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笔者近年关注边疆学术史，发现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是个众声喧哗的研究领域，各类学科学者均有参与其中，各自弹唱之旨趣与方法有异，所取得的成就也各有千秋。探寻其中若干学人从事边疆学术的历程及其心曲，我们或可更能贴近民国学术的“纸背后”。盖过去学术史研究多偏重作品之解析、思想之阐发。我们或可以多研究学人之选择、思想之形成。本文即是粗浅的尝试，侧重顾颉刚在民国边政研究中的倡导、组织和参与及其一以贯之的研究。原本向齐鲁学刊杨春梅老师汇报是为外篇，内篇则为顾颉刚对中国边疆与边政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是为内篇，但惭愧的一直没能集中精力写出来。时间到哪儿去了？一叹。

近代以降有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以晚清“西北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为代表。民国学人多注意到二者承继关系，如顾颉刚认为“清道光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现今国家危如累卵，边疆益形重要，边疆研究“宜精密筹划，作全部的设计”，应发起我国“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①]不过，二者差异也是明显的，民国边政研究的历史内涵更为丰富，具有与传统边疆学术截然不同的理论方法和存在形态。[②]

顾颉刚在禹贡学会

顾颉刚是民国边政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是民国边政学潮流中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曾组织边疆学术社团，编辑边疆刊物，学界所关注者多集中在他与禹贡学会[③]，但对其边疆观念转变过程及肈因，对其倡导边政研究及其边政主张，多有未予揭示之处。林超民以顾颉刚、吴文藻、方国瑜、江应樑等四人为线索，对边政学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初步论述，认为顾颉刚关于边疆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是“边政学的肇始”，他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当时和今日都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边疆学的核心课题。顾颉刚先生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推动了中国边政学的建立与发展。”[④]此论甚有所见，但因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笔者拟就顾颉刚边政研究的思想与实践略作阐扬，请方家指正。

一、顾颉刚关注边疆研究的动因

顾颉刚在当时学人中被认为是最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精神的，怎么走上了边疆研究的道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从书斋里走出来，在广袤的边疆去追索中华民族团结以抗日自强的途径？顾颉刚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下文拟简要分析。

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写道：“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⑤]不过其“事业心”，主要仍在学术文化方面而非政治。余英时认为其事业心有三层背景：一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来人，仍有普及学术唤起民众的启蒙意识；二是民族危机的加剧为其结社办刊等文化事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三是“他与傅斯年在学术上的分歧与争衡”，堪为其重要的人生动力。[⑥]前两层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解释顾颉刚关注边疆研究的动机：希望凭借民众教育和学术普及，使民众形成中华民族一体性理念，迫于民族危机其学术旨趣转向“救亡图存”之学。早在1926年，他表白：“学问原是我的嗜好”，他对民俗学的研究，包括对故事、神道、社会和歌谣的研究，都是作他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 [⑦]，可见其钟情的学问又主要在史学上。他对学问并无贵贱成见，“高文典册与杂耍场的玩意尽可以作通同的研究”。[⑧]顾颉刚注重学术普及和民史发掘，与傅“旨在提高”意见相左。但二人仍相互钦佩并时有交流，顾颉刚后来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也受到傅斯年启发，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开头所言“一个老朋友”来信，即为傅斯年。[⑨]

傅斯年

顾颉刚很早就关注中华民族是否衰老的问题，对于现实中国的走向颇为关注。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写道：“这几年，社会上知道我有志研究历史的很多，对于这方面的期求也特别重，许多人属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我的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想借此得一解决，即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纂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他很想研究“中国民族是否为衰老”这个历史问题供社会参考，以“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他说这番话时，“适在北方军事紧张之际，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那时的离乱是指南北战争（即北伐），顾颉刚所关注的“中华民族是否衰老”，当时“似乎早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不过他也不甘心“老”而宁愿承认“病”：“……现在国势如此贫弱，实在仅是病的状态而不是老的状态。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状态来唤起国民的健康的要求……只要各民族能够得到相当的教育，能够发生自觉的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望的。这真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⑩]

后来，他应商务印书馆之邀编辑《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很想通过这本书来暗示中学生，使其“增进对于自己民族前途的自信力”，“如果中国真老大了，那么由衰病到死亡，为期已不远，我们只有坐以待毙而已，还存什么希望，还能鼓起什么工作的勇气！”因此，他想“暗示青年们，中国正在少壮”，他从中国历史中看到了“因为各族的融合使中华民族“永远在同化过程之中，也永远在扩大范围之中，也就永远在长生不老之中。”[11]可见其萦绕于心的中华民族前途问题，充满了不甘沉沦，从失望中看到希望的期待。1931年春，他旅行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看到“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鸦片流行，梅毒蔓延，触目惊心，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亡国已为都市人所感知，但其“灭种”的忧虑却被朋友认为“言之过重”。他由此立志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12]到了日军入侵，国家危如累卵之时，国人关注的重心大概已由中华民族是否衰老转移到中华民族能否复兴。衰老似已是既成事实，能否复兴才是国人期待。顾颉刚后来倡导边疆研究，即有着民族团结和复兴的期盼。

顾颉刚主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13]顾颉刚有此开放的史学胸怀，或为其投入民俗学和边疆研究奠定了心理基础，使其与众多社会学人类学者交往或合作无碍。而这种“时势的激荡”也是其后来关注并投入边疆研究的重要因由。这种激荡的时势可以说是一直持续，先是军阀割据，南北对抗；而后日本侵华，国家罹难，可谓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顾颉刚在此种激荡时势下，已无法在北平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7年前顾颉刚虽已介入边疆研究，但因在燕大工作，尚能读书治学，不暇常居边疆，虽有边疆游历，但其言论仍多本于文献，所论者多为史地。真正深入体验和研究边疆，恐怕还是七七事变之后。此前由于顾颉刚办理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整理边疆历史揭露日本恶行，领衔发表时局宣言，遭致日本嫉恨。在获悉上了日本欲捕文化学者名单后，顾颉刚被迫离开北平，远走边疆，先是到西北，后是到西南。抗战时期，顾颉刚一直在西部地区，分别是西北一年，昆明一年，四川六年。1939年春，顾颉刚父亲去世，因顾及安全、路途遥远及工作忙碌等因，顾颉刚未克回苏州奔丧，而由妻子殷履安代行。1943年5月，殷履安也因多年病痛袭扰而告不治。顾颉刚因国难而漂泊，因漂泊而不能尽人子情分，在颠沛中接连丧父丧妻。我们在分析顾颉刚的边疆经历时不能忽视他的这一段伤心史。

顾颉刚与殷履安，1920年于苏州

顾颉刚歆慕半个世纪之久的谭慕愚（字健常，常用名谭惕吾）对其投入边疆研究的激励也不能忽视。谭1930年进内政部工作，开始关注边疆问题，并亲往绥远等地调查。“廿二年秋间健常随黄绍竑到北平，旋赴绥远，商议内蒙自治问题。过平时，健常曾至燕大我家一宿。自绥远归，又至燕大讲演，予受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14]顾颉刚曾代内政部长黄绍竑写作《内蒙巡视报告》，与谭惕吾合著《内蒙巡视记》，均由谭促成。[15]后来谭在顾发起的禹贡学会出版了《新疆之交通》一书（禹贡学会游记丛书）。

青年费孝通

顾颉刚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其倡导边疆研究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在回应费孝通的文章中讲得最为清楚：“我个人耕作的园地一向在高文典册之中，为什么这几年中要轶出原定的范围而注意到边疆问题，讨论这现实社会？讨论这‘民族’名词？这不是我的贪多务得，冒失从事，也不是我的忽发奇想，见异思迁，而完全处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所谓时代的压迫，当然是指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环攻和分化；所谓环境的引导，则主要是指其几次边疆见闻和因国家局势变化而移居西北和西南而对边疆的切身观察。他归结了对边疆问题的五次“注意”。“第一次粗略的注意”是编辑《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从中看到“中国正在少壮”，而此前他认为中华民族既已衰老，又失去了自我修复能力，相当于正在慢性自杀，九一八事变恰好提供了使“中国起死回生”的希望。他转而强调“我们民族正将日新又新，而何有于衰老？”第二次是1934年“西藏班禅为受达赖的压迫，避居北京”，大批蒙古人前来朝拜，顾感到“这种宗教热情便是汉人所最缺乏的，应当吸收起来的。”于是写了一篇《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呼吁“赶紧集合一个汉蒙联欢会”，切实改善蒙汉关系。第三次则是伪满洲国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顾颉刚“才觉得这‘民族’二字不该随便使用，开始慎重起来”，经与师友交流，他认为：“民族就是一个有团结情绪的最大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享安乐同受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方面倘能䜣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第四次是缘于1934年在百灵庙与假借“民族自决”宣言内蒙自治的察哈尔德王及其部属“作了几天周旋”。本来熟谙汉语汉文，“国语”比南方人顾颉刚要流利得多的德王，惺惺作态说：“兄弟是蒙古人，汉语说不好”。顾认为他们心中横梗着“民族”的成见，试图以语言来表达其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更觉得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亟行纠正的必要，否则各部分分崩离析起来，我们再说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第五次“也是印象最深切的一次”是在卢沟桥事变后,顾在西北游历中所见回、汉、番间的隔阂和不合作，往往是“民族”二字作祟，每逢争执或变动，只要提升到民族之争的高度，往往激发“民族主义”而致“私人的事就一转而成了团体的事”，使矛盾激化。顾颉刚认为帝国主义者造出这种“分化我们的荒谬理论”，我们的知识分子“又替他们散布这种荒谬的种子到各处去，若不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谬说挡住，竟让它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会随处擕贰了，数千年来受了多少痛苦而抟合成功的民族便会随时毁灭了！”顾颉刚在这样的焦虑中“结构成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就成为顾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中反复申述的内容。[16]

1950年，顾颉刚在回顾”从事边疆运动的经历时表示“出于意外”，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缘于做了几次旅行。”顾在“古史辨”工作中，注意到中国古代地理沿革问题，后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时至后来，边疆地理成为该学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两次边疆旅行，使顾颉刚对边疆民族问题感知更为深切。重要的旅行则有两次。一是内蒙百灵庙之行。顾颉刚痛感“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国民政府对内蒙规约不力，允诺经费而无信，“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们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我看到这种情形，痛心极了，心想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讨论起边疆问题来，也讨论起民族史和文化史来。”二是西北之行。七七事变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顾颉刚到西北考察教育。顾到了甘、青等地，目睹当地汉、回、蒙、藏相处情形，种族宗教间的隔阂甚深，深感国内民族畛域分明才使帝国主义者离间分化得逞，由此认识到边疆问题并不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他注意到帝国主义传播和煽动“民族自决”在边疆地区的危害性：加剧了边地领袖和民众的离心倾向，顾认为，“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顾颉刚在云南《益世报》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数千年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他发表此文，“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民族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17]这些提法都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所提出，完全从学理上去追索，有不尽符合事实之处，但若设身处地考察，却有其现实意义。而且类似提法，在当时屡见不鲜。

由上可见，顾颉刚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不论那时的中华民族如何不堪，但应对国难、拯救中华民族却是当时国人的普遍思虑和焦虑所在。欲达此效，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的团结，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这是不少学者从事边政研究的初衷。

二、顾颉刚对边政研究的倡导

不少学者是在国府西迁和高校内迁的背景下来到西南西北，自觉或顺势搞起了边疆研究。顾颉刚则在1920年代末即已倡导边政研究，最先提出开展西南民族研究。后来被称许为民国边政学代表性人物的吴文藻、杨成志等，皆与顾颉刚在1930年前后已有学术往还。

1927年顾颉刚到中山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代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1928年初，他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并开设民俗学传习班，容肇祖、余永梁、杨成志等为授课教师。同年，顾颉刚指出中山大学“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版“西南民族”专号和“广西瑶山调查”专号，使大众“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西南民族’也者，知道在学问界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的一回事也者。”[18]1928年7月，他派史禄国、杨成志等前往云南调查少数民族，又派容肇祖到北路考察古物。杨成志经常写信向他汇报行程见闻。1928年8月22日，他已在云南调查，认为“西南民俗”调查，还是“有训练的中国人亲身干去，也许所得的结果比较实用些”，由于同行的史禄国先行离开，杨成志决计独自调查，表示“此回独自沿途旅行，成功与失败，实未可预料。成功可做学术上的贡献，失败由于我自愿牺牲。”[19]顾颉刚与吴文藻都是1929年在燕京大学工作。不过顾已是知名教授，而吴则刚学成归国。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基本一致。1931年4月3日，顾与容庚、郑德坤、林悦明组成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出发，洪业与吴文藻同行。6月，顾与郑德坤、吴文藻合编《一九三一年考古旅行团照片目录》，并举办照片展览会。1931年10月12日，容庚发起成立抗日十人团第一团成立会，顾颉刚、洪业、郭绍虞、吴文藻、吴世昌等参加。对国家民族走向的关注，促使他们最终都走上关注或投入边疆研究的道路，都响应了政府号召曾在相关政府机构任职。顾颉刚曾担任中组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主任，吴文藻曾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并参与中国边政学会工作，杨成志曾担任广东省政府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主任。杨20年代末即已从事西南民族调查，但属于个案研究，对中国边政尚无具体思考；吴在1930年代一直从事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他的学生也大多在汉人社区做社会学研究。

洪业(1893 - 1980)号煨莲(畏怜，Willian)，名正继，字鹿岑，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

经此比较，顾颉刚无疑算是边政研究较早的倡导者。他组织的禹贡学会和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是民国最早从事边疆研究的学会和刊物之一。他与冯家昇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组织边疆调查活动，进行边疆书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又与戴季陶主持的新亚细亚学会进行了密切合作。当然，顾颉刚在《禹贡》时期虽然注意到民族问题及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但那时他本人论著仍偏重古史，“对边疆史地的关心，也是提倡多于实践”，多止于观察和建议。[20]但在此后几年，顾颉刚在边疆研究方面身体力行。虽然由于其专业背景，他没有像民族学家那样深入边地进行民族学调查。但是他关注的却是更加根本性的问题：边疆政治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国家统一问题。他所思虑的更为痛切时局。

顾颉刚对边政研究提出系统的设想，主要体现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计划书》一文中。他声明：“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艰危，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作衡量之标准。”一个坚守学术本位的学者，提出学术价值要以实用为衡量标准，最可见时局对学术的影响。而禹贡学会旨趣变化同样可证此点，“最初但就学校课业扩大为专题之研究，且搜集民族史与疆域史之材料，分工合作，为他日系统著作之准备耳。而强邻肆虐，国亡无日，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之研究”。 [21]

顾颉刚认为清代“边疆学之运动”之起因“实由外患之压迫”，“彼时群谓足为中国之大患者，以壤地之毗连，必为俄国，而西北受害最先”，“是故当时学者之精神群集中于西北。”其时“异邦学者亦正竭其全力以作对我之研究”，我国边疆学运动“及俄患稍纾”而消沉，“外国学者正群起为更大之努力”，此后日俄对东北，俄国对蒙古、新疆，英国对新疆、西藏，法国对云南、贵州，“各就其势力范围争相开拓”，“文籍方面之材料不足，则努力于实地之考察。迄于今日，吾人苟欲认识自己之边疆问题，已不得不借材于外国”。外国学者对我边疆研究固有“求知”和“学术”的意图，“然其别有作用者乃更多”，往往是为该国侵略服务。杨向奎指出，“东邻日本由所谓满鲜又至满蒙，笔之所至，枪亦随之，由鲜而满而蒙将底于何处！今幸国之将士，杀敌守土，然我辈读书之犹不能于枪先到处而笔随之，殊可慨惜！”[22]禹贡学会指出：“民国以来，外人之侵略愈急，边藩之地，如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处，彼等均有详细之调查……吾国国人，对于边疆之情势，非特不知为详确之考查与研究，即欲有所知亦多借助于外人之著述，是犹家主对于自家之田园院舍瞢无所知，每有所事必询之外人，如是而不至国亡家破者盖亦鲜矣。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23]

我国边疆为外人所充分研究而国人却漠然不知或一知半解，为当时众多学者之共识，不少学者呼吁迎头赶上，独立开展边疆研究。冯家昇指出，研究不能依靠或者停留在国外学者已有成果上，应以自己的立场做自己的研究。他警告国人，“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呜呼！剑及屡及，事至迫矣，请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天下？愿我国人醒醒吧！”[24]张维华认为，“九一八”后，东北沦陷，“异邦学人，对于其地之山川形势、种族文化、物产经济，以及已往历代之史实，研求不遗余力；虽其目的不纯在学术，然所成就，已有蔚然之成绩可观。吾人素不注意及此，不特其地之政治主权拱手让人，即于学术之研究亦瞠乎落后，可书孰甚！今日疆土虽失，图籍犹存，守先待后，责有攸归”[25]，主张通过学术研究为日后收复疆土做好准备。不少民族学者也有类似看法。柯象峰指出：“我国边疆之研究，已较英法俄日等国人士落后数十年，故吾人对于我国本身之边疆状况，其认识程度且不逮远甚”，希望国人抓紧研究，并在“时间上以及人力物力上着想，通力合作”。[26]李安宅强调，外国人的中国边疆研究已经领先，中国人应趁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迎头赶上”。[27]在肯定西学高明的基础上，杨成志认为边疆考察“与其让外国人的代庖，不如让我们我们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那么我们以后还是要振刷精神，实行到民间去！”[28]

柯象峰

顾颉刚强调，“我辈生于今日，受重重之束缚，欲求我之知彼固不容同于彼之知我，然而我之知我则必不可逊于彼之知我。何则？主客易位则宰割由人；岂惟束手待毙，亦将无以得旁观者之同情。”他注意到，“边疆之重要，近年国内志士类多感到，团体之报告，个人之游记，杂志之论文，均不在少数”，其中西北科学考察团，“为我国调查工作开一新纪元”；但是从事边疆研究的团体或个人虽有不少，“惟以各自为政，缺乏整个计划，以致重复散漫，浪费时间及精力财力，是以效率不高，成绩浅薄。”他主张边疆研究“宜精密筹划，作全部的设计”。他还关注到大学生的研究潜力，认为其中有“不少优秀分子，彼此皆感触时势，期为国用，注意边疆已为共同意识，但使国家因势利导，且有设计与分配工作之机关，则以其基础之学识与使用工具之能力均远胜于道光间人，此第二回运动之收效必远胜于第一回可断言也。”顾颉刚拟订了学会研究边疆计划，有三个方面，一是搜集材料与提出问题；二是训练调查人才；三是奖励边疆研究。他格外关注史地研究，认为边疆种种“政治问题无不有其史地之背景存在；史地之背景明则政治问题无不得其解决之端矣”，不过他也注意到实地调查之重要，且须具备民族文化语言习俗及地质、生物等专业知识。[29]

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他在《发刊词》中指出国人过去只顾经营东部，对西边视而不见，大战起来，方才相顾扼腕，知道西北和西南乃是中国复兴的根据地，然因向来没有准备，一时规划不出许多具体的方案，也召集不来许多实地工作的人员。其办刊目的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察，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供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同胞和内地同胞的精诚合作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中华民国的全部笼罩在一个政权之下，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30]其意甚明，“边疆”存在之日，边疆研究便无停歇之时，而研究之目的则在促进边疆经济发展与政治清明乃至“边疆也成了中原”，实现国家真正统一和强盛。

1939年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介入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担任研究调查设计委员，并于次年6月为其创作边疆服务团的团歌，强调“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施医为复健康，立学为造贤良，为民服务总该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孔墨遗训非虚诳。千山不隔，万里一堂，团结起来强更强。”这可说是其国族关怀的夫子自道。[31]1940年8月,顾颉刚与韩儒林等筹备“中国边疆学会”，次年由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4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顾当选理事长，后因与重庆赵守钰等人所办学会同名，即与其他地方同名学会联合成立中国边疆学会总会，四川、陕西设立分会，顾任总会副理事长。[32]1941年2月27日，顾在学会宣言中强调边疆学会同人对国家解决边疆问题负有责任：一是实现民族团结，“抗战目标在求复兴，欲求复兴必先求吾民族之整个团结，而团结之道则在打破内地与边疆之成见，群知在中华民国境界之内惟有一中华民族。”二是建立国防力量，三是开发边疆富源，“凡此三者，求富强，求团结，无不在是，国人其念之哉。”[33]

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三联书店，2010年。

1942年，顾颉刚在成都《党军日报》主办边疆周刊，希望“起来呼喊以激起全国同胞的注意。我们知道要紧紧守住这些地方的疆土和人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这班人肯挺身而起，尽量做边疆的工作，能调查的去调查，能服务的去服务，能宣传的去宣传，能开发的去开发；一方面要使内地同胞认识问题的严重，为了保卫国家不怕到边地去，一方面要使边地同胞认识自己地位的危险，一齐在一个政府之下团结起来，和内地人同心合作。我们要对外争取自由，必须先对内加强组织。到那时，我国的疆土是整个的，不再有‘边疆’这个不祥的名词存在；我国的民族是整个的，不再有‘边民’这个类乎孽子的名词存在。这才是我们理想的境界。”否则将遗祸子孙，“再演焦头烂额和家破人亡的惨剧”。他希望通过读者与作者的“联合”，达成“接引人们到边疆去的媒介”，鼓动“大家来尽量发挥它的功能”。[34]

顾颉刚作于1942年10月，提交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的提案，呼吁“加紧边疆学术考察工作俾建国任务早日完成”。他主张“敦聘各项专家，筹划充足经费，组织考察团体，作有计划与有系统之考察及独立自主之研究，限期进行，将探讨结果提供政府参考，俾建国工作早得完成，中华民族悉归团结。”其主要建议有：由政府设立规模较大边疆研究机构，统筹边疆调查研究，聘历史、地理、地质、气象、生物、社会、语言、测绘等专家各一人，组织理事会主持工作；实行分区考察，以上述各项分组进行；各考察团设总务组和医药卫生组；考察结束后应迅速整理报告，提交理事会，其有国防价值者，应随时报告中央，并严守秘密；考察团除学术考察外，亦从事当地民众感情联系及《抗建纲领》宣传。[35]

1943年4月，顾颉刚为中国边疆学会边疆丛书做“总序”。他指出：“这个时代是我们边疆学的启蒙时代，我们该捉住这全体国民的空前的觉悟机会而作大声的呼喊：唤起一班内地的同志不辞辛苦到边疆去，唤起一班边疆的同志不阻于生活习惯的差异而乐于到内地来一，彼此精诚无间，打成一片，从觉悟上奠定了工作的根基，使得战事终止之后，从此没有边疆问题，肃清了从前不幸事件的祸根。”他呼吁同道，“我们决不愿使道咸间的先进专美于前，也必不肯让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怀着恶意而在我们旁边越分包办，我们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气，用了自己的一点一滴的血汗来尽瘁于这方面的工作，为后来人辟出一条大道。”他勉励大家：“我们要尽力抓住了这时代的共同的蕲向而完成一个启蒙运动,不亏负这时代,把我们工作的成就贡献给国人,作他们认识边疆和建设边疆的必要的初步参考材料。”[36]

中国边疆学会曾办《中国边疆》月刊，后因抗战胜利临时停刊。1947年3月复刊，顾颉刚表示：“本会的同人是站在超然客观的学术立场上来研究边疆问题的，没有派别之分，没有地域之见，更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所拥护的是建设三民主义的新边疆，我们所自励的是爱真理，明是非，倡正义，顺边情，以这个基本态度，来研究解决边疆问题，来评论边政的得失。”复刊内容包括边疆问题的研讨、边疆学术性的研究、边政得失的批评、边疆同胞的意见、边地情况和资料、边疆学会的会务报道等。顾强调：“我们的刊物决不偶像化，不愿像那一些刊物老是藉着几位教授作招牌，我们认为边疆的工作是大众的，同样边疆的研究亦要大众化，希望青年作家在这方面，多多与我们合作！”[37]

笔者近乎连篇累牍的摘录，意在表明顾颉刚自1930年代始即持续关注和倡导边疆研究，就是在抗战胜利后依然热情不减。顾颉刚倡导边政研究，既是出于对外人对我国边疆调查研究极为深入从而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提供便利的愤慨，也是出于对国人此前漠视边疆而后虽重视而不得其道的焦虑。顾颉刚与政界人士的接触与交往不可避免，对边疆学术当为现实所用有清醒认识，但他常强调学者的立场和学术的本位。他注意到边疆研究是个非常综合的领域，需要各种学科的参与，但他特别强调边疆史地研究在边政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强烈地表明了其历史学家的身份认同。不过我们要承认，顾颉刚具有相当包容的胸怀，他与众多其他学科的学者过从甚密，且能合作愉快。顾颉刚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和众多学人对于边疆问题的共同关注，使顾颉刚更多扮演了边政研究倡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

三、顾颉刚的边政研究及其边政主张

顾颉刚曾谦虚地说，“我并不是一个边疆问题专家”，他对边疆研究算是“半路出家”，完全是局势的导引，使其“渐渐放松古代史的工作，走向边疆问题上去”，但因年已四十之外，虽有兴趣，已来不及学习边疆工作的学识和技术，但多年边疆游历和对边政研究的倡导，使顾颉刚在边疆学界声名远扬，常被邀请组织边疆团体和发行边疆书报。其实那时的边疆问题研究者，大多是半路出家，因为在边疆问题不太严峻的时候，许多学人埋头于自己学科领域，即使是研究边疆地区，也多从史地入手，对现实的边疆问题多无实地考察和对策研究。而当日本侵略加剧，国人蜂拥而至边疆时，各科学者多关注边疆。如时人观察，在20世纪前30年相对冷寂的边疆研究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38]大概是因为当时贯注于边疆研究的学人多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移居边疆无非是换了研究场地，而古史与边疆研究“学术距离”相对较远，顾颉刚多年投入边疆研究，连通古今，或许更为引人瞩目。对边疆社会的民俗文化和社会结构等研究不多，这或许是他与那些民族学家的重要区别。但或也因为此，他看到的边疆问题往往更为宏阔，或者更为根本。

1934年7月，顾颉刚等多位教师去绥远进行综合调查，此为在平地泉（内蒙古集宁）的合影。前排左二起：雷洁琼、郑振铎、顾颉刚、傅作义、陈其田、吴文藻、文国鼐、谢冰心。

顾颉刚的边政研究，包括边疆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研究，也包括边疆实地考察。前者自不必言，学界讨论甚多。顾颉刚重要的边疆调查有如下几次：1934年夏，绥远考察；1936年7月，组织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1937年9月，西北教育考察等。顾颉刚涉及边疆问题的论著甚多。在史地研究方面，首推《中国疆域沿革史》，与史念海合著，1938年出版，“研究中国疆域的变迁与盈亏，是想引起人们的警戒”，“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付诸敌人”，论述了历代民族及其活动区域沿革与变迁相关地方制度、行政区划、人口迁徙等问题。顾颉刚还在《禹贡》和其他刊物中发表了不少论述疆域或西部民族史的各类论文，如《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撒拉回》、《甘肃密宗四大喇嘛传》、《佛教之下西北》等文章。在边疆调研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其《西北考察日记》，记录了西北教育考察见闻与思考，草拟了《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对西北各省教育现状及改良措施提出了详实的规划。[39]基于上述对边疆史地文献调研和边疆实地考察，顾颉刚对中国边疆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此也多次发表演讲或文章，对中国边政如何补苴改良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顾颉刚对中国边政的主张有个渐进的过程。在1930年代，他主要关注的是在西北地区，尤其是蒙、回民族问题，对整个中国边疆的建设可能尚无系统思考。他尤其关注的是民族团结问题。1937年初，他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认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非先从团结国内各种族入手不可。”他所强调的“团结”，是“不要仅在名义上团结，更不可在私利及压力下强迫团结，而要在同情和合作中作真诚的团结；我们要生活在相互的和平之中，以求共同的存在，同样在天地间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他认为要有三方面的初步工作，才能促进团结。一是在物质方面，即经济建设，谋求生产合作，开发边疆富源；二是在精神方面，即文化建设，因各族文化特殊，须求彼此了解，故首应注意语言文字的介绍工作，还要发展各族文学艺术，充实其智慧遗产，“方可使国内各种不同文化的分子互相了解别的文化集团里的各种文化。”三是在行政方面，要选擢边地人才和扫除旧有汉人腐败势力。[40]

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中，顾颉刚强调，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应该注重文化统一，不过他声明并非是用汉人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文化，“这是削足适履的笨事”，中国文化本是各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成不变，“只有随时随地舍短取长，才可使文化程度日益提高，个人能力亦日益发展”。他批评那种全盘西化或恢复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全是多事”，适合中国需要的文化都可以采取，适合今日社会的固有文化该加保存。他认为各族之不易团结，只为大家心中横梗着民族认同的成见，其实经过几千年混合同化，早没有纯粹的种族和文化，汉族是亚洲东部各族逐渐融化的结果，“等到将来融化工作完成时，我们国内就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等勉强分别的族名了”，所以关键是要做好这种“融化工作”，第一“应使各族的文化可以交流”，第二“为要激发各族的同情心，使得民族情绪永远保持，我们就必须创作一部新式的中国通史”，第三“应在边地造成有力的舆论”。[41]

类似观念后来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再次集中强化。顾颉刚论证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在中国盛行的“中国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词，都应废弃。他干脆郑重宣称：中国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如果用文化的方式分，可说国内有汉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和回文化集团，而且这三个集团也没有清楚界限而是互相牵连的。顾颉刚对知识青年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推动时代齿轮的人”，“欲报国而无所适从”，顾呼吁他们：“我们所以要抗战为是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他鼓励他们学习边地语言和生活方式，到边地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42]

此文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者甚众，但也有反对者，如费孝通。[43]不过其争论焦点并非中华民族是否应该团结，而是在“民族”等名词的意义及功用上。杨成志在评论此事时，认为二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似乎充满关于名词之讨论，颇足以代表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名词见解之纷殊。费与顾两先生均是作者朋友，因立场不同，见解自异，无足怪也。”他认为，“费先生所言之‘民族’，似近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主张，两者虽各有所偏，要之均可称为有心学术或国家之作。”

其实，我国多民族的存在是个客观事实，无需讳疾忌医和否定掩饰；但是学人大多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各族团结的必要性也是非常强调的。在面对边疆问题和国家利益时，尽管学界人士有着一些不同的见解，但对其国族关怀和时局需要多少都有点心领神会。这或许可以解释当时费孝通看了顾颉刚的答辩文章后放弃再申辩的原因。[44]

或许是因1940年代顾颉刚主要活动在西南，与政界人士接触较为频繁，如戴季陶、朱家骅等政府要人是他在中山大学工作时的老上级。顾颉刚曾到重庆任职，多次代写边政文章，他对边疆问题有了较为宏阔的对策性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民族团结的鼓吹。他于1942年9月在重庆中央大学、组织部及边疆学校等处的演讲，最为系统的体现顾颉刚的边政方略。

顾颉刚在演讲中总结了中国过去的边疆政策，认为清廷的分化政策影响各族团结；陈述了近代以来列强对我国边疆的“环攻”及边疆官吏与商人的“自杀政策”，认为列强挑拨离间，“使边民对祖国的印象大多不好”，后者则是“为虎作伥”，“不讲道德，没有人格”，“强邻环攻于外，边民离心于内，这真是边疆的莫大危机！”由此，顾颉刚追问：“今后我们政府的边疆政策应当如何？我们人民的边疆工作又应当如何？这都是大问题。”他觉得以下几事尤其迫切。一是训练调查人才，“要训练有志青年，使他们具有调查的各种技能，而又有恒心，才能做成有系统而又极确切的著作，才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二是发展交通，边疆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交通不便而发生的，当时内地人要到西藏、新疆、蒙古往往要借道于外国，“因为内地与边疆的交通如此困难，所以彼此就不甚往来，彼此的关系就渐渐疏远”，“其实只要交通方便，风俗习惯就自会转变融合。”顾颉刚强调，“最重要的边疆问题只是一个交通问题！固然实业、教育等问题都很重要，但是交通问题没有得到一个相当的解决时，别的问题实在无从谈起。”三是振兴实业，“交通便利以后，工业、农业、商业都可以随着发展。”四是清除疾病，“边民多疾病，而他们没有医药，不懂卫生，因之受疾病之苦最大”，如能传播医药科学，边民可为国家“干城”。五是普及教育，这是“建设边疆的基本工作”。顾颉刚特别强调社会教育，“应该审时度势，从适应环境中达到改变环境的任务，而不必用划一的制度去取得形式上的成就。如果学校教育暂时办不通，可先办社会教育，我相信，播音、电影、戏剧等，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是不欢迎的。”六是要公平交易，这是改变边民对内地人印象的重要途径，“不仅可以发财，而且可以救国”。七是清除外国传教师，顾颉刚认为边疆传教士大多是特务人员，抗战胜利后清除，收回传教权，取消依托宗教作护符的政治性机构，可由中国籍基督徒传教。八是加强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这是建立互信扫除隔阂的有效方法，出于经费考虑，可以经商旅行兼顾。顾颉刚个人则想做两件事，一是编中国通史，不以汉人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的活动为中心，二是把各教的教义编成读本，以求互相了解，“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倾注融化的大集团。文化与历史永远打成一片，即是我们民族屹峙天地间的一个保障。”九是通婚，顾颉刚对此十分看重，认为这是“两方融合到极度的表现。我们要使现代文化在边地生根，要使中华民国真实得到统一，没有一点隔阂，通婚是最切实的下手办法。”[45]

顾颉刚的上述主张，大致可以归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分别的主张在其他相关论著中也屡有论列。其中有关边疆教育问题，顾颉刚就有《边疆教育问题》、《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等近10篇。鉴于篇幅所限，顾颉刚的边政思想及实践，笔者拟另文探讨。

四、结语

顾颉刚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有其学术观念及国族情怀的内在理路，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域改变的外在动因。他介入边政研究较早，持续关注的时间也较长。即以吴文藻为例，他在1942年写作《边政学发凡》前，几无边疆研究的相关论著，而1945年后，他担任了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也基本告别了边疆研究。

吴文藻

所以，顾颉刚算得上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由于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声望，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他或代官方立言，或以学人身份发言，导使国人认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和国族团结的重要性。他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学界引起的论争，使中华民族整体性理论得到了更广泛传播，对于凝聚国人共识，一致抗日有着积极的意义。尽管从学理上考虑，有其功利之处，但顾颉刚也并非无视国内各族差异，只是淡化其政治分野而突出其文化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是可以通过融合的途径来解决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学人在国家和学术事务中的两难，也体现了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的合流。民国朝野大致分享着共同的观念，那就是要建设一个民族国家，要促成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尽管其具体的主张及论证有着很大差异甚至相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在那时可以说是共识。民国以来，政治需要规划、“为政由学始”的观念得到提倡，实地调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条件。无论是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还是西来的民族学社会学等，都把深入实地作为口号来呼吁，也可见学风转变。

图片来自网络。注释略。

本文全文发表于《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再次感谢杨春梅老师。如有引用，请参见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