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访藏族著名学者洲塔教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访藏族著名学者洲塔教授

尕藏尼玛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洲塔先生现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洲塔教授致力于藏族社会历史、藏语言文学、佛教哲学、古藏文文献等研究，几乎走遍了藏区的每一个角落，研究成果丰硕。其中，《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和《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是具有代表性的两项研究成果。文章主要对洲塔教授的学术生涯、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采访。

关键词：藏族历史；古藏文；苯教文献

    洲塔教授出生于 1949 年，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人，早年在夏河县藏校和甘南师范学校学习，1975 年至 1983 年先后就读于西北民族学院少语系和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期间师从当代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并接受季羡林[1]、王尧、王甫仁、毛尔盖·桑木丹教授的悉心指导，系统学习了藏族历史、宗教、哲学等藏学各科的重要课程，积累了扎实的藏学学科基础和研究功底。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他担任过甘南州碌曲县县委副书记、夏河县常务副县长等行政职务，1987 年调入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2003 年调入民族学全国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担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专家，甘肃省藏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民族学、宗教学学会副会长。

经过近 40 年的潜心研究，洲塔教授在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陆续出版了《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藏族文学史》、《甘肃藏族通史》、《佛学原理研究——论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全 30册，其中包括了全书的总目提要）等10余部学术专著，在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主持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甘青川藏区家藏苯教古藏文写本的抢救、编目与出版”、教育部重大课题“黄河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转型问题研究”、校内重大课题“甘肃宕昌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整理研究”以及省部级重大课题“藏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青海藏族地区“达玉部落史研究”、“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等，研究成果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提名奖、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洲塔教授在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视实地调查，他取得的科研成果无不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基础上。他时常给学生讲：“藏学的真正养分和源泉在民间”。为获取和积累藏区社会、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年逾花甲、疾病缠身的他，却依然奔波于藏区的各个角落。譬如，2008年至2012年间，他带着科研团队先后两次进入西藏阿里地区考察，在民间搜集到近百函包括佛教前弘期、后弘期珍贵古藏文文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无论是早期完成的《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还是近期发掘、整理的迄今为止国内最完整、最古老的大型苯教典籍《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全 30 册）都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和强烈关注，并受到业内同行的普遍好评。

笔者：洲塔先生，您好！今天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委托，特向您作一次学术专访。刚刚得知，前不久您因长期过度劳累，致使心血管疾病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休养，今日冒昧造访，您却以极其谦逊和认真的态度接受采访，感激之余，作为晚辈更是万分钦佩。在此，我代表《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和藏学工作者向您表示感谢！

据悉，您大学毕业后有过一段从政经历，而且仕途前景绝好，但后来您却弃政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为什么？

洲塔教授：1983 年我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先在甘南州碌曲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尔后调到我的故乡夏河县任常务副县长，要说我为什么要投身学术研究，那得从我的成长经历说起。因家中世代都有读书人，也称得上是书香门第，加之故乡拉卜楞寺本来就是著名的藏学学府，在这种氛围的耳濡目染下我渐渐喜欢上阅读，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给了我无穷的精神食粮。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但不论社会局势怎样变化，我的读书和学习从未中断过。1956 年至 1968 年，我先后在夏河藏校和甘南师范学校读书并完成中学学业。之后，国家的教育政策恢复，我也有机会先后进入西北民族大学（时为西北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时为中央民族学院）继续深造，特别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期间有幸与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先生结下了 4 年多的师生之缘。东噶先生非常严格，在北京学习期间我几乎没有回过家，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系统地学习了佛教哲学、藏族历史、敦煌古藏文、西藏历史档案、印度佛教史、藏传佛教各派源流及其教义等藏学重要课程，逐渐积累了一些藏学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方法。这段学习经历也为我以后从事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央民大毕业后，按照当时国家的统一分配政策，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从事行政工作，但始终无法割舍热爱的藏学研究事业。记得那时需要经常下乡，工作之余，我就走村串户，深入百姓家中，搜集当地的相关文史材料。这样一来，我的正常工作和学术研究可谓收到一举两得的功效。但是，行政工作除了日常的工作任务外，还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会占据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无法让你安心投入其他工作。相反，我是个酷爱藏学研究事业的人，不太喜欢出入社交场合。所以，1987年我毅然选择了科研岗位。

笔者：您的《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一书出版后，当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您的导师东噶先生更是赞誉此著作是“研究藏族发展史的好教材”。作为研究甘肃藏族历史的重要学术成果，这本著作的问世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您。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书的写作背景和研究经历。

洲塔教授：好的。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时，经常跟东噶先生前往国家民族文化宫的图书馆查阅藏文资料，那时老师（东噶先生）叮嘱我说“这些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大量反映甘、青地区藏族部落社会历史的文献资料，以后恐怕再难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献，你能否将其中有关你家乡——甘肃藏族部落的相关资料搜集并整理成卡片，日后找机会写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关于甘肃藏族部落社会历史的研究著作”。这是老师交给我的第一份任务，同样也是寄予我的希望，是此书写作的真正缘起。自此，我便开始关注和搜集甘肃藏族部落的相关历史文献，几年下来，经过搜集、摘抄、整理和积累，对甘肃藏族部落历史及相关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宏观认识，并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1986年，由陈庆英先生主持的国家七·五期间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藏族地区社会历史及佛教寺院调查研究”启动时，陈庆英教授邀请我加入课题组，并让我承担“甘肃藏族部落社会历史”子项目的部分撰写任务。当时，我就对之前已开展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化。1987 年我调入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以后，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工作，开始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在近3年的时间里，我带领藏学研究所科研人员驱车 16,000 多公里，几乎跑遍了甘肃藏区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到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笔记。这些都为后来撰写此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 年，我又完成了由陈庆英先生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一书中有关甘肃地区藏族部落的部分写作任务以后，开始思索向专题研究方向转变，开展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当时得到陈庆英先生的鼓励和敦促，自己也觉得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开始了《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的写作工作。针对相关研究成果少、课题切入点特殊、没有可供选择和借鉴的书写体系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和讨论，初步确定了历史沿革、部落建置、部落分布、社会形态、宗教信仰、牧业经济、法律规范、军事制度、文化教育以及风俗习惯等10个专题。在近3年的时间里，每个专题都发表了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了反复的修改，最终完成了《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一书的初稿。当时，我把书稿初样寄给老师（东噶·洛桑赤列）后，他非常高兴并撰写了该书的序言。该书于1996年公开出版发行。

笔者：《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地域范围、部落数量、时间跨度以及文献丰度都使得这本书成为研究甘肃藏族部落历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请问这部研究成果为何从部落社会论起？

洲塔教授：部落社会是藏族社会的缩影，我们若想对藏民族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必须对藏族部落社会历史有足够的认识。甘肃藏区自形成起就一直存在着部落制度，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甘肃藏区社会内部发挥了重大作用。甘肃藏族部落不论与国内其他民族的部落制相比，还是与藏区其他地方的部落制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譬如，在甘肃藏区有吐蕃时代延续下来的古老部落，如甘南夏河的卡加六族部落，又有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形成的藏族部落，如甘南夏河地区的德尔龙部落。在部落的形成方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既有像卡加六族那样的从西藏迁徙来的吐蕃部落，也有吐蕃军队占领河陇地区后在当地编制的部落，他们长期受藏区人文和自然环境影响变成了藏族部落。另外，还有元明中央政权在甘肃广大藏区实行土司和僧纲制度后形成的藏族部落和拉卜楞寺等藏传佛教大寺院建立后在信徒或属民中编建的部落——拉卜楞寺的塔哇部落，其中前一种类型的部落在甘肃藏区分布很广。

总的来说，甘肃藏区是保留部落制度较为典型的一个地区，部落制的长期存在对甘肃藏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个甘肃藏区社会通过部落制的方式得以存在和延续，也形成了今天甘肃省藏区的分布格局。部落制的影响历史上曾深入到甘肃藏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我们可以说深入研究甘肃藏族部落社会历史对揭示藏族社会中部落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及研究安多乃至一区四省藏区的社会历史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笔者：如上所述，为完成《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一书，您几乎走遍了甘肃藏区的各个角落，而且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您也反复强调“藏学的真正养分和源泉在民间”。那么，在田野实地调查中发觉和吸收这些“养分”，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和方法步骤？

洲塔教授：藏族璀璨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社会形态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将探究的足迹留在大地上，这应成为社科研究者不变的准则。如果没有实地调查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就难以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也难以获得更大的成果。所以只有深入民间、深入基层才能抓到深藏于历史文化海洋中的“大鱼”。当然，深入民间搜集第一手资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它除了树立严谨的工作态度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专业基础。

首先，要明确调查的问题，确定好主题。调查之前，搜集相关的文字资料，对调查对象和问题摸一个底，看缺什么，然后根据调查提纲的要求，列出一些具体的问题，以便在调查中集中、有效地开展调查工作，并获取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在实际工作中可能还会发现不适用或者需要增加的条目，这时我们必须依照实际情况随时加以修改和补充。其次，在调查中应以真诚平等的态度处理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藏区的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习俗都与我们熟悉的环境有较大的差异，物质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落后。因此，我们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尊重当地老百姓，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克服民族中心主义，不要以主观想象的是非标准衡量当地的传统，要以诚取信，与当地居民建立友谊。搜集民间文献或文物资料时一定要征得所有人的同意，不能强行索取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对收集到的文献文物要做好记录，妥善保管。第三，调研者应当努力掌握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民族语言文字，这样工作起来就很方便。如若在短时间内不能克服语言关，在调查工作中也可依靠当地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多的人作翻译。另外，我国藏区大都地处高海拔地区，自然地理环境艰险，科研人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因此，平时我们要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也要在艰苦条件下磨炼自己的意志品质。

笔者：《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系列丛书出版发行后，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文献是怎么发现的？其中包含了哪些文献？

洲塔教授：《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于2012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有30 册，包涵了我们在宕昌藏族民间收集到的苯教古藏文典籍 31 函，560 卷，7100 余页。说起这批写本的发现还得回到20年前，1992年元旦刚过，我为筹备写作《甘肃藏族部落社会文化史研究》一书前往宕昌进行相关田野调查，当时在城关镇、新城子和南河等几个乡意外发现大量存于当地居民家中的苯教古藏文写本，而且这些经函只有逢重要节日或重大事件才打开念诵，平日绝不轻易开启。当地藏族群众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欣然同意将那些古藏文经卷供我们拍照和记录。经初步翻阅，我们发现其中有一批较为罕见的司巴苯教[2]时期的文献。

这些散落在当地藏族人家中的古藏文写本传承时间久远，数量可观，是研究吐蕃以前藏族语言、民俗、思想、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当时受很多主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对这批文献进行收集发掘。直到2009年5月，兰州大学将《散落在甘肃藏族民间的9世纪吐蕃藏文文献抢救发掘与整理编目》作为校内重大项目立项并给予资助，这才有机会对这批散落于宕昌民间的苯教古藏文手写本文献进行初步发掘和整理。苯教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即原始的司巴苯教和佛教化的雍仲苯教，民间苯教祭祀者莱坞的经文属于司巴苯教。概览宕昌苯教古藏文写本，其首页常常写有“司巴因苯”（srid pa rgyuvi bon），这就标明此类经文属于苯教九乘中的四个因乘（rgyuvi bon）即夏辛乘、朗辛乘、楚辛乘、司辛乘。有些经文首页写有 “这是黑水司巴苯教（chab nag srid ba rgyuvi kyi bon）的经文”，是属于四门一库中的黑水司巴苯教。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莱坞的经书由辛饶米吾大师的父亲贾本托噶所创，我们也根据以上的信息可以确定，司巴苯教其实是苯教最早的形态。其中，夏辛乘包括占卜、历算、垛术、医术四部分；郎辛乘包括黑水净门、白水净门和缩命门、彭域替身门、本赛垛门等四部分；楚辛乘包括近修；司辛乘包括丧葬仪轨等。苯教四因乘以招泰迎祥，求神乞医，增益福运，兴旺人才为主，而宕昌苯教文献经卷基本上就在这个框架之内，体现了原始司巴苯教的特点。其内容可以分为祭神类、招福类、禳解类、解秽类、招魂类和卦书类，这些苯教文献对于我们研究藏族原始宗教和吐蕃时期苯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笔者：与以往发现的苯教文献相比较，《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哪些特征？对藏学研究又有何意义？

洲塔教授：首先，甘肃宕昌古藏文苯教文献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所接触到的古藏文苯教文献。它既涉及打卦问卜、治病禳灾、婚丧嫁娶、典庆节日、祭祀山神等宗教民俗内容，还包括藏族原始宗教哲学思想、部落历史、生产技术和审美情趣等，几乎涵盖了早期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仅祭祀类文献就包括动土祭祀、杀生祭祀、节庆祭祀、祛病祭祀、禳灾祭祀、神灵祭祀、祈福祭祀、解秽祭祀、招魂祭祀、占卦祭祀、驱鬼祭祀、放赎祭祀等12种类型。

另外，文书中还记载了藏族称谓的起源和演变、苯教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藏族古代社会历史、早期多种图腾的名称和涵义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等内容。当然，这些仅是粗略的初步评估后甄别分类的结果，若细加区分，应远不止于此。

其次，甘肃宕昌古藏文苯教文献蕴涵丰厚、特征鲜明，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承年代久远，内容极为古老。通过文字特征、书写形式、遣词用句、纸张用料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和考证，这些古藏文写本初步勘定成书于公元7-9世纪的佛教前弘期至后弘初期。其中，部分内容甚至可以上溯至公元5-6世纪。

二是内容丰富完整。其内容几乎涵盖古代藏族社会、历史、宗教、民俗、经济、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

三是文献解读难度大。文献采用古藏文字体手抄而成，这种字体主要出现在第一次藏文厘定之前（9 世纪初）。由于年代久远，典籍中有些字迹模糊不清，需要根据上下文进行查漏补阙，辨认难度较大。同时，文中大量出现少见的“合成字”和缩写字，再者夹杂于其中的方言及古藏文词汇，更使文献解读工作困难重重。 总的来说，这批古藏文写本页面古朴精美、装裱考究、版本珍稀罕见。其中的部分文献首页除写有文献名称外，还饰有人首蛇身、人身鸟首等色彩艳丽的各种图案和手持金刚杵、长蛇绕臂、腰系虎皮的画像，大量神秘难懂的苯教图符在写本中经常出现。据初步估计，这些图符应属苯教祭祀仪式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但其内涵及用法尚需进一步解读和考证。

笔者：如何考证《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中收录的各苯教典籍的成书年代？

洲塔教授：甘肃宕昌家藏早期苯教古藏文写本文书中明确记载着在公元6世纪之前，雅砻地区被视为藏族古代文明尚未传播的盲区，古象雄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象雄为以阿里为中心的卫藏地区，下象雄指的是以安多为中心的广袤地区。书中还记述了藏民族称谓的起源、演变以及苯教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早期苯教认为，不是人崇拜山神而是山神崇拜人，人才是住在世间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吉祥、长寿和富裕的象征。佛教传入西藏后，受其影响这种人与神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变成人崇拜神。文献中还专门记述了远古时期多种图腾的名称、涵义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还提到当时在手工业制造中曾以图腾形象为样式来制作各种手工产品, 如月亮形的镰刀等。在新城子乡发现了一部古藏文皮书写本，文字全部书写于牛皮上，封面深褐色，里册颜色较浅，其中还包括各种动物图符和古藏文注解，据收藏人讲是部推算时辰日期的历书。根据其样式和注解可以初步推断，它是出现于纪元前后的《玛桑天文历法》一书。另外，文献还记载了距今 4000 年前的古象雄文，这是距今 3800 年的象雄文的早期雏形，还有古藏文早期缩写及其演变等。总之，这批苯教文献发现后，在藏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得到北京、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相关专家学者及苯教法师的高度重视，并初步勘定甘肃宕昌古藏文苯教文献成书于公元 7-13 世纪，其中部分内容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5-6世纪。

笔者：文献发掘整理工作结束后，可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文献内容的解读和钻研了。前面您也提到这批古藏文苯教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厘定之前的古藏文及晦涩难辨的图形和文字。请问这些问题应采取哪种方法予以解决？

洲塔教授：文献的搜集、整理、编目仅仅是这项工作的开始，最终的研究成果以及所能达到学术水平全赖于今后的文献解读工作。针对写卷文字古老难懂，图符神秘难释，以往我们的做法是，邀请国际藏学研究会主席查尔斯·兰伯等国际学者的同时，把文献分送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青海大学和各大苯教寺院进行审读，力求做到文献内容、成书时间、分类编目更加科学准确。任何工作仅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比如这批文书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也是在得到了国家、单位、同事、学界友人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绝非是单凭我个人的能力达成的。其实，我们将这些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及时公开出版也是基于文献本身学术价值的考量，目的是为有志于推进藏学研究的广大学者提供新的平台，促进我国藏学研究事业。

笔者：据悉，由您主持的国家项目“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第一辑已经基本整理完成，并且该书第二辑喜获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立项资助。您能否就该项目的主要内容以及后续的工作计划做简要介绍呢？

洲塔教授：近年来，国家和相关部门将搜集、抢救和整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举措。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藏族史诗得以抢救整理，数量巨大的通俗类读物和研究性著作纷纷出版，但将三大藏区民间口传文化资料融于一炉，以文字、口述史料形式的整理出版工作尚未着手。因此，《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收集、整理、保护和发掘我国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项目包含“安多藏区藏族口传文化研究”与“康区藏族口传文化研究”两个子课题。子课题是在总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以甘肃和青海为代表的安多藏区藏族口传文化和以四川为代表的康区藏族口传文化为研究对象，深入拓展，对总课题进行有益的补充与升华。就内容而言，《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将涵括民间故事、歌谣、舞蹈、谚语、谜语和传说等六大类，基本涵盖了整个藏族民间口传文化。从目前收集整理情况来看，民间故事约有一千余册，其他内容也均有五六百条。研究成果将采取汉藏两种文字出版成册，拟于 2014年内出版藏文版30册和汉文版30册。

笔者：当前搜集和整理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有何意义？

洲塔教授：藏族口头传承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古象雄文字创制以前藏族先民就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经验和信仰传授给下一代。几千年前形成的以念颂为主的苯教信仰和后来的藏传佛教信仰中的吟唱传统，为藏族口传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直至现在，许多藏族传统文化仍然是以口传的形式传播和流传。可以这样说，藏族口传文化源于民间、盛于民间，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藏族人民以独特的审美视觉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和传说，不断充实和丰富了藏族文明宝库。但由于口传文化基本采用口传身授方式，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许多宝贵的藏族文化遗产已经失传或濒临失传，许多优秀的口头文化遗产还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已悄然消失，部分珍贵罕见的民俗技艺和民间文艺伴随着老艺人生命的结束而成为历史的绝响。基于此，我们把抢救和保护藏族民间口传文化这项工作作为近期的中心工作。

笔者：藏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更好的传承和有效的保护？

洲塔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再加上大批优秀文化资源散存民间，受自然、历史和人为因素的破坏，不少遗产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损毁。因此，目前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仍有大量工作亟待我们践行。首先，要对藏族民间非物质文化资源与保存现状进行调查摸底，发现保护和传承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探析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所涉及到的政策、法律、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案，让政府和相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其次，建立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运用现代声像等多媒体信息技术手段，把现存的非物质文化资料录制下来，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保存，为实现藏族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平台做好基础工作。最后，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资助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做好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所以，各级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特殊的生活和政治待遇，让他们衣食无忧，培养更多的民族文化传承人。

笔者：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祝您身体健康、阖家欢乐、扎西德勒！

参考文献

[1] 据洲塔教授回忆，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为了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特意从北京大学邀请季羡林先生讲授古梵文，因此，自己有机会跟老先生学习古梵文知识并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2] 司巴苯（srid pa bon）也称为世续苯教和原始苯教，是藏族的原始宗教，是在鬼神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性宗教，有学者认为司巴苯教其实质是苯教信仰的民间化或民俗化。

作者简介：尕藏尼玛，男，藏族，甘肃张掖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来源：《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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