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时间向量”和“知识增量”为认识框架下，通过回溯党史文献，阐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形成与研究动态，可以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形成和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理论探索阶段（1921—1949）、理论创立阶段（1949—1978）、理论总结确立阶段（1
【作者简介】吴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黔南州委党校讲师。通讯作者：金炳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内蒙古民族大学）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西北地区经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研究”（22JJD850001）、中央民族大学专项课题重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研究”（2021MDZL01）阶段成果。
【摘要】在“时间向量”和“知识增量”为认识框架下，通过回溯党史文献，阐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形成与研究动态，可以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形成和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理论探索阶段（1921—1949）、理论创立阶段（1949—1978）、理论总结确立阶段（1978—2012）和理论发展完善阶段（2012—至今），揭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认识民族问题的理念的演进和提升。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呈现出“实践—理论—再实践—再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征。今后应围绕理论基础、道路的独特性和正确性特质、国际比较等重点开展研究，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研究共识。
【关键词】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形成脉络；研究进展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民族问题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当今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模式多种多样，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试图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尝试，效果各有不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下简称“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是百年民族工作的最大成就，是经实践证明的正确路径和宝贵经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时代研究阐述“正确道路”，是创新民族理论体系、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基础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脉络如何，从理论萌生、明确提出到丰富阐述经历了哪些阶段？理论界关于正确道路的研究进展如何，形成了哪些研究共识？新时代应从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正确道路”的理论研究，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
认识一个理论命题往往可以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方面，通过梳理历史文献的方法，能梳理展现理论演进的“时间向量”，以便在时间轴上回溯理论萌生、探索、提出的演进过程，抓住理论量变质变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通过文献耙梳的方法，能描绘出理论发展的“知识增量”，以便在知识树上更好把握理论演进的动态、进展和水平，思考今后理论发展的方向。将时间向量与知识增量相结合，就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理论问题的分析框架。本文依据历史和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时间向量”和“知识增量”两个维度，尝试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丰富理论和实践涵义，深入考察其理论发展过程和研究进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无数仁人志士思考、探索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但均以失败告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开辟了广阔道路，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初步提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认识到“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才能解决中华民族政治上一盘散沙、经济上积贫积弱的问题；在1924年，认识到铲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解放弱小民族，实行经济文化改造的“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可见，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已经对如何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与基本判断。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苏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思考、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视野不仅从政党层面还从国家层面考量。期间，提出了消除国内的民族压迫与仇视，才能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红军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具体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辽阔的祖国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守护的，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民族解放运动最凶恶的敌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民族民主革命形势进一步提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并在豫海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的地方。豫海自治政府消除剥削，实行平等，广受群众支持。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内蒙古实践。总之，从1924年提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到1949年初步创立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体系，再到1989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着。梳理党的历史文献，便能探寻其中的历史脉络。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各派各党贤人志士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矢志不渝。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这种意向更加明确，理论和实践更加贤明执着。1924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提出了“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介绍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时指出“得到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民族问题”，还要在实际工作中找到方法，实现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党纲。说明道路需要以纲领引领、以工作方法做铺垫。1958年，蔡仲淑在《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繁荣发展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剖析了党如何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用革命实践和民族地区发展成绩论证中国共产党是找到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关键。阐明了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繁荣是党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路径，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是道路的保障。1989年，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这一理论命题，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该道路的构成内容，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观点。可见，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理性的力量，助推着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发展。通过综述这些理论成果，便能概括“正确道路”理论的发展情况。
梳理党的历史文献，结合各阶段的社会背景，可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发展过程划分为探索、初创、总结、发展4个阶段，整体呈现为“实践—理论—再实践—再发展理论”的认识过程。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探索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初创阶段，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基本成型。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是理论总结确立阶段，党中央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一理论命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理论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并丰富发展出新的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贯穿上述4个理论阶段的一条主线。
1.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免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这条“唯一的道路”，即中国劳苦群众要从 “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唯一的道路”。1924年，瞿秋白在《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中提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这是党史文献中关于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较早的表述，可以视为探索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理念起点。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在于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免除民族间的压迫，促进民族发展，“使各民族之平民阶级得有现实的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结合”。他不仅强调道路与实践的关系，还揭示了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这篇文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各民族之间不是团结合作而是“先进民族压迫剥削弱小民族”，因此“资产阶级的国家内，也永久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表明了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基石。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苏联国内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统治，没有民族压迫与仇视，“正确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这说明，党在苏维埃时期就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消除国内的民族压迫和仇视、实现民族平等是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必备条件。
2.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938年，中国的革命战争迎来“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此时，中国的民族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努力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是主要任务。相应地，国内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剥削关系属于次要矛盾。毛泽东主席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是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因为只有打败侵略者，才能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将民族问题置于中国革命总问题之中加以解决的，决然不是局限于民族事务的领域，把握了民族问题与革命问题的内在关联。抗日战争时期，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针对“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基本方针和民族政策。具体内容包括4个方面：一是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是根本纲领。二是国内各民族权利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惯。三是在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设置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有关事务，调节民族关系。四是纠正大汉族主义。1940年，西北工作委员会根据以上纲领和方针，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定了针对回族和蒙古族的具体政策。包括：政治上确认民族平等、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文化上尊重风俗习惯、实施国民教育，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经济上废除苛捐杂税、发展交通运输和生产，社会层面积极协调民族关系等内容。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并实践着“四位一体”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明确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并说明，在纯粹少数民族的区域可以地方性质的自治政府的形式出现，在散杂居地带则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出现。1947年4月，云泽（乌兰夫）在内蒙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指出：“内蒙自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分歧”，“前者依靠民族敌人来统治人民，后者是蒙古人民自已管理自己，实行民族自治。”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明确“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它以内蒙古现有各盟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宣言》还声明了自治区域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消除一切民族隔阂”“互相尊重风俗习惯”等内容。1949年9月29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以政策的形式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中，标志着中国已经探寻到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创立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民族工作的政策体系，践行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重点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设立民族院校、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和少数民族参观团、开展民族识别、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到1954年，“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一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这一时期，党的文献将“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与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总道路等原则，以及坚持培养共产主义的少数民族干部等方法结合起来，是梳理归纳思考解决民族问题方法与经验的体现。第一，坚持培养共产主义的少数民族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49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电报》中强调共产主义的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第二，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毛泽东思想。1950年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第三，坚持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总道路。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概括为“各民族现阶段团结奋斗的总道路”。乌兰夫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报告》中指出“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是伟大的，它能够完全恰当地解决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第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8年，蔡仲淑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论证党的领导是“找到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关键。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1957年，刘格平发表《十月革命开辟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援引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的成就论证“社会主义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他认为十月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是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苏联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道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才能彻底解放，得到事实上的平等。“在苏联共产党史无前例地解决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篇文章在理论上阐述了民族问题的内涵。他明确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只有在该条件下，各民族才能有全面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团结友好。并且，在事实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进一步加强。若将其要点进行归纳并加以概括，可以发现，民族问题的内涵已有阐述（涉及民族自身的发展以及民族与民族、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
1958年4月28日，王恩茂在《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提出：“这次会议所进行的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因为它是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列主义路线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所以说同时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因为它是国家统一和反国家统一之间的斗争，是民族团结和反民族团结之间的斗争，是党的领导和反党的领导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道路之间的斗争。”该报告将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列主义路线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路线之间进行对比，以阐释中国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人民主体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报告内容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列主义路线”包含了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内涵。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阐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具体方法、基础前提、具体内涵等内容，提出社会主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在实践层面，构建起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总政策、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政策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体系。因此，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创立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总结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因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理论、政策经过长期实践，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符合国情的，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凸显。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和民族工作成就为正式提出“正确道路”理论奠定了物质基础。1983年，黄铸提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国情、具有自己的特色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道路。”其中“适合自己的国情”已然包含了正确的含义。1986年11月，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少说空话，多办事实，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搞上去》的讲话，其中指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并阐述了该道路的独特性和正确性。独特性体现在它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正确性体现在我国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此时，“特色”未直接使用于该理论命题中。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上提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阐明该道路由“理论”“制度”和“政策”3个部分构成。1990年2月，全国民委主任工作会议表述为“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并强调拥护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按照沈桂萍教授的观点，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问题。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归纳为我国民族工作“最基本的经验”。此次会议标志着“正确道路”理论正式确立。此后，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政治局第16次学习会、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09年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都强调这一理论命题，并对道路的中国化性质、实践性特征、经验的属性进行了阐述。2011年9月，“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写入中国政府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总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党总结提出“正确道路”这一理论命题，并且指明了正确道路的基础内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指明其基本属性——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指明其形成条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指明其开创主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确道路”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阐释了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2015年，“正确道路”写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6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将其作为建国70年来值得自豪的成就和尤须铭记的经验之一，要求“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正确道路”概括为建党100年来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同年11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10月，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了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阐述了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八个坚持”，以明确“正确道路”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基本原则（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依法治国）和重要任务（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为逻辑层次，解释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二是丰富正确道路新的理论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确定为民族工作的“纲”，拓展了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三是开拓正确道路新的实践领域。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中更好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正确道路”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
“正确道路”理论提出至今，理论界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在其生成逻辑、构成内容、理论内涵、新时代的成就等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些学术研究不断完善着“正确道路”理论的阐释体系，助推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发展。
从1990—2022年，研究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学术成果共有61篇学术论文，38篇报刊类理论文章，1部学术专著，以及5篇在内容中涉及该主题的学位论文。
察其时间分布与研究内容，理论界关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9—2012年）以党中央在1989年提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开端，研究者主要讨论正确道路的构成内容。第二阶段（2012—2021年）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阐述“八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为标志。关于“正确道路”的研究发生转向，从内容讨论阶段转向理论阐述阶段。期间，道路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比较优势等得到阐述。第三阶段（2021年9月起）以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标志，关于“正确道路”的研究从理论阐述转向体系构建阶段。
关于“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于永祥总结为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民族区域自治，赵静概括为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团结进步，黄铸、孙懿概括为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关于“正确道路”的内涵，金炳镐认为“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保证”。肖东波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关键、发展经济是根本、法治是核心内容。陈一华、周知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关于“正确道路”的经验，关桂霞概括为四个方面。刘鹏概括为“六个必须”。研究者们对“正确道路”内容、内涵和经验的初探不断丰富，他们所提出的坚持民族平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要点，为新时代提出“八个坚持”的内涵提供了思想准备。
一是对道路理论内涵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处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是“正确道路”形成的核心内容；掌握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理解“正确道路”的基础。认为“八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领域创造的“中国模式”，是“根植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它从“根本上奠定我国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大局”，要坚定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正确道路”的主线。
二是对道路性质特征的研究。学者从表象特征的视角讨论了“正确道路”之“像”，认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各民族共同建设和谐美好民族大家庭的伟大实践”，是“民族团结共识之路”和治理民族事务的“科学道路”，是“平等之路”“复兴之路”。或者从内在属性的视角论证了“正确道路”之“质”，提出“正确性与有效性”、“先进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连续性与有效性”等观点。这些关于正确道路特征的研究仍不够深入。还需要由具体再到抽象，概括总结正确道路的物象特征、由表及里挖掘正确道路的隐含特质。
三是对道路生成逻辑的研究。了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发展史，是认识和理解“正确道路”的基础。郝时远认为一个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选择的道路是基本国情、历史演进、文化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朱碧波认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历史传统构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渊源”，其“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渊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和政治智慧”。赵健君认为“依据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中国悠久的多民族史实与现实民族关系政治格局来处理执政党、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成功走出了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粟国康认为，该道路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完善的制度保障、深厚的文化基础”。王延中、周辉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延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一体的历史传承，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事实等理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理论。王希恩、刘宝明等认为正确道路内涵的明确阐述，“体现了党在民族问题道路上的理论自觉”，“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族问题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郝时远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正确道路”新时代的内涵，“八个坚持”是对“正确道路”的理论原则和政策实践的完整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成功经验的高度提炼。李贽认为“八个坚持”是对民族关系问题的创新论述、是对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精准规范。宋月红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方面的研究共识
学者们普遍认为，认识中国国情是理解“正确道路”的基础；正确处理民族、国家与政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它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成绩斐然的正确选择，其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特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该道路的成功实践构建起具有中国政治文明特色的政治框架与理论逻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它的重要标志、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所在，多民族的社会现实与各民族追求国家统一的民族精神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西方比较，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组织力、对少数民族的集体性权利和保障性政策是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所不可企及的。
2.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生成逻辑方面的研究共识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是开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主要原因；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悠久的多民族史实对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具有重要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政治智慧和民族事务治理优秀遗产奠定了正确道路的历史基础。因此，正确道路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3.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时代发展方面的研究共识
学者们普遍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拓展了“正确道路”的实践领域，发展了“正确道路”的理论内容，深刻阐述了道路的根本保证、基本原则、重要任务等内涵。深刻阐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是坚持和发展“正确道路”的现实依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创新理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理解和把握、怎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根本问题”，是“正确道路”在新时代的主线。
与民族理论研究的其他学术议题相比，当前关于“正确道路”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够丰富。从数量上看，提出理论命题至今的三十多年来，研究文献总量仅百余篇，专著仅1部。从结构看，至2021年末，报刊发表的署名文章、评论员文章占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研究总文献的36％。这些文章具有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思想、引领民族团结进步氛围的积极意义，但其研究深度相对不足。从内容看，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践研究和案例研究较少。鉴于“正确道路”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性，一部分专题论文、署名文章冠以“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之名，但笼统宽泛的浅谈较多。如杨须爱认为学界对“八个坚持”内涵的研究阐述深度和系统程度还不够。从研究主体看，主要以民族研究者、民族工作者为主，跨学科的研究少。基于丰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需要，今后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当前虽有学者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具体内容、制度文明对正确道路具有什么影响、怎样影响缺乏研究。虽有贺新元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指导理论进行概述，但未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可从理论渊源和中国特色等视角，研究“正确道路”与中华文化的相互关系，探讨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之间的关系。
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正确性、有效性、先进性、优越性、科学性、继承性、创造性7个方面。但实质上，正确性、有效性、先进性、优越性都从属于科学性，因此说对道路特征的研究有待加强。例如：道路的开创主体在结构上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人民是主体力量，可以研究其人民主体性。又如，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同样服从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一般规律，可以研究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般规定性，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规定性。最重要的是，应加强研究其独特性和正确性。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命题中，“特色”和“正确”是起定性作用的定位词，它们规定了中国式道路与其他道路的本质不同，“特色”强调特殊性，“正确”反映合理性。然而，当前研究“特色”的成果仅2篇。郝时远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立足国情地丰富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是“中国特色”。赵健君认为特色体现在于“多民族的社会现实与各民族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精神”始终影响着发展方向。
“正确道路”理论作为我国民族理论的话语体系，是与西方民族领域话语较量甚至是斗争的“武器”。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看，西方各国采取的“一族一国”“民族同化”“民族熔炉”“多元文化主义”等政策并没有取得好成绩，反而正不断接受民族分裂主义带来的冲击。相反，中国国内民族关系团结和谐，民族发展好上加好。现有研究中，杨友孙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认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范围、力度和效果方面均超越了西方国家以‘个体权利’与‘文化权利’为核心的方式”。鉴于中国道路对世界各国治理民族事务的启发，加强“正确道路”世界历史意义的研究，开展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比较研究，思考二者的根本性不同，总结中国道路的显著优势当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开辟道路的民族。从道路的物质属性看，从先秦时期开辟“周道”至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联通南北水系，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将中华大地连为一体，形成多民族共居共乐共融的一体格局。从道路的社会属性看，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道路的历史，同时是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探索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总结确立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拓展了“正确道路”的实践领域。本文用历史分期的方法，划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4个阶段，旨在构建理解和认识该理论的框架，揭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认识民族问题的理念的演进和提升，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像”，同时说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将与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民族工作实践一道，在发展中完善、在创新中开拓新篇章。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