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考察与顾颉刚的民族思想

西北考察与顾颉刚的民族思想

杨红伟

摘要：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前往甘肃、青海进行实地考察，辗转于洮、岷、河、湟等地。此次考察对顾颉刚的一生影响甚大，是其后来追忆的重要内容，更是其民族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关键经历。他感受到民族和边疆危机之深重，先后主张废除使用 “中国本部”、“民族”等具有分裂性的词汇，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并利用大量的西北考察知识对该理论加以阐释和深化。 西北考察经历对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定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西北考察；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作者简介：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19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9年第14期转载。

顾颉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创建“古史辨派”，学术成就享誉国内外。他总结学术生涯时，自认为在古籍整理、民众教育和边疆史地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成就突出。边疆史地研究包括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民族理论的探索和民族研究的深化，它们和民族教育一样，与他的考察活动直接相关。喜欢旅行的顾颉刚主张将实地考察作为提升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他多次开展实地考察，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甘青两省的考察，对其影响至深且巨，不仅使其对民族研究抱以浓厚的兴趣，还直接推动了他对民族理论的思考。目前学界对顾颉刚西北考察和民族观进行了较多研究，梳理了顾颉刚西北考察活动的史实，对西北民族教育的探索以及考察活动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对其民族思想的研究多探讨他在古史研究中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尤其集中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论证。其实，西北考察的时间处在他提出这两大理论之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提出影响很大，然而学界对他西北考察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民族理论关系的探讨较为薄弱。故笔者利用顾颉刚日记、书信、随笔和自传等资料去探索他在西北考察结束后，如何利用西北民族知识去深化“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民族理论的，进而挖掘其民族思想中的西北因素。

一、 西北考察： 顾颉刚的甘青之行

“西北”是指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言人人殊的地理空间。民国时期，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报章杂志对“西北”空间范围的表达和认知存在诸多差异。不少人对他们的“西北观” 进行细致统计和分析，认为它基本呈现出中心比较稳定，外延伸缩性很强的特征。其中，相对稳定的 “中心”区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诸省。为了表述方便，本文也将西北地区限定于陕甘宁青新五省，来看待顾颉刚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西北考察活动。究其一生，顾颉刚先后五次涉足西北大地：1931年四五月间，他与容庚、吴文藻和洪业（洪煨莲）等前往冀、鲁、豫、陕各省进行古迹古物调查，这是他首次进入西北大地，不过此次考察活动不涉及民族问题。第二次是1936年 11月，他同徐炳昶和李书华等赴西安参加陕西考古年会，此次学术活动亦与民族问题无涉。第三次是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考察西北教育，后著成《西北考察日记》。他在此次考察涉足甘青两省近20个县市，与当地汉、藏、回、蒙等诸多民众进行访谈和交流。这是他历次考察中时间最长、调查最为详实的一次，也是对他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实地考察活动。第四次是1948年下半年，他应辛树帜校长之邀，担任国立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最后一次是 1950年10月，他应时任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和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邀，在西安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活动。在这五次涉足西北的活动中，第一、二、五次都主要在西安，第三、四次主要在甘肃， 真正称得上实地考察的只有第一次和第三次，驻留时间最长的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对其民族思想直接相关且影响深远的经历当属第三次，本文也主要集中讨论他此次考察活动，以及与其民族思想的关系。

顾颉刚几次前往西北地区都事出有因，皆与学术活动有关，绝非自由旅行。他在《皋兰读书记》中说明自己于1937年前往西北考察的缘由，即日本人在北平“通缉抗日分子居其一，抗日分子中又 以予居首，余遂不得不出走，走则至甘肃”。当时全国除东北早已沦陷、华北陷入战火之外，尚有众 多安身之地，顾颉刚为何独独选择僻远的甘肃？事实上，避难出走，“走则至甘肃”寥寥数言并未道 出实情，遮蔽了诸多细节，不少人却以此为据，信以为真。

1937年7月21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半个月，日军已经侵占北平。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的顾颉刚在苍茫夜色中匆匆离开，辗转绥远、南京后回到老家苏州避难。8月底，他收到了来自中英 庚款董事会的信函，该会将任命他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前往甘宁青三省考察教育。1931年成 立于南京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朱家骅的领导下，提倡发展僻远省份的文化教育。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十 分落后，而具体详情尚未可知，故需派熟悉西北的人士前往考察，弄清实情，制定计划。加之，顾颉 刚等人对西北地区的关心早于几个月前就被中英庚款董事会所注意，总干事杭立武访问北平就为设专 款补助西北教育之事，“集合北平方面关心西北之人士，共同讨论”，顾颉刚就在受邀之列。如此看 来，顾颉刚考察西北似乎存在着多种机缘，如果没有朱家骅的帮助，没有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支持，他的西北之行恐将难以实现。但我们不能将顾颉刚考察西北视为他当时面临的可以选择的唯一出路。

作为“古史辨”的代表人物，且在杂志编辑方面已有丰富经验的顾颉刚，他完全可以在众多高校和出版机构谋取一份不错的职业，但为何前往西北考察成为他的最终选择？笔者认为，他此前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就注意边疆民族研究和实地考察，且在一年前的禹贡学会的工作计划中，对西北地区民族、教育、经济和宗教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实为重中之重。在其拟定的三条考察路线中第二条路线为：“由皋兰沿湟水西至西宁，复循青海北岸西达都兰；归途则由西宁南经塔尔寺至贵 德，东循黄河至循化，再入大夏河流域之夏河及临夏二县而返皋兰。此行目的，在考古方面，可考察 都兰一带吐谷浑及吐蕃所遗留之古迹。在民族方面，除藏族之外，可研究青海蒙古，及循化突厥族 之撒拉尔人。在宗教方面，西宁、宁夏既为西北回教之两大本营，塔尔寺、拉卜楞寺又为喇嘛教之两大中心，亦可附带考查。”1937年4月25日，段绳武组织西北移垦促进会，顾颉刚受聘为该会理事， 以召集各界人士成立考察团，制定前往西北地区开展实地考察计划，开展考察宣传等。为此，顾颉刚公开筹组考察队员，《立报》加以报道，预计考察西北的时间为7月中旬。组建后的该考察团行前发表文章，陈述西北考察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计划考察西北“社会、教育、农牧、水利、森林、矿产、医药、卫生”等各类事实，进而“钻进西北民众的生活层里，来认识他们，提出西北的切实问题”。憾的是顾颉刚患病卧床，未能如愿参与考察活动，加之几日后七七事变爆发，顾氏亲临西北考察的计划被迫中断。所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派前往西北考察正符合他的个人意愿，再续之前计划。

9月29日，顾颉刚与王文俊飞抵兰州，首次踏上了甘肃大地。几日后，由顾颉刚、陶孟和、戴乐 仁（英）和王文俊等组成的考察团前往甘肃全省学校最多的临洮县考察，参观学校、出席教育界欢迎 会和发表讲演等。随后他们返回兰州，转道西宁等地。11 月初，考察团开会讨论补助西北教育计划， 草拟报告。报告递交南京后，戴乐仁、陶孟和等先后离去，顾颉刚则选择留在兰州主事。北平不能 归，老家苏州已于11月23日沦陷，“而西北青年颇乐与予相接近，……故亦做久居之计”。同月，顾颉刚在兰州创办通俗读物《老百姓》旬刊，借用西北多民族元素构成的民歌形式改写鼓词等，号召 各民族团结一致投入抗战中。寄居兰州期间，顾颉刚逐渐意识到“要了解西北决不能单看省城，必须到外县，到边地去走一趟，才可有亲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设计”。是故，他开始深入条件艰苦的外县和农村考察，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亦是他求真务实的性格和态度使然。

1938年初，顾颉刚与王树民、杨向奎离开兰州，赴甘肃中部和南部各地考察。2 月，正在临洮等地的顾颉刚遭到爆发于省城兰州的学潮运动的牵连，甘肃教育机关的一些人将隐忍于心的怨气发泄出来，直指顾颉刚四处调查侵犯了他们的教育权力。他们还诬称顾氏为共产党员，上告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请求将其调离甘肃。加之，甘肃学院大闹易长风波，他恐被牵涉而选择深入河洮岷地区，“观汉、藏、回诸族之杂居及喇嘛教、回教之活动”。 4月，顾颉刚萌生了离开西北之意，7月24日，他下定决心受聘于云南大学。8月初，他返回兰州，其间赴西宁创办湟川中学。9 月9 日，他飞抵西安，次日飞往成都。由此，顾颉刚为期一年的西北之行正式结束，足迹遍及甘青两省19 个县（局）。

笔者梳理了记载详实的《西北考察日记》和《顾颉刚日记》，描绘出他此次考察的行程路线：兰州（1937年9月29日—10月1日）→临洮县（10月2日—13日）→兰州（10月14日—21日）→西宁县（10月 22日—31日）→永登县窑街（10月31日）→兰州（11月1日—1938年1月3日）→临洮县（1月4日—2月9日）→渭源县（2月10 日—23日）→临洮县（2月24日—27日）→康乐县（2月28日—3月6日）→临洮县（3月7日—4月20日）→渭源县（4月21日—23日）→陇西县（4月24日—29日）→漳县（4月30日—5月2日）→岷县（5月3日—10日）→临潭县（当时县治在新城镇，5月11日—17日）→卓尼设治局（今卓尼县，5月18日—20日）→临潭县（5月21日—6月4日）→卓尼设治局（6月5日—6日）→临潭县旧城镇（6月7日—16日）→夏河县黑错乡（今合作市，6月17日—21日）→夏河县（6月22日—7月12日）→临夏县（7月13日—18日）→永靖县（7月19日—24日）→临夏县（7月25日—26日）→和政县（7月27日）→宁定县（今广河县，7月28日—29日）→洮沙县（该县已废，今属临洮，7月30—31日）→兰州（8月1日—16日）→永登县（8月17日）→西宁县（8月18—27日）→乐都县（8月27日）→兰州（8月28日—9月8日）→离开兰州赴西安（9月9日）。

由上可知，他在兰州呆了103天，时间最长。除前后两次在西宁共呆了20天外，其余时间都在甘肃省境内，主要集中于洮河、渭河和大夏河流域的诸县（局）。其中，他先后五次驻留临洮，三次驻留临潭，两次驻留渭源、卓尼和临夏，在临洮驻足时间最长，达90多天。这将近一年中，顾颉刚深入甘青两省乡村社会进行实地考察，所见所闻对其民族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对西北考察经历的记忆

西北考察结束后，顾颉刚回到川渝述职，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报告考察经历以及他对补助西北教育之看法。其后，他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商讨补助卓尼禅定寺喇嘛半日学校的计划，向教育部次长张道藩和顾毓琇等陈告回藏民族教育意见。至此，顾颉刚此次西北考察的任务最终完成，但这并未隔断他与西北考察之间的联系。

第一，他将考察随笔进行整理，依次发表，以告知大家，增进国人对西北社会的了解，唤起国人对西北民族、边疆等问题的注意。1938年10底，顾颉刚抵达云南，仍对西北教育和考察经历充满热情。例如他在信中写到：“抵滇后生活较为安定，拟将年来所得材料陆续写出 既为我生命史中留下一深刻之印痕，且期以西陲风物报告国人，为他日开发之一助。”10月24日，他为陶希圣代写《西北回蒙藏民教育提案》以递交国民参政会讨论。次日，他与林同济等谈论西北事宜。29 日，他向云南大学附中师生讲演西北游历的见闻。其后，他用大量精力对西北考察经历加以记述和回忆。12月初，正值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劳团向蒋介石等献旗，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顾颉刚再览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向中法友谊会讲演《拉卜楞一瞥》。他在演讲中介绍了拉卜楞寺的地位、建筑、历史和政教合一制度等，为听众呈现了一个汉藏边界地带的藏传佛教信仰中心社会。12月13日，他搜集撒拉族方面的史料，次日写成《撒拉回》一文，介绍了他从阅读、实地考察和交流等途径获得有关撒拉族的知识，撒拉人自称从中亚地区迁徙而来，但血统“番多回少”，主要居住在循化十八工，约有四五万人， 身体强健，骁勇善战。24日，他看《西宁志》，搜集有关“土人”（土族）的材料。1939年3月，他看《狄道州志》、《甘肃通志》和《西宁府志》，搜集土司方面的材料，写成《甘青史迹丛谈》。可见，他在考察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在关注西北民族问题，反映了西北考察经历对其影响深远。

1944年，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付梓出版，集中表达他西北考察经历及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 西北考察见闻以及由此感知的边疆民族危机，促使顾颉刚时刻心系国家和民族，“若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他撰写有关西北的文字零散载诸报端，毫无系统，陈藏于匣中的日记等大量文字“而久恨无出版机会”。在创立史学书局的郑逢原的邀约下，顾颉刚准备将“原有日记一册，日书方数行，即就所忆旧事加以扩充，重写而付之”。虽经几番波折，《西北考察日记》最终发行于世。 顾颉刚记日记原本为“只记下一些生活和经历，作一个备忘录，供查考的方便而已，并不可拿出来见人”。他出版《西北考察日记》将大量涉及私人生活的文字公开，只为将其考察的真实感受和感悟传达于读者，希望读者能通过他的眼睛感知西北民族存在的种种危机，并引以为鉴，加强民族团结。

第二，西北考察给顾颉刚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察经历成为他日后的谈资，也成为他追忆学术研究和思想观念的重要题材。1946年5月8日，他在开明书店讲述西北情形，几日后又与顾廷龙谈论西北事。1947年夏他与张雁秋谈论西北事宜，“到紫竹林东方语文专修学校演讲西北情形约一小时许，还修改了《河州考察记》”。1948 年他第二次受聘兰州大学， 再次踏上西北土地。在兰期间，他专心教学和研究，等再次离开西北后，仍对西北念兹在兹。至1954年他调到北京时，还在客宴上介绍西北考察见闻。1958年，侄子顾德融去新疆调查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之前，顾颉刚向他强调实地考察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以西北考察的经历和收获为例，向其展示考察时拍摄的照片等。可见，西北考察是顾颉刚难以忘怀的经历，伴随一生。

第三，考察西北后，他深知边疆危机之深、民族问题之重，尤其是西北民族宗教间的巨大隔阂和帝国主义者离间分化的重重危机，进一步促动他从学理上驳倒民族分化的假说，揭穿妄图毁灭 “中华民族”的阴谋。这直接推动了他利用西北考察知识，提出和阐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

三、利用西北考察知识阐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

顾颉刚考察西北结束后，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其念兹在兹，对西北考察的民族知识再加利用，尤其是在西北考察中获得的民族知识成为深化他民族思想的重要经验、理论灵感和事实例证。

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号召各界共同建设边疆，“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他在该周刊上发表文章，集中阐释他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反映其民族思想的深化。1939年元旦，顾颉刚发表《“中国本部 ”一名亟应废弃》，明确提出废弃使用“中国本部”一词。其实，几年前他在《禹贡》半月刊的发刊词中就提出“本部”暗含分裂国家之意，提醒大家注意。虽经他此次撰文明确立场，日本人创造“中国本部”一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日本将满、蒙、回、藏各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与汉族聚居的“十八省 ”分割开来，为其吞并满蒙、染指回藏地区张本。考察西北后的顾颉刚深知边疆危机之重、民族矛盾之烈，号召弃用 “中国本部”一词，深具从学术角度和现实立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爱国热忱。

1939年2月6日，顾颉刚收到傅斯年来信，在信中责备他创办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登载的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此，他将久蓄于心的问题表达出来，最终形成了八千字长文《中华民族是一个》，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2月13日，他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废弃“中国本部”一词时，提倡舍弃“五大民族”这一概念。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引进“民族”概念后，在传统中国已有的“汉”、“满”、 “蒙”、“回”、“藏”等后缀上“民族”，“随口就把‘汉民族、回民族、藏民族、摆夷民族’ 乱嚷出来”。然而，这些新鲜的名词在心理上区隔了你我，为敌人的分化活动提供了门径。他认为 “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不仅是一种信念，还是一种事实。它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就已萌芽，其后在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它既没有纯粹的血统，也没有统一的文化，仿若一个大熔炉和大集合体。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本来就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 “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绝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因为它可以将“汉人”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不同的边地人民”统合在一起，有利于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可见，顾颉刚既否定了自己在《古史辨》中比比皆是的“越民族”、“楚民族” 等称谓，也否定了先前没有“民族”只有“种族”的说法，大大修订了其已有的民族思想，强调了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并将其拔高至有且只有一个的地位，即“中华民族是一个”。

虽然顾颉刚直到1939年初才正式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但这一观点早已在其头脑中酝酿多年。其女顾洪认为西北考察强烈刺激了顾颉刚，“他毅然担负起一个历史学家鼓吹与宣传的使命，他要急切地创立一种理论，把帝国主义者分化边疆同胞和欺骗全国人民的谬说驳倒，揭穿他们企图毁掉中华民族的阴谋”。所以，西北考察经历直接推动了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他本人在回应这一理论提出的历程时也说：他在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中亲眼目睹残破颓败的农村社会、丰富多彩的民族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危机四伏的边疆安全，“在车箱之中，马背之上，结构成一套理论”。因此，他反复利用西北考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例和文化现象、所思所悟的民族思想等， 作为建构起这一民族理论的重要依据。

他在《中华民族是一个》文中阐释“民族”一词给国家带来危害时就利用自己在西北考察的所见所思。“我游西北，刚踏进某一省境。立刻看见白墙上写着‘民族自决’四个大字。我当时就想，在这国事万分艰危的时候，如果团结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而向帝国主义者搏斗，以求完全达到民族自决的境界，我们当然是大大的欢喜和钦佩；但倘使他们只想分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求达到自身富贵的私图，对于我们统一的政府喊出这个口号来，那么这位领袖人物就不免成为溥仪和德王的尾随者了，这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吗！”不过，让他略感欣慰的是，西北地区一般人民并不懂得“民族”这一新名词，在人群区分时则采用“教”，如回教徒说：“我们是回教，你们是汉教，再有草地里的人们是番教。”虽然如此，但西北考察的经历使其深感“民族”一词的危害，加之中国人毫无单纯血统可言， 进而没有必要分若干种（民）族。他提出中国境内有汉、藏、回三个文化集团，应通过文化差异来代替具有分裂意义的“民族”，这是顾颉刚进行群体划分的一种折中方式。他承认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着诸种文化差异，但又看到彼此相异的文化集团存在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事实和具有 “渐渐混合为一” 的趋势。

所以，他利用西北考察的事例来证明“文化集团”并非各不相混，它们只是“一个大体的观测，并不是究极的意义”。这三个文化集团彼此界限并不清楚，是相互牵连的，彼此交流交往交融的。他首先利用甘肃宁定县的例子来说明回、汉文化存在紧密的交融。他“听那边人讲，在十几年以前这一县的人民汉和回各占半数，但到近几年来汉人数目竟减至百分之五而回民升至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会这样变？就因经了一次大乱，汉人感到需要宗教信仰，相率加入回教了。”紧接着他用拉卜楞寺、刘登魁和“番女”三个例子说明汉藏文化的交融，且融合的路径既有汉人藏化、又有藏人汉化的双向路径。“藏人称汉人为‘嘉那黑’，称寺院为‘仓’，我到拉卜楞，看见一所大寺，他们称为嘉那黑仓，是汉人施舍资财建筑的。我到青海，听说十余年前，西宁道尹黎丹开办藏文研究社，召集青年攻读藏文，有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名叫刘登魁，他的藏文学得不差，适逢却摩寺的活佛去世，他就入山当了继任的活佛。番人本无姓，我见过一个番女，她有机会听无线电，就从无线电上学得了汉话，又学会了汉歌，对人说‘我愿意姓蒋 ’，因为她知道蒋委员长是现在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她要在自己选择的姓上表示出她的高攀。”其后，他利用回商定居拉卜楞寺周围的事例证明回藏民族互动频繁。回商熟练掌握藏语，深入藏区腹地从事商业贸易，在寺院附近定居下来，形成了有规模的社区，还建立清真寺等。此外，他从民族与宗教信仰的自由组合证明文化集团并非扞格难通。青海省辉南旗人和甘肃临夏县东乡人是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循化县的撒拉人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藏人、永靖县的孔氏后裔信仰伊斯兰教等等。可见，他在甘青藏区见闻了多元民族宗教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方式多种多样，途径五花八门。这些交融的普遍性、多样性和随意性大大地冲击了顾颉刚之前所认为的民族、宗教、文化存在的森严壁垒和重重阻隔。正因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并不受铜墙铁壁的断绝，且有众多现实的例子和路径可作依循，所以团结各种各族，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将其统合成为“永远打不破的金瓯”就存有可能。

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后，一度引起争论，费孝通、翦伯赞等提出质疑。顾颉刚再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作答费孝通。他在回应文章中将西北考察定位为第五度关注民族问题。他体悟到回汉问题异常尖锐，给地方社会带来了巨创深痛，并以在洮河流域的见闻作为例证。“住在洮河西边的回民，日用的东西不能不到东岸的城市里来购买，但买得即走，不吃一餐饭，不睡一夜觉。某一个城，权力属于回民，他们看见汉人手里提了猪肉就包围起来，给他一顿毒打；几个汉人聚在一处谈话，就犯了阴谋的嫌疑。只要地方上起一小乱子，那一定转弯抹角讲作了回汉问题，大打电报，广发传单，造成一个恐怖的局面，学校各设各的，校长是汉人当然招不到一个回民学生，回民当了校长，汉人子弟也不会有一个上门。”西北边疆民族的危机绝不亚于察绥，“各帝国主义者早把战场安排好了”。顾氏亲睹如此局面后痛定思痛，提倡大家摒弃作祟的“民族” 二字，提出“中华民族 是一个”这套理论，号召各族团结起来，和衷共济。

他还从血缘、体质、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论证它们并不能作为构成民族的条件，而真正构成民族条件的只有“团结的情绪”。形成这种 “情绪”，内部原因有“共同历史的背景、共同忧患的经验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原因只有“外侮的压迫”。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这是对他之前所写《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文中所定义的“民族”再做阐释，将构成“民族”的条件从“民族意识的情绪”改为“团结的情绪”，彻底弃用“民族”二字。由此，他对“民族” 的阐释从争论中凸现出来，最终成熟和定型，并提出通过交通、教育、医疗等技术手段来帮助边疆地区各民众形成“团结的情绪”。受政治和战争等环境影响，争论在尚未充分展开前就沉寂下来，各方从现实层面对顾氏的观点予以支持。

此后，顾颉刚的文论中出现西北考察和西北民族相关的文字越来越少，直至1942年9月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边疆学校等地发表演讲中，又集中将西北考察的见闻作为阐释其民 族思想的事例。这些演讲虽然都围绕边疆问题展开，但无不体现顾氏对民族问题的关切。他在西北地区见到回、蒙、藏、汉等众多族群，各族际关系多不融洽，深感边疆问题之严重，写道：“抗战发 生的那一年，我到甘肃、青海一带走了一趟，目击当地汉人、蒙人、回回、番子（藏）相处的情形，方才觉得我们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边疆各民族同室操戈的惨景激发了浸淫于古书古史的顾氏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检索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民族隔离举措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指出清政府削弱回人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他在西北考察中见闻到的回汉感情不睦、人口锐减，延续至今。他以甘肃临洮县作为案例，说：“临洮一地，同治间本有五十万人，一经回乱，仅仅余下三千人，同室相残，概可相见。”临洮是顾颉刚甘青之行的重要站点，先后五次过境，拜访了当地各族知识分子，阅读了大量当地文献，对地方掌故颇为熟悉，故演讲时能 信手拈来，经数年而不忘。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和尖锐的民族矛盾，顾颉刚一以贯之地主张用发展交通、教育、卫生等事业激发边疆民族的国家意识，统合到一个“中华民族”的认同之下。

四、小结

九一八事变后，西北边疆危机日亟，“西北开发”声浪日炽，社会各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辽阔的西北大地。顾颉刚也开始对西北多加关注，卢沟桥事 变后，他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前往甘青两省考察。从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辗转于洮、渭、岷、河、湟地区，亲与汉、回、藏、蒙、土等族民众接触，视野为之扩大，民族知识增长许多。

西北考察结束后，他在昆明创办《边疆周刊》，发表已经深化的民族思想。他号召弃用“中国本部”和“民族”等词，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运用大量西北考察所得的民族知识加以论证，以及作为回应费孝通等人质疑的例证。丰富的民族知识和逐渐深化的民族思想帮助了顾颉刚的 民族理论在争论中最终成型，“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在国难艰危情势下得到众人的支持和认可。它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民族观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柱，并为后来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民族理论产生了影响。

（注释从略）

• 上一篇：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
• 下一篇：19世纪欧洲民族问题中的“族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