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黎丽：通道地带理论——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作者简介】徐黎丽，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民族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其边疆治理的成功经验就是守中治边。近代以来，随着治边的中心从硬边疆向软边疆转变，则有五族共和、民族区域自治、多元一体等与边疆治理相关的理论。最近，随着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边疆理论也相继出台，如三圈论、五大板块等。但随着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很难再以传统的边疆治理方式面对以交流与合作为主题的国家及其边疆关系。因此，中国边疆研究必须创新边疆理论，以便为解决诸多边疆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这就是本文作者经过多年边疆研究的探索，提出通道地带理论的时代背景。当然本文提出的通道地带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说，敬请各方专家批评指正。

一、 中国的通道地带

在中国这个从汉代起就奠定国家疆界的传统东方大国内，从地形地貌中很容易分辨出三个生态文化区域。这就是北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东部的多个平原连接而成的平原区域。作者曾撰文，以中国陆地版图内明显存在的三个不同区域及其文化特征，将中国内部划分为“高纬度、高海拔和低海拔等三大生态文化区”。其中高纬度生态文化区域就是指，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以游牧经济及其相应的部落制度和不同语言习俗宗教为特征的蒙古高原区域； 高海拔生态文化区就是指，北至河西走廊、南到云贵高原、东与四川盆地接壤、西与新疆南疆相连的青藏高原，以高海拔的山谷农业和高山畜牧为主要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呈现出农牧结合特征；低海拔生态文化区，包括珠江、长江、淮河、黄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等平原区域，尽管这一区域因纬度跨度较大而种植不一样的农作物，但各个平原之间通过人工的大运河和南岭、秦岭等通道而连接，经济上的共同性则是以能够养育更多人口的灌溉农业著称，社会制度与文化因定居而呈现阶层性。三大生态文化区的通道地带就是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

这一划分虽然有地形地貌上的根据，也有文化上的显著特点，却将另一个与中亚中东区域有着共同地理特征、且作为连接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通道地带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部分忽视。忽视的原因是：

第一，客观原因，只有绿洲适宜人居。由于这个区域大多数地区是沙漠戈壁，不适合人居，只有绿洲区域才有人居，绿洲则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与南缘，天山的北坡。这一区域，早在公元前 60 年接受西汉西域都护府管辖，其管辖范围是“西逾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汉宣帝初，西域都护捬则管辖三十六个城郭国。由于只有绿洲适宜人居，因此只有绿洲被记载。

第二，主观原因，“丝绸之路”代替“西域”被欧亚广泛认同。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经过中国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和乌浒河 ( 即阿姆河) 的中亚河中地带、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称为丝绸之路。但因这一名称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含义而为东西方不同职业群体的人所认同。 100 多年来，“丝绸之路”代替 “西域”成为这一以沙漠戈壁绿洲为地理特征的区域名称。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区域有太多的戈壁沙漠不适合人居，而直接以从这一区域穿行而过而有众多分道的丝绸之路替代这一区域的名称。这一区域就是本文提出的第四个生态文化区域———沙漠戈壁绿洲生态文化区。它东与黄土高原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南与青藏高原和昆仑山相连，北至蒙古高原西部和新疆北疆。经济以绿洲农业和游牧为主，以穿越整个丝绸之路的商业为辅，社会制度和习俗信仰以绿洲为中心而形成，依靠绿洲之间的连接而传播和互相影响，具有多元特征。

四大生态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就是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这个通道地带，是由三个通道子地带组成。第一个通道子地带是长城地带，即连接长城南部农区与长城北部牧区的通道地带；第二个通道子地带就是丝绸之路，即黄土高原西北部农牧兼营地带向绿洲农牧过渡的通道地带；第三个通道子地带，就是藏彝走廊沿线从东部平原的灌溉农业向高山牧业，及从北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结合处向南部云贵高原山地过渡的通道地带。其中长城以系列山脉为界、丝绸之路以系列沟壑为界、藏彝走廊以系列河流为界，将中国内部分为四个生态文化区域。三个通道子地带则在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汇合。

长城从东部的山海关或沿燕山、太行山，或沿阴山、贺兰山到达甘肃陇山后，穿越甘肃省的中心兰州 ( 古代金城) 后与丝绸之路并行到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其最大特点是以山为依托修筑长城；丝绸之路则从长安出发，或经平凉，或过宝鸡、天水，进兰州，又分青海道或河西道，在新疆又分为南疆南北线和北疆线，出中国，进入中亚、西亚，沿威海、里海、黑海沿岸到罗马或经东欧草原进入欧洲腹地，其最大特点是以沟壑或川道为通道寻找水源，方便路人及货物通过；藏彝走廊则北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结合处，南至中国云南及南亚诸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众多的水系为运行道路，路与水同行，从北向南经过的河流有黄河、白龙江、岷江、嘉陵江、长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等等，以茶马古道、马帮、牛帮而著称，其最大特点是以水为通道。这三个通道子地带向内呈不规则的“十字形”，在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会合，向外则通向中国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区域，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的桥梁。即三个通道子地带连成一体，构成内连中国的四大生态文化区域、外接中国周边国家的通道地带。

二、 通道地带的“通道”功能

通道地带不仅仅是地理和文化上的地带，而是有着内涵更为丰富、功能更为实用的地域。

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成就了“中国”。我们从通道地带的三个子地带说起。

第一，以系列沟壑、川道为基础形成的丝绸之路的通道作用。从纵向视角来看，这个区域在秦汉时期经过东方秦、汉帝国和西方波斯、亚历山大、安息、贵霜及萨珊王朝的共同努力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从此这条道路就成为连接亚欧文明的桥梁；从横向视角来说，它不仅是北部蒙古高原与西南青藏高原的通道地带，也是中国中心区域连接西北边疆的通道地带，更是中国与中亚、中东联系的最便利陆上通道。沿着这个通道地带的两边及两头进行的物品与观念的交流不绝于史。如东方丝绸西方玻璃的交流，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进入蒙古高原，欧洲的天主教、中东的伊斯兰教逐渐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等等。如今包含丝绸之路在内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通过河西走廊连接起来，又将东南的平原与中亚中东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的物品与观念连接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内部不同生态区域的文化交流。

第二，以系列山脉为基础修建的长城的通道作用。长城的通道作用，最明显地体现在北部蒙古高原与南部系列平原之间。如拉铁摩尔说：“中国历史的根源只在两个地区：一个是黄河流域中部的主要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后来由这两个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互相接触影响。这样，就出现了是北方文化还是南方文化占优势的问题。最初是北方文化占优势，一部分原因是它在早期发展时有其内在的有利条件；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渐趋复杂时，它已经发展到必须在农业中国的历史及亚洲内陆草原——包括其边缘的绿洲、山地和林区——的历史间求平衡的地步。”这一理论“不仅从边疆来解释中国历史和亚洲内陆边疆社会，而且根据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互动往来的拉锯状态，将双方交汇之边疆视为这两种文明的黏合剂，从而提出中国内地王朝与草原游牧社会在历史循环中构成互相边疆”，从而构成了拉铁摩尔有关中国的互相边疆理论。

虽然这一理论不能涵盖整个中国生态与文化的多元性，但北部蒙古高原牧人与南部平原农人之间以长城地带展开互相交流与冲突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结果长城作为农牧混合地带自然成就南北之间的通道地带。如今长城仅仅成为文化遗产，南北双方的农人与牧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组成部分。但长城的通道作用不仅在南北之间，也将居于长城东头的东北平原和西头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连接起来。因为汉代将秦长城西界从临洮延伸到河西走廊的嘉峪关，使得从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从陇右 (今六盘山脉以西) 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段并行向西，随后丝绸之路代替长城继续西行，成为中国疆土向西拓展、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的通道。沿丝绸之路和长城进行的族群、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不绝于史。

第三，以系列江河为基础形成的藏彝走廊的通道作用。藏彝走廊不仅是东部平原与西部青藏高原之间的通道，也是藏彝走廊北部黄土高原与南部云贵高原之间的通道。由于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这两个处于中国二层台地上的次生高原恰好是连接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过渡地带，因此它们之间的通道直接可以延伸到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著名的茶马古道、马帮、牛帮就是依据由北向南的众多江河，沿水修筑通道，即路从水来，架起北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与南部云贵高原族群、物品、观念的交流。茶马互市就是最经典的南北通道交流范例。

从东西方向的交流来说，尽管横断山脉横断东西，但从众多山系的断裂处流向东部的黄河与长江水系却架起了东部平原的汉人与西部青藏高原的藏人从物品到思想的交流。石硕对分布在岷江上游和西藏山南地区的碉楼研究表明，通过藏彝走廊众多水系的东部山地与平原与西部青藏高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王明珂在其《羌在汉藏之间》著作中，表达了藏彝走廊上的羌与其他生活在这里的族群一样，架起了从生态到文化的东西、南北之间的交流。

以上三个通道子地带在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汇合后，就凝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中国”。我们从甘肃省生态到文化的特点就可以看出：在生态上，甘肃东部是与关中平原接壤的黄土高原，中部则是青藏高原的边缘部分、西部则是沙漠戈壁绿洲的组成部分河西走廊；即四大生态区经由长城、丝路和藏彝走廊汇合起来。在文化上，甘肃的陇东文化是中国周、秦文化的起源点，陇南与甘南则是安多藏区文化所在地，河西走廊则是藏传佛教北传蒙古高原的中转站，也是伊斯兰教东传的通道。

从纵向视野来看，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发掘的现代人不同文化遗址，多集中在长城、藏彝走廊、丝绸之路东段地带及三者的交汇地带。如距今 6 500 ～ 5 000 年之间的红山文化、公元前 5 000 ～ 3 000 年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 5 000～3 000 年三星堆古遗址、约公元前 3 300～2 100 年马家窑文化等。当然，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西段上也有古代人类生活的遗迹。如距今 3 800 多年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中发现的人骨“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他们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 (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 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距今3 000 年左右的和田洛浦桑普拉古墓地的人类头骨也证明“桑普拉古代居民的种类型族与其西的南帕米尔塞克 ( 公元前六～四世纪) 和其东的罗布泊的古楼兰居民的主要成分相同。在后两者之间，桑普拉遗址占有过渡的地理位置。”因此，我们从以上考古及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无论地球人类是一元或多元起源说，中国的猿人、智人及现代人的遗址均集中于本文作者所说的通道地带。

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角度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比如，周的先祖曾经为官于夏，“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歧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周强大后进入关中平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周王朝，它就是被贬边疆、又在边疆兴起后问鼎中原的王朝；秦朝也如此，如周宣王“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駱地犬丘 ( 汉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 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出自西戎的秦最终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割据，重新统一了中国。以后的中国王朝绝大多数都是中心与边疆势力博弈的结果。他们博弈的结果，就是中国中心与边疆人口沿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这些通道地带的相互流动，最终使边疆与中心的人之间从生计到信仰达到了深度融合，即使有矛盾、冲突、战争或局部的分裂，但最终因出自同一源头，在长达几千年的岁月中沿通道地带不断融合，才逐步演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国家。

因此，从共时性视角来说，中国是由通道地带连接的四大生态文化区组成的国家；从历时性视角来说，中国最早的类人和人类首先选择地理与气候均适合他们的通道地带生存，并在人口不断繁衍的情况下向四大生态文化区域迁徙，但根在通道地带，通道地带也一直起着连接源头与边疆的作用；从中心与边疆的互动视角来说，中国中心的凝聚力与边疆的离心力在通道地带博弈的结果形成均衡态势，中国就在动态稳定中持续发展。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的主要功能。

三、 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的指导作用

正因为通道地带发挥了以上功能，它才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生态文化上的多元与政权形式上的一体。这种形成中国的过程、内容及样式，深刻影响着国家边疆的开拓方式和治理方略，因此它就成为中国解决边疆问题不得不参照的坐标。

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发挥的指导作用之一，就是内部吸引和凝聚作用。本文先以长城为例说明。长城建立之前，长城地带是夹杂在南部平原与北方高原之间的由众多山脉与溪谷组成的农牧兼营的通道地带，但当这一区域的人口不断增长时，便向南部的平原和北部的草原迁徙，由此有了农人与牧人的分别。战国时期、秦汉－匈奴对峙时期，在众多山系中建立的长城实际上是农人与牧人之间的分界带。但长城建设起来之后，不但没有成为两种文明的分界带，反而因长城隘口的交流作用而使两种文化被吸引和凝聚到这一区域来。这是为什么？ 因为同为共同祖先的农人与牧人之间需要从生计到观念的交流。

丝绸之路也如此，它因是戈壁沙漠绿洲，生态文化区域的水源充足，于是东西方人类沿此道迁移，周边各地区人群也以这一生态条件最好的地带为交流通道。如：由于张骞通西域，传来了不少西域植物，增加了我国植物品种，据各书记载统计达十种之多，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丝绸、冶铁、漆器及造纸、火药、印刷术等，都通过这条道路传到了西方。丝绸之路的吸引和凝聚作用由此显现。

藏彝走廊更是如此。这一地带的著名通道就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则分为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向南延伸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向西直通西亚、西非红海海岸。牛帮和马帮则是这条道路上进行南北商品贸易的商队。

由此可见，由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三大通道形成的从生态到文化的通道地带，具有强大的吸引和凝聚作用，中国因此则连成一体。

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发挥的指导作用之二，就是连接国内外的桥梁作用。由三条子通道连接起来的通道地带的外出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的桥梁。这就为我们处理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的边疆诸多具体问题，提供了从地理到人文的“名实相符”的通道。

随着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相互交融，国家边疆的视角从传统的硬边疆向后现代的软边疆转变，国家的边疆就自然成为由硬边疆与软边疆相交织的复合体。边疆出现诸多问题和冲突，是国家利益互相博弈并在边疆区域体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治理就成为一个系统工程。也就是说，要从内外并举，要有内外并举的具体入口，这个入口就是通道地带。近些年来，虽然我们的边疆治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有些问题总不能彻底解决，就与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形成一个国家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形成国家的源头在通道地带，那么从通道地带入手，以通代堵，以通兴边、以通处理周边国家关系，那么国家边疆诸多具体问题以“通”为解决原则，就可以达到安邦定边的目标。

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发挥的指导作用之三，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当今边疆问题的源头和症结所在。马大正曾对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做了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总结。我们则认为，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社会及人文科学学术界对边疆的研究同样经历了三部曲：

第一步是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即硬边疆的研究，尤其对陆疆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是边疆研究的基础。但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边疆问题，需要更多不同视角来研究，于是就有了边疆研究的第二步，即各种边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如边疆学、边疆政治学、边防学、边安学、边疆地理学等等，另外还有各种边疆概念诸如文化边疆、政治边疆、经济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的出现。但当这些不同学科或视角仍然没有解决边疆的各种问题时，就出现了边疆研究的第三步，即对各类具体边疆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在解决诸如边疆的民族、宗教、空巢化、移民和难民、恐怖主义及其活动等等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出现，或一个问题解决不彻底会积累更多问题的现象。

多如牛毛的边疆问题有与内地社会同样的问题，同时也存在边疆独特的问题。如此多的问题，必须找出共性与差异，总结成宏观的理论或观点，用来指导边疆问题的解决。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是中国人的起源地，又是迁徙出这个通道地带的中国人的根；中国人从表面上来看向四周迁徙，但却始终有一个“中”的传统。中国人有史记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沿着通道地带从中心向边疆扩展，又从边疆回迁中心的两种力量的博弈与抗衡，这是中国成为国家的内部规律。

通道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的祖先以通道地带为中心，将边疆的各种势力凝聚在中央王朝范围时，我们的国家就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大一统的局面又进一步促进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族群融合；但当我们的祖先没有维系好通道地带从地理到文化的通道作用时，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分裂的国家又会影响族群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如今我们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且国力不断强盛，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通达作用的通道地带从地理到文化的作用不甚理想。比如，与其他区域相比，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地带，从交通到经济建设仍处于全国的落后区域，这与长城地带的“溪谷”、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的分散性及藏彝走廊复杂的地质条件有关，但也与我们主观上没有重视通道地带的战略作用有关。造成的结果就是： 四大生态文化区域的不同职业、族群、界别的中国人之间，从生计到思想的交流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如果边疆有问题，这些通道地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凝聚作用、向心作用。边疆仅仅依靠遥远的政治中心力量，是远远达不到从地理到文化的治理效果。因此加快通道地带发展，尽力发挥其连接中心与边疆的功能，则是通道地带理论的实践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从略，转载时有删节。

来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论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编辑：周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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