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新的丝绸之路研究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的需求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提出的伟大倡议，也是对经历了数千年发展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遗产的传承与进一步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因此，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不能不关注到古代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能不关注到前辈学者对古代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研究。

在我国学术界，杨建新先生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与卢苇先生完成了《丝绸之路》一书，并开始发表丝绸之路历史专题的论文。此后，古代丝绸之路研究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今天，杨先生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笔耕不辍，仍在发表丝绸之路专题研究的长篇论文。他的丝绸之路研究在海内外均有一定的影响力。2016年9月，乌克兰国家媒体代表团专程来兰州大学，就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诸多问题采访了杨先生，采访的多集专题片在乌克兰国家电视台播出后，在东欧斯拉夫国家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下面，笔者对杨先生的学术历程，特别是他对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

杨建新先生1934年出生于新疆省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1953年毕业于省立迪化第一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时，他被甘肃省相关部门抽调参加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担任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为此，他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进行了1年多的社会历史调查，并主笔完成了《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

在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过程中，杨先生阅读了不少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献，积累了民族田野工作的经验，也树立了进一步研究民族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理想。1960年夏季，他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进修，在贾敬颜先生和王辅仁先生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蒙、藏民族历史及民族学理论，历时3年之久。这为他后来从事民族历史和民族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3年8月，杨先生回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从事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他的视野主要集中在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沿革与民族变迁、西北少数民族史、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西北文献整理以及丝绸之路等方面。

“文革”期间，杨先生的学习和研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幸运的是，国家对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需求为他继续从事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沿革与民族变迁研究提供了契机。当时出于中苏论战及边界谈判的需求，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余绳武先生负责，组织编写《沙俄侵华史》。其中，由西北大学郭绳武先生牵头，抽调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一书。杨先生参与了这一工作，撰写了该书的第一章“历史上的中国西北边疆”。通过对先秦至清朝前期西北地区地理沿革及边疆民族变迁的细致梳理和探究，他对西域、中亚的历史地理沿革与民族变迁，先秦时期内地与西域、中亚的联系，西汉以来历代中国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有了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西北疆域的专题研究论文。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是杨先生长期从事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诸多西北少数民族史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他完成了专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对活动于西北地区的戎、匈奴、月氏、乌孙、氐、羌、吐谷浑、柔然、高车、嚈哒、突厥、吐蕃与藏、回鹘与维吾尔、党项、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哈萨克、乌孜别克、裕固、回、保安、东乡、土、撒拉等民族作了系统论述。这本专著出版后，成为部分高校研究生的必读书，数次再版并受到海内外好评。接着，他又完成了《西北民族关系史》。进入21世纪后，他还主持编写了13卷本6000余万字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也是杨先生长期关注的重要方面。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通论》一书中，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相关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他还以论文的形式，就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相关文献，尤其是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分散在多种文献之中，寻找查阅不易。为方便学者学习研究，杨先生又主持整理与校注了诸多西北古籍文献，如《古西行记选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西北文献丛书续编》等。

杨先生从事的西北民族历史、民族理论、西北地区的民族变迁与历史地理沿革等研究工作，都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为他的丝绸之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杨建新先生的学术研究焕发了新的活力。1979年，他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并于次年创办了《西北史地》杂志。同时，他也开始了对丝绸之路更为深入的研究。

1981年，杨先生撰写的《丝绸之路》一书出版。该书《前言》中提到，此书写作的目的是“介绍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外陆路通道的开辟、发展与变化；介绍古代中国与亚、欧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边疆通过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与交流”。该书进一步指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如此。中国自古就与世界许多国家通过陆路、海路有着密切的交往，正因为如此，才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中，增进国际间的交往和交流，更是非常必要的。了解我国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这种国际交往的历史和传统，对解放我们的思想，加速四化建设，是颇为有益的。”这些认识不仅反映出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报国热情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更体现了他们对传承祖国悠久历史文化、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交流、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强烈愿望。

初版《丝绸之路》一书主要包括“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变化”“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丝绸”“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旅游者”和“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六个部分。这本著作虽然部头不大，仅有11万字，但其研究内容已经基本包括了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方面。由于是首次撰写这样一本涉及世界古代历史的著作，杨先生十分慎重，就不少问题向本系讲授世界古代史的卢苇先生请教交流，并通过卢苇先生把书稿寄送给暨南大学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先生审阅校订。朱杰勤先生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给予高度评价。因此，该书初版即有卢苇先生署名，并署有朱杰勤先生审校的字样。

《丝绸之路》初版问世后，杨先生仍不断收集资料，为补充与修订该书做准备。1988年该书再版，除了对原有六个部分内容进行增补修订外，还增加了第七部分“丝绸之路的石窟寺、古城关遗址和其它文物”，以及卢苇先生撰写的第八部分“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来，该书在架构上更为齐全合理，内容上也更为充实。《丝绸之路》再版本25万余字，较初版字数多出一倍以上。199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丝路文化丛书》曾收入此书，书名改为《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这本书还引起台湾出版界的关注，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之后，1993年台湾兴汉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繁体字本。此外，2013年杨先生80华诞之际，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的《杨建新文集》，于第5卷中收入了该书。因此，《丝绸之路》一书共有5个版本。

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杨先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几个部分分别予以介绍。

杨建新先生对丝绸之路何时开通与张骞通西域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对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以往的教科书大多根据司马迁《史记》中“张骞凿空”，“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的记载，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西域开通之始。而杨先生则认为，先秦文献中诸如“昆仑”“流沙”“敦薨之水”“泑泽”“炎火之山”等的记载，表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人对西域山川地理已有认识，而黄帝、周穆王等西游的神话传说，则反映出我国古代新疆地区与内地之间早就相通的事实。正因为如此，《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都有着昆仑玉的记载。《史记·赵世家》中的记载也表明，战国时期新疆玉石已经通过一条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经常运往内地。新疆托克逊阿拉沟墓葬发掘简报及阿勒泰克尔木齐墓葬发掘简报也证实了战国时期中原生产的漆器、铜镜已经运往西域。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和田玉器，则更是中原与西域早有联系的明证。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杨先生指出“早在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新疆与内地之间，就有了交通线路”。他还认为，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月氏、乌孙等举族西迁西域、中亚，表明自河西走廊至天山以北直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的通道早已开通。而关于丝绸何时传入西方这个问题，他列举了古希腊诗人阿里托芬的《吕西斯特喇忒》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中关于丝绢的记载，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入西方，这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已有所反映”。他还根据斯图加特霍克杜夫村一座公元前500年的古墓中发现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在克里米亚的刻赤古墓中发现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丝绸残片的事实，指出“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丝绸就运入了西方，丝绸之路的雏形已经存在了”。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杨先生指出，张骞出使西域，长达十余年，行程万余里，实地考察了被匈奴阻隔控制的丝绸之路，“使过去对西域诸国的传说和零散的记载，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和订正，使人们大大增长了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同时，由于张骞的出使，西域各国与西汉建立了交往关系，双方之间往来的使者“相望于道”，政治交往与经济贸易关系都得到了加强。不仅如此，随着西汉在西域影响力的增长，乌孙与西汉结为军事同盟，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公元前60年（宣帝神爵二年），西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国中央政权在西域首次设立的地方管辖机构。自此，西域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丝绸之路也随之开始了繁荣与畅通的新发展阶段。

诚如杨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指出并已为学界广为接受的那样，“张骞通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在古代东西方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从东西两个方向，以中亚、西域为枢纽，逐渐沟通并初步形成了”。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使中原对西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以及西域诸国的内向力，更为西汉对西域开始行使管辖权奠定了基础，使得丝绸之路更加繁荣。

丝绸之路自西汉正式开通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杨建新先生根据时代特点，将这一历史过程划分为西汉末年至东汉、魏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元明四个时期。

王莽篡汉，社会动乱，匈奴再次控制西域，隔绝丝绸之路。东汉建立，西域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有鉴于此，汉明帝遂决定“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东汉一朝，西域通而复绝者再，史称“三通三绝”。在东汉经营西域过程中，出任西域都护（西域长史）的东汉官员班超、班勇父子等人，多建功立业于西域，为保障丝绸之路的通畅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在西方兴起，在其东部即安息帝国，在安息以东是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贵霜王朝东部则与西域相接。丝绸之路将当时世界上的四个文明大国中国、贵霜、安息、罗马联结起来。诚如杨先生所言：“这四个文明大国繁荣的经济，高度发展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既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其必然要畅通、要发展、要存在的内在需要，也为丝绸之路可以畅通、可以存在、可以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已经衰落并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罗马帝国东部的安息也已经为波斯萨珊王朝取代。曹魏传承汉制，经营西域，先以敦煌太守兼任西域都尉，设戊己校尉于高昌，后恢复西域长史，开府海头（罗布泊西北）。三国归晋，中原一度出现统一局面，河西、西域道路畅通，中西交往密切。司马氏东渡之后，河西前凉张氏政权传承西晋旧制，仍于高昌设戊己校尉，于海头设西域长史，扼守通道，辖制西域。前秦大将吕光率军7万经营西域，经高昌、焉耆，直达龟兹（今库车）。这是西汉李广利征大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征，影响深远。北魏时屡派使者出使西域中亚，著名的董琬使团曾达乌孙、破洛那（今费尔干纳）、者舌（今塔什干），加强了中原与中亚诸国的交往关系。北魏在洛阳建有“崦嵫馆”，专事接待来自西域和包括大秦（即罗马帝国）在内的葱岭以西各国的商贾和使者。此外，犍陀罗国曾向北魏贡白象，波斯国也曾贡狮子。至北齐、北周时期，运入罗马的中国丝绸数量较前更多，而波斯则是中国丝绸进入欧洲的主要中转站。后突厥兴起，控制丝路交通，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中亚和波斯商人的地位。

在该书中杨先生指出，隋唐时期是“东西方民族大迁徙的时期，是各种思想文化东西交流、互相融化的时期，也是丝绸之路大繁荣、大发展并最大限度发挥其历史作用的时期”。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雄居于西方，其东部先与波斯相邻，其后阿拉伯帝国兴起，东部疆域远达中亚。同一时期，中亚、西域等地先后有游牧民族柔然、嚈哒、突厥兴起。隋朝统一全国后，炀帝西巡，自青海越祁连山到达张掖，会见西域诸国使者、商人，传为美谈。贞观年间，唐朝平定高昌，随后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管辖范围空前辽阔。唐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其特点即在于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直接经营管理。唐朝在西域中亚地区广设驿站，实行过所制度，并在重要城市、关隘设立镇、军、守捉，保护交通与地方安宁。唐朝治下的丝路安全通畅，大批中亚、波斯、大食、大秦商贾来华，其中不少人留居于长安。唐诗中关于“商胡”“蕃客”“胡姬”的众多颂咏，留存至今的唐代胡商壁画、唐三彩等文物，都反映出这一时期中西交往的繁荣景象。

两宋时期，北方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古等政权。尽管诸政权对峙，但东西方陆路通使并未中断。西域哈喇汗王朝、大宝于阗国等地方政权与中原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阶段，中原输入西方的商品虽仍以丝绸等为大宗，但随着饮茶成为新的风尚，茶叶贸易开始发展起来，成为我国输入西方的又一重要商品。蒙元时期，中原至欧洲的交通更为通畅，驿站四通八达，其中尤以元朝的大都等城市与欧、亚各国之间的交往最为密切。明初，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但中西陆路交通依旧持续不断。明初帖木儿帝国雄踞于中亚，与明朝的贸易颇为可观。

杨建新先生在其《丝绸之路》一书的第三、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丝绸，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两个问题。

他首先指出：“我国蚕丝生产的出现应该追溯到殷商以前的遥远历史年代。”殷商之后，养蚕缫丝、制作丝绸的技术不断发展，丝织品种类也日趋完善。至汉代，丝绸生产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汉代的丝绸产业不仅产量高，丝织品种类、花色也更加丰富，这为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丝绸不断输向中亚、西亚和欧洲提供了条件。他还指出：“中国丝绸曾在古代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古代世界人们生活中发生过重大影响。”丝绸传入欧洲之前，希腊、罗马人制衣的主要原料是羊毛及亚麻。当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中国丝绸传入欧洲后，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赏和欢迎。最初，由于丝绸生产的成本高、商人居间垄断、沿途各国关卡重课等原因，运到欧洲的丝绸竟和黄金等价。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东罗马时期穿着丝绸已比较普遍。在中国丝绢运达古罗马和后来的东罗马的通道上，诸多国家或民族，如大宛、大月氏、康居、波斯和印度等，都曾起到过转运和居间贸易的作用。他们一方面为中国丝绢的西运作出贡献，一方面更是不断为争夺丝绢贸易权而斗争。他们之间为丝绢贸易所起的纷争，不仅是丝绸之路研究所需重视的，也是古代国际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内容。除了对丝绸的西传进行研究外，他还根据《史记》《元中记》《大唐西域记》《博物志》和《哥特战记》等中外文文献，勾画了丝与丝绸生产技术西传最终到达欧洲的漫长历程，介绍了丝绸生产业在波斯、东罗马等地的发展。

杨先生认为，丝绸之路从东向西分为东段、中段、西段三个部分。丝绸之路东段东起长安，西至玉门关、阳关，有陇右道、河西道、青海道等部分，他不仅详细考订了各条道路开辟的过程及具体路线，也介绍了沿线的重要城市、关隘，如武威、张掖、嘉峪关、敦煌、玉门关等的相关历史。丝绸之路中段道路分布于西域，即自阳关、玉门关至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汉代西域有天山以南的南道、北道及天山以北的新北道。隋唐时期将这三条道路依次称为南道、中道和北道。其中南道位于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中道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行，直达葱岭；北道则由玉门关向西北，经伊吾（今哈密）、蒲类（今巴里坤）、北庭（今吉木萨尔），至弓月城（今霍城一带），渡伊犁河西行千里至碎叶城（今托克马克）。在上述丝绸之路东段、中段以北，还有与之基本平行的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交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都有过重大贡献。宋元之际，草原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耶律楚材、丘处机、加宾尼、鲁不鲁乞等人都曾往来于这条道路上。丝绸之路西段主要指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等地的陆路交通路线，也可分为南、中、北三条道路。其中南道与西域南道相接，越葱岭后西至大月氏国，或向东南到达印度各地，或沿印度河南下直到阿拉伯湾，与海路相接。中道则与西域中道在大宛相接，向西北经康、曹、安、石、史等昭武九姓国（即今中亚撒马尔罕、塔什干、布哈拉等地）进入波斯，由波斯西行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北道在碎叶与西域北道相接，从塔拉斯向西北行，过里海北之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经黑海进入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书中对各段路线及相关历史进行了论述，并配有地图，以便读者对具体路线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杨先生在条分缕析丝绸之路各条路线及历史沿革后指出：“实际上，每段都有许多叉道，而且各道之间南北亦互相沟通。特别是每条道路经过的大城市，都自然形成以它为中心的交通网，四通八达，并不一定非沿某一条路线通行不可”。今天，他的这一论断不仅已广为学界接受，也与建设新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相契合。

《丝绸之路》一书的第五、第六和第七部分，分别探究了丝绸之路上的使者、旅游者的活动，丝绸之路上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以及遗存的石窟寺、古城关和其他文物。

在该书第五部分中，为读者介绍了曾跋涉于丝绸之路的僧人、使者等著名人物如经由西域中亚前往印度取经的东晋高僧法显、北魏高僧宋云、唐朝高僧玄奘，两次从军赴西域、中亚的唐边塞诗人岑参，奉命出使西域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后晋使臣高居晦，奉命出使高昌的北宋使臣王延德，前往中亚与成吉思汗相见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元世祖忽必烈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五次出使西域中亚的明朝使臣陈诚，明朝后期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等，重点叙述他们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历史贡献及相关著作等，并对一些不同观点提出了独到的认识。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社会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众多的植物新品种、奇珍异兽通过这条通道传入中国，而中国的植物品种、生产技术等也通过丝绸之路西传，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主要的有葡萄、苜蓿、石榴、红兰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荽、胡蒜、胡葱、橄榄等。西传的中国植物品种主要有桃、李、杏、肉桂、生姜、黄连、大黄、土茯苓、桑、茶等。西传的中国生产技术有冶铁术、水利灌溉法、造纸法、印刷术、火药制法等，这些生产技术对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中国医学、天文学、音乐等优秀文化正是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其中尤以杂技百戏、乐曲歌舞、宗教的影响最为显著。我国古代的许多乐曲、乐器、舞蹈都是由中亚、西亚等地传来的，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更是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书第七部分以石窟寺、城关遗址、出土文物等为重点，介绍了丝绸之路古道上保存的名胜古迹与出土文物，使读者能够更为直观地认识与了解丝绸之路灿烂辉煌的历史与东西方各民族延绵不绝的交往历程。

1988年《丝绸之路》再版时，作为该书的第八部分由卢苇先生主笔撰写了“海上丝绸之路”。卢苇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予以论述，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为《丝绸之路》一书锦上添花，使其更为完备、充实。

杨建新先生的丝绸之路研究涉及面广，对相关问题融会贯通，颇有深度与高度。尤其是《丝绸之路》一书补入卢苇先生撰写的海上丝绸之路部分后更为完备，成为我国学界第一部全面论述与介绍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

毋庸讳言，《丝绸之路》作为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研究著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该书内容下限止于明代，未能涉及清朝、民国时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亚欧大陆桥的建设与发展。此外，对古代西方各国发展的论述介绍较为薄弱。为进一步深化其丝绸之路研究，杨建新在步入耄耋之年后仍然在大量阅读欧洲、西亚的相关历史文献、专著，近年来他撰写的《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生到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亚欧大陆共同发展繁荣和复兴之路》和《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西欧大国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两篇长文，正是对其早期研究的补充与拓展。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我国各行各业所关注，更为全世界所瞩目。在国内外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期，了解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传承与进一步发展古代丝绸之路合作共赢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诚如杨先生指出的那样，“丝绸之路把沿途各个国家联结起来，彼此间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民之间的友谊”。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不仅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是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