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构筑新兴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而一些学者倡导建立一个研究对象不限于中国的一般“边疆学”。一定意义而言，边疆学建设的进展缓慢可能与边疆学的核心概念没有形成有着极大的关系。“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涉及边疆的其他很多现象，均是因“边界”而生；涉及边疆的很多问题，都系“边界”而发；涉及治边战略的很多方面，也都是因“边界”而出。而边疆结构与功能、边疆状态、边疆形态、边疆运动等一般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疆问题、边疆战略、边疆 政策等问题，则毫无例外地基于“边界”而出现，“边界”成为构建“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关键词］ 边界；边疆学；学科建设

对于普通人来讲，“边界”一词并不陌生；对于学者来讲，其概念往往模糊不清。这里的“边界”是指 现代主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而不是其他共同体或者区域之间的边界。然则于人类社会长河之中， 因国家诞生非常早，由此“边界”的概念也非常久远。

     在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或者说“主权国家”概念出现以前，边界清楚的情形并不多见，只有到了现代国家形态出现之后，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Peace of West phalia）生效于1648年10月24日之后的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才逐渐清晰起来，并加以固定。马克斯·胡伯（Max Huber）写道：“国家功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连续、和平地行使，是构成领土主权的一个因素。这一原则，不仅建立在独 立国家及其边界形成条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基于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体系及其原理之上。”边界一旦形成，就成为国家主权利益的集中表现，既是分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陆界限，也是确定国家领海 与公海的界限，还是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界限，边界在陆地和水面上是真实的界限，而在高空、外层空间以及底土则是想象中的界限。

     学界特别是政治地理学科对于边界的关注比较多，“与政治边界有关的问题常常引起地理学者们的兴趣。在所有存在或急或缓的边界问题的国家里，或多或少作为专家，地理学者都会被卷进全面的讨论中”。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重点讨论了自然防御边界、自然标示的边界、基于地形特征相同的地区的边界、人文边界、贸易区边界，并认为：“上西里西亚是一个对于各国具有不同地形、人文 边界意义的而非聚居密集的边境地区，分隔了拥有人口稠密的重要工业区的广阔地带。代表外交妥协 的政治边界线，忽略了绝大部分地理边界线，由此自行制造了一条新的边境线。”

   美国地理学家斯蒂芬·巴尔·琼斯（StephenB.Jones）从历史到现代的边界概念，重点分析了作为自然标记的边界以及民族、“帝国主义”与边界概念的关系。在这里，他认为，边界的形成与民族有密切 的关系，“德国对自然边界概念的反应，是将边界概念建立于民族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又认同“民族自决是民族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天赋人权’（the Divine Right of Peoples）”，而“民族主义似乎 强化了领土毗邻的渴望”。斯蒂芬·巴尔·琼斯还将边界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引述了弗里德里希·巴策尔法则，即“作为国家的边缘器官，边界是国家成长及安全的载体。”

     不仅如此，斯蒂芬·巴尔·琼斯还讨论了边界的契约性概念、边界的几何学性、界限的强权政治性。他认为边界的契约性概念的本质在于，正如个人就财产边界达成共识一样，两个国家应当共同同意某一边界并坚持此边界。至于边界的几何学性，则主要是“任何政府均可能倾向于采用简 单的边界。……屈服于勘探、交通以及绘图之类的实际情形”。关于边界的强权政治特性，他认为是缘于“界 限不仅是一条区域法律体系的线段，而且还是一条领土实力结构的契约线”。可见，在斯蒂芬看来，边界的特性是比较复杂的。

     关于“边界”的功能，在海外工作的郭荣星（Rong xing Guo）将其归纳为控制界线、司法界线和财政界线三大功能。显然，郭荣星对边界功能的研究逻辑起点是民族国家。这里，笔者赞同郭荣星的观点，并补苴于下：

      一是控制界线功能，即只要跨越到某边界以内也就进入到了某个国家的控制范围内。边界的控制功能最初起源于防御，这是边界的首要功能。按照哈特向转引自博格斯的说法“抵御不受欢迎的入侵者，无论是军队、走私犯还是移民”，“也许是因为欧洲的边界绝大多数都是在武装冲突之后才确定下来的，所以在划界的时候人们通常考虑的是防卫因素”，进而将其概括为“一种空间生物体所必需的防御外 壳”，但他仍然对此表示疑问：“这个观点忽视了边界的初始功能，即：约束。简言之，就是在地球表面划定界限，处于界限一边的所有人和事物都要服从于一个国家的权威，而一旦越过了这条线，所有的一切 就又要服从于另一个国家”。

     由于边界上独特的地理界限，首先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属性，而这些属性就外化为防御控制功能。德国的国家大辞典认为“边界是将本国与邻国分开的外在标志，这种外在标志可以是人为的，如界碑、界墙等；也可以是自然的，如沿山脊或者分水岭，沿河流流向等。”借助这些自然的或者人文的障碍物，就 可以发挥其控制线的功能。 

     当然，随着欧盟的建立以及《申根协议（Schengen Accord）》的生效，欧盟内部国家之间的边界控制线功能趋于消失，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作为控制线的边界，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例如，2016年２月18日，出于控制叙利亚难民进入德国的需要，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了欧洲国家的要求，即通过关 闭边境一次性控制以欧洲为目的地的难民潮。英国脱欧协议中涉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边界问题， 是保留一个所谓“软边界”（Soft Boder），还是要回到“硬边界”（Hard Border）。后者是英国关闭“硬边 界”，使得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之间再次出现围墙，这是北爱尔兰边境地区出现不稳定的主因；前者是英国“脱欧”后在境内设立“货物自由贸易区”，保留与欧盟一致的贸易规则和产品标准，以确保英国与欧盟国家之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货物自由流通。

      二是司法界线功能，即边界精确地划定了该国家范围内所遵从的司法标准以及该国法律体系的影 响范围。边界的存在将一个国家的司法管辖权与另外一个国家区分开来。毫无疑问，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司法主体是该国政府，司法主体是不能够相互重叠，即边界精确地划定了该国 家范围内所遵从的司法标准以及该国法律体系的影响范围。这在单一制国家体制中是这样，在联邦制的国家体制中也是这样。马克斯·胡伯写道：“在联邦制的国家中，建立司法管辖权是为了根据需要而将国际法的规则运用到联邦制国家的州际关系之中。这一意义尤为重大。……在一个联邦国家中，所拥有的调处州际问题的完整司法体系，远超过在所谓严格的国际关系领域其被运用到领土问题。”而在邦联制中，司法主体仍然是各国的政府，因此，它们之间仍然有边界的限制。我们看到，虽然欧盟或者申根协约国范围内边界的控制线功能在逐步丧失，但作为司法线功能的边界并没有消失。 

      三是财政界线功能，即边界往往也规定了一个国家的财政运行范围。就征税权来讲，边界可以做到国家关税的标示以确保一旦进入该国所实施的征税权被采纳。对进出口边界的货物进行征税，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从经济上界定国家的主权，现行的方法之一就是设定关税，可以想象，没有关税就没有国 家主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同时，一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或者国家权力的运作，主要是国家对企业和居民征税来满足其物质基础的，反过来，企业和居民的享受国家管理和公共服务，以其向国家缴纳的税收来作为交换的。当然，国家与公民、社会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但是，可以想象，没有边界，其他国家的公民就可以没有代价的享受该国提供的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务甚至社会福利，这对于该国缴纳税收的公民又是不公平的，当然也是不可能的。这样，边界就精确地划定了一个国家的财政运行范围。同样 地，虽然边界的控制线功能在欧盟或者申根协约国范围内逐步丧失，但作为财政线功能的边界并没有消失。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均有其核心问题。张世明教授指出，“一般而言，学科的内核地带是比较稳固的，但学科的外围边疆地带则往往比较模糊，并且多系未开发的空白或者低度开发的区域。”不同的学科就在于其有不同的核心概念。例如，相对来说，民族学的核心问题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群问题，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问题，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权力的分配问题，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管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激励问题，地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人地关系问题。反过来说，有核心问题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有了核心问题，人们就在该学科下精细作业；围绕该学科的核心问题，也就有了独特观察世界的视角、方法以及研究相关问题的特殊方法。因此，对于拟建的学科，其基本任务就是要找准其核心问题。 

     毫无疑问，边疆学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直到目前为止，甚至没有提出这一基本问题。顺便说一句话，目前学者惊奇地发现，在没有边疆学的前提下，出现了边疆政治学，2005年吴楚克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边疆政治学》，2015年，周平教授出版了第二部《中国边疆政治学》。有专家评论说，这两部开创性的著作，书名为边疆政治学，更多地继承了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边政学”，并更多运用现代理论和新鲜资料加以充实。周平教授的《中国边疆政治学》是最新的理论成果，更多的是应用政治学的理论与范式观察分析边疆区域的政治现象。当然，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果，但都内含着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那就是，边疆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所谓的“边疆学”就根本构建不起来。因为没有一个核心问题，学科就没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没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回答是否定 的。事实上，边疆学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依附在诸如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下面，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形成自己所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并形成核心概念。这个问题在中国如此，在国外也如此。 

     1.从中国国内研究的进展考察，没有形成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边疆学的困境被张世明教授的“边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就在于其在诸多的交叉地带进行‘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一语道破。由于张世明教授看到了某一具体学科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概念，对于该学科的特殊意义，并意识到这一工作需要整合，形成有确切的描述词汇、相应的理论工具，所以，他进一步写道“长期以来，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是一种交叉学科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学科互涉研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某些个人由于自身的复合性知识结构的便利条件，在边疆研究中已经获得部分层次的整合，但从总体上看，在确切的描述词汇、理论工具和构想上尚缺乏一致性。”

     从国内的边疆研究来看，也有不少学者将“边疆”视为核心概念，但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则是凭借着一种具象意义的直觉，并没有对这一概念在根本上进行反思性的探根求源，更没有从逻辑演绎的角度对其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推演。这样实际上就是将“边疆”看作是基本事实，而不是一个学科建构的理论起点。因此，难以推动学科的发展。 

     2.从国外研究的进展考察，也没有形成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如国外研究边疆问题著名专家特纳（F.J.Turner）也没有给出边疆学的核心问题，其论著的着眼点是解释美国的历史，只不过，他另辟蹊径，从边疆这一视角观察美国的历史乃至于所谓“美国精神”的形成，这点从他的文章名称《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893）、《区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ction in American History,1932）以及这些文章的内容可以得到证明。与其说，特纳构建了边疆学理论，还不如说其是从边疆的视角看待美国历史，本质上仍然是历史学。哈尔福克·麦金德 （Halford John Marckinder）也没 有给出边疆学的核心概念，其主要著作和论文是《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wmocratical ideal and Reality: A Std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1919)，但他主要是解决政治地理学上问题，无意识接触到地缘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欧文·拉铁摩 尔（Owen Lattimore）也不是试图构建一种边疆学的研究范式，给出边疆学的核心概念，而是从边疆区洞察中国的历史，将中国历史研究从中原中心观推进到边疆中心观，这是历史观的更新，更确切地讲是 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 

     针对国外的边疆学研究，张世明也不无遗憾地写道：“在边境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Borderlands Stuaies,ABS）苦苦挣扎的岁月里，它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控制被大量的‘速成边界专家’进一步 削弱了，这些‘专家’得到旨在赚钱的咨询公司或者与边界有关联的机构的支持。”他从 ＡＢＳ的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是“边疆学的学科化必然会改变边疆的现实及其认识的边界。”

      国外对于边疆研究有着深入的进展，但是由于没有学科化的尝试与努力，边境研究协会于1976年诞生于美国，但没有推动学科化发展。尽管于2015年移址于东芬兰大学（Ita-Suomeny liopisto），却没有朝着这个方面努力。所以即使是对边界、边疆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没有从学科建构的角度审视这一概念。因此，无论希望构筑“中国边疆学”也好，还是构筑一般“边疆学”也好，均需要从学科的核心概念讨论出发，方得要领。

那么，在拟建中的边疆学中，核心概念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不是没有人思考过。曾经有人建议，将“边疆”作为“边疆学”的核心概念，但从语义上不符合逻辑：“边疆学是关于边疆的科学”，显然这一判断句已经陷入同义反复。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源配置”，但不能叫作“资源配置学”，因为经济学之所以要关注这一问题，是因为人的欲望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矛盾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因此，人们简单地对经济学下定义为“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因此，需要另辟蹊径。这 里，笔者不揣谫陋，提出“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并给出以下理由。 

    1.从地理边疆的角度考察，“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ndich Ratzsl）给出的边疆定义是“边疆是国家、经济及民族领域的边缘性区域，各类物质资料在此进进出出，使得一个民族与国家得以生存。”而周平教授给出的边疆定义是“边疆就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或者说，边疆是国家的边缘性疆域。”这两者比较接近。我也赞同这一定义。当然，这一“边疆”概念是针对“地理边疆”而做出的定义，对于非“地理边疆”是不太 适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国家”应当是“现代国家”，即基于“民族国家”的理念建构起来的国家，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国家的领土是通过明确的边界区界 定，而不像在王朝国家常常是通过文化或者“人头”去界定。当你拿到任意一个地图，不难发现，除了未定边界线或者处于边界争端之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均有明确的边界线，这是最直观的印象。之所以 “边疆学”将“边界”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是因为非但现代国家利益需要通过“边界”的清晰地界定，而且世界空间的有限性与现代国家利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边界”去调整。 

     同时，“边界”这一概念为边疆学的研究树立标尺，以此概念可以塑造成为一个完整的边疆学。研究标尺是一个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而认识边疆这个客观对象需要一种便利的视角。当我们从内向外看时，边疆就是国家向外的前缘，处于国家的边缘，英文的词汇应当是“frontier”，特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frontier”这个词汇，因为，独立后的美国是在“西进运动”中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的；在这种情况下，向西的任何地方相对于东部来讲都是前进道路上的“前哨”，相对于美国的东部，前沿地带或 者说边疆地带在经济上“落后”，在文化上“野蛮”。“西进运动”是将边疆不断向西推进，直到西边的太平 洋，地理上的“边疆”在美国消失。这是美国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是美国西向的本土边疆形成和消失 的过程，但研究这一过程仍然是标准的历史学，只不过是换用边疆（frontier）的视角而言。 

      而在中国，研究边疆治理的学者也是从这视角看到边疆的。将“边疆”定义为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是将其与国家的“核心”或者“中心”或者“内地”进行比较而得出的；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中心” 是其参照系。通常情况下，国家的中心是首都，敌国欲灭一国主要就是占领其首都。站在“国家的中心” 来看，该国家的疆域末梢部分，就是其边疆；给人们的感觉是，边疆就是地处距离首都相对遥远的方位。一般来讲，边疆可能是政治上处于敏感区域，因为哪里处于邻国的交战状态，或者哪里存在国家分裂因素，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使得边疆具有敏感性；边疆可能由于长期的边界屏蔽效应或者战争等因素使得经济上通常相对落后于核心区域，当然也有可能处于开发的前沿阵地，经济上更加发达；在多民族的国 家里，边疆地带的文化通常异于内地，而在单一民族如日本就没有文化上的差异。

     但刻画或者描述“边疆”时，人们往往不是以“国家的中心”为参照系，而是倒过来以“边界线”作为参照系。因为这种做，更便于主观认识边疆这一客观对象。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给边疆下另外的定义， 即，所谓“边疆”是指作为以“边界”为参照、并在地理空间上指向“国家的中心”（首都）的连续地理空间。这成为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如前所述，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需要建立固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参照系，因为“边界”在民族国家中是固定的、明确的。 

     “边疆”一词是复合概念，我们赞同周平教授的解释：“‘边疆’之‘疆’，既有界的涵义，也有疆域的涵 义。”因此，人们可以体会语意上的差异：科学研究上使用“边疆”时，实际上是从边界作为参照系，由边界向内侧延伸的部分，英语应该是“borderlands”，当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学术组织“边疆协会”仍然使 用的“Borderlands Studies”；当我们特意指 “边境地区”时，仍然是以边界线为参照系，英语词汇为 “boder regions”，郭荣星的专著就是使用这个词汇。因此，这个意义上的边疆，其英文词汇当是“Border”。 

     由此观之，“边界”是边疆学的最核心的概念，而不是“边疆”这个概念。从边疆治理和边疆战略来讲，是一个国家在认识边疆规律的基础上，从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出发，针对国家边疆的全局性谋划；这里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要么体现在巩固现有“边界”，要么拓展新的“边界”，并实现与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毫无疑问，边疆政策与落实国家边疆战略的支撑需要推动国家“边界”移动或者转换“边界”的形态去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疆利益”的调节与调整，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甚至是博 弈的结果，也是国际法发挥作用的结果。

      2.从非地理边疆的角度考察，“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边疆形态演化出现了新的边疆形态。“无形边疆”作为新的边疆形态，包括“利益边疆”“文化边疆” “战略边疆”“信息边疆”等，是非地理边疆的重要形式，而所谓的“高边疆”“地下边疆”之说，虽然基本物理性质的度量不能够说是完全的无形边疆，因为可以使用现代的科学仪器加以测量，只是人的肉眼难以观察，因此仍然是地理边疆的表达形式。 

     笔者认为，边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属性。一般来讲，边疆的自然属性在边界开放前提下，往往出现不断弱化的趋势，但不会消失，最终形成一种观念形态的概念，这种概念表示某种“空间” “界限”“边界”。至于边疆的社会属性，则在某种情况之下有增强的趋势，这种增强的趋势是受到某种理论、观念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边疆的自然属性不断减弱，与边疆的社会属性不断增强一道，就形成了 目前人们所谓的“高空边疆”“地下边疆”“太空边疆”等，进而形成所谓的“利益边疆”“文化边疆”“战略边 疆”“信息边疆”等。可以预见，边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演化下的边疆概念也会出现新的变化。 

     由此观之，无形边疆的概念实际上也多半是取“边界”之意。无形边疆理论关注的是国家利益边界的移动，针对国家整体利益或者全局利益的边疆就演变为战略边疆，但所谓的“高空边疆”“地下边疆” “太空边疆”等也强调说边界的范围，却并没有国家地理边疆那种“带状”分布特征。总之，从非地理边疆的角度考察，“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3.从当代学者研究中国边疆问题考察，“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历史上，中国疆域是因朝代而变化的。与中原王朝本身的强弱相对应，中国的疆域有着扩张与收缩变动，这种变动是中国的“边疆运动”。然而，任何国家的边疆运动都一样，最终有一个终结点，这个终结点就是“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缔造完成。 

      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王朝国家，以中原为基础，建立了朝贡制度，中央王朝与藩属 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文化，有时也是基于人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国家，其边界是模糊的。在西 方列强的刺激下，中国逐渐接受了“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的概念，从晚清开始，使用“中华民族”这 个概念去构造“国族”。事实上，伴随着中华民国建立，国家的边界越来越清晰，最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除了与周边国家在少数地段有争议外，绝大部分的边界都固定下来。 

      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边疆问题甚至边疆史的研究均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基本上是以中国当代的“边界”为基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和当前的现实问题。当然，这种参照系与时间因素关系极大， 越向当前靠近，越依赖这个参照系；越向古代回溯，越偏离这个参照系。例如，蒙古国所在地域在历史上属于中国的版图，但当今它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研究中国当前的现实边疆问题，把蒙古也纳入中国的疆域分析某一边疆问题，就会出现谬误；相反，研究古代的中国，蒙古国所在的地域就可能成为中国边疆的研究对象。因此，如果不正视中国当代的边界，而抽象谈论中国的边疆问题，简直没有办法想象。 

     由此观之，“边界”当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至于一般“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当是“民族国家” 或者“主权国家”，笔者已论之。

简单地讲，边界与边疆的关系非常容易区分：边界是边疆的构成要素，是“线”，呈现“线状”分布，而 边疆是“面”，呈现“带状”分布。然而，在实际中却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而这一现实已经表明，边界概念应当成为边疆的核心概念。鉴于这个情况，这里需要着重讨论边界与边疆的关系问题。 

斯蒂芬·巴尔·琼斯写道：“我关注边界（bondaries）而非边疆(frontiers），但探究这一主题的任何人均知道，将这两个术语完全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边疆”与“边界”使用中分歧的增加与契约 性概念相符，除了英语，其他语言也允许两者之间的辨识，但美式英语中的用法却如此不同，以致两者基 本没有关系。他认为，“在美国及其他新大陆，当某地人口稠密甚或在众多情形下能够有效控制之后才能确定边界的框架。‘边疆’逐渐意味着聚居地不断演进的边缘，而非领土的占领。……尽管多数欧洲人将美国———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称为边疆，但我从未听到美国人如此称呼。”针对佩勒姆（Pelham）“几 乎不能说罗马共和国有任何疆界。毫无疑问，它没有边疆划分或者防御”，他指出“显而易见，此处的‘边 疆’是在‘边界’的意义上使用的。”他认为：寇松并没有明显地区分“边疆”与“边界”，但寇松却辨识出 了一种过程，边疆可据此成为一种被勘定的边界。

在国内，吴楚克也指出，“世界上边疆的产生和类型十分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只有边界而没有边疆， 或者边疆和边界上重合的；更多的时候，边界的变动和争议导致边疆始终处于变化当中。”最近，何明在《边疆特征论》一文论述边疆的第三特征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边界既是领土的归属主体和居民的国籍身份的分界线，也是国家制度的分界线”，本意讨论“边疆”的特征，但他却给出了“边界”的特征，即“边界 犹如栅栏，一方面作为屏障阻隔着来自境外并可能危及本国的各种因素以确保本国的安全，另一方面作为联通异国的桥梁进行跨国交流交换以获取利益和实现发展。”从而将“边界”的特征转换为“边疆”的特征。笔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对“边疆”与“边界”的混用反映出“边界”在边疆概念一般化处理上的重要意义。 

拉铁摩尔在讨论以长城为边界的亚洲内陆边疆时指出：“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事实上，拉铁摩尔描述的情形具有普遍适用性，特别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莫不是以截然分明的线性边界来进行全方面的区隔，但是现实是跨越边界的互动往往使得这一边界变得模糊，并且围绕边界形成了兼具两侧特征与影响的有着一定纵深的区域，那么这一区域实际上就是边疆。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可以将边疆看作是边界的衍生概念。

学界对于边疆与边界概念的区分与混用实际上表明了视角上的杂糅：一方面，对边疆的界定是以国家疆域为视野，而在视角上则是以核心区域出发；另一方面，对边界的界定则是从国家疆域的外缘着眼， 这样实际上是在不同的视点上认识边疆与边界。而如果以边界为核心，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边疆实际上是边界的产物，就可以得出边界与边疆之间具有的有机联系。如果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边界实际上主要呈现的是阻隔的功能，而边疆则是体现了阻隔与沟通的相互矛盾但是彼此依存的双重功能。这些都是从现代国家的视角看问题。

由此可以得出，“边界”是边疆学的核心概念。事实上，涉及边疆的其他很多现象，均是因“边界”而生；涉及边疆的很多问题，都系“边界”而发；涉及治边战略的很多方面，也都是因“边界”而出。暂时不说政治地理学所讨论的基础性概念即“边界效应”，本身就将“边界”置于核心地位，单就人们经常讨论的边疆结构与功能、边疆状态、边疆形态、边疆运动等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疆问题、边疆战略、边疆政策等，毫无例外地基于“边界”而出现。 

“边界”是边疆学绕不过去的核心概念，而历史上的边疆问题也是游走在“边界”的伸缩之间，静态与动态的边疆，都因“边界”的移动而引发。虽然边界与边疆的关系非常容易区分，即边界是边疆的构成要素，是“线”，呈现“线状”分布，而边疆是“面”，呈现“带状”分布，但现实中“边疆”与“边界”的混用反映出 “边界”在边疆概念一般化处理上重要意义。可以这样说，离开“边界”这一概念，抽象地讨论边疆问题研究或者边疆学建设，将于事无补。 

从当前中国所谓的“边疆问题”来看，举凡涉及边疆的边疆发展、边疆安全、边疆稳定三大基本问题， 表面上看是“面”上的问题，实质上是这些“边”上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边界”这个 “线”上的问题，因为从政治的角度，这三大问题会影响或者最终决定“边界”是否稳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部分理解吴楚克教授、周平教授、孙勇教授等所论“边疆本身也是政治现象”这句话的含义。当下学者高谈阔论所谓的“高空边疆”“地下边疆”“太空边疆”等以及所谓的“利益边疆”“文化边疆”“战略边 疆”“信息边疆”等问题，无不关涉“边界”。“边界”已经成为一般“边疆学”的核心概念。 

因此，可以预言，“边界”这一核心概念将边疆问题研究和边疆学的构筑从其他既有学科的“边缘作 业”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本学科的坚强“内核”。由此，则一般“边疆学”构建将渐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