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与边政忧思：谷苞先生的卓尼经济研究

市场、土地与边政

边疆民族地区的市场和土地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谷苞先生的卓尼藏区研究与费孝通、张之毅等人的边疆经济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取向，他清晰地意识到，边疆的经济生活深嵌在政治和宗教系统当中，同时也与边疆人民的传统心态密不可分。单纯希望依靠着经济变革来改变边疆社会是不现实的，他给自己的最重要的学术任务是首先澄清边疆政治与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经济变革往往是政治、军事和宗教问题变革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20世纪 40年代，卓尼的市场极不发达，整个县城只有两三家小杂货铺。该地区的贸易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藏族牧民用牧业产品和在山林中采集狩猎获得的药材、菌类、动物与周边回汉两族交换茶叶、粮食和盐等生活必需品；第二种主要是临夏、临潭的回民商队去四川藏区及卫藏地区做生意时过境的贸易；第三种则是汉人马帮以枪支换取迭部等地的鸦片［7］。后面两种贸易还会给当地寺院和头人带来保护费的收入以及一定量的礼物，以换取商道的通畅平安。1946年 10月间，谷苞先生经过达拉沟，正赶上卓尼土司杨复兴率兵进剿鸦片种植区，当地藏民竟然持枪与土司军队对峙，导致三村被毁。两天后，他经过松潘属地扎来族村落时，也曾看到川甘边疆最大的鸦片种植区。当晚借宿在扎尕那世袭大头人家里，大头人告诉他，夏天时经过扎尕那前往烟区的汉人居然有三四万人，这还只是在通往烟区的几条道路中的一条上看到的情形。历史上甘肃是茶马贸易的重要市场，明朝所设五个茶马司有四个在甘肃，其中洮州茶马司就设在临潭，但热武器的兴起使得茶马贸易这样一种优美的政治-经济策略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汉人开始在这个区域租种藏人土地种植鸦片，雇佣藏人武装保卫。贩烟者将大批枪支弹药运进藏区，造成了边疆社会的动荡，而鸦片则进入汉人的喉管，“消灭了他们周身的筋肉志气以及全部的财产”［8］。但谷苞先生并不认为鸦片可以因武力进剿而被消灭，烟区的农业条件往往恶劣，当地藏人极度缺粮，禁烟必然会导致他们在饥饿的驱使下拿起枪来，一如达拉沟的人不惜与土司开火。边疆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民生问题，这一问题如不能解决，边疆社会将永远处于危险当中。 

在《甘肃边区问题中的民生问题》一文中，谷苞先生指出，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当地藏人想要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实现粮食自给是非常困难的，可行的道路仍旧是开发当地的牧业和林业资源，同时由国家出面“设置或扶助边区与内地物资调剂与交换的机构，以便免除边民被旧式商业系统的剥削”［9］。“改善贸易制度一点，对于番民生活的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做‘番子生意’和‘蒙古生意’的商人因为谋取利润太高与不正当的欺骗，便无形中加重了边民对于生活的负担。……这不但是我们的意见，实在也是边民大家的公意，民国三十四年西南边区番民代表在拉卜楞寺集会时，他们就提出了这种要求。”［10］在谷苞先生看来，改善边疆的民生状态是边政工作的真正起点，奢谈边疆教育、边疆政治都是没有意义的。

卓尼自身的土地产出，要为土司提供税收与贡赋，还要支持当地宗教的发展，包括僧侣长时间的外出学习，在战时，所有的军费也从土地产出中支出，剩余的部分才能够用于发展现代教育和民生，实在无法提供任何改善民生的机会。但卓尼的土地制度与土司制度配合紧密，土地产出虽然不多，其经济功能却直接服务于地方政治、军事与宗教，因此是理解卓尼社会的关键因素。谷苞先生说：“兵马制度我认为是土司制度的神髓，因为它一方面是土司武力的凭藉，另一方面却又是土司的经济源泉。靠了武力，对外可以建立武功，对内可以殄除抗命的集团。”［11］所谓兵马制度是一种寓兵于民的方法。卓尼的土地共分成四种：一是兵马田，所有权属于土司，作为军事份地分发给属民使用。卓尼的军事组织是所有属民按照地域分成的 48旗，每个旗是一个战斗单位，家户是兵马田的拥有者，而旗则占有周边的草山、森林和水源。二是衙门田，土司直接掌管，出租或者出佃于藏民，这种土地不附着军事义务。三是章珠田，属于寺院所有，一般来说是寺院直接的属民租种。四是掌尕田，属于卓尼土司的扈从集团十六掌尕所有，可以自由买卖。

在卓尼的各个地方，一般一份掌尕田都是十亩左右，其拥有者战时有义务应召出一兵一马，武器和给养全部由士兵自备，无故不应召者会被罚牛或罚羊，严重者甚至会在战争结束时被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这对当地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战时之外，有兵马田者还有替土司和寺院出乌拉（主要是运输类的劳役）的义务，一般十天左右的乌拉每户一年轮流一次，两天左右的短乌拉则一年数次。战争和乌拉中人畜死亡都不会获得抚恤和赔偿，但可免除乌拉三年，根据笔者的调查，亦有免税三年的案例。税收每年每户纳粮四公斗五升，制钱三百文，草或者柴火一背。根据笔者的调查，这主要都是农区的状况，牧区的税收情况与此不同，尤其由于部落制度的存在，税收和贡赋有时是以部落或者旗为单位的。杨土司的一位团长，后来做了卓尼县副县长的杨生华对牧区税赋作了介绍：“农区以户为单位，每年交土司衙门粮食一斗；牧区以旗、村为单位，每年交土司衙门猪、羊、酥油等，视牧区部落之大小历有规定，由来已久，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林区及有特产的地区，则交烧柴、油籽、木炭等。”［12］杨生华所言“一斗”为当地的度量单位，合 45斤，与谷苞先生所言相同。由于卓尼藏民不向国家纳粮，这些税赋确实不算沉重。

卓尼土司治下的政治制度极为复杂，48旗又分成不同的集团，每个集团和土司的关系都是不同的。谷苞先生专门描述了洮河上游的“朱扎七旗”与土司关系逐渐疏远并形成一个高度自治集团的过程［13］。朱扎七旗因位于洮河两岸，又被当地人称为“水边人”。朱扎七旗由65 个村组成，一共有 1000 多户。清朝乾隆年间，土司由于风水的原因，勒令加当村让出土地，另在他处择地而居。此举招来七旗民众的不满，他们赴京抗告 13年，清政府从民所请，不但严厉申斥了土司，还在朱扎七旗当中设立“大总承”一职，旗下藏户除按例上缴税赋和应召从事劳役与出战外，不再受土司的辖制。大总承采用选举制，参与投票的是每个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耆老，每任期三年，可连任，历史上也出现过大总承被七旗民众罢免的案例。大总承之外，每旗设小总承一人，小总承下设总管区两个，每区设总管二人。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对历史材料的比对，卓尼大致是每 100户设总管 1人，朱扎七旗 1000户共 14个总管，大约是历史变迁所致。杨土司在朱扎七旗设旗长一名，但实际上不能干涉旗务，所有应缴之钱粮贡赋均由大总承征发后递交旗长。七旗有自己独立的自卫权，也有着明确的内部司法权，大总承可独立裁决内部的民事纠纷。“番民如遇有重大争执，可向大总承告状，……原告执哈达一块并酒一壶，到大总承跪告情由；大总承接受后即差人至被告处着其觅保，被告找到保人后，即由保人将被告胸前之纽扣割下一个交与差人，以为担保之证据。一两日后，大总承……传齐原被告双方，双方各讲完理由后，大总承即交由该村老民三四人负责调解。”［14］在调解过程中，一个老民代表原告，一个老民代表被告，其他人则为仲裁，调解结果写成文书交由大总承保存。因妨害他人身体、财产而被裁定的处罚，较轻者罚哈达一块、酒一壶，较重者罚五升青稞制成的酒、羊一只，最重者则罚硬币多至数十元，所得罚款要布施于寺院。结案后，原告需送大总承制钱三串，并献一只羊给朱扎七旗共同供奉的常遇春庙。小纠纷也可以由小总承来处理。由于保有高度的自治权，七旗与土司之间的纠纷在所难免。有清一代，甘肃和洮州厅地方政府一直在努力调解两方矛盾，到嘉庆二十三年，七旗已经不再向土司衙门缴粮，而是直接缴纳到洮州厅。

朱扎七旗案例极为清晰地揭示出了卓尼土地产权和分封制度的内部复杂性。军事份地制度并非兵马田的所有产权内涵，卓尼土司在通过兵马田豢养一支可随时召集的军事力量的时候，还要面临部落和旗一级的土地产权问题，这一土地产权问题和围绕在兵马田周围的草山、森林及荒地有关，这些土地构成了部落和旗的私有地产和居住权，是不能被土司随意剥夺的。甘肃和洮州厅地方政府扮演了部落民的上诉法庭的角色，在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土司被提前继承、老土司被迁居到临潭的情况［15］。国家对卓尼土地的所有权通过部落民的上诉权明确地体现出来。与土地产权相联系的是内部司法权和行政权。实际上，在农牧结合地带，部落形式的内部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保留更加完整。在中国边疆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再分封制度历来被研究得比较少，因而也就无法透彻了解土司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朱扎七旗的草山、森林和荒地是集体产权，这种情况更加类似于印度和日耳曼人的村落共同体，而不像法国和英国的封建制度。

兵马田的产权由土司和藏民家户共同拥有，且负有明确的军事与劳役义务。土司的土地产权不能交易，但藏民的土地产权是可以交易的，而且这种交易伴随着军事和劳役义务的转移，同时也伴随着购田者身分的转移。谷苞先生最重视的是在土地交易中汉人因购买藏人的土地而成为土司属民的情况，这一点无疑与上文中提到的化城乡铺民身分的世袭性及外人取得铺民身分的机制之间有着明确的可比性。

当汉民由于灾荒、逃役、犯罪或者人口过剩等原因来到卓尼的时候，他们大多都寄身于藏民家中的“尕房子”，也就是供有佛堂的大房子边上的小房子，在村中从事手工艺、商业或者出卖劳动力等谋生，他们没有耕地，更没有公共土地的使用权。这些人由于不必负担土司衙门的税赋和兵役，时常手中可以攒下一小笔钱。藏民由于吸食鸦片或者向土司衙门或寺院借贷而无力偿还时，就要出抵自己手中的兵马田，汉人便会借机购买土地，这就是所谓的“吃兵马田”。购买土地的时候，需要出卖者村中十个成年男性的同意，同时还要征得土司的同意，从土司衙门领到一份空白的定制尕书，购买土地的人要向土司赠礼制钱两千。尕书上除了土地交易的内容外，还要写明所有的税赋、劳役、兵役一并转让给吃田者。尕书签订后，吃田者还要请十位本村保人吃酒［16］，这十位保人就是村落、部落或者旗下的集体产权的代表。保人在土地出让契约中的地位表明，即便是土司分给旗下的兵马田，也包含了基层社会组织集体产权的意味，并不能完全看作吃田者和土司双方根据军事和乌拉义务而有了土地权。从此，吃田者就成为了土司的属民，同时也就获得了草山、森林和荒地等共同土地的完全使用权，成为土地所在村落的正式成员，并因为吃田地而成为当地亲属群体“沙尼”的一员，与同一沙尼的成员之间形成了生活与仪式上密切的互助关系。

除了吃兵马田，汉人另有一种定居于卓尼并成为土司属民的方式。由于大量的成年男性出家为僧，部落或村落中时常出现寡妇无人继承的情况，这时汉人就会获得入赘藏民家户的机会［17］。由于兵马田及一切其他各种政治经济权利都是附着于家屋的，入赘的汉人在结婚时就几乎获得了完全的藏人身分，一切权利、义务都和藏人无异，包括村落内的沙尼关系和公地使用权。上述两种方式使得汉人不断进入卓尼藏区。据谷苞先生的估计，这样的汉人家户在卓尼农区大概占到五分之一强。这种大规模的汉人移入在民国期间就已经推动卓尼农区的汉藏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