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的本土发展——基于杨建新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民族学理论的思考

民族学诞生在西方，然而在西方门类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队列里，民族学又具有强烈的“另类性”：首先，其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启蒙理性与进化论的话语支配和殖民统治体系的政治需求；其二，民族学作为一门分娩在西方且由西方学者掌握话语权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学科，却在很长时期内“不配”研究西方社会本身，这一点与同样出生在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截然不同，在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序列中它只配研究“野蛮”、“蒙昧”社会，实际上它却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立场、政治经济利益深度相关；其三，20世纪40年代之后，西方民族学经历了西方“文明社会”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殖民体系解体的惨痛，开始在自我反省中发生转型，并开始认识到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民族学话语体系与方法论的局限性，同时伴随着民族学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和本土话语对西方关于“异文化”的民族学理论质疑的强音，促使西方民族学研究的转型、理论与方法的民族志批评和写文化的省思———民族学的自我“解殖”和“东方学”话语的反省。

民族学舶来中国，同样与它分娩的母体社会———西方息息相关。首先，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也揭开了中国社会百年的救亡图存的历史序幕。历史以清王朝的崩溃为分水岭，前期是以“中体西用”为路径的文化体制之内的救亡图存，然而历经戊戌变法、新政与王朝的倾覆，这个路径转变为对传统否定的文化体制之外的救亡图存———从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路径，其中同样夹杂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民族主义的爱恨情仇。民族学就是在这样的放逐传统和追慕西方的历史境遇中被“取经”到中国；其二，民族学的“西方功能”与中国儒家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主题一拍即合，促使早期的中国民族学家在取经中未加对西方民族学话语体系“深思熟虑”就应用到中国研究。就学科本身而言，这一“无心插柳”之举竟然推动了民族学研究的转型———由西方的“异文化”研究转向“本文化”研究。而其实践层面的代表无疑是他们的学生费孝通，他的本文化的中国研究所带来的西方民族学界的“文化震惊”聚讼纷纭，马林诺斯基不仅在其字里行间读到了人类学话语中的“爱国主义”的文化立场与学术责任，也看到了人类学未来的“中国时代”。同样有人指责此种“本文化”研究除了功能论的色彩之外一无所取，亦有人质疑此种将从特罗布里恩岛提炼出来的“社区方法”应用到具有很长帝国政治和文明历史的复杂社会的研究是否足以解释中国，这推动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学方法的反思与拓展。在笔者看来，这更是民族学在中国本土化的第一时期；其三，舶来民族学具有“内部东方主义”倾向。西方民族学的“异文化”研究不仅是“东方主义”建构的主要武库，而且很长时期内是“东方学”话语的代言人。舶来的民族学作为“华夷之别”的王朝帝国政治传统的内应，致使民族学的中国研究从对象到主题具有了“内部东方主义”的指向，即“少数民族”成为中国主流民族学界“异文化”研究的主体和建构中国民族学体系的质料。这导致民族学在中国很长时期内“堕落”为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而这个学科内部充斥的“内部东方主义”话语至今未被很好地清理（尤其近年有所膨胀），并成为建构中国民族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智障。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救亡图存之民族主义任务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导地位的确立，是民族学在中国本土化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建新先生的学术人生完整地步履了这一时期民族学本土化的坎坷历程，他的民族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转型、个人的学术实践以及与中外学术对话中建构起来的。同样，他的学术人生和民族学思想又成为我们管窥民族学在中国本土发展的最好个案。

一、求知（1958-1979）：象牙塔与“田野”中的人生之旅[1]

1934年杨建新先生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这里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荟萃之地，积淀丰厚的多元族群文化无疑是他学术人生启蒙与根植的沃土。童年的他经常随着母亲参加维吾尔族妇女载歌载舞的“恰依”聚会，平常他更喜欢观赏激情的“麦希莱谱甫”。当时的小学、中学开设维吾尔语课程，语言的学习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多民族的文化。1953年，19岁的他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底蕴从新疆第一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大学5年的学习，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给予了他理解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纵深视野。1958年杨先生本科毕业时，正值国家民委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国家机关和各地高等院校和国家机关抽调力量组成调查组，开展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之时。杨先生参与了该项工作并担任甘肃省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调查组成员由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甘肃省民委等十几人组成。调查组在对东乡族进行了一年的社会历史调查后，杨先生又主持编辑出版了东乡族的第一部史书———《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① 这本民族志标志着杨先生学术人生的转折点———从象牙塔到“田野”，从历史学到民族学，从文献的方法到民族学的实地调查。一年多与东乡族群众同吃、同住与共同劳动的生活，使他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将学科的边界从历史学拓展到了民族学，从而形成了自己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博大的学术视野，也为他以后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60年，杨先生携带调研成果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评审，并参与了对全国其他若干调查成果的评审工作。半年之后，他到知名学者云集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进修，当时的系主任是翁独健，副主任是林耀华（不久后聘为主任）。杨先生作为进修教师经常跟民院的各位老师一起交流学习，他跟随王辅仁、贾敬颜两位先生分别系统地学习了藏族史、蒙古族史等民族史课程，历时3年之久。这次进修学习，杨先生在中国通史的基础上，再次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阈，超越了传统的“王朝———中心”史观，从传统“正史”的边缘———民族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从而为他以后提出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理论打下了基础。同时在进修期间，他完成了《关于十二世纪蒙古族社会的性质》② 和《1904年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③两篇重要的学术成果。1963年8月杨先生进修结束回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第二年被抽调到甘肃省民乐县何家庄大队参加社教运动，1965年再回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 首次在大学的课堂讲授《少数民族概论》选修课，开设这样的“民族类”课程在当时的中国高校界无疑是凤毛麟角。1966年至1975年“文革”爆发，杨先生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被迫中断，然而天性乐观、开朗的他依然卷不释手、笔耕不缀。

就在文革结束的前一年，中央为了中苏论战的需要，要求西北地区的高等院校等科研部门集中力量研究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问题，最后由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新疆大学、新疆社科院五家单位联合承担该项科研任务。兰州大学由杨先生担纲并从历史系另聘两名学者参与工作，课题组经过4年的大量文献查阅、考证和反复论证的艰苦研究，于1979年完成专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④其中第一章“中国的北边疆”的研究和撰稿由杨先生完成。该书不仅以确凿的历史事实首次弄清了沙俄侵略中国前的我国西北边疆的“国界线”位置，有力地支持了中苏论战中的中国话语权，而且进一步阐明了历史上西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密切关系。

从象牙塔的书本到大变迁的社会“田野”，杨先生的学术研究逐步形成了两大学科平台—历史学和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互惠依托，以中国通史和西北民族地区为场域，以民族史—民族学为研究核心的学术取向，从而成就了他的基于文献的历史学的宏观—纵向研究与民族学的“田野”微观———横向研究相结合的独特的民族学研究视野与路径。

二、发展（1979-1999）：学术人生的春天

1979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杨先生迎来了他的学术人生的春天。这一时期，他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基于长期的学术积累、耕耘与思考，除了给77级等年级的本科生开设课程之外，他在民族史、民族学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他在《新疆大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西北史地》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5篇，出版、主编学术著作8部（卷），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一是1981年出版的《丝绸之路》，⑤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丝绸之路”的专著。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丝绸之路”的线路、货物、转输、贮藏、交易点、历史大事和历史名人等情况，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分为东段、中段、西段的“三段划分法”，该划分一直被学界沿用至今。

二是《外国考察家在中国西北》，⑥这是国内第一部由中国人从正面角度描写外国考察家的著作。

三是1988年他结合多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研究成果，完成专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西北少数民族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

四是《西北民族关系史》，⑧全面阐述了历史上我国西北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密切交流互动的历史关系，揭示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生动历史。

五是主编10卷本《各民族共创中华》丛书，⑨其中他完成“东北内蒙卷”。在该著作中，他首次突破学术界传统的理解中国历史的“主体论”和“大民族论”等观点，通过剖析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族体上的相互吸纳、祖国疆域的共同开拓、经济上的开发和相互促进、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维系、共同对中华文化宝库的丰富、近代以来共同抵抗侵略和保卫中华、对中国民主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维护祖国统一与反对分裂以及共铸中华精神九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各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提出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新观点。如其所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我国现在有56个民族。我国各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现在中国的各民族，都是古代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中，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内，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融化、发展而形成的。现在中国各民族就是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直接继承者。因此说，现在中国各民族都是共创中华的主体，是现在中国的各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2]

六是他于1990年和1999年先后主编、出版了41册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⑩和61册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輥輯訛，其中有不少珍贵历史文献是首次披露。这两部著作作为研究西北史地的大型文献集成，不仅为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收藏，而且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历史、地理与民族文化的研究。

值得提及的是，1980年杨先生时任西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他以研究会为平台，联合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创办了《西北史地》学术期刊。学刊创立之初历尽困苦，尤其经费十分不足。从试刊的第3期开始，学刊终于申请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刊号，在时任兰州大学校长胡之德教授的支持下，刊物得到了每年一万元左右的经费支持，但后来所有经费开始自筹，在经费、办公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杨先生清贫看守，致力于学术的追求，搭建起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平台，《西北史地》不仅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的投稿，而且通过这个平台一些年轻学者后来都发展为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西北史地》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高水平期刊，在当时国外订购单位就达100多家，被誉为学术界的“小禹贡”，成为推动西北历史和民族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1999年办了近20年的《西北史地》学刊，因为一个让人无奈的理由，刊号被调用，刊物名存实亡。1997年至2000年，笔者当时是杨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在位于兰州大学旧文科楼的《西北史地》编辑部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为了坚持办好这个刊物，杨先生常常废寝忘食，殚精竭虑，至今让笔者记忆犹新。时过境迁，每每提及这个刊物，杨先生依然念念不忘，惋惜之至。

从1988年8月开始，杨先生荣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在他主持系务工作的十年间，他重点致力于学科建设，实现了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零的重大突破：一是1990年争取到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个博士点，即民族学博士点，同时杨先生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即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并从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津贴。至此，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二是1994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成功申请到教育部批准的历史学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成为当时全国15个历史学国家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之一，也成为迄今为止兰州大学唯一的国家级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业绩卓著的杨先生被甘肃省委、省政府评为甘肃省优秀专家。这两项突破性的工作不但极大地提升了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也为历史系乃至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乃至今日在兰州大学这所以理工科为主的“985”大学中，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中，仅民族学和历史学的博士点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不能不说与杨先生兢兢业业的工作和贡献息息相关。因此，回首兰州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史，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个关键时期，杨先生无疑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尤其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发展为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这样完整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乃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他无疑是开拓者和奠基人。

三、大成（1999年至今）：学术人生的秋实

1998年杨先生从历史系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开始积极筹备申请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事宜。2000年，教育部批准在兰州大学成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杨先生任中心主任。正是在这个国家级的学术平台上，杨先生的学术人生再次迎来了一个大创造、大丰收的时期，他带领学术团队在民族学学科发展方面取得了更上一层楼的大发展：

一是2006年由起初的一个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发展为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这是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上第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为民族学和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2007年民族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

三是民族学成为兰州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四是十多年间的发展，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培养博士1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成为相关领域和机构的骨干力量，培养硕士近200人；

五是2005年，杨先生被兰州大学评为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唯一的一位资深教授；

六是杨先生的专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200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和《中国少数民族通论》（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分别荣获教育部第一届和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七是2008年杨先生创办《中国民族学集刊》（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搭建了一个国内外学术界沟通、交流的高水平的学术论坛；

八是2008年杨先生主编的13卷本《中国少数民族通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先后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甘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成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标志性成果；

九是2010年杨先生主持了教育部关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次评估工作。在此次评估中，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通过专家打分，排名位居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前十九名，名列四个民族学类基地的首位。

这一期间，杨先生笔耕不辍，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

一是2002年合著的《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二是2003年专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修订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三是2005年专著《中国少数民族通论》在民族出版社出版；四是2004年杨先生申请到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西部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研究》，批准经费70万元；五是2006年杨先生主持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清史·民族志·回族及甘宁青其他少数民族篇》，批准经费22万元；六是2008年杨先生主编的13卷本《中国少数民族通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杨先生的学术思想聚焦于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包括学术界一直争论的一些热点、前沿问题，如民族关系、民族政策以及学术界的“去政治化”、中国民族学的建构等问题。在这些方面，他的代表性的论著有《中国少数民族通论》、《关于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从民族关系的视角谈中华文化》等。杨先生指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着众多的民族，其民族关系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族关系，特别是与美国、欧洲等国的民族关系，有极大的差别。”[3]相比较美国而言，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美国的领土上，现在生活着几乎包括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分，而且除了印第安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是在美国本土形成的。这些移民或族群大多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目的而迁入美国，即使是同一个族群，也不大可能在美国社会中很快形成一种牢固的、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在美国有一块属于某个族群的区域，更不可能以某个族群的集体身份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获得特殊地位。简言之，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迁入美国的这些民族成分，并没有民族的地位、民族的身份和民族意识，也不会与美国境内的某个地区有特殊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认同，完全是迁入者个人的私事，他们“主要作为文化群体而存在”。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所有族群的成员都被视作平等的国家公民”，“政府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并且“绝不允许建立在种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并具有‘自治倾向’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美国对迁入其国家的不同民族成分采取这种“去政治化”，实行“文化化”的政策，自有其理由和道理，这是符合美国只有族群而没有像中国境内的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那种共同性十分严整、内凝力十分强劲的民族共同体的实际情况的。同时，前苏联的民族状况又与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苏联的解体，原因很多，而在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据我们看来，前苏联处理民族关系的失败决不在于所谓‘政治化’、‘制度化’和‘群体化’，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前苏联党和政府对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实行了大俄罗斯化或同化政策……前苏联党和政府口头上主张民族平等，实际却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或者说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加盟共和国的联邦制度，在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却推行破坏联邦制度的大俄罗斯化或‘文化化’，不尊重各联邦权利和利益，不维护各民族的传统，形成了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隔阂与矛盾，造成了俄罗斯联邦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其他条件成熟时，最后导致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4]基于这一跨国比较的学术视野，杨先生认为，把这一套“去政治化”和“文化化”的政策搬到中国或用这种“文化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民族关系，那就很不适合了。因为我国是一个历史上就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用图表示如下:（图表略）

因此，他认为，在我国搬用外国特别是搬用美国这种不存在民族只存在族群的国家的“去政治化”、“文化化”的经验和同化、融合的政策，来处理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完全行不通的。因而，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最终目标和立足点不是同化，也不是融合，而是引导各民族相互尊重，和而不同，平等发展，共同繁荣。[5]

关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发展，杨先生同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学与西方的人类学（Anthropology）有着密切关系，但中国的民族学并不完全等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以研究“异文化”为主要取向，早期主要研究没有文字和书面历史记录的“简单社会”。而民族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转向研究“复杂的中国社会”，因此，不懂中国历史就无法从事民族学研究。“历史知识”不仅是民族学知识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历史维度。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社会实际相结合，逐步发展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它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民族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民族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连，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它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6]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秀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发展；二是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学新发展的知识体系；三是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和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和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前景；四是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五是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輥輱訛杨建新先生的这些民族学思想无疑对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每个人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成长和在自己生活的历史场景中被型塑，历史不仅是一个人思想的地平线，而且是思想资源的“活水源头”和“武库”。阅读杨先生的学术人生，与其同时代的不少民族学家相比，他没有留洋的学术背景和经历，没有系统地读过那些被人类学界视为“charisma”的西方大师的原著“经典”，更不是被那些大师们耳提面命过的“学生”。他从小成长在西部多民族“文化区”，积淀了多民族深厚的“集体无意识”，进行了作为“国学”的历史学的专门训练，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了非常理性的认识。当面临20世纪50年代政府的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的深度参与时，他进入了西方发明的“田野调查”———西方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异文化”的路径，不同的是他走进的是“我们”———那个他已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中熟识的自己的“田野”。他的民族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田野”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它没有舶来的传承，也没有转基因的“加工”，它告诉我们一种人类学的新知是可以在特定的“田野”中独立“发明”出来的，不必然经历被“移植”或“嫁接”或“江橘淮枳”的学术史。更重要的是他的“历史学”为其“田野”的理解提供了纵深的历史视野，而超越了仅仅基于“异文化”参与的对“田野”的短视的观察。这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交往互动的、被长期卷入“大一统”王朝历史的“中国”，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完全不同于简单的“特罗布里恩岛”，因此将民族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就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和思想。而这种新的学术路径又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在研究类似中国、印度这样的巨型社会时，在对自己传统的方法感到捉襟见肘时才认识到的，可谓殊途同归。正如西方人类学家费里德曼指出的社区研究法不能概括中国“社会事实”，假使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缺乏充分的了解，进行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说明中国事实。社会人类学要出现一个“中国时代”，首先应该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走出社区，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7]雷德菲尔德亦指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分化较小的部落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如被直接移植到“复杂社会”的研究中，必然出现一些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研究复杂社会的人类学者应该注意到复杂社会中乡民（Peasants）与绅士（gentry）、农村与城市以及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与大传统的区别和关系。[8]也就是说在费里德曼等西方人类学家看来，功能学派从特洛布里安德岛、安达曼岛上提炼出来的方法论无法用来分析和描述中国社会。在中国社会，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社区的功能分析不足以把握具有发达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即言之，社区研究在中国既不能以点概面，也不能以点筑面。因此，这种面对“中国社会”的对功能学派方法论的反思，给人类学的重大启示是：“社区研究如要包容中国社会的特点，就必须走出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的局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和现代加以综合考察。”[9]也正是这种反思和认识引起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人类学的转向，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萧风霞（Helen Siu）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等著作都是这种转向的代表作，他们力图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表述社区的时空坐落的变迁。[10]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是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重新交流和互动，杨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在与西方人类学各学说的“对话”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最后成一家之言，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他关于研究中国民族学的“书写”，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春秋笔法”的秉笔直书，又符合“经世致用”的传统学术思想，而将民族学推向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他坚守了一个学者的立场和价值观，如他所言：“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我想我们必须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认识其产生、发展、变化的状况，同时要研究促进民族现代化，促进其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改变和发展，研究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如何既能保存传统又能进入现代社会等问题。”[11]他这一民族学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观点不仅是对隐含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中“东方主义”思想的批驳和纠正，而且是作为一个民族学家对社会道义与使命的担当和呼唤，即民族学研究应该推动民族的平等、和谐与共同发展。

四、作为权力“话语”的民族学

民族学的本土化最终使舶来的学科就如文化传播必然发生涵化、变迁一样，当被植入一种新的历史土壤和文化语境时，当被具有另外特定传统文化身份的学者运用于新的研究对象时，学科在实践中的本土化———“文化变迁”就是必然的现象，这也是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丰富发展的必经之路。人是实践的主体，认识、理解民族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民族学的学科载体，诸如杨建新先生等老一辈民族学家的学术人生，用民族学的“田野”视野足以管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科学本身——均体现了权力关系。”[12]学术是一种“话语”，而“话语”意味着权力，同时作为一门学科又是“话语”与文化权力的再生产。民族学的本土化意味着“话语”与“权力”的转移，也表征着民族学的本土“话语”对西方“东方学”之“原产”话语权力的超越。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的：“社会科学本身正是在它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中被生产出来，以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并同时对社会学家自身产生影响的各种决定机制的效果。”[13]作为以本土“田野”研究为主的中国民族学需要在双向话语的互动中建构、发展自己，避免对应西方民族学传统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简单对位翻译和自身失语中的东施效颦。一是立足文化多样性的中国“场域”发展自己的民族学话语体系；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拓展自身海外民族志的经验和积累资料，既以之反思西方民族学的“习性”，又反哺中国民族学的本土话语，笔者以为这是建构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必然选择。

路已经被先行者———前辈民族学家踏开了，尚需后继有人承前启后。

注释： （略）

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6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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