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这一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而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诚意;对世界而言,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理想
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这一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而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诚意;对世界而言,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理想型目标。随着这一倡议在操作层面从理念逐步转化为行动,急需从理论层面对之进行结构化和体系化研究,从而为日益丰富的行动提供基础理论支撑。而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不同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在这一点上无疑拥有与生俱来的学科优势。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去探索其共同性,是这一学科的学术使命,亦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探索。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百年历程,见证了这一学科朝着自身使命迈进的每一步,也印证了经几代人努力正在接近的目标。
回顾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正如费孝通1980年在美国接受“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时以“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为题所作发言,世界人类学界关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一致性”和“世界上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的学科目标和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的共识形成,并非“自明之理”,而是全世界不同时代人类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亦然。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20—30年为一个发展周期。从1949年之前以村庄社区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研究,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民族识别和大调查为代表的民族社会研究,再到1978年之后学科重建过程中以民俗作为重新发现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着力点,至今逐渐走向世界并开始回应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议题。虽然不同时间段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发展根植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但总体上仍旧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历时性发展脉络。
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开端至少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学科史上的一次发展高潮。第一代留学归国学者作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乡土社会”为研究对象,践行田野调查方法,奠定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者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调查资料,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花篮瑶社会组织》《清河村镇社区》《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三水河口疍民调查报告》《中国农民的生活》《易村手工业》等。这些研究建立在少则4个月多则7年之久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以“经世致用”为目标,对地方社会中的各种“乡土性”和“地方性”细节进行了描述,亦观照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上,则遵循了当时国际人类学界已经形成的田野民族志的学术规范,在中国社会人类学开创之初即形成了重视实践的传统,从学术规范上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人类学发展迈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鉴于学术引进时就存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两种称谓,而开端时期未能解决的学科确名,进入新的发展语境后,以一种时代选择的方式达成了暂时性共识,即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改制过程中被取消,而民族学得以保留。这段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弱化了中国社会人类学开端时期的“乡土性”,转而聚焦于“民族性”。
1956—1964年间,学界开展了一场被称为“中国民族学创举”的、规模宏大的少数民族调查,参与学者达1400多人,足迹遍布全国各民族地区。此次大调查,一是完成了民族识别,形成了中国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基础。二是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调查,搜集到大量文献、访谈、实物(文物)和影像资料。从1958年开始,各调查组开始编撰“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后增加成为五种),编撰工作历经30年,到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齐,总计400多本、约8000万字。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调查实践虽然不同于以往人类学田野作业提倡的以单独行动的方式、开展长时期的调查,但这种组队调查的方法某种程度上也丰富了世界人类学的知识库。
1979年,杨堃、顾颉刚、钟敬文等人联名提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0年代国内出现“民俗学热”,中国社会人类学进入重建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人类学以民俗为切入点重新发现和理解地方社会,研究内容涉及婚俗、禁忌、亲属称谓、人生仪式、节日等地方族群和都市生活的诸多方面。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达成的学科共识,在整个学科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关于研究对象,学界通过对“民族”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概念称谓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人类学是以“民族”这个特定客体为研究对象,研究民族在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特征,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其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化”,认为在不同社会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中,民众有自己的文化选择,人类学家首先是发现和描述这些文化形态,其次是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普遍性规律。伴随不同观点之争,学界关于研究对象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即以人类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分,明确了社会人类学是对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人进行研究的科学。而在研究方法上也明确了田野调查是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即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具体行为与活动方式的长期直接观察,分析行为背后的关系和结构,探索人类行为的普遍性规律,并以之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活动模式。
2002年,蔡华以《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一书获得法兰西科学院授予的年度“法语国家金奖”。该书基于两年半的田野工作,系统调查了居住在中国滇川边界的纳人,通过精致的民族志描写和严谨的理论分析,重新定义了亲属制度的基本概念和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解开了半个多世纪前由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婚姻家庭悖论。学界认为此次获奖是“中国人类学的第二个春天终于出现了”,也意味着中国社会人类学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以亲属、经济、政治、宗教四个基础议题为导向,逐步演化出多元议题;并在研究视域上逐渐超越乡土社会、民族社会和民俗社会,走向“人类社会”相关命题的讨论。不同议题类型的研究,存在两个共性特征。首先是全部或部分地秉承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即一年以上的田野调查时间、使用被调查对象的语言、500人以上的谱系分析。其次是产出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系列研究成果,例如以亲属制度为主题的“田野与发现”系列民族志,以区域研究为主题的“藏彝走廊”系列丛书,以及旨在“中国人类学走出去”的“海外民族志”系列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全球性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引用了《礼记》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而社会人类学从社会多样性到人类社会共同性的研究路径,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对“大道”的探索。从最初学科引入并扎根于中国田野以期理解和改造社会,到通过民族识别和调查服务于国家决策,再到以民俗研究为契机重新发现和解释地方社会,发展到今天以多元化的议题视角阐释国内、国外社会;研究视野上,从关注地方社会的乡土性、民族性、民俗性的“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逐渐放眼人类社会普遍性规律的“人类共同的一方面”;通过研究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社会,寻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路径,这是社会人类学的学科使命,也是当今时代语境下这一学科的独特意义所在。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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