人类学界的前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时间节点上来讲，都市人类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1989年中国人类学界从西方引进都市人类学，两者之间只相差短短的十多年，可以说与西方同行基本上是属于同一起点。作为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的引路人，阮西湖也曾提到过这一点，他说：“国际都市人类学没有很多比中国新的东西，对西方来说，这也是一门新兴学科，我们和他们是同步的。”

    其次，从研究对象上来讲，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国外都市人类学不同的是，中国都市人类学自从成立之初就已经肩负着为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深入和开拓创新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重任。所以，中国都市人类学提出了民族关系研究的新内容，即围绕城市建设与城市民族关系，城市化过程中与民族有关的社会问题以及城市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这是中国都市人类学对国际人类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为国际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思路。正如阮西湖所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一开始就以创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人类学面前。”后来，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又将汉族研究纳入进来，大大扩展了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再次，从理论成果上来讲，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经过30多年的学科发展，目前，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已经发展为三大主要研究力量：都市人类学、工商人类学、企业人类学，其研究范围由最初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扩大至民族地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都市各类人群及各类问题、当代各类企业组织、老商街、文化遗产乃至城市复兴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两个视角，一个范式，三个概念，一个方法论”，并完成了一次局部“突破”。其中，“两个视角”是指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民族地区城镇化或者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一个范式”主要是指“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即社会结构性要素在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与政府、市场同等重要的作用，该理论可能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三个概念”是指通过“二元社区”概念来理解城市外来人与本地人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通过“蜂窝式社会”阐述了城市中少数民族适应城市的机制；通过“伞式社会”这个概念来理解城市中企业发展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个方法论”即“四层次分析法”，是指是将研究对象放入四个层次加以分析，具体而言，第一层次是宏观层面的“大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第二层次是中观层面的“小社会”（市场和社会）；第三个层面也是中观层面（市场），第四个层面是微观层面。“局部突破”是指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率先突破以往人类学传统村落的研究范式，走进城市并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对城市及少数民族城市化展开研究，推动人类学学科现代化。

    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本土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以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突破西方学界的主导话语，开始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国际对话与合作，其中最具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都市人类学于2000年7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这是迄今为止由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组织召开的最重要的也是最隆重的一次国际会议。时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长桑德兰对此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在联合会工作20多年，担任过秘书长、主席等职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一次中期会议。”

    虽然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学派地位在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但是该学派也同样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那么，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所面临的问题则与之恰恰相反，即强而不大的问题。总体上而言，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学派领军人物较少，且理论创新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学者身上；二是研究队伍还需不断壮大，以前表26位学者为例，有从事都市人类学研究经验的学者不足五分之一。当前，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需要在已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走出国门，站在国际学界的前列。

三、实现现代化：减少学科惰性，增强适应能力

    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强调，21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人类学要想在新时代里，做出自己的成绩，就需要对现实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解释。乔健曾明确地指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大困境就是现有的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还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具体而言，目前，人类学已有和现有几个学派的理论，如功能论、结构－功能论、结构主义、解释主义、象征主义等都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或者某一特定主题进行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其中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对现代复杂社会做出充分的解释和分析，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因此，中国人类学要想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真知灼见，需要走出传统的乡村研究范式，直面和研究现代社会，特别是要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实现本学科的现代化。

    （一）直面现代社会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面临巨大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发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同时也带了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比如城市流动人口、食品安全、经济结构转型、产业转移、文化遗产保护、医疗卫生、民族地区城镇化、民族地区生态保护、民族走廊、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问题亟待中国人类学展开研究。

    目前，中国部分学者已开始关注现代社会问题。比如周大鸣最初开始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时，已经开始关注现代社会相关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流动人口不断增多，都市移民问题成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在后续的研究中提出了“二元社区”、“钟摆理论”以及“移民型城市”等新概念，这些新概念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下中国的实际，为研究当代中国现实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赵旭东抓住了改革开放以来由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转型这个具有历史性的机遇，使中国人类学与中国文化转型相遇而获得了拓展的机会。从2014年至2018年，5年时间内连续发表10多篇研究文化转型的论文，为拓展中国人类学作出了贡献。近年来，景军在研究艾滋病问题和其他公共健康问题方面颇有建树，他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部分理念运用于中国艾滋病疫情和防治力度指标建设之中，对“泰坦尼克定律”予以阐述，并结合“风险社会学说”来讨论中国艾滋病风险问题。

    除了研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实现问题之外，中国人类学还应该紧随国家政策导向，从国家层面上来开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比如，开展“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学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努力使本学科在新时代成为一门能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显学。

    自百余年前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便一直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基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该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部多民族兼收并蓄、多元交融的自在发展历史。如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王延中提出了一些推进的思考和建议。他认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自觉，建设新时代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从理论层面为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外，麻国庆从实践层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层体系，需要关注其多层性，要理解民族共同体，就必须将民族社会置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在民族与社会互动关系过程中做实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体系。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中国人类学走向海外，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通过一系列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向世界宣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少数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所指责的“地缘战略”工具、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过剩产能倾销”等无稽论调，而是要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方案。

    在探讨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乌小花等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当今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具体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推进，即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认同建设、地区安全建设、责任互信建设和绿色可持续建设等。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历史的角度介入到现实议题当中，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对民族走廊、藏彝走廊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民族走廊与“一带一路”关系的探讨。比如，周大鸣等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走廊是一种向心性过程，也是中国构建的起点，而现时期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走廊研究将会具有一个更大的区域性视角，为理解中国提供新的视域，二者相结合可形成一种走廊研究范式。徐黎丽也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中找寻当代“一带一路”的生命力，以民族走廊为抓手探寻中国边疆治理的新理念，并提出通道理论，认为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既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赵旭东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走廊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并为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提供历史性契机。

    （二）在人类学视野下探讨“传统－现代”转型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向现代转型，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适应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传统的现代转型问题呢？通过对以往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立－同化”二元划分的反思，我们提出理解传统－现代关系的“四元论”，即对立、同化、联结、并存，其中“并存”与“联结”是理解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核心，我们将其称之为“并联”模式。这种“并联”模式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第一是从文化层面来理解传统—现代的“并联”模式，即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变迁与适应问题；第二是从社会层面上来理解传统—现代的“并联”模式，即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

    首先，从文化层面来理解传统—现代的“并联”模式。由于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全球的同质化，反而凸显了地方化，所以在全球现代化的今天，地方传统文化一直以一套自我表述的话语体系不断地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突出自我、表现自我，从而形成了地方传统文化与全球现代化并存联结的结构。当前，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变迁与适应问题讨论最多的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国内人类学无疑走在众学科之前，人类学研究者纷纷以各自的田野点为基础，对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展开讨论。比如方李莉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以景德镇民窑手工艺人们的社会群体生活为切入点，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特别是当传统面临现代转型时，传统文化、传统手工技艺及其传承方式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探讨如何保护与传承传统工艺方面，万辅彬等人编著的《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工艺》可谓是一部力作，该书结合科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如壮族造纸、壮锦、苗族蜡染、侗族服饰等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现代化背景下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等问题。此类研究不胜枚举，但是都只是停留在地方视角，无法从宏观层面上对整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推动作用。对此，彭兆荣结合当下国家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探索乡土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大力倡导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中国范式”，企图改变我国目前“有遗产无体系”的困境。此外，在众多传统－现代转型的议题当中，宗族在现代社会的复兴与转型也引起了不少人类学者的关注，比如钱杭的“转型宗族”、杜靖的“喷泉社会”、周建新的“文化抗争”等都是对宗族在现代社会的处境进行的有益探索和思考。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理解传统—现代的“并联”模式，即对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进行探讨。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解释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此之前，费孝通也有过一些思考和探索。1986年初，费孝通在考察了江苏浙江一带形成的“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温州”局面之后指出，苏南模式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企业经营模式，该模式主要由公社制衍变而来，而“温州模式”主要是指温州的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它强调的是个体经济，其特点可以用“小商品大市场”来加以概括。从1988年至2003年的15年间，费孝通多次赴广东省追踪调查，他以“珠江模式”来概括珠三角地区及其辐射地区几个发展路子如“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等。此后，费孝通又提出了“区域发展”概念，以期从宏观层面上来把握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纵观费孝通的学术轨迹，从最初农村社区研究到后来提出的“模式”和“区域发展”概念，都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思考。

    沿着前辈学者的足迹，最近几年，为了能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进行研究，推动人类学民族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以张继焦为首的一批学者，以老字号这个链接传统与现代的经济社会主体为抓手，以企业人类学为学科基础，提出了“四层次分析法”，从微观到宏观对老字号企业、老商业街、城市复兴与城市竞争力以及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入手展开研究，以求摆脱传统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带来的桎梏。此外，近两年来我们已开始把研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提出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这两个概念逐渐推广成为分析一般社会结构的概念；也正在试图把企业人类学“四层次分析法”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今后，我们还会陆续提出一些研究方法比如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三层次分析法，新结构主义、新功能主义等，并将其推广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四、实现国际化：走向海外，减少学科封闭性，加强国际对话能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作为一个与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并存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比如纳日碧力戈认为：“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中国人类学家加强多学科交流和研究，尤其要了解和利用海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经验与成果。何星亮认为，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一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同一的结构，二者互为前提，互为补充，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的关系，事关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前途与命运。目前，中国人类学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走向海外，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加强与国际学界的合作。

    （一）走向海外研究

    虽然中国的人类学自引进之初，就一直从事着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但也有少数前辈学者涉及海外异文化研究，比如吴泽霖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种族问题的研究，李安宅对新墨西哥州祖尼人的民族学调查，田汝康对沙捞越华人社会结构的研究，李亦园对马来西亚麻坡镇华人的生活调查，费孝通对美国人的研究，许烺光对中国人、印度人与美国人世界观与民族性的比较研究，吴燕和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的研究，乔健对北美拿瓦候、祖尼、玛雅等印第安人的研究等，这些前辈学者开创了中国学者海外研究的先河，为后继中国人类学者开展海外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海外异文化研究重新进入到中国人类学者的视野当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开展海外研究。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也开始鼓励高校“走出去”开展海外研究以顺应时代需求，特别是2011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的文件更是在全国各地高校中掀起了海外研究的热潮。在这股热潮当中，人类学自然不会错失机会。为了更好地开展海外研究，拓展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2011年11月，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人类学界正式将海外民族志研究及其相关人才的培养纳入制度化的教学科研当中。此外，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4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正式成立；同年9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这些机构的成立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搭建了高端平台。除此之外，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众多高校与研究机构就已经开始派出年轻学者前往世界各地，如美国、法国、印度、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海外实地田野调查的开展，还是海外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无不体现出海外民族志越来越成为国内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

    关于如何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麻国庆认为，首先要理清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海外研究本身应该放到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体系当中，它是通过对世界现实的关心和第一手资料来认识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第二，强调中国与世界整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的。比如，中国企业如何进入非洲，如何回应西方提出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的问题？第三，在对异文化的认识方面，如何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第四，海外研究还要强调海外与中国的有机联系性，比如“文化中国”的概念，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针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他提出了“跨区域社会体系”概念。同样，王铭铭针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三圈说所提出的华夏世界“三圈说”可以看作是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的一种回应。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要有中国特色。尽管当前国内人类学界关于海外民族志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但大家比较认可的是，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界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所以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需要采取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立场来看待和理解海外世界。周大鸣等认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应该从中国自身文化体系、认识论体系出发去理解海外。赵旭东更是在海外民族志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的“一带一路”人类学与民族志概念。正是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来“凝视”海外，所以国内学者认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要有中国特色。高丙中认为，中国人类学应该有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他延续了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到的“世界性社会”来作为海外民族志的支持性概念。王延中也认为，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海外人类学研究要树立中国特色，不能仅仅局限于为政治服务的需要，更需要深入细致的调研，不仅要用中国人的视角透视世界，更需要站在被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看待他者所面临的问题。郝国强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民族志实践需要从三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从观念层面解决理论预设和本土解释的困惑；第二，从现实操作层面解决田野进入、田野融入与田野产出的问题；第三，从理论层面上把握海外民族志的理论导向与写作原则，即坚持以“他者”为指向、以反思为导向、以当下为蓝本、以常人为对象的原则。

    （二）广泛参与国际对话和合作

    2009年7月27－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简称“昆明大会”）在昆明圆满召开，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类学界所举办的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这次大会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多学科对接。

    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参与国际活动越来越频繁，参与规模也越来越大。以中国人类学界单独或联合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为例：

    2012年9月10－14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不仅协助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举办各种会议活动，而且还单独举办主题为“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专题国际会议，参会代表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中国、意大利等5个国家的近10个研究机构。

    2012年，彭兆荣与一位美国学者合作，联合主持了主题为“东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旅游业和少数民族群体”专题会议，有中外代表28人参会。2012年，何明与一位新加坡学者合作，联合主持了主题为“东南亚高山地带的傣族及其亚洲民族志”的专题会议，中外参会代表有23人；2012年，施琳与一位美国学者合作，联合主持了“人类学、民族学视野中的经济范畴：经济人类学暨民族经济学专题会议”，有28位中外学者参与研讨。

    2015年5月16日至20日，由吉首大学应用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和汕头大学工商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相际经营原理”研讨会在湖南吉首市召开，中、美、日、印等多国学者与会讨论，这表明了由中国本土学者杨庭硕提出的“相际经营原理”开始在国际人类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中国人类学对国际人类学的又一个重要贡献。2015年10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暨纪念费孝通先生大瑶山调查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创新发展”、“文化遗产与文化自觉”，以及“纪念大瑶山80周年、缅怀费孝通先生”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在此次会议上，多数中国学者向国外学者展示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也得到国外学者高度的赞赏与认可。

    2018年6月23日至24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主题为“全球相遇：跨国流动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19个国家的近百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讨论跨国与跨境流动的现象、理论与方法。

    从上述这些由国内外学者主持参与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正在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荷兰、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法国、泰国、西班牙、印度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广泛地开展合作，中国学者开始以一种大国学者应有的自信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为中国学术积极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

五、结语

    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一直以来孜孜以求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无数学者曾为此呕心沥血，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但学科现状并未得到较大改善，反而在新时代里面临更大的困境。自从习总书记发表“5·17讲话”之后，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界的学术使命。针对当前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及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我们提出建设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的三个方向和三种能力：一是要致力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不断减少学科依附性，增强本学科的自主能力；二是要致力于人类学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减少学科惰性，不断提高本学科的适应能力；三是要致力于人类学国际化的努力方向，减少学科封闭性，不断提高本学科的对话能力。

    目前，我国人类学研究工作者们已在人类学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三个方面均作出了努力，也提出了不少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学派如乡村学派和城市学派，开始关注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比如民族走廊、“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并逐步走向世界各地，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此外，中国人类学学者们开始以大国学者的自信积极参与国际学界学术活动，加强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合作。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一定会构建起来，中国人类学也一定会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