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家园】“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

    【作者简介】杨思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05JZD00011)的部分研究成果。

    【摘要】近代中国人指称的“少数民族”概念，主要有清末排满革命思潮、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条约”和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三种思想来源，通过混同使用，内涵外延互有交叉。对国内民族问题意见纷纭的重要原因在于，各自所依据的外来民族理论原本渊源各异，意涵有别，传入中国后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异，令人不易正确理解、把握和区分。中国人对“少数民族”概念认识的早期历程表明，外来民族理论与本国国情结合的本土化过程虽是历史趋势，但过程十分曲折，应予厘清。

    【关键词】少数民族; 弱小民族; 被压迫民族 ;少数民族问题

    民族名称的产生及其与实体的相互关系，包含民族划分和认同等诸多问题，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由于人口总量相对较少，我国汉族以外55个民族习惯称为少数民族。表面看来，“少数民族”仅具人口多少的统计学意义，实则只有从多数民族的角度出发，才有少数民族观念，汉族和少数民族体现了对应划分的民族关系。此事看似简单，实则牵涉一个重大问题，即“少数民族”概念的由来。

    以往学术界较少考察“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后出集合概念的渊源流变，通常不分古今差别，比如，对它和非汉民族其他指称如“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联系与分别，缺乏清晰的比较鉴别等，容易将复杂历史简单化。本文试依照时空顺序寻究“少数民族”概念在中国演化的早期进程，希望借此深入理解外来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曲折进程，进一步认识少数民族问题的客观规律。

一、由满汉对比而生“少数民族”

    中国的现代民族概念，主要是清末以来受西方民族理论影响才普遍使用的。当时满、汉民族关系日趋紧张，从人口多寡、文明程度等对比角度出发，汉人尤其是排满论者，容易产生“汉”多“满”少的民族观念，直接催生“少数民族”概念。其中，许多观念都来自日本。

    韩锦春指出，1905年刊载于《民报》的《民族的国民》一文，已经使用了“少数民族”一词。此文出自汪精卫，他根据民族同化的事实，归纳出民族关系的四个公例：“第一例，以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合而成一新民族。第二例，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三例，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四例，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以此衡量中国，谓自黄帝迄于明，“我民族实如第二例所云：多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而使之同化”，明亡以后，“我民族”降至第三例中的地位。结合排满语境，可知“我民族”为汉族，“少数民族”即汉族以外诸民族。

    与革命派进行种族革命论战的梁启超，也承认这四个公例。梁、汪两人所用“民族”与“国家”的概念，主要源于日译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两人都可能看过吾妻兵治节译的伯伦知理原著《国家学》，和美国学者巴遮斯所著，日本人高田早苗、吉田巳之助节译，但吸收包括伯伦知理在内的德国学者对于英文nation理解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两书。虽然这两本书都提及现代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在数量多少、实力大小、彼此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但并未明确提出四个公例。汪精卫曾说，包括四个公例在内的内容，“皆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所标之公例也”，表示并非己见。或许仍与日本有关。1917年，陶亚民摘译日本人中村久四郎所著《极东之民族》而写成的《民族之意义》一文，论述了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关系的种种情形，其中就有这四个公例。可见汪说确有所本。

    梁启超主张在“小民族主义”之外，实行“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只有以汉族为中心吸收满族，合汉、满、蒙、回、藏、苗为一大民族，才能达此目的。革命派也开始改变激烈逐满的态度，承认一国之内不可能只有单一民族。如汪精卫便参照伯伦知理以一族为中心而统御全国的学说，认为蒙、回、藏诸族能力薄弱，只有以汉族为主体建立民族国家，进而容纳其他民族，才能妥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可惜“少数无能之民族”满族腐败无能，惟有推翻清廷，方能达此理想。刘师培认为，多个民族同隶一政府之下，最不公平的是政权握于少数强族之手。“及少数之强族失其强权，势必与多数之民族同化。”故只要君统覆灭，少数满人必然同化于多数汉人，没有必要驱逐。时人正是借用外来民族理论有关民族人数多少、实力对比的观点，来理解和处理当时汉族和满族及其他各族的关系，进而引伸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大小民族主义这样相对应的概念的。

     “少数民族”一词出现后几年间并不多见，但将“满人”看作中国境内“少数”的“民族”，并以此作为排满的重要依据，却是汉族排满论者共有的思想，其来源仍与日本有关。

    章太炎早在1901年就表示，因为“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所以要排满。这种观点被排满革命论者广泛援用。满人五百万源出何处有待考察，不过，有关满、汉人口比例的文字，早已在日本人的著作或译著中频频出现。那珂通世著汉文本《支那通史》说：“（支那）各种民口不详，大约汉人三亿六七千万，满人、韩人各千余万，鞑靼、图伯特各数百万，江南诸蛮数十万。统计全国，盖不下四亿，而其十分之九，汉人也。”满人“较诸汉人，不过百分之三”，“汉人虽众，势力反不及之也。”中西牛郎则认为，汉族“对满洲之征服者虽外观宛如奴隶，然仅一千万之少数之满洲人，对三亿七千万之多数之汉族，智力富力，则被征服者之汉人，遥优于征服者之满洲人。是则今日政治之实权，渐渐移归汉族之手，亦不足怪。若今日之支那帝国，除去汉族外之人口，不过今日三十七分之一，茫茫邦土，与朝鲜、安南陷同一之命运而已”。此言出自翻译，原意有待查考，至少在译者看来，汉族是多数，满人是“少数”。

    排满革命论者普遍认为，满族是“少数”、“劣等”的民族，应该服从“多数”、“优等”的汉族。蔡元培说，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少数满人”虽有一二开化者，但明显不如“多数汉族”。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胡汉民解释《民报》的主义时指出，以往满人不但以“少数恶劣民族”箝制“吾多数优美之民族”，而且强迫同化汉人，这种状况既不合理，也不能持久，未来不论是否驱逐满族，汉人都不能永远沦为被征服者。陈天华在《绝命辞》中表示，他的见解之所以从政治转向种族，“盖政治公例，以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之劣等族者为顺，以少数之劣等族，统治多数之优等族者为逆故也。”黄孑民将1903年的政见分为旧政府党、平民党和新政府党三种，后者“挟民族之见，以为彼族以少数压制吾族之多数，彼必不肯平等以自削，必不得已则将实行其与赠家奴。故居今日欲达吾辈之目的，非破坏旧政府而建设新政府不可”。所谓“新政府党”，即排满革命派。此语可谓点出排满革命的要点。1906年底，孙中山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顾少数满洲人之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与一般革命人士不同的是，他将排满限定为排贵族特权，重在推翻帝制，而非排整个满族。

    满、汉民族的权利分配与人数比例不符，也是革命派反对君主立宪的重要理由。清廷下令实行预备立宪后，试图调和满汉。而立宪派也主张，“以政治权分配于数个之民族，使人人皆有国家主权之一分”。意思是，各民族成为平等的立宪国民。问题在于，如何才算平等。

    杨度说：“据千九百三年政治家年鉴统计，中国之人数实约四万（万）二千余万。此四万（万）二千余万中，满、汉之人乃占四万（万）一千余万，蒙、回、藏三族合计，尚不过九百余万，实为四十一与一之比例。将来分区域准人数以举议员，所举出之数，亦必略与此比例相等。”他将满、汉一起计算，大有承认满、汉一体之意。宋教仁认为，立宪国人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满人只有汉人的两百分之一，选官“亦应适如其率”。田桐主张，应以满人五百万与汉人四万万的比例，来选举各自国会议员的人数，而今汉人官少权小，满人独享权利，汉人独无权利。卢信比喻说，权力分配如股份公司分股，要按满汉人数比例，而非满汉平均分配权力。清朝官缺往往满汉各半，令革命派认为朝廷无诚意立宪。

    总体而言，只要存有民族划分思想，对比之下，汉族就容易产生“汉”多“满”少的观念。因此，上述诸人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都站在汉族立场，认为自己是多数的民族，满族或其他各族合起来是少数的民族。清末民初，国人还称西南苗夷为“原始民族”、“劣等民族”、“未开化民族”、“半开化民族”，称边疆诸族为“四邻民族”、“边境人种”，隐含“弱小”、“落后”、“边缘”等意思。这些指称虽非针对所有非汉民族，但同样是基于汉族立场而言的“他指”概念。

    武昌起义前后，种族革命思想一度继续传播，“少数民族”概念时有出现。胡朴庵认为，近三百年来，汉人“以多数民族伏处于少数民族之下”，但亡国不等于帖服，汉人只要民心不死，就可以恢复疆土。1911年11月12日，宋教仁在和袁世凯所派与武昌民军谈判的代表蔡廷干、刘承恩辩论国体只能为民主时，强调：“满洲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束缚我汉人，残杀我志士，使我汉人日就弱亡，吾族纵不言复仇，亦不应戴之为君主。……况夫以少数劣等民族，断不能统治多数优秀民族。”1912年10月，陈耿夫仍认为，“满人以五百万之小数民族”压抑四万万汉人，是清朝灭亡的原因。大致延续此前革命派对满、汉民族的认识。

    虽然清末“少数民族”概念出现时泛指汉族以外诸族，但实际不离排满革命的语境。民初以后，民国政府并没有像清末革命派宣扬的那样，按照各民族人口比例来设计政治制度，只是较为笼统的规定人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当时“五族共和”口号盛行，社会各界倡导消融种族界限，平等相待，类似满族少数的提法和“少数民族”概念变得少见。

二、国际视野下的“少数民族”

    从1919年开始，“少数民族”被用来对译英文词汇minority，描述欧洲民族问题，使用频率提高。国民革命时期，“少数民族”又和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视野中的“被压迫民族”概念转化而来的“弱小民族”一起，被国共两党作为国内非汉民族的泛称。从此，“少数民族”的内涵外延开始复杂化。

    据张其昀说，“少数民族”的名称，“中国本未有之”，它是从美国政治地理学权威鲍曼（J. Bowman）的《战后新世界》（New World，1921年初版）一书中的英文词汇minority翻译而来。实际上，说此前中国没有“少数民族”名称自属有误，但说其出自翻译，却道出了“少数民族”的另一思想渊源。

    《战后新世界》1922年春开始翻译，竺可桢专门在《史地学报》做过介绍，该刊推荐说：“是书已由本会地学同志六人合译，不久可望付印。” “本会”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实际翻译者是张其昀、胡焕庸、王学素、陆鸿图、诸葛麒、吴文照、黄静渊、向达。此八人就读于南京高师，共同修习竺可桢的世界地理课程，受竺氏启发，合译了鲍曼此书。他们将凡尔赛体系中的Minority Treaty，译为“保护少数民族条约”。由于1924年鲍曼还有所增补，张其昀等将新增内容补入。“此书之成，任叔永、朱经农、程寰西三先生，皆尝惠予教益，实深感谢。”中译本经竺可桢校订，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再版。

    不过，早在1919年，国人就用“少数民族”描述欧洲民族问题。欧洲民族分布犬牙交错，成见极深。由于各帝国实行强迫同化政策，自18世纪民族主义勃兴以来，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一国之内，种族、语言或宗教与该国大多数人不同的少数人，往往遭到歧视压迫，对其权利保障逐渐形成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两种形式，然均效果微渺。一战后，“民族自决”、“归复故土”运动兴起，新兴各国纷纷成立，很多民族随疆土重划而改变国籍，待遇问题自然成为欧陆各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巴黎和会期间，为了使德、奥签订条约，协约国在民族问题方面煞费心思。《申报》介绍了对德和约草约。草约规定，德国承认波兰独立和予其海岸线，将上西利西亚、西普鲁士、波森省、维斯土拉河左岸等地割让给波兰，后者与协约国共同规定保护“种族上或宗教上少数人民”的条款。所谓“少数人民”，指由德国割让领土给波兰，划归波兰的原德籍日耳曼人。

    对奥部分和约的“政治条款”则规定：奥国承认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即南斯拉夫）独立，部分领土归入罗马尼亚，这三个国家允诺与协约国及共同作战国订约保护本国内“种族宗教方言”属于“小部分之民族”；奥国应“承认视保护少数民族之义务，为国际同盟有裁判权之国际关系事件。（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奥国担保对于奥国内各项居民不分家系、国籍、语言、种族或宗教，概予以生活与自由之完全保护，并许其信仰自由。凡属奥人，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在法律上皆系平等。无论公私事件，各种语言皆许其自由运用，不得加以限制。奥国对于非操德语之奥人须予以适当之便利，俾在法庭上得用其自有语言。奥国人民在种族上或宗教上或语言上属于少数者，得与其它奥人享受同一保护。……凡关于以上诸端之规定，由国际同盟保护之。”这些条款分散规定于正式的对奥圣日耳曼和约中，与“少数民族”对应的英文词汇为minorities。

    当时国内各大报对以上条款的翻译不尽相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京《晨报》、奉天《盛京时报》都将上一段加着重号的“少数民族”对应的词汇，翻译为“小国”。笔者以为，他们起初或有国籍问题，但并非国中之国，称为“小国”容易引起误解。而上海《时事新报》称，对奥和约除“正约”外，还有保护罗、南、捷三国“少数居民”的其他“诸约”。“少数居民”一词，也无法反映出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复杂关系。故以上两种译法多不流传。

    其实，《申报》早已用“少数民族”一词分析欧洲民族问题。1919年3月28日，该报登载的《巴黎和会议事记》评论道：“东欧数区，民族杂处，国籍主义无处施行，他日合约似宜规定各国应保障其国内少数异族之权利，许其保持固有之语言风俗，以避冲突。少数客民既不横遭压抑，自可与本地民族日形亲睦，相处既久，定可融化一炉，而多数人之语言风俗，逐渐为少数人所采用矣。再，各国宜设法使散处四方不满意于当地治权之少数民族各得其所。”文中所说“少数民族”、“少数异族”、“少数客民”三者或许并非完全指同一种族群，实则都被视为“异己”和“客居”者，同样面临争取平等待遇问题。在国联框架中，陆续签订保护少数民族条约，或作同样承诺的主要有中东欧十四个国家，少数民族问题从此更广为人知。故胡愈之1934年说：“虽然少数民族早已存在，但是这个名辞却在从大战以后，方才普遍行用的。”清末的英汉词典在翻译minority时，多指出有“少数”（The smaller number）之意，却鲜见直译为“少数民族”或“小民族”。表明minority虽早为国人所知，但译成“少数民族”，主要是欧战后的事。

    欧洲少数民族或没有参与所在国的缔造过程，或没有共同享有国家政权，与统治民族分属不同的民族群体，也没有共同的民族认同。尽管各国都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但少数民族在担任公职、宗教信仰、使用语言、服兵役等诸多方面，仍受歧视或限制，他们往往也不打算和多数民族友好。国联框架下的少数民族国际保护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保护条约依然徒具空文。一战后欧洲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后来德国进攻捷克，便以此为借口。

    随着国内对巴黎和会、国际联盟介绍的增多，用“少数民族”来指称欧洲民族问题的做法愈发常见。1924年初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以“少数民族”泛指国内非汉民族，“少数民族”被重新用于称呼国内族群，其中不无共产国际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苏俄民族理论也传入中国。1919年，北京《晨报》介绍了俄国劳农政府在1918年1月18日宪法会议宣布的政纲。它规定俄罗斯劳兵农共和国是各民族联邦国，以各民族自由同盟为基础，劳农政府“排斥压迫小民族及殖民地”。1923年11月，张国焘撰文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但解放了被俄皇、贵族、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俄国工人和农奴，同时也解放了被大俄罗斯民族压迫下的十数弱小民族”。所谓“小民族”、“弱小民族”，当指俄国境内人数较少的民族而言。借鉴苏俄民族理论，自然会受到将俄国境内民族大别为“大俄罗斯民族”与“小民族”的观念的影响。

    国民党一大宣言虽以共产国际的俄文决议为蓝本，但综合对比共产国际决议原文、俄文翻译和宣言草拟者等情形，可知“少数民族”概念并非出自共产国际，而是清末排满思潮。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接受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坚持建立单一制统一国家，所承认的民族自决，是指国内各民族有高度自治权。他在建国大纲中规定扶植“国内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本意是指出汉族在人口数量、文化程度等方面，皆为革命主要力量，汉族不能蹈袭帝国主义压迫手段，而应帮助弱小者，从而建立相互协作的关系。共产国际则以其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为指导，要求国民党承认民族自决权，将来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共产国际用来指称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的“被压迫民族”概念，被中国人习惯转称为“弱小民族”后，又被共产党率先且习惯用来指称国内非汉民族。1926年底，共产党才在自己的文件中首次使用“少数民族”概念。在共产国际、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作用下，“少数民族”在北伐后期具体化为满、蒙、回、藏、苗诸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开始说成“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民族主义对内方面的表述存在高度妥协，与建国大纲又有很大差异，成为后来国共两党发生激烈争论的重要原因。

    通过国民革命，“少数民族”与“弱小民族”被作为中国非汉民族的统称名词，同时存在于国共两党的文件中，但双方对它们所指对象的认识，都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对象、意涵等仍未固定。

三、抗战前十年中国人的“少数民族”观

     “九·一八“事变后，康藏纠纷仍持续不断，新疆“四·一二事变”和内蒙自治运动接踵而至，借鉴苏联和欧洲的民族问题理论，制定专门的民族政策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将苏俄民族理论引入中国时已引起激烈争论，时人对欧洲“少数民族”与国际“弱小民族”又常混淆不清，进而深刻影响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问题，所用“少数民族”概念则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1928年7月，中共六大确立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政纲，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革命有重大的意义”，大会“特别委托中央委员会在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在少数民族“当地”党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部”，“在当地党部指导和监督下工作”。这是“少数民族”一词第一次写入党章。

    为贯彻六大精神，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组织问题中专门提出“少数民族问题”，认为它极重要，“如上海的英、美、日等国人民，及印度、安南、朝鲜、台湾人民，满洲的朝鲜及日本人，山西、顺直的蒙古人，四川的藏人，甘肃的回民，云南的苗族等。安南只有中国华侨支部而无安南党，马来岛、菲律宾亦是如此。”要求“各地党组织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以供给党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此处所指“少数民族”分为境内和国外两大部分，及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关民族问题的具体决策，就只针对境内了。纲领性文件以及机构建置的制度保证，使“少数民族”的意涵、对象趋于相对固定。

    日本学者松本真澄认为：“满洲的朝鲜人的祖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下，因为他们本来应该是实现独立的nation（民族），所以用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把共同居住于国内的ethnic群体作为对象的民族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而“满洲”朝鲜人的抗日意识和运动，与共产党的反帝斗争革命路线完全一致，考虑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将来是否拥有独立国家的问题，自然被提上日程，因为六大虽“承认民族自决权”，“却未触及任何民族，没有详细说明承认哪些ethnic群体的自决权。”

    以上分析有助于理解共产党把东北的朝鲜人纳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原因，但不能说明为何将“上海的英、美、日等国人民”等都称作“少数民族”。事实上，共产党所指的国外“少数民族”，就是国际“被压迫民族”或“弱小民族”，以及在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员和组织。1927年2月，针对上海韩国同志会十余人请求编入中国党部，而上海区委长期置之不理的情况，瞿秋白就批评说，民族问题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总意义”，“亦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云南省委的信中指示，党应该设法深入群众中，“尤其重要是越人”，在安南工人群众中建立强固基础，与安南兄弟党建立良好关系。而共产国际也强调东北地区的高丽人，以及安南革命斗争等对共产党的重要性。满洲省委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对象即在当地的韩国民族。1934年1月，毛泽东列举的“少数民族”，其中就包括“高丽人、安南人”。

    与此同时，国人对国际“弱小民族”和欧洲“少数民族”的认识，也陷入模糊。前者是指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如朝鲜、印度、安南以及中国等。然而，1930年国联开会讨论欧洲少数民族问题时，“北平所有一切的大小报纸，无一不大书特书记载着国际联盟讨论弱小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与弱小民族绝对不同，今竟视为一体”，“认为是一个东西”。胡愈之也指出二者截然不同，“譬如中国人是弱小民族，但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不能称为少数民族。在波兰境内的日耳曼人是少数民族，但决不是弱小民族。”并认为，朝鲜亡国后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少数民族，但在华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未取得中国国籍，不能称作少数民族，只能称为外侨。其实，即便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取得中国国籍，也不符合他所说的少数民族的定义。就此而论，胡愈之的认识同样带有模糊性。

    认识到这些概念存在差别者对此即区分看待。张明养说，国际关系中的少数民族并非泛指，而仅指欧战后形成的少数民族，他们既与“弱小民族”不同，也与旅居国外的“少数侨民”各异。苏联实现了民族平等，并无所谓少数民族问题，欧洲多数国家的做法却与苏联相反。此话背景是，1934年波兰在苏联即将加入国联之际提出少数民族保护条约应普遍化，遭到反对。胡愈之说，苏联不签订此种条约，乃因境内没有少数民族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一个民族为统治主体，少数民族往往处于被压迫地位，苏联人民则不因种族、信仰、语文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在苏联，既无所谓多数民族，自然更无所谓少数民族了。”

    然而，事实要复杂些。欧洲的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曾经建立民族国家，随领土割让归入他国。第二种，未曾建立独立国家。表面上看，后者较为单纯，不具有国际性。但事实牵涉广泛，往往超出一国范围，犹太人问题即显例。当时有人指出，不能因为两者表面的差别性，而抹煞背后本质的统一性，“即整个欧洲少数民族问题乃是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不过，亦不能因而“把欧洲‘少数民族’与‘弱小民族’相等”，否则将是“滑稽的”。从苏联和东欧相邻各国各族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趋势看，苏联境内波兰人、犹太人等的待遇问题，归入欧洲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来理解亦无不可。

    中国的国情与欧洲、苏联有着本质区别。中国现代各民族的祖先绝大部分共同栖息在中国版图内，早已彼此往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互有征伐、平等交流和自然融合，循环演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同属中华民族。193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煽惑蒙、藏、回诸族脱离中国以及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的阴谋，国人纷纷表示愤慨和担忧。有人认为，应当慎用民族概念，否则正中帝国主义利用民族自决口号分裂中国的阴谋。著名学者顾颉刚即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视汉、满、蒙、回、藏等为文化差别，而非民族不同。既然如此，从逻辑上讲，自然便无“少数民族”。

    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看法。如地理学家王成组认为，民族差别不必一定妨碍国家领土完整，欧美多民族国家比比皆是，东欧少数民族问题更闹得沸沸扬扬，其中确有引起分裂者，但多数不然。“中国境内的民族，以人口论，汉族早已占有特殊地位，非汉族的各支合计不足百分之二。这样小小的百分数，无论看做少数民族，或是属地民族，都不会显得严重，何以竟会引起分裂的危险？”并指出，日本自己清楚中国东北地区人民不能尽称“满洲人”，却造出“满洲国人”的怪名词；冀东自治阴谋，更与民族立场无关。只是在内蒙，利用了民族隔阂而已。他并不反对将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等一律称为中国人，但认为若忽视各民族间的差异与分别，事实上有许多不便，只有认清各民族特性及其特殊环境，才能对症下药。“以事实论，中国的民族不容易完全同化，也不宜于绝对同化。因此名称的差别，不必避免，也不能避免”，若纯粹为了消除政治上的流弊而否认这点，所定政策不仅不能取得实效，反而可能引起反感。两种观点虽然都旨在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则刚好相反。

    一般人使用“少数民族”概念时，通常并未察觉观念背后的复杂性，因而较为随意。后来反对用“少数民族”称呼国内民族的张其昀，在1935年时认为，中国各族互相同化了的即“汉族”，占绝大多数，反之即“少数民族”或“幼稚民族”，二者共同混合成“中华民族”。时人多以“所有非汉民族”为少数民族的对象，但也有不同看法。洪恩齐谓我国的民族群，“除汉族之外，还有其它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要算蒙古族、西藏族、突厥族和满洲族。这四个民族和汉族合称中华民国的五族。五族以外还有人数较少的民族，分布在各地方。”民初以来，“五族共和”口号广泛传播。以“五族”以外的族体作为“少数”的民族范畴，显然是“五大民族”观念的逻辑发展。

    不过，既然现代民族理论源自近代西方，使用民族概念不可避免会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回归国情必然要区别中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致力实现孙中山晚年提出的，团结各族融和成为一个新中华民族的理想，有意限制和消解分别国内民族的思想意识。为了消除共产国际的影响，1929年国民党三大确立总理遗教，有意避开一大宣言，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仅以建国大纲为准则。随后，又明确向蒙、藏声明不能实行苏俄式的民族自决。故而抗战前十年，罕见国民党称国内族群为“少数民族”。

    国民党人还质疑“弱小民族”名称。1933年，南京政府命人草拟宪法草案。拟稿人吴经熊受命草拟的宪草中，有“国内之弱小民族应扶植之”字样。行政院参事吴颂皋批评说，虽然建国大纲有此规定，“实则国内各民族，既曰一律平等，当然不必再有‘强大’与‘弱小’之分别，这是很明显的事。” “弱小民族”的对立面原是帝国主义，因为不欲被指责有征服压迫和强大弱小的嫌疑，国民党人后来较少用“弱小民族”指称非汉民族。

    由于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共产党在国内民族问题上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七·七”事变以前，共产党言论中的“中华民族”大多指汉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主张汉族和少数民族联合成立统一国家，未提自决口号。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明确认为汉人和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八路军政治部编辑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随着对多民族国家历史国情认知和把握的深入，从延安时期开始，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日益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内涵，而突出了族别性人口少数的直观意思。

结语

    近代中国人使用的“少数民族”概念，主要有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一战后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条约”，以及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三种主要的思想来源。它们原本渊源各异，意涵有别，通过混同使用，内涵外延交叉影响。今人或不难正确理解与区分，当时人能明了各自渊源者，尚有所区别对待，对中外国情相对隔膜者，则往往等同理解。后两者作为国家关系的内容，多伴随国家分化组合与领土分割，均适合民族自决原则。欧洲“少数民族”和所对应的多数民族分属不同的民族群体，相互间的历史关系没有发展出共同的民族认同。共产国际所指的“被压迫民族”或“弱小民族”，对立面是资本帝国主义，反映的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我国现代各民族的祖先早已彼此往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人的相互征伐、平等交流和彼此融合，循环演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同属中华民族，如果全盘套用这些外来民族理论，必然削足适履。

    清末时期，“少数民族”被汉人泛指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受排满革命思潮影响，具体多指向满族，原本带些蔑视和排斥意味。或许由于这种“他觉”缘由，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见被指称者有此认同。国民革命期间，“少数民族”被写进国共两党共同制定和遵循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结合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开始被广泛使用。抗战前，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知大体形成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主张将国内各民族进行区分，并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分，多在此基础上再将所有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另一种是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不作民族区分，力图避免以欧洲、苏联的民族问题理论衡量中国。两者都旨在维护国内族群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但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全面抗战爆发后，国人整体上从国际视野转向本国国情来认识和处理本国民族问题。至于怎样真正回到国情借鉴外来民族理论，找出适合自己的道路，依然有不同的声音。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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