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心的道路——建设民族学中国学派

本文原为作者于2019年3月30日在“新中国70年民族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暨《西北民族研究》创刊百期纪念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会务组录音、记录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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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建是最重要的标准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为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那么，目前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是否已经走到了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央呢？我们都清楚离此还有相当的距离。民族学、人类学自西方传入中国已一百多年了，至今在我们高校的课堂上，这几个学科所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基本上还是来自西方。也就是说，在学科理论上，中国学界的贡献很少。那么中国的民族学如何才能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舞台中央、国际一流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知道，不同的学科都是生产知识的，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的知识是什么？是理论。理论是我们对过去、对现在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工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思维能力的提高，是比获得一般的知识、经验更重要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最大影响力的是其生产的理论,用理论影响社会认识、社会判断、社会思想、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国际一流的标准主要是在理论创建上是否走到了国际的前列、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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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的历程与特点分期

 

下面我们通过回顾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历程与特点，来梳理一下中国的民族学在理论发展上所走过的道路。希望通过这个回顾，帮助我们认清目前的状况、优势与不足，设计好今后的发展道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旧中国的半个世纪（1900年左右—1949年）；第二个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30年（1949—1978年）；第三个时期，1978年以后至今这40年。

以上的每一个时期，又可以根据其发展特点而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旧中国的半个世纪，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00—1928年的传入与萌芽阶段；1928—1937年的学科初创阶段；1937—1949年的初现繁荣阶段。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个时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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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民族学的传入与学科名称

 

19世纪晚期，面对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图强之路，开始向西方学习各种改良社会的新思想，民族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的。20世纪初，第一批从西方学成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者归国，他们回国后分别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等校任教；同时也有一些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来中国的大学授课，培养了一批学生。从19世纪末传入之日起至20世纪20年代，是民族学人类学被初步介绍到中国的时期，或可称之为“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重要著作都相继被翻译成汉文出版，一批比较全面掌握西方理论方法的学者团队集聚形成。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初步创立，开始作为独立的学科跻身于中国的学术界。到了1928年，以第一个实体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建立为标志（蔡元培任组长），民族学的研究在中国开始扎根。

蔡元培把这个学科“ethnology”翻译为“民族学”。“民族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以后在德国有两个同义词都指称民族学，分别是源于拉丁语的德语形式“Ethnologie”和纯德语词“Vǒlkerkunde”。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他的导师是德国的第一位民族学教授。在欧洲大陆，包括德、法、俄等国，这个学科自19世纪诞生以来，一直被称为“民族学”；而英国和美国学界则称其为“人类学”（anthropology）。欧洲大陆也有“人类学”这个称呼，但其所谓“人类学”是专门指从体质角度、生物角度对人的研究，也就是“体质人类学”。而英、美学界所说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即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在欧洲大陆被称为“民族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中，“民族学”与“民俗学”是同一个词的复数与单数的两种不同形式。关于日耳曼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被称为“民俗学”，是一个单数形式“Volkskunde”；而对殖民地的异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被称为“民族学”，是一个复数形式“Vǒlkerkunde”。这是欧洲大陆的学科划分与名称。杨成志、杨堃等在欧洲大陆留学，因此他们回国之后也称这个学科为“民族学”。那么从美国和英国留学回来的人，如李济、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这些人，就把这个学科叫“人类学”。于是本来是同一个学科，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名称，在中国同时建立了一些民族学系和人类学系或研究所。1934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表明这个学科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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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现繁荣与特点总结

 

1937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为对抗日本的“满蒙独立”阴谋，中国的民族学界全力投入了以抗日救亡为目标的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将学自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调查与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和发展。与当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比较，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已逐渐形成了如下一些特点：

（1）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研究中国社会，即社区研究法。（2）在学科理论上，多数学者选择了功能学派为理论指导。在功能理论指导下，学者们主要着眼于一些比较小的社区（如一个村庄、一个街区、一个家族）开展微观和中观角度的研究。（3）重视历史文献的利用，这是总结中国与其他殖民地无文字的“初民社会”的不同之处所开创的一种本土化研究法，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第三世界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等的研究。（4）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更加重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当时曾称为“边政研究”），这从此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今天有人误以为民族学就是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5）纵观旧中国民族学界半个世纪的研究实践，在世界观和立场上，还是以西方主流的民族学理论为指导，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中全国性的重大矛盾冲突（如国共之间的冲突）和焦点问题，则采取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回避态度，也就是不从宏观角度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和研究。这种回避，导致在旧中国的半个世纪中（抗日战争时期除外），民族学不被社会所重视。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6月16日，当时在北平的几乎所有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如雷洁琼、吴泽霖、陈达、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举办了对旧中国民族学、社会学进行总结的会议。他们认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一受反动政权的压迫，二受学者本身阶级出身的影响，社会学者不敢反抗旧统治者，以小资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社会。研究结果既不为劳动大众服务，亦未为统治者所重视，虽有求‘客观’之名，但尽‘逃避现实’之实，对于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极少。”［1］

在旧中国的民族学界，多数学者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很少有人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例如，1934年费孝通曾写道：“社会进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运行原则，更不是做人时需常备的一种信仰，……从斯宾塞一直到马克思和他的信徒，非但把它认为天经地义，探取宇宙的钥匙，而且根据这信仰来决定个人的行为。……有人说社会由坏的进化到好的，这种价值观因为缺少客观的标准，所以在科学中很难说，我们最好留给社会哲学家去讨论吧。”［2］

如何让一个在旧社会不受重视的学科成为受社会尊重的学科？在这次总结中，他们提出，进入新中国以后，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要做到以下三点：

（1）采取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2）淡化学科界限，开展综合研究；（3）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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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前30年的民族学

（1949—1978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民族学界就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洗礼：一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二是全面参与全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学科改造于50年代初开始。因为苏联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在20年代就被撤销了，所以中国高校中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也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学科而撤销。当时苏联有民族学学科，因此新中国的民族学得以保留下来，但进行了大规模的“学科改造”。“学科改造”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摈弃了所有原来学自西方的学科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阶级分析理论取而代之）；二是全盘接受民族学的苏联模式即苏维埃学派。

自1949年底至1955年，中国翻译出版了3,000部苏联的书籍和教材，发行2,000万册，派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0人，大批苏联专家，包括一些民族学家也来中国讲学。民族学专业课堂上的教材和学生阅读的著作基本来自苏联，中国学者也完全仿照苏联学者的模式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中国的民族学学科被改造成了完全的苏维埃学派。与此同时，对西方的各学派采取完全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中国民族学与西方学界完全割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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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学派的特点

 

此学派以阐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为目标。苏维埃学派主要研究的是各民族的过去、民族的起源、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原因等。这种研究方法的目标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总之，是证明旧社会、旧世界的不合理性。同时，民族学研究却没有解决、解释当下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没有创建新理论的要求，因此这种研究的特点是理论导向的。也就是说，它不研究和试图解决当时苏联社会中的问题，也就是不作问题导向的研究，它的目标是证明一种既有的理论。它基本是为政府的意识形态服务的，重点是研究历史。当它利用历史的调查与研究完成了从宏观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阐释和证明后，它也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因此不被社会所重视。

所以，苏联的民族学在其社会中是一个弱势学科，虽然没有被撤销，但发展较慢。苏联民族学界在理论上建树较少，学科地位不高。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学界就开始向西方主流的人类学靠拢，逐渐融入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

在20世纪50、60年代，受苏维埃民族学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重点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其中，有几个方面的选题特别受其影响，这就是原始社会史研究、民族起源研究与民族发展史研究（研究的问题到1949年为止，都是1949年以前的）、经济文化类型研究、民族定义与民族识别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学界经历的第二场洗礼就是在政府主持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中坚作用，搜集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现在的学科史大多对这段历史作全面肯定的介绍，缺少对其不足之处的反思和总结。

从1950年开始，民族学家们协助政府开展了连续14年的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和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研究并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共出版了四百余种、一亿多字的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和民族史志、民族语言志等丛书，保存在各地的民族研究机构和学者手中而未发表的调查资料则超过这个数字一倍以上。民族识别和大调查，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订和此后的民族研究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原来被视为学习榜样的苏维埃民族学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民族学”。1958年，中国科学院原打算建立民族学研究所，但在正式成立时，用的是“民族研究所”的名称。60年代初，“民族研究”完全取代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原有民族学教研室，在当时是中国大陆高校中唯一用“民族学”命名的教学机构，也于1964年改成了民族志教研室。原民族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被“民族研究”所取代。至此，“民族问题研究”代替了民族学,民族学作为一个学科实际上停止了活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学被正式宣判为“资产阶级学科”，原来在民族问题研究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学科的教学活动也完全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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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前30年的反思

 

新中国建立后，将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都统称为“资产阶级理论”而全盘否定无疑是错误的。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出发，那么对于西方主流民族学的世界观是要批判的。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西方主流的民族学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主流的民族学最主要的差别。也就是说，在对人类社会的宏观解释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主流民族学是不同的。但西方主流民族学在对人类社会研究中创建的众多中观、微观的理论,则大多是合理的，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的一部分，因此是应该借鉴和加以继承应用的。在研究方法上，实地调查的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当时全面批判西方民族学理论，也就丢掉了大部分能够对具体的各种社会现象从中观和微观角度加以分析的理论工具，失掉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学科的研究就难以深入，在学者们开展研究时也就丢掉了自己所在学科的特点和优势。

民族大调查缺乏问题的探讨和新的理论总结，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尽管资料丰富，但缺乏学科角度的理论分析，在调查和研究的方法上也缺乏严格的、专业的学科规范。大调查的报告仅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阶级斗争理论的宏观角度的分析，没有进一步更深入的中观、微观角度的分析，没有创新理论的动力，因此，那样的调查如果没有民族学界的参加，也可以完成。所以大调查的缺陷主要是：（1）理论导向代替了问题导向的研究；（2）在方法上缺乏学科规范；（3）不研究当时实际的社会问题，没有创新理论的要求和动力。结果就是民族研究代替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学科的理论方法没有应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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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的动向

（1978年至今）

 

1978年后的40年中，中国的民族学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学科得以重建。全国几十所高校已建立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在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机构。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重新组建。

（二）中国民族学摆脱了孤立。在与西方学术界断绝来往30年之后，中国民族学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

民族学重建40年来，其发展经历了几次转折和变化：

学科重建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1978年后的整个80年代，重点工作是再次引进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大量翻译相关的著作，课堂上也以介绍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传统和前沿理论为最重要的内容。中国最著名的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当年也号召学者们重读西方经典，称之为“补课”。

第二个十年的变化。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都是现实性很强的学科，也就是说主要研究当代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学者在开展研究之前，要确定研究的目标，是通过研究来论证一个理论，还是分析或解决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边疆民族问题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都迅速增加。这给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提出了一个任务，对于中国社会中新出现的这些焦点问题加以阐释和提出解决之道。于是，民族学界的研究活动从前十年着重于西方理论的学习和验证而更多转向对于中国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即从理论导向向问题导向的研究转型。

第三个十年，提出创建中国学派。实践是理论之母。我们追求理论创新，创建中国民族学的理论，但理论创新的方式和道路主要只有一条，即实践——实地调查。我们实地调查的目标也可分为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两类。作为一个学科，这两种研究都是需要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就当前中国学科发展的情况和中国的国情来看，多数学者认识到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更重要。也就是更多从理论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化，才可能创建新的、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有针对性的理论。

据我们的观察，在更多学者转向对中国现实社会作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大趋势中，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实践和目标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继续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人类学思想为验证目标的研究。这批人虽然也较以前更多地深入中国现实社会开展调查，但他们的目标是用这些案例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或者与西方的学者对话。这可以称为西方理论导向的研究类型。这批人多自称是人类学家而不是民族学家。

2.利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理论工具，以解释并试图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为目标。这类人的研究可称为问题导向的研究。

3.也是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为目标，但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多地探讨、寻找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也作问题导向的研究，但他们不仅希望解释并推动解决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也希望在这种努力中创建新的更适合于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提出了创建中国学派的目标。

第三种类型的学者们在对待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主张开放。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认识到单一学科的不足，主张各学科互相借鉴，开展合作研究，去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认为不同学科就是不同的工具，因此主张淡化学科界线，鼓励学者和学生们掌握更多的工具去剖析现实社会。

关于如何创建中国学派，我们在此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1）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立场、观点）；（2）重点开展以问题导向为主的研究（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3）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中汲取思想营养；（4）坚持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5）坚持开放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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