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又译里希特霍芬。近代西方从事中国地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生于卡尔斯鲁厄，卒于柏林。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曾任波恩大学、莱比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公众号，感谢中古史中心授权转载。
毫无疑问，著名德国地理学家费尔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图1）对存在一条“丝绸之路”这一观点的概念化与普及化功不可没。历史学家丹尼尔·C·沃（Daniel C. Waugh）曾说：“当今几乎所有关乎丝绸之路的讨论，开篇都一定要提到这位德国地理学家对这一名词的创造，尽管鲜有人知李希霍芬具体是在哪部著作中公布了该词以及赋予它的真正内涵。”（Waugh 2007: 1）
然而，“丝绸之路”一词，不论是以单数形式（die Seidenstrasse）或是复数形式（Seidenstrassen）首次出现，真的是李希霍芬最先使用的吗？德国考古学家、地理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认为确实如此。1910年，赫尔曼大胆宣称：“正是他（李希霍芬）将丝绸之路（silk roads [Seidenstrassen]）这一准确的命名引入文本。”（Herrmann 1910: 7）三十年后，瑞典考古学家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的论断进一步巩固了李希霍芬的名声，他认为：“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男爵为这些古老的商队路线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此后该名称被西方人广泛使用。”（Bergman 1939: 41）
近几十年来，虽然学者们在更加全面地理解“丝绸之路”概念的起源及传播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Waugh 2007；Chin 2013；Jacobs 2020），但将其原创之功归在李希霍芬名下的结论，尚有待进一步检视。在对“全球化”一词概念史的研究中，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和曼弗雷德·斯坦格（Manfred Stenger）观察到这样的过程，即“给最先构想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词或事物的人定名，对现代西方公共意识的演变至关重要”（2014：417）。由于这种集体倾向，“人们挑选出知识的创新者与技术的发明者，给予慷慨的褒扬”。李希霍芬可作为詹姆斯和斯坦格所描述的个体化驱动力的绝佳范例，他作为一名知识创新者，必然在巩固“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将其介绍给更广泛的，尽管仍属学术性的受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李希霍芬真的是这一术语的唯一创造者吗？
凭借电子搜索引擎的帮助，这样的问题如今很容易得到解答。如果真像通常所断言的那样，李希霍芬于1877年创造了“丝绸之路”一词，那么该词不会出现在1877年之前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中，然而它却出现了。通过将最早的原创德文词组输入谷歌Ngrams搜索引擎（Ngrams 是谷歌公司2011年推出的检索工具，用户可在谷歌扫描书籍数据库中寻找特定短语，并获知这些短语的使用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译注），可以追索到早于李希霍芬几十年公开使用该词的历史。图1显示了谷歌对1800年至1940年间原德文术语“丝绸之路”的四个变体（Seidenstraße, Seidenstrasse, Seidenstraßen, Seidenstrassen）搜索后生成的图表（图2）：
图中可以看到术语“丝绸之路”在1877年之后逐渐传播，至20世纪30年代突然普及的趋势。此外图表还显示了1877年之前这些变体的搜索结果，尽管在数量上要少得多。通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其中出现误将以丝绸命名的街道名称计算在内的错项。这足以说明在使用像谷歌Ngram这样的工具时，必须保持学术上的警惕。然而，经过对结果的仔细筛选，一些惊人的发现浮出水面。这些发现证明“丝绸之路”一词并非李希霍芬首创。
1874年，德国中学教师罗伯特·麦克（Robert Mack）完成了一篇题为《黑海对世界贸易的重要性》（“Die Beteutung des Schwarzen Meeres für den Welthandel”）的论文。文中麦克阐释了黑海在历史上是如何充当丝绸之路通往欧洲和地中海的贸易门户的：
中国商队——在丝绸之路上（auf der Seidenstraße）——穿过戈壁，穿过贝尔达格，到达阿姆河和锡尔河沿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线路是西亚及印度与中国之间连接的唯一通道……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这些亚洲极为重要的商贸中心依赖黑海作为前往地中海与欧洲的交通要道。（Mack 1874: 7）
在这段文字中，麦克仅概述了丝绸之路的大体走向，即自中国出发至中亚，再继续向前经黑海抵达欧洲。这一描述远远无法与李希霍芬于3年后，即1877年提出的关于丝绸之路的复杂叙述相提并论。既然麦克将重点放在黑海，丝绸之路在他的论文中只出现过一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麦克仅仅是从别处借用了这一术语，而它的源头应当到时间更早的文献中寻找。
麦克一个可能的灵感来源也许是赫尔曼·古德（Hermann Guthe）所著《地理学教科书：高等教育机构中高程度及自学者适用》（Lehrbuch der Geographie für die mittleren und oberen Classen höherer Bildungs Anstalten），这部教材于1868年出版，比麦克的论文早了6年。从书名可知，该书是古德作为汉诺威理工学院的教师，为研习地理的老师、学生及自学者而写。书中第七章论及亚洲地理时，古德做了如下总结：
沿着这些道路，那位佛教求法僧（玄奘640AD）从中国进入印度；罗马商人从这里到达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将这种珍贵的产品（即丝绸）带往西方，至今人们还能看到大型商队进行货物交换处的“石塔”遗迹。聂斯脱里派踏经同样的道路，在中亚建立起基督教教区，给蒙古人带来一部手稿及更高文明的发端，最终穆罕默德的传教士也跟随了他们的脚步。（Guthe 1868: 176）
古德指出，丝绸之路对贸易和文化的交流都很重要。罗马商人与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的布道者沿着同样的线路旅行。这些内容对任何丝绸之路的研习者来说都是熟悉的主题。
那么，古德有可能是“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ße）一词的发明者吗？似乎并非如此。仔细观察谷歌Ngram给出的搜索结果数据列表，会发现早于古德教科书出现的几件文献。1858年，萨克森州神学家约翰·考弗（Johann Kaeuffer）的三卷本《东亚历史》（Geschichte von Ost-Asien）出版。考弗在第二卷的5个不同位置提到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1858: 120, 413, 421, 719, 794），然而与麦克认为黑海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同，考弗的结论是丝绸之路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沿岸，之后向东通向中国。（Kaeuffer 1858：413，719）
贯穿全书，考弗都将“丝绸之路”当作一个既定术语加以运用，通篇未对该词的涵义加以阐释。考弗在几处用到该词时将形容词“古老”与“丝绸之路”搭配，有一处甚至提到了它的名气“从西方通往中国的古老的著名丝绸之路[die alte berühmte Seidenstrasse]是哪一条呢？”(1858: 413) 这表明，他预期他的读者熟悉这一术语，同时暗示有一个更早的词源存在。考弗还亲自指出了探源之路。书中述及通过中亚进行丝绸、茶叶和大黄贸易的章节中，考弗表示自己对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的工作有所借鉴并利用了其关于养蚕业从中国传入西方的研究成果。考弗写道：“这里再次向伟大的地理学家李特尔致以崇高的敬意。”（1858：411）李特尔（图3）是现代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写过一部宏大的作品《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Die Erkunde im Verhaltniss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第一版印刷于1817－1818年，由两卷组成。第二卷中，李特尔论述了费尔干纳作为“中亚通道国家”的历史作用。他在该书中经常使用术语“赛里斯”（Seres），提到丝国（Serica）居民及被视为丝绸起源地的国度。
图3：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1779－1859）肖像。由鲁道夫·霍夫曼（Rudolf Hoffmann）1857年摄制。
这是中亚通道向东的延伸，从撒马尔罕到胡占德，伊本·霍卡尔（Ibn Hawqal）称之为“费尔干纳大道”（die große Straße von Ferghana）。它同样是通往赛里斯的伟大贸易线路（große Handelsstraße zu den Seren），经由这条伟大的陆上通道，商人们穿过巴克特拉到达南部的巴尔加扎，再到印度……关于这条贸易线路的介绍，我们已援引过托勒密了……（伊本·霍卡尔）增加了有趣的新消息，即赛里斯的四座富有的名城，商队为了得到丝绸和精美的丝织品前往那里，正是这些货品使当地人声名远扬。( Ritter 1818/2: 548 - 49 )
正如托勒密所描述的，“费尔干纳大道”被想象成从撒马尔罕延伸至东方的赛里斯，再向南进入印度。李特尔强调了它的重要性，指出商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将丝绸从赛里斯运往中亚及更远的地区。李特尔认为，这条伟大的通道是近东和远东之间的纽带，将中国内陆与西域、伊朗及印度联系在一起。请注意希腊和罗马在此的缺席。李特尔承诺，若对这条线路有更详尽的了解，这个古老大陆上不同民族的历史将会被照亮（Ritter1818/ 2:549）。因此，很清晰，李特尔在对费尔干纳的描绘中已明显体现出丝绸之路的概念。接着，李特尔在比较帕提亚人和古代中国人的冶金成就时又向将这一概念具体化为一个术语迈出了一大步：
请注意，普林尼称赞赛里斯的钢制品是最优秀的，帕提亚的铁制品是第二好的；奥斯鲁什那矿山的地理位置介于两者之间，处在穿过费尔干纳（Fergana）的赛里斯大路[Straße der Seren]上。（Ritter 1818/2:558）
李特尔在此用短语“Straße der Seren”或说“赛里斯之路”（road of the Seres），将这条通过中亚连接中国和遥远西方大陆的通路与丝绸之间建立起另一个明显的关联。这显然使“Straße der Seren”成为“Silk Road”一词出现的前奏。然而李特尔把丝绸与横贯欧亚大陆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1805年，约瑟夫·哈格（Joseph Hager）就在一张名为《通往中国的希腊商队路线图》（Route of a Greek Caravan to China）的地图上勾勒出了梅斯·提提亚努斯（Maes Titianus）的远征路线（图4）。正如秦大伦（Tamara Chin）指出的，地图右下角有一棵桑树和几只蚕的图案，这表明丝绸和跨欧亚贸易之间存在联系（Chin 2013: 201）。
1822年至1859年间，李特尔的《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刊出第二版，此版在规模和雄心上都大大超过了首版。全书共19卷，有14卷关于亚洲地理的内容。出版于1832年的第二卷中，李特尔在为聂斯脱里教派向东传播所做的一条简短注释中再次使用“赛里斯之路”（Straße der Seren）。如其所述，聂斯脱里派传教士所走的赛里斯之路，即是被誉为“通向中国的伟大贸易通道”：
图4：《通往中国的希腊商队路线图》，约瑟夫·哈格绘制于1805年，是对丝绸之路早期和初步的直观性表现。
越过梅尔夫……越过巴克特里亚到达撒马尔罕和萨斯卡[喀什噶尔]，是这一时期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传教团所经的主要道路。此处也是通向中国的伟大贸易通道的入口，位于黄河上游，这就是托勒密曾描述过的古老的赛里斯之路（road of the Seres）[die alte Straße der Seren]。 (Ritter 1832/2: 285)
1838年，李特尔刊布《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第八卷，内容涵盖伊朗世界。在第十三章中，李特尔谈及伊朗西北的吉兰省作为丝绸生产中心的重要性。随后，他提出问题：吉兰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个富裕的养蚕中心的？首先，他拒绝采用18世纪德国自然科学家塞缪尔·戈特利布·格梅林（Samuel Gottlieb Gmelin）的观点，即蚕与养蚕业都属于吉兰的本土传承。与之相反，李特尔指出养蚕业最有可能发源于中国。那么它又是如何到吉兰落地生根的呢？起初，李特尔提出一条穿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再通往中国的海上路线。随后他又宣称，这并非蚕桑向西方迁移的唯一途径：
除了这条穿越锡兰、印度和波斯-阿拉伯海的南方海上路线……几乎同时，开通了丝绸之路的北方大陆路线[nördliche continentale Weg der Seidenstraße]，即从中国向西到达里海。（Ritter 1838/8: 692）
以上可知，李特尔将丝绸之路确定为从中国到里海的北方大陆路线。在质疑这一说法是否真能代表术语“丝绸之路”的首次出现之前（图5），我们应当尝试理解李特尔在此的用意。在提到丝绸之路后，李特尔总结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陆路通道的证据。他首先向古人求证：普林尼（Pliny）、托勒密（Ptolemy）、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Periegetus）、阿伽特墨勒斯（Agathemerus）、阿米米·马塞勒斯（Ammina Marcellus）等。据李特尔所言，这些古代学者的叙述为存在一条从费尔干纳到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的古代路线提供了充分证据。奇怪的是，李特尔把这条路线称为“Serenstraße”，这似乎是“Straße der Seren”的一个变体，在第二卷中这一路线还包含了梅尔夫（Merv）和喀什噶尔（Kashgar）（Chin 1838: 692-93）。
图5：李特尔《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第8卷（1838/8：692）书影。图中标出部分“nördliche continentale Weg der Seidenstraße”可能代表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词的首次使用。
接着，李特尔指出了这一事实：尽管地理学家们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从费尔干纳到中国的路线仍不清晰。此处，李特尔暗示了他对术语Seidenstraße和Straßer Seren的不同解释。在涉及伊朗世界的第八卷中，他写道：
这里不是赛里斯之路（Straße der Seren）的所到之处，从中国越过中亚的高海拔地区……尤其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自石塔到里海的西方诸站点的位置。（Chin 1838/8:693）
由此可见，李特尔的“Straße der Seren”仅限于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路线。石塔——李特尔认为即奥什的塔克特苏莱曼岩——与里海之间西方各交通节点或贸易中转站的确切位置，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这样看来，李特尔对术语“Straße der Seren”和“Seidenstraße”是这样理解的：“Straße der Seren”指由中国通往中亚的道路。然而，这些道路仅仅是漫长复杂得多的“Seidenstraße”（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后者包涵了从中国到西方的全程，西方这里指里海。
然而，这只能算是一个谨慎的推论。在《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中，李特尔只使用了一次“Seidenstraße”且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与此同时，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海因里希·穆勒（Ferdinand Heinrich Müller）也使用了这些术语的细微变化形式。在1837年出版的著作《乌戈尔部落》（Der Ugrische Volksstamm）中，穆勒将“Serenstraße”定义为一条从中国延伸到欧洲的路线：
雄心勃勃的商人们，自赛里斯大路[auf der großen Serenstraße]的最东边，穿过东亚高地，越过加尔萨提斯河(基训河)上游的费尔干那高山地区，把珍贵的丝织品从蚕丝的故乡带到西方世界。（Müller 1837:63）
鉴于上述证据，我们如今是否有必要将1838年就首次创用了术语Seidenstraße的李特尔加冕为“丝绸之路”一词的真正发明者？鸿篇巨著《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让我们得以见证一个抽象的历史概念如何逐渐具体化为一个固定的历史术语：从有关“伟大通道”及“费尔干纳大道”的模糊概念，越过“赛里斯之路”，直到最后的“丝绸之路”。然而，重要的是不要落入曾使李希霍芬成为“丝绸之路”一词首创者的个体化驱动力的窠臼。李特尔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与“赛里斯之路”（Straßer der Seren）比较仍然有限且并不明确。
再者，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即还有另一位作者在李特尔之前已使用过该词。为了写作《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李特尔融汇了大量古代、中世纪及近代学者的作品。叙述有关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流与互动时，李特尔经常提到的同时代著名学者有：亚伯·雷穆沙特（Abel Rémusat）、朱利叶斯·克拉普罗斯（Julius Klaproth）和让·巴蒂斯特·布吉尼翁·德安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更深入地研究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可以为术语“丝绸之路”的各种来源提供更多线索。
李特尔对术语“丝绸之路”的创构还产生了另一个引人注意的衍生后果。由于与李希霍芬有关，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曾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物（Waugh 2007；Chin 2013；Jacobs 2020）。而更早以前李特尔已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事实，使这一判断受到质疑。难道“丝绸之路”概念的产生与西方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野心无关，而是出自更为温和的世界主义理性思考? 秦大伦已经指出过丝绸之路概念与世界主义之间早期的关联：尼马努埃尔·康德（Nimmanuel Kant）是在持续的平静叙述中描绘欧洲与“赛里斯人之地”间的古代丝绸贸易的（Chin 2013:196）。假使如此，玛丽•托尔斯滕（Marie Thorsten）视丝绸之路为想象中全球共同体象征的解读将更具说服力，支持的证据可一直追溯到这一概念的起源（Thorsten 2005）。
李特尔先于李希霍芬39年就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而且后者不知该词之前出现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中国：亲身旅行及基于旅行之研究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一书中，李希霍芬特别提到了考弗的著作（Richthofen 1877/a: 700）。不仅如此，他对中国的看法也深受李特尔的影响（Osterhammel 1987: 167-69）。因此，这个词语不可能是他独创的。然而，这一揭示并不意味着如今李希霍芬完全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性。最终，仍是李希霍芬将丝绸之路概念史带进了重要的崭新发展阶段。
首先，他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远为确切的定义，部分原因在于可供他参考的材料更为丰富。从1838年到1877年，历史与地理知识的扩展突飞猛进。例如，就在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前的十年间，亨利·裕尔于1866年出版了《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埃米尔·布雷茨奈德（Emile Bretschneider）于1875年出版了《中世纪到西亚的中国旅人》（Chinesische Reisende des Mittelalter nach West asien）。
因此，李希霍芬给出了一个更为准确、更有见地的定义作为丝绸之路概念的最新迭代（Jacobs 2020）。但是他的定义如丹尼尔·沃所言，是“非常有限的”（2007：5）。李希霍芬描述了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0年丝绸通过中亚进行贸易的路线，并通过陈述公元前114年以前的丝绸贸易是间接而无组织的，证明限定这一紧缩时间范围的合理性。李希霍芬断言，自公元120年汉朝势力撤出中亚以后，丝绸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在后来的时代里，跨大陆丝绸之路（transcontinentaler Seidenstrassen）的概念失去了它的意义”（Richthofen 1877b: 95-122）。除了明确的时间标准外，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n）还被定义为具有严格空间范围的术语（图6）。正如秦大伦指出的，它是一条“可测量的路线”（2013: 202）。
图6：收录于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的丝绸之路地图。它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描绘了丝绸之路的行程，但并非是对丝绸之路的第一次直观性表现。
其次，李希霍芬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用单一术语固定下来。在《中国》第一卷中，他采用不同术语指称横跨欧亚大陆的各条贸易路线。例如，他同时使用Sererstrasse （赛里斯之路）和Karawanenstrasse（商队之路）指代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路线。然而，和李特尔一样，他将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一词作为从中国到伊朗以及更远地区的完整路线的总称（Richthofen 1877/ 1:500）。1877年6月2日，在柏林地理学会的一次演讲中，李希霍芬舍弃了诸如Sererstrasse等早期术语，取而代之，他只提到了Seidenstrassen，即“丝绸之路”的复数形式，这个词在文章标题和全场演讲中都有出现（Richthofen 1877b）。显然，与李特尔不同，李希霍芬所做的工作显示出将丝绸之路概念固定为特定术语和特定线路的演变，摆脱了各种重叠术语的模糊性。
最后相当重要的一点，李希霍芬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标志着“Seidenstrasse”由德语向法语和英语转化的第一步。谷歌Ngram没有为1877年之前英语和法语版本的“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一词生成任何搜索结果。显然，李特尔对该词的使用并没有给研究同样主题的法国学者带来启发。例如，1842年让-玛丽·帕德修斯（Jean-Marie Pardessus）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丝绸贸易记录》（“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de la soie chez les anciens”）的文章。虽然帕德修斯使用托勒密关于梅斯·提提亚奴斯（Maes Titianus）的记录描述了将丝绸从东方带到西方的路线，但他既没有提到李特尔的术语，也没有提到李特尔本人（Pardessus 1842）。1862年面世的欧内斯特·帕里塞特（Ernest Pariset）所著《丝绸史》（Historie de la Soie）则更令人惊讶。尽管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有关丝绸贸易穿过亚欧大陆带来历史性互动的详细而全面的综述，却也对该术语只字未提（图7）。
图7：《东方古代商贸路线图》，出自欧内斯特·帕里塞特所著《丝绸史》。尽管作者描绘了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但没有提及“丝绸之路”一词。
与李特尔形成鲜明对比，李希霍芬的多卷本《中国》系列面世一年后，他曾自如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一词的1877年柏林演讲稿就出现了两篇独立的英语译文。1878年，两篇标题同为《古代丝绸之路商人穿越中亚的路线》（“The Ancient Silk Road Trader’s Route across Central Asia”）的文章分别出现在《地理杂志》（Markham 1878a）和《大众科学月刊》（Markham 1878b）——一篇给英国读者，一篇给美国读者（Chin 2013: 198-99）。两篇文章都使用了术语“silk route”和“silk road”。发表于《地理学会公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的法语译文并未提到丝绸之路（Chanoine 1878: 81-85）。
李特尔和李希霍芬的职业生涯之间相隔了几十年，人们对他们接受程度的差异可用这期间地理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来解释。当李特尔于1838年出版《地理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第七卷时，地理学仍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当李希霍芬的《中国》出版之时，地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受人尊敬的科学，拥有由学者和爱好者组成的充满活力的跨国团体。例如，“第一届国际地理大会”于1871年在安特卫普召开——志同道合的历史地理学者以此做为跨国交流的方式，这在李特尔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
虽然李希霍芬是推动这一术语跨越语言边界的第一人，然而使Seidenstrasse一词闯出日尔曼语世界更为关键的一步发生在1882年。这一年埃利沙·雷克吕斯（Élisée Reclus）的《新世界地理学：地球与人》（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a terre et les hommes）第七卷出版，这位曾在柏林大学师从李特尔的法国地理学家在作品中经常用赞美的词语提到李希霍芬。雷克吕斯对中国新疆的描述如下：
中国新疆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希腊和中国的商人在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上相遇；佛教僧侣，阿拉伯商人，伟大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后来的欧洲中世纪旅行者，在重新开始他们艰苦的跋涉之前都需要在中国新疆的绿洲上停留。（Reclus 1882：104）
1895年，雷克吕斯的《新世界地理学》也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书名为《地球及其居民》（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其中关于中国新疆的描述与原文一致，“la route de la Soie”被译为“the Silk Route”（1895：58-59）。然而，即使在1877年之后，尽管有李希霍芬和雷克吕斯的种种努力，术语“丝绸之路”的传播仍然主要局限于日耳曼语世界和学术圈。直到20世纪20、30年代，这个词才真正突破性地进入法语和英语世界。那时，斯文·赫丁（Sven Hedin）、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艾拉·美拉特（Ella Maillart）、罗西塔·福布斯（Rosita Forbes）等人发表的中亚游记获得了广泛的读者。
“丝绸之路”一词并非李希霍芬所创。罗伯特·麦克、赫尔曼·古德和约翰·考弗等学者均在他之前使用了该词。“丝绸之路”这一说法从学术上的无人理会，逐渐发展到如今的享誉世界，李希霍芬只是这一漫长链条众多环节中的一个。是他给出了一个精确定义，把这一概念用一个术语固定下来，并推动“丝绸之路”一词输入德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取代李希霍芬成为“丝绸之路”一词首创者的可能人选是李特尔。然而，在我们让李特尔成为讨论丝绸之路“一定要提到”的新话题之前，不妨先退一步，想想这一举动的含意。如果说本文对“丝绸之路”一词起源调查的结果有所教益的话，那就是我们不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相反，我们应当把传记学研究方法改换为群体学研究方法——以此理解“丝绸之路”概念及术语形成的复杂性，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贡献者，也跨越了诸多语言和政治的界线。毕竟，将丝绸之路的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固定术语，是连续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弗克·贝格曼《新疆考古记》，斯德哥尔摩：图尔图书有限公司，1939年。
Emile Bretschneider. Chinesische Reisende des Mittelalter nach West-Asien. London: Trübner & Co., 1876.埃米尔·布雷什内德《中世纪前往西亚的中国旅行者》，伦敦：特吕布讷出版社，1876年。
Tamara Chin. “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Critical Inquiry 40 (2013): 194–219.秦大伦《1877年“丝绸之路”一词的发明》，《批判性调查》第40期（2013），194—219页。
Charles Chanoine. “Les publications nouvelles sur la Chine et L’Extreme Orient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7, no.15 (1878): 81–85.查尔斯·加隆《关于中国和远东的新出版物》，《地理学会公报》（7），第15号（1878），81—85页。
Hermann Guthe. Lehrbuch der Geographie: für die mittleren und oberen Classen höherer Bildungs-Anstalten sowie zum Selbstunterricht. Hannover: Hahnische Hofbuchhandlung, 1868. 赫尔曼·古德《地理学教科书：高等教育机构中高程度及自学者适用》，汉诺威：宫廷书店，1868年。
Joseph Hager. Description Des Médailles Chinoises Du Cabinet Impérial de France : Précédée d’un Essai de Numismatiqu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5. 约瑟夫·哈格《关于法国皇家收藏的中国钱币描述及中国钱币考》，巴黎：帝国印刷厂，1805年。
Albert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Aus dem zweiten Buch: Zentralasien nach Ss-ma Ts’ien und den Annalen der Han-Dynastie. Wittenberg: Herrosé & Ziemsen, 1910.阿尔伯特·赫尔曼《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摘自第二本书：基于〈史记〉与〈汉书〉记载的中亚》，维滕贝格：赫罗斯和齐姆森，1910年。
Justin M. Jacobs. “The Concept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ed. David Ludd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郑智明《19—20世纪丝绸之路的概念》，戴维·卢登主编《牛津亚洲历史研究百科全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
Paul James and Steger Manfred. “A Genealogy of ‘Globalization’: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Globalizations 11, no. 4 (2014): 417–34.保罗·詹姆斯、曼弗雷德·斯坦格《‘全球化’谱系：一个概念的发展史》，《全球化》（11），第4号（2014），417—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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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原题Did Richthofen Really Coin the “the Silk Road”?（by Matthias Mertens）,原刊美国“丝绸之路基金会”《丝绸之路》第17期（The Silk Road, Vol. 17, 2019），网址为 https://edspace.american.edu/silkroadjournal/volume-17-2019/ 。中文译本首发于《西域文史》第十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原作者并为中文发表增补了英文论文之外的4幅图片（本文图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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