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规范化的若干基本问题

《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平，新疆师范大学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8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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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冲击，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建设，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当务之急。应辨析“中华”“华夏”“民族”等概念，进一步厘清“中华民族”的涵义演变过程，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狭隘化”“他者化”和“虚无化”等错误倾向的实质。同时应强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规范化；民族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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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此，学术界有不少研究者开始从多维度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譬如，郭小靓和陶磊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三大基本共识；也有从时间层面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着力点和路径。但同时，有许多知名学者仍保有传统经典的思维，是从“中华民族”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周平认为，中华民族构建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仍旧存在被解构的风险，需要加强中华民族建设；郝时远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需要我们来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马戎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需要认真梳理民国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理论演变，从而为当前我国民族与国家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一种历史积淀或视角。

 

通过对当前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梳理，笔者发现，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讨可谓“泾渭分明”，呈现两个脉络发展。这是关于民族和国家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不容出现因重大错误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譬如，何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究竟包括哪些人？“华夏”“中华”和“民族”等概念源起何时？涵义又是什么？它们之间及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如何？上述几个问题本身以及其探讨的过程和结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对于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理论和实际运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必须进行反思，并以实际举措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对于中华民族沿着更加增进内部凝聚的方向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民族”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则形成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之后。因此，规范化“中华民族”的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清楚“民族”“炎黄”“华夏”“中华”“汉”等概念源起以及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涵义。

 

（一）民族

 

“民族”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最早源于欧洲，近代经日本译介传入中国。“民族”的词源是拉丁语“natio”，意为“一个出生物”（abomcreature）。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封建君主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手段来整合国内市民阶层，从而使逐渐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并和其他的人群共同体有了区别。由此，早先被用来指称具有同一出生地的natio，被改造为nation，用来指称这个新的人群共同体。后来，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一国之内的人民而不管其种族特征。随着国家内民族的觉醒，与王朝国家的矛盾逐渐激化而爆发民主革命，随着革命的胜利，觉醒的民族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即民族国家。此后，民族便具备了国家的形式，国家也被赋予民族的内涵。就民族国家的本质来说，这是一种制度体系，从而使各民族认同于国家得到实现和保障。此后，民族的地位在国家中得到普遍认可并形成国家形态，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进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民族的概念也得到广泛的使用。

 

我国古汉语的“族”“族类”，是区分“内华夏、外夷狄”的旧式民族主义概念，而近现代白话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乃是近代民族主义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文明开化”向西看的政策，日本学者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并将其翻译过来，将nation用汉字的“民”和“族”组合起来翻译成“民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有识之士开始重视这个亚洲邻国，期望探究其崛起的制度原因。于是，在追溯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科技和制度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理论进入留学日本学生和维新派或革命派视野，他们直接使用汉字译介的“民族”这一术语并将其理论传入中国。

 

什么是“民族”呢？我们知道，同样一个词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或不同时代，其含义存在明显甚至相反的差异。在当下，国内对“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具有模糊化倾向，学术界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定义，彼此也不尽相同，争论了几十年，至今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界定。这种对“民族”概念理解的不清晰或不确定性，在英语世界里也是存在的，更不要说再经过日本语的翻译之后，在汉语学界争论更趋激烈。作为一个不清晰的概念，再次转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之时，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和误导。笔者以“民族”概念在维吾尔语中的翻译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难以分清“民族”是指单个具体的民族个体还是类别意义上的“民族”。比如：民族认同、民族感情、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词组，对于具体所指并不明晰。不仅在汉语里如此，维吾尔族语言里“مىللىي（民族的）”在不同时代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例如，发生在20世纪初的民族解放运动（ ئازادل مىللىي ھەركىتى ），当年的مىللىي（民族的）和现在的مىللىي（民族的），意思就有很大区别。这种差异是由于汉语里的“少数民族”被简称为“民族”所造成的。现代汉语里的民族一词在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等词组里所表达的意思不同，所以在维吾尔语中مىللەت（民族）和مىللىي（民族的）的意思分别有了相对应的变化。民族是指单个具体民族，还是指国家民族，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不同的意思。

 

另一方面，难以分清“民族”是指少数民族还是国家民族。现代汉语中的民族除了表示广义和狭义的“民族”概念以外，还有“少数民族”的意思。广义的“民族”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共同体（مىللىي－原始民族、مىللەت يەرلىك－土著民族），以及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民族群体（ مىللىتى جۇڭخۇا －中华民族、مىللىتى ئەرە－阿拉伯民族）。狭义的“民族”是指每一个具体民族群体（汉族－خەنزۇ 、维吾尔族－ئۇيغۇر 、哈萨克族－قازاق、满族－مانجۇ ）。那么，如何理解民族干部、民族地区、民族英雄、民族精神等词组呢？民族干部、民族地区在汉语里表达的意思是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日常使用中往往省略它前面“少数民族”一词。在汉语里，词组省略是常见现象，即省略前面的词。但在维吾尔语翻译中，如果省略前面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ئازسانلىق ”一词，就会引起歧义。

 

“民族”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意思，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面临着模糊化的难题。“中华民族”一词，维吾尔语称“مىللىتى جۇڭخۇا”，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也是如此称谓，将中华民族加一个复数，受众的理解大相径庭。以此类推，“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的译意也与原意有了不小的差异。

 

（二）“中华、华夏、炎黄、中夏、中国、汉”

 

“中华”二字最早出现在《魏书》和《晋书》等典籍中，古汉语中“中华”是“中”和“华”之意的组合，最初仅仅具有文化和地域意义。“华”通“花”，即指灿烂的文化，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华夏先民在黄河中游建立政权，自比中央，文化先进，被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称之为“中华”。夏朝之后，商朝建立，至纣王灭东夷，商朝疆域至率土之滨，周灭商取而代之，取得中原政权都自称“ 中华”，即便朝代更替疆域渐广，凡所统辖之地，皆为“中华”。

 

与“中华”涵义相关的“华夏”是上古时期民族名称。“华夏”二字并称最早出现在《尚书》，“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其后是《左传·定公十年》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意思是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即“华夏”是复合词，现在多被用作中国和汉族的称谓。

 

“炎黄”是指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两个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也以“炎黄”代表其所率领的两个部落群体——中原黄河流域形成华夏文明（或文化）的起源。黄帝与炎帝，又与居住在东方和南方的部落逐渐融合，逐渐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人或汉族”，唐之后被称为“唐人”）。炎黄二帝便成为汉族的人文始祖，近代以来则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人们往往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炎黄子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中夏”指华夏、中国、中华之意。“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杨而奄交广。”“中国”之称自古有之，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自以为据天下之中间，故称“中国”，后亦泛指中原。“《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等。

 

秦朝建立之后，因其强大，其统辖地之民西域各族称之为“秦人”。汉武通西域之后，“‘秦人’ 的称呼很快为‘汉’ 的称呼所取代。”《汉书》有曰：“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由于汉朝威名之盛，周边各少数民族民族延续“ 汉人或汉族”的称谓（唐之后也被称为“唐人”）。“汉唐盛世”也成为其后中原地区子民心目中的神话与骄傲，因此，中原之民也愿意自称“汉族”。1367年，朱元璋命徐达北伐讨元，其檄文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表达了其“顺天应人”的法统。这种与“胡虏”对称的“中华”，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

 

对上述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华夏”是汉族的古代称谓，后来虽有地域涵义，但以族称为主。“中华”来源于“华夏”，有立于天下之中心的涵义，也有体现文明中心的意思。在民族涵义上，“中华”要弱于“华夏”。从中原人的角度，有两层涵义：即华夏族与中原政权的重叠；凡中原政权所能管理的地方，都称为“中华”之地。华夏民族都基本认同“华夷之辨”，轻易不会把未“汉化”的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范畴；从非中原人的角度，“中华”既指中原政权，也指中原之民。此外，“炎黄”在历史演变中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人们往往在文化意义上自称“炎黄子孙”，政治意义上自称“中华民族”。

 

二、“中华民族”涵义的历史流变

 

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指称的民族，或者说，是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而“中华民族”涵义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民族”与“中华”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出于晚清，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先使用，“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同时，还出现“中华民族”一词：“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不过，梁启超并没有对“中华民族”作详细解释，从语境来看，大概指华夏—汉族。

 

孙中山于1905年组建中国同盟会，在誓词中沿用了14世纪朱元璋讨伐元朝时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里所说的“中华”指汉民族政权，反映了清末旧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政治目标——推翻满清封建贵族的统治。而与此同时，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则不同意这种具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排满主义革命”。他认为，中国诸多民族在文化上具有共同性，“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杨度的论述从创造共同的文化、形成相似心理这一重要维度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特征。此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强调“ 中华民族”即汉族，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是要强调“排满”，以论证中华民国成立之合法性。

 

辛亥革命以后，满清贵族统治政权的结束，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初步完成。过多强调满汉矛盾不利于中华民国之建设。于是，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观点：“合汉、蒙、满、藏、回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但同时也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所处地位和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回教虽众，大都汉人，其他民族可以忽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 五族共和”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他呼吁革命党人“ 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勿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很显然，孙中山早期政治思想中的“中华民族”仅仅是指汉族，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或因受到苏联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其旧民族主义思想的“民族地位不平等”向民族平等的方向转变。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占据主流，影响甚大。直至“抗战”爆发，全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呼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逼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全面抗战，而非片面抗战”。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为了增强政治合法性和凝聚全民族之力，尤其是要团结“战略后方”各民族，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动员各民族参加抗战。正是经历了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各民族自觉而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中华民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了落实民族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进行必要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申报的名称就达400多个，其中云南一省就达260多个。经过20余年的努力，1979年正式确认了第56个民族也是最后一个民族——基诺族。这就是其后“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说法的由来。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观点，他认为：“‘中华民族’ 由很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先生肯定了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多个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使中华民族对自身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并被学术界和官方所认可，进而得到社会各界认同。

 

三、当前“中华民族”概念使用中的若干错误倾向

 

“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已经被世界所认知。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其认识仍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论。学术争论是合理的，但是，不管是从当前还是长远来看，以“学术自由”为名，传播错误思想和观点，这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当前学术界对“中华民族”概念使用方面而言，存在若干错误倾向：

 

一是“狭隘化”。即从狭隘民族主义视角将中华民族狭隘化为单指汉族并排除少数民族。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大民族主义”思想死灰复燃。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与革命的内容、策略、目标相一致，是革命动员的需要。中国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及章太炎的“若以汉人制汉，满人制满”等观点，都是将中国看成是“汉族国家”，蔑视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贵族统治是“异族压迫”。而在今天，一些学者或普通民众眼中的“跨境民族”，也常常专门针对个别少数民族，“华侨”“华裔”等仅用于指海外汉族。这些说法在逻辑上是经不起推敲，历史上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汉族一族之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

 

长期以来，国内的教科书、公共媒体，以及寻常百姓生活用语上，“中华民族”经常被等同于“炎黄子孙”，把中华民族认为是炎黄后裔之组合，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这种说法是不够确切的。首先，中华民族的起源并不是单一的，如果仅仅把上古“三皇五帝”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这是不全面的；其次，从汉民族历史形成的角度来讲，汉族是由历史上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混血体”，把华夏、炎帝、黄帝中的任何一个当成汉民族的始祖都是不够确切的；再次，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缘先祖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汉族崇拜炎黄以外，不少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崇拜的人文始祖。譬如，苗族崇拜蚩尤、壮族崇拜布洛陀……因此，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华夏子孙”，或仅把中华民族视为汉族是狭隘的观点，也会极大伤害少数民族感情，不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二是“混乱化”。“中华民族”涵义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人们对其使用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或是将汉族指称为“中华民族”，例如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而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比较清楚的指明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或是将“炎黄子孙”指称为“中华民族”。譬如，抗日战争时期，“炎黄子孙”的称谓被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或在当代说“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或是费老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是多个民族群体凝聚成的民族共同体。可以看出，人们在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有不同的涵义，对其认识和使用也出现混乱的现象。“中华民族”一词，日常生活中几乎人人在用，天天在用，但具体什么是“ 中华民族”？很多人则“不甚了了”。对“中华民族”的认知都如此混乱，遑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三是“他者化”。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各民族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以民族为界的意识，出现了一种惯常的“我们”与“他们”之分。并把“我们”的利益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利益被“置若罔闻”而不管不顾。更有甚者，对“他们”进行恶意诋毁，故意制造“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他者化”的表象，反映了族群区隔的一种歧视或刻板印象，这会使民族之间出现距离和生疏感，不利于民族团结。“差异”在人的自我身份确认，以及人际交流中是不可或缺的，对他者的认知也是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若刻意放大和强调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在文化上区别对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利于民族和谐关系的形成。

 

四是“虚无化”。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说法或提法受到“民族虚无主义者”的排斥和抵制，这种负面影响在学术界也是客观存在。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一少部分民众的中华民族观念缺失，中华民族精神更无，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反而对西方腐朽思想的崇拜“乐此不彼”。“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在于“解构”，在我国的民族理论中，至今没有完整的中华民族理论，基本上由民族平等理论和少数民族权益理论构成……各种对中华民族具有消解作用的观念日益盛行，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逐渐弱化、虚拟化，给中华民族建设带来严峻挑战，也给我们带来明确的警示，“中华民族”意识虚拟化的现象决不能任由其发展。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错误倾向不利于今天我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以上问题进行必要的反思，在当前和今后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都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可以说，当前亟需对“中华民族”的理论研究进行规范化。

 

四、结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需要规范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理论研究更加规范，首先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要明确而清晰。从中华民族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华民族建设的推进是一个历史过程，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稳定与发展。“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呈现出的特征，“多元”是要素，“一体”才是主线。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质是要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首先，要对“中华民族”的涵义进行规范，中华民族理论要完整而成体系。中华民族建设过程中，要避免“中华民族”概念使用的“狭隘化”“混乱化”和“虚无化”等问题。准确界定“中华民族”的概念是研究规范化的第一步，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内涵，才能建立正确的理论框架并指导实践。此外，对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都需要理论界对其有基本的把握和框定。诸如此类中华民族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的阐释，也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完善发展的关键，这是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其次，促进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相互依存、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 你来我去，我去你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冲突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要通过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来衔接并整合二者之间的冲突。此外，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各民族之间要包容差异和尊重差异，整合各民族共同性，强化共同历史记忆，寻求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摆在更加重要和显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各民族的精气神，才能全面实现各族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通过促进全体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

 

再次，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在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支撑和推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的时代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加强自身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每个民族都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意识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蕴涵着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能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指明方向，起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

 

最后，促进民族政策向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方向调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多民族国家内部凝聚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和消解，中华民族也面临这种风险。将多民族整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成的标志。因此，提升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国家和政府是中华民族建设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则承担着建设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历史使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总言之，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加上我国在一些政策取向上存在不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来了冲击。理论界和社会上也因此出现了不正确的理解或错误倾向，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解的“狭隘化”“混乱化”“他者化”等问题。有必要反思以上问题，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思路和基本方略。这就是本文所论述之核心观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需要规范化，需要适合国情的战略谋划，并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凝聚的实际问题，我们才能战胜目前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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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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