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国学大讲堂（第四十二讲） 杨文炯教授论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

杨文炯教授首先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展开论述。他指出，这种史观既不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文明进化论、民族主义论，当代的文明冲突论，也不是本土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而是一种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下、在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中来认识中国、定位中国的文明史与未来的发展走向的史观。在国际上，不论是西方传统的“东方学”，还是时兴的“新清史”，乃至新近提出的“危险的边疆”和作为“亚洲内陆边疆的中国”的命题，关于“中国”的话语始终是一种充满政治话语意蕴的“时尚”。传统的“东方学”使作为传统王朝国家的中国成为被凝视与规训的对象；而20世纪90年代兴起西方的“新清史”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清史研究的新视界，另一方面却仍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元对立”民族主义的历史观中。这些西方的“中国研究”使我们警醒：如何理解“中国”首先并不只是“史料”是什么的问题，而要取决于历史观和学术话语上的立场。

杨文炯教授

杨文炯教授进而列举了国内关于“何为‘中国’”这一热点话题的几种讨论，如“国学”热、“中华民族”的讨论、“边疆学”（边疆安全学）的热兴、“多元一体”的热论等。他指出，这些话语都指向多民族的中国，一些话语深陷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水火不容”的学术话语泥潭之中，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一些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丧失了自己的学科话语与对学科背后文化霸权的自警。因此，要回答“何为中国”这一历史疑案，回应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话语的挑战，就必须采用“文明互鉴”的文明史观建构学术话语。“伊儒会通”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与个案。

关于历史上的“伊儒会通”，杨文炯教授指出，“伊儒会通”是在轴心文明之间“文明互鉴”——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本土文化现象。其具体表现一是本土化，即形成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体系；二是民族化，形成了10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民族；三是在哲学文化上，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中国伊斯兰教，并嵌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在明末王岱舆、马注，清代刘智、马复初等人的努力下，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得以重构——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室三间”结构转向“儒道释伊”四教合一的“一室四间”结构。而从人类学的视阈来看，“龙”这一符号在伊斯兰宗教建筑和民间家庭中频繁出现，说明这一符号作为中国大传统的象征已经获得了跨文化的共享和认同。这是历史上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交流和王朝政治之大传统共谋的结果，也是历史上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及其所成就的“一体多元”结构的隐喻。“龙”符号获得认同与“一室四间”的文化结构共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集合体，在西方民族主义霸权话语下，“五族共和”的文化基础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范式是存在的，它们是中华民族自觉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杨文炯教授从这些“伊儒会通”的文化现象中作出这样的结论：理解中国文化必须具有文明互鉴的文明史观，“伊儒会通”不是过去式，现在依然是进行时。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杨文炯教授提出了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思考。他再次强调，理解中国必须走出西方民族主义的迷思。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必须摒弃“汉—中原”之“中心主义”与“华夷之别”的传统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历史叙事风格与写作范式，更要避免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观、文明观。要做到这两点，一是要从“多元一体”的宏观—整体历史视角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二是要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中研究、书写单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一部中国历史应该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讲座现场

最后，杨文炯教授提醒听众，中国学术需要反思性的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研究的发展，形成自己的民族史话语，在国际学术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李平生教授

文字：孙颖睿

图片：张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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