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星：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理论

摘 要 : 费孝通的民族研究经历, 自始至终地贯穿着对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国式民族理论孜孜不倦的探索。分析探讨其“多元一体”的民族理论, 包括其形成轨迹、内容要点、主要贡献和依然存在的问题, 有益于今后持续的研究。
关键词 : 费孝通; 民族理论; 形成轨迹; 贡献; 问题

作者简介：周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费孝通是中国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 他的诸多研究业绩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经典 ,是宝贵的学术财富 。作为人类学家, 费孝通非常重视对国内少数民族和中国多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基于他自己多年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学术积累 ,集合中国学者的集体智慧,费孝通提出了著名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理论 ,不仅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拟对费孝通的民族研究经历予以必要的陈述,进而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探讨费孝通的民族理论,包括其形成轨迹、内容要点 、主要贡献和依然存在的问题等 。
        从 1989年至 2000年, 笔者曾在费孝通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任职,有幸多次参与费孝通主持的涉及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和西部发展等课题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曾就有关民族研究方面的学术问题向费孝通先生请教。现谨以此文,向费孝通先生表达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 。

                              一 、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历程

       通观费孝通的学术生涯 , 自始至终地贯穿着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同情、关怀和热爱,也自始至终地贯穿着对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对民族关系和中国式民族理论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 。
       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活动 , 一开始就与民族研究密不可分。1933年 ,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师从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 史禄国是专门研究中国东北满—通古斯诸民族社会组织与文化的学者,他曾指导费孝通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学。1935年 , 在史禄国建议下, 费孝通首次从事的田野调查便选择了广西大瑶山地区的“特种民族”( 瑶族) 为研究对象 ,这次调查虽发生了事故, 费孝通受伤, 他的新婚妻子不幸遇难, 但事后费孝通以亡妻的名义出版了在当时来说是质量颇高的民族志作品。 [ 1] 正如费孝通本人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 “编后记 ”里所说的那样 , 这次调查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 “复杂性 ”。1938年 ,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来, 先后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 他一方面继续从事自江村调查以来的农村研究 , 同时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39年 ,费孝通曾在昆明 《益世报 》上撰文 ,参与讨论过中华民族 “一 ”和 “多 ”的结构关系 ,这可被看作是他多年以后提出 “多元一体 ”理论的重要伏笔 。
       1950-1952年 ,费孝通参加了新政府的中央访问团 ,任副团长 ,先后赴广西 、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访贫问苦 ,宣传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政策 ,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文化 、语言 、历史和现况等 。1952年 ,费孝通调到中央民族学院 , 历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 、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 1953 年 ,费孝通曾在中央民族学院讲授民族历史概论等课程 ,他试图从民族的角度重新陈述中国历史 。从1953年起 , 费孝通和中国当时很多的民族学家 、历史学家 、语言学家一起 ,积极参与了具有历史重要性的 “民族识别 ”工作 。 1955年前后 ,费孝通主要是参加了贵州省与民族识别有关的调查与研究 。直至 20世纪 80年代初期才逐渐结束的民族识别 , 事实上使中国民族学具备了比国外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更为强烈的 “族体 ”意识 , 这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 ,既是中国民族学的重要特点 ,但也成为它的局限性之一 。[ 2] 1956 年 , 费孝通曾向政府提出设立 “中央民族博物馆 ”的建议 。1956-1957年 ,费孝通参加了由全国人大组织实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 并在其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 。这期间 ,费孝通多次前往贵州 、云南等地 ,一方面深入进行实地调查 ,一方面积极思考涉及民族问题的各种理论问题 。众所周知 , 20世纪 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成果 ,构成了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关系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基础和学术实践依据 。 1956年 8月 ,费孝通和林耀华合作发表了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 ”一文 , [ 3] 分别从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 、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 、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等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民族学的基本课题 , 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该文对 “民族 ”概念的辨析 , 已经多少反映出中国民族学家拒绝简单地套用外来民族理论的学术倾向 , 同时 ,也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复杂性和各民族之间界限的暧昧性已有所认识 。
      1957年 ,费孝通不幸被划为右派 , 直到 1978年恢复名誉 ,其间二十多年他基本上没能从事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 。1978 年 , 费孝通恢复学术活动后 ,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并立即重新投入已中断多年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理论研究 。1979 年 , 费孝通受命重建中国社会学 ,并于同年当选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1980 年 ,费孝通参与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并任第一任所长 。费孝通倾向于认为 , 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 ( 民族学 ) 在中国并不需要区分得那么清楚 , 在他看来 , 他所进行的民族研究 , 实际上也就是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种社会学的研究 。 [ 4]
    1978年 ,费孝通发表了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 [ 5] 一文 ,对构成中国民族政策之根本基础的 “民族识别 ” , 从学术的立场给予了全面地总结 , 其中提到了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特点 。他指出 ,不能孤立地只考虑个别民族的问题 , 而应该扩大视野 ,例如 ,像青藏高原边缘的汉藏彝民族走廊及其复杂的民族交流史 , 还有因为各种原因形成的融而未合 、化而夹生的民族或语言 “孤岛 ”现象 ,都应该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予以讨论 。同年 11月 , 费孝通在联合国大学日本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非常明确地谈到中国各民族不仅创造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和文化 , 还通过彼此的交流 、融合 、分化 、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等 , 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 — — “中华民族 ” 。 [ 6 ] 要理解这个由许多兄弟民族结合而成的整体 , 就必须明白 “内外的相对性 ” , 亦即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乃是相对于整体的局部性和特殊性 。费孝通认为 ,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成功 , 正是由于其各自在整体中的特殊性得到了充分尊重 , 进而才发挥了他们的内在因素的作用 。费孝通主张 , 在民族问题上 , 既应对多元性和特殊性给予充分的尊重 ,但同时也确实存在着整体的共同利益 。
      1980年 ,费孝通在美国获得了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给他的 “马林诺斯基奖 ” 。在颁奖大会上 , 他发表了题为 “迈 向人民 的人类 学 ” 的著 名讲演 , [ 7 ]其中提到有关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中国民族学研究时 ,他强调说 , 虽然这是为国家政策服务的 ,但它既非从属于政治 , 也不能替代政治 , 而是要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来发言 。他认为 , 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 , 实现民族平等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不仅是调查者的目的 , 也是被调查者的要求 。费孝通这种重视学术研究之应用价值的见解 ,不仅和他 “志在富民 ”的人生志向有关 , 也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以及中国学术 “学以致用 ”的传统有关 。
       费孝通很早就注意到 , 由于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 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强烈的 “族体 ”意识所产生的研究范式存在着一些问题 。 1981年 12月 , 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上 , 明确地提出了民族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 , 他指出 , 把少数民族按照 “族别 ”分别地逐一研究 ,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 ,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今后应该加强宏观视野 ,亦即提出了所谓的区域研究 , 如所谓汉藏走廊 、云贵高原 、南岭山脉走廊等 。费孝通认为 , 只有认真地研究了这些区域里复杂的多民族关系 , 才能认清中华民族的大格局 , 也才能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 。 [ 8] 为此 , 他非常支持当时西南民族学界着力推动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调查 。费孝通在很多场合 , 都突出地强调了超越族别研究的重要性 。他指出 , 中国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互掺杂 , 如果孤立地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就不容易看出其特点 。 [ 9]
       1982年 ,费孝通再次提出 , 要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变动 。与此同时 ,费孝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多民族关系格局中民族融合的各种不同程度以及融而未合的很多现象 。他告诫说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不应该局限在一个民族一个民族 ,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省一个省 , 也不应局限在一个学科 , 而是要有宏观的 、全面的 、整体的观念和大视野 ,需要联合考古 、语言 、历史 、体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 , 综合研究以解决有关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 , 解释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如何运动的 , 进而也才可以澄清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 [ 10] 1984年 3 月 , 在国家民委召开的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①工作会议上 , 费孝通的讲话再次提到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问题 ,他认为 ,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 ,因此 , 我们很难把每个民族的历史区别开来只写族别的专史 。中国多民族交叉杂处 ,历史也彼此无法分割 ,若硬是要分 ,结果是越分越乱 。在中国的很多民族走廊 , 民族来来去去 、分分合合 ,历史上的民族你变成我 , 我变成你 ,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 合而未化的现象很多 。所以 , 不要把民族看死了 。从学科的发展来讲 ,后来费孝通提出 “多元一体 ”的民族理论 , 在某种程度上 , 也正是对中国民族学过于偏重少数民族族别研究这一局限性倾向的纠正 。 [ 11]
       在长期从事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同时 , 费孝通还一直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问题 。 1979年 , 在加拿大的一次学术讲演中 ,费孝通明确提出 ,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 , 不能把少数民族排除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外 。他主张 , 要承认差距 , 要通过发展消灭差距 ,但却要保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 。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 费孝通越来越强调如何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 , 发展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事业这一课题的意识 。 1984 年 , 在大力推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研究的同时 , 费孝通提出了 “边区开发 ”的研究课题 , 所谓 “边区开发研究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战略研究 ” 。 [ 12 ] 1985年 ,费孝通创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并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研究列为该研究所的学术方向之一 。 20 年来 , 在费孝通指导下 ,该所相继承担了多项涉及中国西部开发 、多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诸多重大的国家科研项目 。 ②
       作为一位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人类学家 , 费孝通不顾自己年迈 , 总是尽一切可能地走访少数民族的基层社区 。他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 , 就是反复地走访当年的调查地 ,例如 ,在 20世纪 80年代他就曾四上大瑶山 。多年来 , 除因医嘱未能去拉萨外 , 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每到一处 ,他都非常认真地倾听当地少数民族的声音 , 并总是站在当地民众的立场上 思考和分析 问题 。在 《边区开发 四题 》[ 13] 的 “赤峰篇 ” ( 1984 ) 中 , 他分析了内蒙古赤峰地区农牧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 , 包括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对祖国大一统的贡献 , 以及与生态环境 、产业形态等相互纠葛的蒙汉关系等 。在 “包头篇 ” ( 1985 ) 中 , 他提出了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克服 “企业办社会 ”的人文生态失调问题 , 以及如何扩散技术实力 , 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问题等 。在 “甘南篇 ” ( 1985) ,他提出了陇西民族走廊的多民族关系以及藏族的现代化问题 。他曾多次访问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并在 “临夏行 ”( 1987) 中 ,反复强调应该发挥回族善于经商的才能 ,从而搞活西部地区民族经济的主张 。 [ 14] 
      1997 ～ 2001年 ,费孝通多次提出应该开展对国内 ( 人口 10万人以下的 ) “小民族 ”的调查和研究 , [ 15] 这个建议后来得到国家民委的支持 ,从 2000-2002年 , 以北京大学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为主 ,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这项新的研究计划 ,预计不久将有重要的学术成果问世 。总体来说 , 费孝通的民族研究 , 除致力于建构独自的民族理论之外 , 晚期则较多地关注与西部开发有关的少数民族文化适应 、少数民族经济 、多民族关系 、“小民族 ”问题等 , 具有强烈的学科应用意识 。

                                    二 、“多元一体 ”的民族理论

       1988年 11月 , 费孝通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的著名讲演 , [ 16]他在这次讲演中全面地论述了 “中华民族 ”的生存空间 、多元起源 、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 、“多元 ”和 “一体 ”的结构关系等 , 从而正式地提出了后来被学术界称之为 “多元一体 ”的民族理论 。虽然费孝通本人一直为他没能写出一部类似 《江村经济 — —中国农民的生活 》那样有影响的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专著而感到遗憾 ,但他提出的 “多元一体 ”理论却同样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根据多年来民族研究的实践和心得 , 费孝通经过深思熟虑而慎重地提出的这个民族理论 ,据他本人解释 ,终于使他初步走出了在民族研究上积郁多年的困惑 , 亦即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以及怎样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 “中华民族 ”的问题等 。 [ 17]
        反复阅读费孝通精彩讲演的全文 , 大体上可将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费孝通认为 ,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东亚大陆具有地理单元的所谓 “自成性 ”和内部结构的多样性与相对完整性 。他从多民族格局与地理生态结构之间的关系出发 , 认为中国各民族之间实际存在着各种天然的联系 。关于中国民族的起源 , 除了 “多元论 ”, 他还强调 “本土说 ”。
        2. 费孝通对 “中华民族 ”的定义 ,是包括中国
        境内 56个民族的 “民族实体 ”。这意味着它并不是人为 “虚构 ”的民族 ,也不是把各民族简单相加之后的总称 ,而是说确实存在着由 56个民族结合而成 ,彼此互相依存 、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中华民族 “整体 ”, 具备了整体的认同意识 。为此 , 他后来还特别引申出了民族认同意识的 “多层次论 ”,亦即 56个民族是基层 , 中华民族是高层 , 民族认同意识存在着不同层次 , 各个不同层次的认同也可以并行不悖 。
       3. 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或者格局以 “多元一体 ”为特征 , 中国复杂的多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 , 都首先应该在这个结构或格局中去理解 。 “多元 ”是指构成 “一体 ”的各个组成部分 , 是指各民族均有其起源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文化和认同意识 , “一体 ”则是指在 “多元 ”基础上实现的整体 ,是指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存的关系 、共享的文化和整体的利益以及更高层次的认同 。对于 “多元 ”和 “一体 ”, 不宜把它们分别开来去理解 ,而应当把它们看作是中国多民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 , 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多民族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 。
        4. “多元一体 ”格局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有一个从分散的 “多元 ”逐步结合成 “一体 ”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 , 汉族具有重要的凝聚核心的作用 , 但也只是 “多元 ”基层的一元 , 各少数民族也都分别作为 “多元 ”中的一元参与了这一逐渐凝聚为一个整体的进程 。这个形成于历史进程之中的 “一体 ”, 并非汉族 , 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 。这个复合体是“差异的一致 ”, 既存在内部矛盾 , 也能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得以生存和发展 。费孝通认为 , 只有这样的认识 ,才能使 “中华民族 ”、“汉族 ”和 “少数民族 ”都各得其所 ,在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也都能得到系统的阐明 。他指出 , 如果能够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 ”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陈述清楚 ,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是一部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去描述的中国通史了 。
       5. 费孝通的讲演 , 深入浅出地揭示出在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 ”的动态形成过程中 , 经常发生的多民族关系的各种具体形态 , 其中包括地区性的多元统一 、凝聚核心与多民族的大融合 、若干民族大走廊的民族迁徙和流动 、多民族共享的文化 、少数民族的汉化和汉族的少数民族化 、普遍的交错分布 、复杂的各种族际现象和民族界限的暧昧性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融而未化 ,化而夹生)等等 。费孝通的讲演 , 基于中国多民族关系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状况娓娓道来 , 叙述明快 , 通俗易懂 ,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
       若要进一步地准确理解上述费孝通 “多元一体 ”的民族理论 , 笔者认为 , 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
       首先 ,这个理论的提出 ,是费孝通本人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 。虽然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中很多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探讨过此类问题 ,但由费孝通提出这个有影响的理论并非偶然 。费孝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既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社会 、历史和文化有诸多了解 , 同时又对汉族社会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 。 [ 18] 事实上 , 费孝通一直反对只把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 。他本人既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社会分别进行过 “微观 ”、深入的田野实证研究 ,也对人类学整体观的意义谙熟于心 。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 费孝通的构想和方法体现在他欲将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的努力中 。 [ 19]职业性的学术训练使他在面对复杂的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时颇有洞察力 。费孝通擅长于对基层社区进行细致的研究 ,他也非常注重对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及其变动的机制进行分析 ,进而他往往能够提出独具概括力和富于本土意义的概念 。
       其次 , 费孝通的民族理论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 ,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学家们的集体认知 。例如 ,曾对费孝通影响很大的吴文藻 ,很早就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民族学的问题 , 他认为应该用英国功能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的各种社会形态 ,从少数民族的 边疆社区 , 到汉 族农村再到东部的城市 。 [ 20] 应该说 , 费孝通正是这样实践过来的 。再比如 ,潘光旦认为 , 不能孤立地研究族别史 , “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 , 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 ,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 , 至少第一步也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 ,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 , 孤立地搞是绝对不行的 。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 , 这样一个族类之间接触 、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 、发展着 , 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 ,从人文学的方面来看 , 不妨说 , 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 ”。 [ 21] 费孝通曾引用这段文字并进一步阐释道 : “我们对汉族的形成虽则至今还没有科学的说明 ,但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 ,决不可能是单纯靠汉族的祖先自然繁殖的结果 ,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原来不属于汉族的人们而壮大起来的 。其他的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 。融合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有分化 。在不断又分又合的过程中出现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 ”。 [ 22] 由此可见 , 潘光旦与费孝通的民族思想确有很多相通之处 。此外 , 直接或间接地为费孝通这一民族理论做出贡献的 , 还有贾敬颜对 “汉人 ”的研究 、[ 23]陈连开对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 、谷苞对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 [ 24] 等等 。特别是陈连开不仅在中华民族形成史方面 , 还在中华民族的学术研究史等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问世 。如果再扩大一下范围 , 还应该提到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多元性和所谓“区系类型 ”的研究 , 历史学界对中华民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深入讨论等 。就是说 ,费孝通 “多元一体 ”的民族理论 , 实际上汲取了很多学者的智慧 , 因而也在中国现当代的民族学 、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领域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
       第三 ,这个理论具有较为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费孝通反复提示的民族研究方法论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既要有对中华民族这个整体的研究 ,又要有对各民族的微观和具体的研究 。费孝通认为 ,这样两种研究可以结合 , 并不矛盾 。他最早对广西大瑶山颇为微观的研究 , [ 26] 在理论上和宏观视野上 , 其实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一致的 , 事实上瑶族内部也存在着整体的共同意识和各个支系的语言及生活方式的不同特点 , 这和中华民族包括很多不同民族成分相一致 。费孝通指出 , 其实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 事实上 , 它预示着各民 族内 部也 往往 会存 在多 元一 体的 现象 。 [ 22] 从大瑶山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复杂性 , 他看到了全国多民族格局的一盘棋 , 进而提出了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他认为 , 对于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 ,实际上可以从各民族的微型的具体实况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这样的多民族复合体之形成过程的理解 ,能够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 。正是费孝通提出了 “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体观点 ” , [ 27 ] 正如台湾人类学家乔健指出的那样 ,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一向被说成是功能学派 ,可他的民族理论却明显地体现出历史的观点 、整体的观点和结构的观点 ,费孝通之所以能够如此 ,并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工力 , 主要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悠久 、庞大和复杂的文化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实际上很难单纯采用或局限于某一学派 ,而必然得兼容并包 , 吸收不断发展的新观点和方法 。 [28] 在方法论上 ,针对多民族中国的辽阔地域 、悠久历史和多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费孝通也特别突出地强调要把考古 、历史 、语言及社会学的调查结合起来以进行深入的研究 。 [9]从学科上说 ,尤其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 。费孝通本人正是这样做的 , 每当遇到他不很熟悉的历史 、考古和语言学方面的问题 ,他总是很谦虚地去向各行的专家请教 。
       第四 , “多元一体 ”的民族理论独具中国特色 ,堪称是中国学者对社会及人文科学为数不多的理论贡献之一 。费孝通明确地反对以西方的现代民族的特征来套中国的民族 ,他认为 ,这样就会出问题 。 [ 29] 例如 ,他曾指出 , 西方民族理论把 “共同地域 ”作为民族特征 ,和政治观念中把国家和领土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 ,因为这种概念 ,使民族要和国家结合成为民族国家 ,进而要求国家领土的完整 , 这也就是当前世界民族纠纷不断 、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原因之一 。在费孝通看来 ,和西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相对照 , 中国使用 “民族聚居区 ”的概念代替民族定义中以 “共同地域 ”为特征的认识是值得深思的 。 [ 17]
       在费孝通的理论看来 , “民族 ”究竟是什么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也需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在中国既有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民族 ,也有中华民族的整体 , 这个整体是由许多互相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的 , 在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关系密切 , 分而未断 , 合而未化 。费孝通把 “民族 ”看作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 ,但它也并不是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所能凭空虚构的概念 ,费孝通的“民族观 ”是把民族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的实体 ,而不是所谓 “想象的共同体 ” 。 [ 30] 他主张 ,对于民族的认识 , 应该把现况调查和历史研究相结合 ,并根据实际的国情不断深入 , 若以费孝通自己的话来说 , 中国的现实才是学习民族理论最好的课堂 。

                            三 、反响 、评价和存在的问题

       堪称费孝通民族思想之核心部分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理论一经提出 , 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如潮的好评 , 借用陈连开的话说确实是一时 “洛阳纸贵 ” 。 [ 31 ] 1990年 5月 , 中国国家民委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 , 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专门的评议和讨论 , ③与会学者基本一致地认定 ,费孝通的讲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体系 。大多数学者均承认这是一种全新的民族理论 。林耀华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 , 颇为认同费孝通的理论 ,他指出 ,费孝通的贡献在于提出并论证了 “多元一体 ”这一核心概念 , 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 。 [ 32] 费孝通的理论被这次研讨会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的结构 、对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作出了宏观和科学的概括 , 堪称是 20世纪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关系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学说 。目前 , 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迅速地超出了民族研究的专业范畴 , 并对中国的历史学 、考古学 、民俗学 、文化研究等领域 ,进而对中国的民族政策等也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 并在社会各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共识 。
       费孝通的见解还同时得到了港台及国外学术界的响应 、称许与重视 , 他的讲演相继被译成英文和日文 , 在海外也引起了不少讨论和争议 。 1994年 10月 28日 , 乔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他就任人类学讲座教授的演讲 , [ 33] 指出对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只有人类学家可以提供全面 、客观和系统的解释 。这种解释应包括三个层次 : 第一 , 解释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又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点 ; 第二 , 解释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经贸 、政治与文化关系 ; 第三 , 分析形成共存共荣大团结格局的基本原因 , 向世界提供中国的经验 。乔健表示相信 ,这样的解释与分析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 同时 , 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也应该是中学公民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李亦园的论文也指出 , 费孝通的讲演精辟地阐明了中华民族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为“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 ,从而超越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 [ 34] 1996年 10月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开了专题性的研讨会 ,中日两国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起 , 集中探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理论的各种相关的学术问题 。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冢田诚之认为 , 费孝通的确提出了一个具有启示的宏大的民族理论 。 [ 35] 值得一提的还有 , 当前国外很多大学的院系或研究机关在讨论中国的民族与文化问题时 , 也都相继把费孝通的讲演列为最为基本的必读或参考书目 。
        我们从 199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与会论文分析 ,可以明显地发现由于费孝通理论的影响 ,促使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术动向 。首先 ,不少学者试图进一步从多民族的中国历史发掘出 “多元一体格局 ”形成过程的更多和更为具体的细节 ,例如 ,佟柱臣从考古学立场分析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问题 ; 谷苞 、王钟翰 、白翠琴等人对历史上汉人融进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大量融进汉族的情形进行的深度追溯 ; 宋蜀华 、史金波分别对历史上的 “百越 ”、“西夏 ”与 “多元一体格局 ”的关系作了重要论述等 。其次 ,更多的学者则试图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进一步探索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 或更为具体 、翔实地揭示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多元一体 ”的现象 。例如 , 王辅仁 、李绍明 、刘尧汉 、胡起望 、谢肇华等人分别对藏族 、彝族 、瑶族 、满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文化特点的研究 ,便是如此 。对此 ,费孝通后来也倾向于认为 ,由多元形成一体很像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普遍过程 。第三 ,出现了一些区域多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如索文清和周星 [ 36] 的论文等 。最后 ,还应提到的是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 、[ 37] 英国人类学家王富文 ( N . C . T a p p ) , [ 38] 也分别通过对藏汉关系和苗族的民族性等问题的论述 ,从藏人汉化 、汉人藏化以及苗族内部的复杂性等现象出发 ,从不同的侧面呼应了费孝通有关中国多民族历史的一些观点 。由于 1990年的国际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入研究 ,因此 , 其成果也被部分地吸收进 9年以后出版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修订本中 。 [ 39]
       1990年的国际研讨会提出的一些问题 ,也促使费孝通觉得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问题 。他在 1996年提交给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专题研讨会的书面报告中曾就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 , 结合萨姆纳 ( W. G .S u mn e r ) 在其著 述 F o l k w a y s中提 示的 “我 群 ”( w e-g r o u p ) 概念和史禄国的 e t h n o s 论 , 对自己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这可以被看作是费孝通对其最初的讲演所作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
十多年来 , 在中国国内举办的各种涉及民族与文化问题的学术会议上 , 在海峡两岸三地频繁的学术交流中 ,费孝通的民族理论频繁地被学者们引用和提及 ,并不断地得到了更多的完善 、检讨和应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费孝通指导下 , 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八五 ”重点课题 , 开展了有关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的研究 , 进一步讨论各民族群体之间交往和交融的历史条件 、具体形式与内容 ,分析了中国民族关系中仍然存在的现实问题 , 深入探讨了各民族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的途径 , 其成果可以说对于该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40]仔细分析费孝通理论提出之后中国民族学或民族研究特别是民族史专业领域的一些代表性著作的相关内容 , [41]可知该理论的影响和渗透之深 。像王钟翰主编的 《中国民族史 》便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立论 ,着眼于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 ,充分阐述了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 [42] 
        以费孝通的民族理论为指导 ,对少数民族 、汉族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讨论呈现出增多和深入的趋势 , 有关区域性多民族格局及其历史形成过程的研究 、有关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等 , 也都分别出现了引申 、发展和应用费孝通民族理论的动向 。 [43] 例如 , 宋蜀华在强调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范畴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整体的同时 , 认为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乃是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 ,它实际上和中国的多种生态环境 、多元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以及与民族社会的多结构状态密切相关 。[44] 滕星认为 , “多元一体 ”理论为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和双语教育研究从理论高度指明了方向 , 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由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 ”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在论及多民族国家应实施何种国民教育的问题时 ,他在费孝通民族理论的启示下 , 提出了“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 ”的构想 。该构想认为 , 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应同时能够承担起传递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多元一体化教育 ”的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 ,还应包括主体民族的成员 ;此种教育的目的除了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还应包括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促进各民族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 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等。 [45] 显然 , 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强烈地影响到民族教育学的理论陈述 。 [46] 近些年来, 更有把 “多元一体 ”理论进一步扩展到民族研究之外,用于解释其他文化研究甚或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的倾向 。 [47] 
       对于“多元一体 ”的表述 ,绝大部分中国学者均表示赞赏 。很多人指出 , “多元 ”和 “一体 ”都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客观存在 , 也是中国现实的民族关系中最为基本的结构。因此 , 在理解和处理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时 , “多元 ”和 “一体 ”的均衡必须把握好,而不能够摇摆和走极端 。例如, 当说到“一体”时,并不是要推进民族同化或人为地强行一体化 ,而只是说在各民族的 “多元 ”中内涵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 “多元一体 ”理论强调在民族平等和尊重多元的前提下维护整体稳定的重要性 , [48] 但正如乔健指出的那样, 这并不容易 ,因为在很多国家往往都是在众多民族中存在着占据优势或主导地位的民族 ,像中国的汉族 ,他们很自然地容易控制或影响共同整体的运作和政策的制定。
       费孝通对于过去那种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历史一直抱有某种反感, [17] 他也认为只关注少数民族创建的王朝或地方政权的民族史研究存在问题 ,因此 ,他试图全面地叙述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 , 他的民族理论确实已经极大地影响到当前中国新的历史观的重新建构 。笔者倾向于认为,对于费孝通提示的宏观理论, 尚需要有更为细部的研究积累来予以不断的补充和检验 。例如,若就全国范围来说, 汉族显然有可能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 , 但在不同规模的多民族地区 ,其多民族关系史的具体情形则千差万别, 亦即在局部地区完全有可能是以某个少数民族而非汉族为凝聚核心; 同样, 在全国范围内 ,把汉族和少数民族予以对比的图式或许是成立的 ,但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 却往往也会有少数民族彼此间的复杂关系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 。与此同时 , 实际上大量存在的有复数民族共生的地方族际社会 , [49] 也提示了今后理解多民族中国社会时进行更为微观的地域单位分析的必要性 。
        在讨论中存在较多分歧的是如何理解 “中华民族 ”这一概念 。 [50] “中华民族”是一个 “民族”吗? 它能否和 56个民族同为 “民族 ”? 它是一个政治术语还是民族学的学术概念 ? 它是 “现在完成时 ”( 业已形成 ) 还是 “现在进行时 ”( 尚处在形成过程当中)? 当面对中国和邻国之间存在的“跨界民族 ”问题时 , 又该如何理解 “中华民族”? 有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 ,费孝通民族理论的核心 ,是说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 “一体 ” , 在文化上是 “多元 ”。有的还认为, 中国只有 “多元 ”, 没有“一体 ”,所谓汉族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在于 “汉文化 ”。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费孝通没有把在漫长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分别开来予以把握, [51] 她指出 , 文化认同是自然形成的 ,政治认同则是因为和国家的关系而发生, 具有人为性 。陈连开对此类问题的解释是, 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各不相同, 或者形成单一民族国家 ,但中国则成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 ”是指中国各民族的总体认同 ,它客观存在, 其整体利益和各民族利益之间存在一致性, 并在民族认同意识中也有所反映。但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单一、单纯和内部同质性很高的民族, 它和 56个民族属于不同层次 , 56个民族相互之间多元一体的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 [ 52] 考虑到民族认同意识因具体语境而变化的多重复杂性, 则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的。依据笔者粗浅的理解, 所谓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 包括汉文化 、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在多民族之间密切关联和在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中形成的族际共享的文化 。 [53] 
       更为尖锐的批评来自胡鸿保和陆煜 。 [54]他们认为 ,费孝通理论尽管是一个应用人类学知识对中国历史的新解读 ,但也暴露出为建构 “想象的共同体 ”的历史而对考古及文献材料的误用, 亦即费孝通的论证“正是在无意中以 `想象的共同体' 为前提来选用历史材料的 ”。显然,费孝通具有和安德森明显不同的 “民族观” ,一个是 “想象说 ”, 一个是 “实体论” 。
       或许更为深刻的问题是, 以西方文脉的 “民族” ( nation ) 概念能否用来解释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 即使中国古代文献中已有 “民族 ”一词的若干用例 , 但作为近现代的政治和学术术语的 “民族 ”概念 ,确实是在 19世纪和 20世纪之交才在汉语中开始广泛使用的 。 ④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产生的这一范畴 , 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民族国家 ”的相继形成密切相关 。在把它套用于欧洲以外的人民构成和民族关系史空前复杂的国家或地区时 ,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出现混乱和歧义 。事实上 , 汉语 “民族 ”范畴的 “多义性 ”⑤也正是此种混乱的反映 。显然 , 从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出发 , 观察中国的民族与民族关系以及 “中华民族 ”之类的概念 ,往往会有难以理解之处 。 “中华民族 ”是更为晚近才出现的 , 并且是和新生的国民国家 、和抵御列强欺侮的近现代史密切相关的概念 ,它虽说富于政治性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与文化的依据 。 ⑥对此 , 费孝通的见解是 ,名称和概念的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事物的变化和学科的深化而发展的 , 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现实 , 并在概念的不断更新中思考问题 。可以说 , 费孝通所定义的 “中华民族 ”是一个既有一体性 、又富有差异性的 “民族 ”概念 。也许正因为如此 , 才有人认为这个理论基本上只适合于用来解释中国民族的情况 。

                                                 四 、结语

       费孝通的理论之所以特别重要和引人关注 ,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独特的学术成就 , 更因为它多少也试图解释中国目前所依然面临着的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中国正在展开的现代化进程 ,需要建构出能够合理 、恰切地说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民族理论 ,费孝通确实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无论费孝通的理论将会对中国的民族政治和民族问题产生什么影响 ,他本人所致力于建构的主要还是一个有关多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理论或是一种关于中国民族结构之多重认同的人类学理论 。费孝通并不特别倾向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 他的理论从来都不是从僵硬的意识形态原则出发 , 而总是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具体现实出发 ,在笔者看来 , 这也正是费孝同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 。但是 , 考虑到中国现行民族政策的意识形态背景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 ,因此 , 他所提示的新的民族理论也就多少具备了 “脱 ”意识形态的倾向 。
       费孝通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但他从来都不是 “民族 ”情结很重的人。实际上 , 在他的晚年 ,他越来越倾向于用 “多元一体 ” 、 “求同存异 ”和“美美与共 ”的思想解释全人类的多元文化问题 。费孝通也并不认为他的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理论已经完成 , 相反 , 他希望它是开放性的 , 认为今后仍需要持续地进行研究和探讨 。

来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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