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民族学家谷苞

谷苞（1916-2012），祖籍湖南，生于甘肃兰州，著名民族学家。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教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兰州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中亚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等职。

1916年秋季，谷苞出生在兰州市一个城市贫困家庭。幼年生活的苦难，使他从小就立下了发愤图强、造福民众的志愿。1935年7月，19岁的谷苞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先后参加了反抗日寇侵华的“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去宛平、良乡、涿州等地农村宣传抗日，慰问守卫北平十三座城门的二十九军官兵等一系列的爱国活动。

北平沦陷后，谷苞被迫离开清华园回到家乡兰州，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提议下，积极参与创办了《老百姓》（旬刊）《抗敌报》，呼吁民众，共赴国难。1939年夏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合并组成西南联大在云南复课，谷苞遂赶往昆明继续未竟的学业。由于自小处在西北少数民族杂居的环境中，为了将来能够对西北民族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谷苞转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41年7月，25岁的谷苞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被分配至时在昆明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任助教。同年10月，他转到由吴文藻、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实践与调查的工作中，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1944年秋季，28岁的谷苞返回家乡兰州，在国立甘肃学院亦即后来的国立兰州大学担任讲师、副教授，成为西北地区高等学府里开设并主讲民族学课程的第一人。在紧张的执教之余，谷苞曾利用半年多的时间徒步于洮河流域及白龙江上游的藏族农村、牧区中进行社会调查。他一边学习藏语，一边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并写成了《卓尼的土司制度》等30多篇文章及调查报告，连续在国内期刊上发表。1948年暑假，谷苞在辛树帜校长的支持下，又深入到山丹等县的一些自然村去进行社会调查，写作完成了《河西农村的崩溃》等数篇论文和时事报道。这些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黑暗统治的文章，还曾由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广播。

1985年，谷苞受聘为兰州大学教授，领衔申报创办了民族学硕士生学科点，并且招收了兰州大学历史上的首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1986年六七月间，70岁高龄的谷苞在授课之余，又受国家民政部的支持和委托，带领研究生和相关科研人员，重返40多年前曾经徒步深入走访过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夏河等地。调研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民族地方在政治、经济、宗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谷苞根据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在合作镇完成了《旧传统和新变化——甘南藏族自治区卓尼县木耳乡的调查报告》的初稿，其后又经过修改，在当年第4期的《新疆社会科学》上发表。

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谷苞不仅重视学生学术科研能力的培养，更是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温暖与关怀。谷苞的学生吴景山回忆道，在兰州大学读研时，他们每周四的下午都要到谷苞先生家里去上课。进入客厅后，师母总是将沏好的茶水放在每一个学生的面前，让学生们感受到了置身家中的温暖。谷苞上课时十分严肃，寡言少笑，只有在他三四岁大的外孙女进入客厅时，他才会笑眯眯地向学生们介绍：“这是我家的领导。”幽默的话语逗得学生们大笑。

从1983年离休到2010年的27年中，谷苞亲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或担任主编顾问的著作就出版了14部之多。其中2005年5月由谷苞担任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卷本、共300万字的《西北通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9年7月，谷苞与费孝通等合著，由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获得了北京市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谷苞所著的《民族研究文选》第一至第四卷，亦堪称是民族学的经典。

2012年2月5日凌晨，谷苞因病于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逝世，享年97岁。谷苞自1944年秋季来到兰州大学执教，最终又在这里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谷苞的道德品格，以及他在我国民族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在兰州大学学科建设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值得我们这些后来学人尊崇与怀念。

（《兰州大学报》第931期(总第931期) 2018年12月30日第06版）

【魁阁人物】谷苞：在费孝通老师指导下云南社会学研究室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一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占北平,我于8月 13日绕道天津,乘轮船至烟台，辗转回到兰州老家。我所参加的大学生抗日宣传被查封后，曾到甘肃省抗敌后援会任宣传组长。我的朋友聂青田任联合剧团团长。他在1938年“918 ”纪念大会上揭发了发生在兰州的一个大贪污案。当天夜里，军警查封了联合剧团。将我赶出甘肃省抗敌后援会。接着我因患胆毒症住院治疗。病愈后，我在兰州水车园小学当了几个月的教员，积攒了路费，前往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南联合大学 （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合办）复学，我仍被保留着清华学籍，转系入社会学系。

1941年毕业后，留校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任助教，因不愿从事人口学与统计学的工作，仅工作了三个月，就参加了费孝通教授主持的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当时在费孝通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共有四人，即：张之毅（湖南长沙人）、史国衡 （湖北枣阳人）、田汝康（云南昆明人）和谷苞（甘肃兰州人）。我们的年龄和费教授的年龄相比，有的比费教授只小二、三岁，我相差六岁，因此，我们和费教授都属于同一代人。只是因为费教授在学术水平上比我们高很多，我们都心悦诚服地称他为老师。当年在费老师指导下，张之毅与费老师共同完成了 《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史国衡完成了 《昆厂劳工》，田汝康完成了 《摆夷的摆》（傣族所信奉的南传佛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当时为抗日战争时期，物质条件艰困，这些书稿都是用大后方生产的土纸印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的铅印本，也用的是土纸。这些调查研究的报告，均由撰写人在 (席明纳)（seminar）作报告，由与会人员提出各种意见，提供给撰写人作再修改的参考。这是一种提倡学术民主，集思广义的做法。同时，费老师还请许烺光教授给我们四人讲授英语，是为了提高阅读英文著作的能力，也是为出国留学准备条件。

当时我们的研究室设在呈贡县城外的一座魁星阁里，有三层楼，下层大，上层小。上层是我和史国衡的单身宿舍；中层设有六张书桌和一个大书架，是读书、写作、开 “席明纳”的地方；下层是厨房和洗脸间。当时我们大家物质生活的条件虽很艰难，但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很高。这里请让我抄录费老师的两段情真意切的话，作为证明：

“1930年春季，我在西南联大兼课，张之毅同志在我班上听课。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首先自愿报名参加我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他带头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等同志参加，加上云南大学教授许烺光先生和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有义同志，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作研究工作的方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效果是显然的。”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几位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真理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上面两段引文，均见 《费孝通文集》第11卷135页和134页，1999年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的一生，是会有各种不同际遇的，不同的际遇会造成不同的发展前景。我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参加了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在费老师的指导下，三年的学徒生活，使我开始步入了社会学研究的大门。1941年，我曾在呈贡县南面的化城镇作了村乡传统组织的调查，1942年又作过一次复查，并写成 《化城村乡的传统组织》，这本书稿油印以前，曾在魁阁的“席明纳”作过汇报，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特别是费老师的意见，认真修改，补充过两次。

当我的书稿要油印时，我说由我自己刻写蜡版，费老师问我刻过蜡版没有，我说：没有，就让我学着干吧！费老师说：那不行，用力轻轻重重不均匀，刻出来模模糊糊，不清爽，印出后，会增加阅读人的困难的，还是让我来干吧！

当时正值费老师的宿疾——哮喘发作，我看到费老师用蜡笔急书，听到蜡版上发出的沙沙声时，心里顿时感到既感激，又羞愧，事过六十几年，我今年已90岁，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化城村乡的传统组织》油印本印出后，有些分送给了昆明市及邻县的由内地迁来的各大学和研究单位，也有几本送给了重庆的大学和研究单位。

194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费老师给我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安排了学术报告会，我用心准备了讲稿《云南省呈贡县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一个社区行政组织的实地调查》。在我走进报告会的大教室前，费老师还一再叮嘱我，不要怕，你就大胆讲吧，大家会感兴趣的。我在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讲了一个多小时，看到大多数听众是云南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也有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师，在我讲完最后两句 “感谢大家来听我刚才的发言，欢迎提出批评意见”时，后排有位同志喊道：谷同志不要走开，熊校长有话要说。熊庆来校长是全国著名数学家，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听到这句话，我感到意外，很突然，熊校长走到讲台上，握着我的手说：你讲得很好，你讲的是云南的事情，我这个云南人却先前全不知道你所讲的，我听得很感兴趣。熊校长当众对我的鼓励，我非常感激，长期铭记在心。

事过不几天，我到云南大学财务科去领当月的工资，发现我原来每月的工资为 110元，这个月发了180元。这时会计同志拿出了熊校长的批示，上面写着“谷苞助教的工资从本月起增加70元.”看了熊校长的批示，我除了感激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会计同志还告诉我，月工资180元，已属于讲师级的工资。当时昆明市各大学的学术空气都很浓厚，各大学的学术团体三天两头儿请本校和外校的教授作学术报告，愿听报告的都可以听，从来不加限制。

常言道：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人三个帮。一个人活着，不论做人、做事、学手艺，还是做学问，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清朝学者汪中曾写过 《释三九》一文，我记得文中说过，三和九既表明是指三个和九个的具体数目，又含有多数的意思。譬如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古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想“’三人行”固然 “必有我师”，那么，四人行、五人行呢？七人行、八人行呢？能不能“必有我师”呢？答案当然只能是肯定的， “三人行”既指三个人行，也指多人行。

我写上面一段话的用意，是想说明，我写 《化城村乡的传统组织》，是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的，我初到化城乡时，本来是想对现行基层政权组织——乡、保、甲三层政权——进行调查研究，但是在开展了这方面研究不久，发现该乡还存在着大公家、小公家的一套传统的乡村行政组织。乡、保、甲的现行基层政权组织，是有其普遍性的，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大公家、小公家的传统组织，是否也有其普遍性吗？是化城乡独家所有的特殊情况吗？如果仅为化城乡独家所有的特殊情况，研究它的意义就会小得多，因此，我曾步行到呈贡县海晏乡等地进行调查，证实各乡都有大公家、小公家等传统组织，我也曾到呈贡县的邻县澄江县、晋宁县进行调查，该两县的乡村也有大公家、小公家的传统组织，只是完整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这就说明化城村乡的传统组织，在云南省传统乡村政权组织方面，是有其代表性的。

据云南省的史学家们说，明代以前在云南省的汉族都融合到当地少数民族之中了。现在云南省的汉族是明、清以后从外省迁入的。在呈贡的集市上，如龙街集市、化城镇集市上，都有人出售一种木版雕刻的妇女半身像——南京婆，人们买回家供奉，自认是南京婆的后裔。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我到化城镇进行社会调查的期间，云南省呈贡县妇女的着装是：上身为宽袍大袖，前襟长度到膝盖，后襟的长度遮住了臀部，下身为大裆裤，裤子下面的裤口也镶花边,脚是天足（未缠足），穿的是大花鞋，鞋子的尖端向上翻成勾形，上面有一撮红线做成的鞋缨子。这种妇女的着装，跟我上世纪50年代在甘肃岷县、临潭县一带看到的妇女们的着装完全相同，据当地汉族老人们告诉，他们的祖先原是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部洮、岷驻防军的后裔，后来我曾在洮河流域朱扎七旗的藏族头人家里看到过常遇春的画像，当地人每年都要祭奠，我也曾看到卓尼藏族自治县县城附近的藏族妇女也穿着这种前端勾形、有丝线缨的大花鞋，凡此，都是由于文化传播在积年累月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过程也许是缓慢的，影响却是很明显的。

我在费老师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当了三年学徒，初步学会了社区调查研究的方法。

1944年秋季，我离开了呈贡魁阁，到兰州大学及其前身甘肃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讲过社会学与民族学五年。这期间，我曾到卓尼藏族地区作过社会调查，写过关于卓尼土司制度等的论文，也曾作过山丹、会宁、秦安的农村社会调查，发表过调查报告和短文，在当时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报刊上也都发表过论文。

1949年8月25日兰州解放的当天，我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徐立清副政委之约，参军二兵团政治部，到新疆继续从事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这些后来的事情，另有论述。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在离开魁阁后到甘肃、新疆工作的六十几年里，费老师一直关怀着我的工作和生活。他的那种“行行重行行”，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不敢稍有懈怠。费孝通老师于2005年4月24日22时 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正如《广州日报》所说：“费孝通严谨治学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永远值得后来者景仰和终生学习。”费老师无休无止地劳累了一生，全部心血都凝聚在15卷的《费孝通文集》里，在中华民族的文库里增添了光辉。我衷心地祝愿：费老师，现在您好好地休息一下了。安息吧，费老师。

转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谷苞先生主要著述及藏书捐赠活动在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