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力热点】东南亚的“边界”观念及其实践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Practice

【作者简介】罗比特·L. 所罗门 (Ｒobert L. Solomon)，时任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兰德公司 (ＲAND Corporation) 研究员；袁剑，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 边疆研究、跨界民族研究; 洪安娜，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

【摘要】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重要区域，东南亚地区的边疆治理与实践对于构筑中国的边疆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以具体的事例和详尽的理论分析，叙述了东南亚“边界”观念在近代如何在西方殖民话语和东南亚本土知识的相互冲撞下逐渐成形，并成为当代东南亚国家边界体系的共同认知基础。这一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东南亚“边界”观念的发展历程有所助益，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边疆理论发展状况。当然，对于文中一些观点，我们也要有批判性的视角。

【关键词】东南亚;边界;观念;实践

一、西方的边界观念与实践

    领土对于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划分它的方式往往十分关键。针对领土问题，欧洲的处理办法主要依据欧洲的历史经验，而在地理和历史领域的传统著作中，很少提及非西方的边界概念和实践。事实上，欧洲和东南亚对领土问题的处理方法很明显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这些差异虽然有些抽象，但仍然十分明显;在细节方面，在前景和行政实践方面一直存在的差异跟当前的决策存在相当大的关联。

    人们试图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例证，来发展出基于西方和东南亚经验的模式。其目的是表明地方环境对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关于“边界”(boundaries)、“领土”(territory)和“主权”(sovereignty)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代西方边界概念的一些主要共同假设可以总结如下。

    每个国家都必须并应该具有能够以线条形式绘制在地图上的边界。除了不可到达或者不重要的偏远区域，这些边界应在相应的地形上加以恰当标定。边界应该由条约加以确定，并受法律制约。如果边界不存在，或旧的边界不再适用，则应重新绘制，就像没有地图或者地图破旧了，我们需要画新的地图一样。因此，有一种关于近代国家间边界作用的说法是:“近代国家的特性使其需要建立其权威和组织领域的明确界限。所有的措施都要求……其领土必须明确有界，不再只有模糊的边疆地带，而必须是准确无误的界线。这种界线就是国家间的边界。如果没有它们，现有的国家体系可能会退回到一个混乱的状态，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哪里结束，而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哪里开始。”

    与边界线相反，边疆(frontier)被认为是一个与人联系较少从而在定义上不太明确的区域，不过估计所有边疆迟早会被分解成边界。为了将主权国家的所有领土包含在内，人们必须划定边界。而疆界的目的就是“……以毫无疑问的方式来标记领土的界线，而国家在其领土中行使主权权力，并面对具体操作中附带的所有陷阱”。

    “没有领土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同一块领土上，只能有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

     “在现代国际政治意识形态中，所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地球的每一块表面都必须……为一个且只有一个这样的国家所合法拥有。”

    因此，一个国家是从领土层面加以定义的，而国家主权内化于国家领土的整体性当中。

    我们所说的“西方观念”可以通过随着欧洲殖民势力进入亚洲领土的那些冒险者的政治和行政实践来说明。当欧洲人到达东南亚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活跃同时又非常不稳定的局面。几个世纪以来，低地民众的历史运动一直在持续，这些运动也向高地民众施加了压力。低地国家似乎开始了常年战争。越南人以牺牲老挝为代价向南扩张。而泰国人在其领土东部的冒险活动则同时增加了老挝和高棉(柬埔寨)统治区的压力。

    地方势力不断卷入继承纠纷中或因其他问题发生争端。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泰国和越南就一再干涉它们弱小邻国的内政，而战乱不断的老挝和柬埔寨王国内部有争议的继承问题则为其提供了机会。由于原住民——骠人、孟人、高棉人、占人，与新的移民者——缅甸人、泰人、越南人之间的矛盾，直到殖民力量到达东南亚，“东南亚大陆边界的形状尚未稳定下来”。

    在东南亚的实践中，不仅没有稳定的、分隔的、分明的界线，甚至连边界线的观念都显得格格不入。在这一地区，功能相同的边界是由接触区(zones of contact)和间歇性的阵地战区域组成的。在边界之内，每个王国或公国的“主权”扩展的限度，是由一种权力关系决定的，而这种权力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

    定义边界的法律和制图工具也还不存在，除了为远处的领土讨价还价，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居民则几乎从不承认自己属于低地中心，还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传统。虽然主权的实质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领土方面的主权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

    从葡萄牙人到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亚洲最初的欧洲入侵者根本上希望发展贸易。但是和征服新的领土相比，控制这片土地更加困难，注重节省成本的殖民列强只有有限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来管理土地，因此，获得领土只是次要利益。

    由于经济和安全的原因，利益最终稳步增长。例如，荷兰人发现，除非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实施垄断，否则岛屿贸易的利润就不那么高。葡萄牙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原本只满足于选择战略上的前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海上控制岛屿贸易，但是现在却不行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印度的英国人“设法将他们在印度的财产限制在最小区域内，而这个区域被称为商业运作基地”。然而，“一旦占领了一个印度的省份，英国人就面临着这个省与不受控制地区的边境安全问题”。而且，“一旦在印度站稳脚跟，英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控制混乱或敌对的边境地区，比如缅甸，而这些边境地区无法承受来自整个次大陆的被动员的力量”。

    扩张的经济动力是寻求稳定而有利可图的资源，这与殖民列强之间的竞争是相对应的。英国对缅甸的缓慢征服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同时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急速扩张，使这两个大国在19世纪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对抗。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及拒绝将其他的战利品交与他们传统的对手，这些相互竞争的殖民者争相涌向彼此的边疆地区:“随着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土著权力迅速瓦解，英国和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加，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一片危险的边界交错地带。”

    不过，一旦这些汇聚的力量相互靠近达到一定的临界距离，行动就会放缓，然后陷入僵局，因为外交上的努力阻止了任何敌对行动的爆发。尽管英法两国在追求领土的目标上，至少部分是出于一种竞争意识，但这种竞争往往是有自我限制的:在扩张的同时，两个帝国都在努力避免与对方直接接触，无论是通过缓冲区，还是通过已经商议好的边界来应急。帝国势力希望避免彼此之间灾难性的武装冲突，它们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误解以及小规模的战斗，并识别出帝国对抗间的真正危险。克制是殖民地边界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泰国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相互警惕的主要受益者。正如让·戈特曼(JeanGottman)在其宏著中所写的:“一条边界并不单单指位置的维系，它指的是两个被它分开的‘隔间＇中的、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达到平衡。这一理论认为:边界的两边总是存在对立，即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都是名副其实的领土扩张。”

    边界线既不统一也不均匀，它们不是“政治上的等压线”(political isobars)。边界不仅仅意味着关系——两个相邻政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瞬时和短暂”的表达——它也可能是形成稳定的因素。划定边界的协议可以成为避免冲突并达成共同利益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边界可以变成维持现状的重要因素。

    政治和经济因素促使殖民列强扩大其统治版图，并谋求对其主权限度加以定义和编码。一些殖民地边界表面上与早期土著国家的大致轮廓相似，虽然这个结果“并非出自于想要保护旧有国家的特殊意愿，相反……更确切地说，这是在被巨大的河网和海上路线所相当意外地加以缓解的区域所施加的控制性影响的结果之一，这个结果同样塑造了早期的模式”。

    尽管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一种新的、陌生的边界观念还是被引入了。欧洲人给东南亚带来了大炮、条约和地图，并认为他们已经给该地区带来了秩序和稳定。但在内陆地区的殖民行政模式，则与前殖民时期大致相同;在内部边缘地区，则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或行政层面的渗透。殖民者不是经由陆路而是从海洋抵达大陆，他们被限制在低地沿海地区;“除了内陆少数几个重要的矿区，沿海边缘地带到处都是西方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某些偏远地区，恰好存在着“自然”边疆。在这些地方，对于边界定义的要求程度并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强烈，因为在其他地方，具有与竞争对手发生代价极高的对抗的直接危险。因此，英国人在对待喜马拉雅山南部边缘地区的态度上，可以含糊其辞，因为这不是殖民竞争的对象，但他们必须与在湄公河上推进的法国人达成一种更明确、更稳定的平衡。尽管如此，即使是在相当具体的条件下商定的那些界线，也存在着不明确性。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即相对来说，在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边缘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成系统的、有明确定义的殖民产业对内渗透与发展。那些居住在大多数已被划定的边界上的偏远地区的高地人，仍然被孤立着，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这些人的一部分，其法律地位仍未确定。

    尽管当地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边疆地区以一种明确的法律和制图地位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身份。线性边界在原则上第一次得以确立，并在东南亚的法律和制图实践中得到实现。欧洲人赋予前边疆地区的线性边界地位，这是他们对这些地区的人类和政治地理所给予的最微小的尊重。即便如此，以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作为联系和交换空间的边境前沿地区，事实上不再发挥它们在理论上的作用了。因此，“整个东南亚几乎没有一个单一的国际边界，也不需要《凡尔赛条约》制定者们加以‘纠正’”。

    那些界定清晰的或者不清晰的帝国边疆体系，是帝国权力的最后手段。只要殖民边界的有效性受到武力的保障，边界争端就不那么重要。事实上，殖民地边界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将各自的殖民地划分开来，以避免互相竞争的势力之间的摩擦。边界被划在没有缓冲区的地方。由于殖民地边界主要是由殖民列强的需要决定的，因此商定的边界与当地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少关系。

    在界定政治行政边界时，殖民列强处理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分歧。由于内部边界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不那么重要，因此它们被更随意地划定，这给后继国家造成了问题，后来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主权的基础上处理这些问题。例如，在印度，“英国人在信德(Sind)和喀奇(Kutch)之间设置边界线，因为线两侧的地区都处在同一个更大的政治单位内而被容忍了很久。但是作为一条国际边界线，这是不合适的”。同样，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之间的边界问题已经成为争论的对象，比起作为内部殖民边界的时段，它们的新地位——国际边界造成的争端更难解决。

    总而言之，殖民列强都忽略了当地的因素，并在确定亚洲殖民边界的过程中引入了外部政治考量和外来概念。殖民地边界体系的可取之处在于，在它保障边境安全(防止侵略或大规模的领土侵占)的时候，从未试图进行边境管制。殖民地边界从来不是迁移或流浪者的主要障碍，也没有严重干扰传统边疆地区的人员交往。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殖民列强对其国际边界和内部行政机构下达权威的命令，这些安排就很合理，而且不会对当地社会造成特别的损害。各地民众继续跨越边界往来交流，行政渗透没有极端或贸然地增多。

    此外，帝国体制对殖民地的防卫有一定的好处。战争在一个迄今为止一直是战区的地方停止了。虽然政府在那些持续进行传统移民的偏远地区并不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但也提供了一些防范入侵的安全保障。一位来自越南的圣人写道:“当一座山被一只强壮的老虎占据时，其他的人就不敢再来打扰它了。”小麦克阿里斯特(J.T.McAlister，Jr.)曾经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人通过融合越南的野心和传统关系，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实现了越南扩张主义的长期目标。那里不再需要平衡。法国的力量足以匹敌帝国的梦想，甚至超过了越南人的梦想。”

    然而，越南扩张主义的野心既不完全，也不可能永远满足于法国在印度支那建立的行政安排。虽然法国的力量很强大，而且相对来说，它具有为越南人对抗老挝和柬埔寨的好处，但这种力量也限制了越南人在老挝和柬埔寨领土上的长期统治，否则他们可能已经实现了最终胜利。

    讽刺的是，尽管法国人满足了越南人的期望，但他们也可能使弱势的高棉和老挝在与越南和泰国相抗衡时，保有国家安全的希望。当法国在1893年对老挝进行国家干预时，老挝与其在大部分历史中一样，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随着17世纪越南的扩张，“高棉人被赶出他们的村庄，进入柬埔寨，或者进入靠近大海的边缘地带。也许只有法国的保护使他们免于灭绝或被同化”。

二、东南亚的背景

    所有的人都会将他们居住的空间按照不同的、习惯的方式加以划分。尽管国际法律和外交标准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行为，但现在我们认为“西方的概念对东南亚的人来说，与西方的政治家们有着同样的意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是在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

    东南亚的殖民边界是当地环境施加的压力和欧洲人所带来的影响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在边界概念和实践上的持久差异，部分是东南亚的环境背景和历史经验的特点所造成的。该地区一般多山，其特征是狭窄的南北河谷，很少有能承载密集人口的平原。这导致人口地理分布不均，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中心很少。这种定居方式不仅阻碍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统一，而且还使统一国家对偏远地区的访问和集中管理变得困难与分散。

    尽管有时显得有点夸张，但该地区是一个具有巨大种族复杂性的地区。基本的种族划分就是“低地”和“高地”、“溪谷”和“丘陵”之间的划分。在东南亚历史的各个时期，山地部落或山地农民都居住在高地地区;古代文献中许多地方都提到他们。由于他们不常见的生活方式，他们被描述为“野蛮的部落”，是野兽，或者是他们低地邻居的奴隶，尽管在某些时期他们可能拥有相同的文明水平。一些部落仍然珍藏前主流文化的口头传统。

    除了这些文化差异，长期以来，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或者说是“渗透”的模式。每一个都深刻地影响了其他低地民众万物有灵论的宗教实践，而高地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宗教见证了这一正在进行的转变。一些山地部落被来自河谷和平原的强大耕作者的涌入与扩张推入了山区，而另一些则被低地文明影响和吸收。“野蛮部落”(wildtribes)自古以来就充当起雇佣军和非正规战士，扮演走私鸦片和其他违禁品的角色。尽管该区域较为分裂，但联系一直都存在，而且随着通信的改善和激励措施的增加，它们内部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南越西贡政权加强努力，以赢得高地人民的忠诚，泰国政府也通过内政部的山地部落司设立边境巡逻队来回应同样的挑战。

    东南亚边界的许多压力来自民族认同问题和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过去，“那些不满足于特定政府治下命运的部落集团，很容易通过跨越一个未定的或不受控制的边界来进行跨国转移，而且还不会引起他们新主人的关注”。

    在东南亚，这些“不受控制的边界”的大致轮廓是在殖民时代确立的，在那时，地理学家们还在争论“自然”边界相比人为边界具有的优点。除了行政上的便利之外，人们还认为山地与河流等地形特征发挥了一种自然的分离功能，而这种功能可以随时转移到政治领域。例如，“对于低地人而言，一旦在山谷中建立起来，当这个地区处于战争压力之下时，除了……之外，山脉将会是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有效屏障”，这篇文章的关键词就是“为了低地人”。高地人民没有受到这些地理屏障的相同限制。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克里克(Kirk)指出的，“山地民的山并不必然构成屏障。这只是低地人的一个概念”。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大量使用河流、溪流和运河作为东南亚国家间的边界之时。在小型地图上，水道似乎是理想的自然边界。水系比地貌更容易在地图上标示，后者需要更复杂的制图技术，而且通常很难从地图资源来加以解释。然而，“除了几条大河之外，水道即使对于原始人来说也很少构成严重的障碍。相反，它在水域中以及沿着谷底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双向的交流方式，谷底本身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人类地理环境”。

    在东南亚地区，中下游的河道通常流经低地地区，这些地区依靠灌溉农业支持了相对密集的人口。在诸如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与其说分隔社会团体，不如说水道提供流动性并促进了彼此间的联系。那些住在两岸、共享着一条河流或者小溪的人们，虽然名义上是不同的民族，但他们彼此之间相对于与他们的高原同胞而言，通常有更多的共同点。对他们来说，合法边界的存在没有多少意义，即使他们突然发现交易变成了“走私”，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一如其旧。

    任何国家边界的主要功能都是将两种不同政体的政治管辖区域分隔或划分开来。因此，“国家领土的边界就是地球表面的假想线，它们将一个国家的领土与另一个国家的领地、与未被占用的土地或与大海分开”。尽管这些定义很简单，但许多其他的因素使边界的功能变得复杂。边界既有政治功能，也有领土功能。所有边界上的区分都是人为的，因为它们是人类制造的。尽管边界从政治层面上将一个国家的领土与其他的分开，它并没有在实体层面上将两个接壤国家分离。每一个边界都是一条假想线，无论这条线附近地区的地形情况如何，它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取决于广泛的环境背景及其历时性的演变情况。从长远来看，大多数边界都受到可能拉伸、移动或破坏原有分界线的压力，但是其他压力会促使双方朝着稳定和执行的方向发展。其他的边界，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稳定。这有可能是因为它们位于远离人类因素的偏远地区，或者因为它们处于城市建成区。在城市建成区中，边界的作用已经被常规化，并且差不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稳定边界的存在本身就发挥了稳固局势的政治作用。

    东南亚的环境总体上没有能够加强边界的稳定。为边界线所选取的物理特征最初并没有发挥真正的分离作用。河流和小溪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山脉的范围并不构成他们往来的真正障碍，除非人们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中央政府的认同——这两者能够加强(而不是削弱)边界的有效性。在一个以暴动和跨界渗透为标志的时代，期望东南亚各国政府能够完全控制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是不现实的，这除了需要在区域内具有前所未有的行政能力，还需要一致接受西方的边界观念。事实上，东南亚人在边界、领土和主权方面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观念和做法，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目前的表现与在该区域内部的发展水平有关。

    从古至今，领土外交一直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贯特点。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如果(相对强劲时的)扩张与(虚弱时的)领土让步交替时，应尽量减少长期损失，将调解谈判的优势最大化。即使是今天，使用边缘领土达到外交目的(即获取，然后消耗领土)比仅仅维持控制更重要，特别是当军事征服比行政控制更容易在孤立地区实现时。这一政策在被适当地使用后，限制了对敌人领地、边境地区或缓冲区的毁灭性打击。

    举个例子，只要泰人能够扩展到非泰人的领土，那么之后这块领土的失去就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们涉及不到暹罗本土。

    尽管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斡旋，泰国还是被迫放弃了大片领土。然而，这次放弃原来泰国控制的领土的结果，不仅是为了抢先阻止或预防殖民列强进一步的领土侵占，还是为了增强边境地区的边界安全，这些地区在以前难以控制且容易受到地方叛乱、边境冲突和侵略的影响。虽然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泰国仍然是独立的，但它仍然不得不接受殖民时期对其边界位置的指令。

    领土外交的精明实践有助于暹罗保持它的独立，而它的邻国则屈从于殖民统治。当1864年泰国被英国与法国的殖民统治包围时，国王蒙固(Mongkut)说:“既然现在法国人由于我们不允许自己像柬埔寨人那样受他们的统治而不停地侮辱我们，我们需要做出决定……是逆流而上与鳄鱼交朋友，还是游向大海抓住鲸鱼。”随后，他阐明了一项将会使暹罗获益一个世纪的政策:“这项政策足以使我们保护房屋和家园。对我们来说，放弃一些以前的力量和影响力是必要的。”

    泰国人被他们的东南亚邻国认可为这项政策最成功的实践者。一位越南学者写道:

    暹罗人保持了他们的独立。他们没有非要保卫自己的边境，也没有被迫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现在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一些领土……那么我们将失去整个国家……因此目前我们的最佳策略在于隔断边境地区的部分领土，并将它们交给法国人。法国人会为我们保卫这些边境地区。为了给全体人民带来永久的和平，作为交换我们只会失去本国领土的一小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国的边缘领土储备已经耗尽。这一宝贵的资源以及泰国政治家对它们采取的方式，在保护泰国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满足了扩张主义的野心。在1850年到1909年间，泰国损失了大约9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中大部分位于柬埔寨和马来亚联合邦。这些领土都给了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在日本的帮助下重申了旧时的主张，占领了柬埔寨西部地区和马来亚联合邦北部地区的部分领土。当战争以日本失败告终时，泰国为遵从胜利方的要求，再次放弃了非泰人领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缓冲区的流失使泰国成为一个更加脆弱的国家。正如当时的泰国外交部长他纳·科曼(Thanat Khoman)所说:“我们在泰国已经没有可撤退的地方了，我们无路可退。”尽管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存在种族问题，但这些地区与战时吞并的柬埔寨省份不同，它们不再被泰国政府视为可有可无之地。

    领土外交实际上依赖于一种强烈的与“边缘”(periphery)相对的“中心”(center)意识，并在理论上得到了强化。在实践中，“边缘”可以代表另一个国家的地区，或是附庸国的范围，又或者是王国本身的一个偏远或多山的地域。在扩大“峡谷”文明的过程中，跨流域山脉的地势令人生畏，而且山地人即使被征服了，也极难控制。考底利耶(Kautilya)警示我们:“国王应该避免占领任何一个容易受到敌人和野蛮部落侵害的国家，以及经常遭受饥荒和瘟疫侵袭的国家。”

    中心与边缘的模式与印度教神话中的同心宇宙论的世界观相一致，这一模式以王座作为王国的中心，将首都和边缘省份、附属地以及邻国作为一系列同心圆。由此，王国的政治家们就有了一份现成的优先顺序表。

    虽然从长远来看放弃占领的土地是必然的，但是拥有外来领土的确是一项短暂的优势:它提供了地理上的隔绝性以及外交上的保险性。如果可任意处理的外来领土用完了，在被逼迫时就可以放弃附属地。如果到了最坏的情况，为了确保王国中心的主权存在，中心之外的外围领土可以被抛弃。因此，“当一个无能的国王发现自己遭到一个强大国王的攻击时，他应该以提供财宝、军队、他自己或他的领土为条件，顺从地请求和平”;“当通过放弃一部分领土使王国的其余部分和臣民安全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割让’，这对于那些渴望消灭盗贼和其他邪恶之人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

    虽然边疆通常无法被很好地界定，但是有效控制的问题确实导致了一种边疆敏感性(frontier-sensitivity)。由于每个国家都试图最大限度地扩大其领地优势，因此扩张或收缩是唯一的选择。在考底利耶的外交策略中，和平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在如此不稳固的国际体系中，如果要维持长期平衡，一个国家被迫签订的协议越多，其后续扩张的需求就越大。

    移动边界是估量和调整国际平衡的一种手段。主权不是根据严格的领土意义来定义的。边缘领土的让步并不被认为对王国有毁灭性作用。只要主权的本质——核心王国区域(theunclearkingdom)——未受损害，这种让步就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手段。

    即使在和平年代，秩序和监控在偏远地区也不易维持。管理那些通常居住着游牧部落的偏远地区的能力，无法允许对主权进行严格的领土方面的定义。从民族的角度来说，在东南亚大部分“所提及的政治实体都有互相渗透的政治体系，他们并不是由不同的人口组成的单个国家”。即使是在广义的国家领土范围内，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不是到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类似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次大陆的许多地区。

表1：A国针对B国的政策

三、历史的相关性

    从理论上讲，即使是对东南亚最短命的公国来说，主权的重要性也与欧洲国家一样。两者关键的不同之处在内容方面。在东南亚，主权的维护较少依赖于维持现有边界所界定的绝对领土的完整。越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越南人具有持续不断的对于领土认同和越南祖国完整性的意识”;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19世纪或更早的时候，越南已经是一个国家了。越南人拥有明确的领土，说着同一种语言，共享相同的传统，并且源于单一的历史经验”。“明确的”领土认同和完整性到底是什么，这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在政治上，越南并没有真正统一;在民族上，他们仍然是相互渗透，而不是相互融合。越南君主对于“山川河流”的说法很宏大，但他们不依赖于地图、条约和法律，他们在主权的领土方面也从未明确界定过，直到法国地图绘制者和边界委员会致力于这项任务为止。在更现代的案例中，柬埔寨在1970年3月的政府更迭之前，表示愿意放弃所有对邻国的未解决的领土要求，作为交换，柬埔寨单方面宣布对于目前边界的认可。获得安全被认为比追求次要的领土声索更为重要。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将他们目前的边界定线归因于殖民行为。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决定性方法是准确确定在殖民时期划定的边界位置和性质，无论这些边界在当时是多么不合理。即使当地的边界有很长的历史，他们的精确界定也依赖于欧洲给亚洲带来的测绘技术。

    殖民边界代表了外来的对于充满活力的本土文明的叠加。这些外来机构幸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其得到了武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所建立的游戏规则更多地依赖于争取帝国的权力，而不是生活在当地的民众。由于控制更为严格，这些民众受到的影响就是，他们被控制得更为严格。

    殖民地图、条约和边界足以满足西方的需要，因为它们在避免代价高昂的殖民战争的同时，还完成了对领土的界定，不过它们与当地的环境没有特别的关联。边界制度控制住了矛盾，但是在殖民主义者离开后，东南亚大陆的大多数相邻国家之间重新出现了边界争端。

    然而，来自欧洲的影响改变了随后处理这些问题的条款。现在，争端往往通过法律条款进行辩论，双方通常都依赖殖民地图、条约和行政行为，联合国的国际论坛、国际法庭和新闻界都成为他们声明的现场。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继承国很少诉诸武力对抗，尽管他们的好战威胁依旧存在。

    尽管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在处理外交政策问题时，普遍采用了他们的西方指导者的方式和风格，但绝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舍弃传统的观点和做法。在国际舞台上依靠口头交流，有时比在偏远地区维持有效的军事和行政控制要容易得多。对于殖民地的管理者和顾问来说，将有效的中央控制延伸到遥远的省份是同样困难的，因为一直都是当地统治者在管理。这种情形部分源于沦为殖民地以前的情况，部分是殖民时代的管理技术造成的。殖民主义者专注于加强外围，忽视了如他们的前任和继任者做的那样，在健全的行政基础上构建边界。

    因此，东南亚领导人的殖民遗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继承了一个边界体系，在其广泛的轮廓下，它作为现代国家的领土基础，令人十分满意。但是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在民族上进行融合，并且缺乏行政机构来巩固他们的边界或建立边界。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不仅不够，而且也不是为了经营偏远地区而准备的。殖民政府并没有重建官僚激励机制以应对自东南亚宫廷社会成立以来，在偏远的内陆地区所遭受的困难和地位的丧失。这一行政遗留——在偏远地区提供处罚性的或不受欢迎的服务——是说明以往经验积累的影响的另一个例子。虽然速度并不平衡，但通信和技术在进步，可是历史悠久的官僚激励机制的转变非常缓慢。通常来说，必须创建全新的行政结构来执行新的职能，并且一定要有新颖的财政安排。与此同时，偏远地区的居民们已经习惯了独处，在很多时候，他们把这当作不受干涉的尊重，并不因为政府的“忽视”而感到失望。简而言之，动机、能力和地方环境都不利于建立有效的边界管控机制，也不利于在偏远地区加强政府的渗透。

    结果就造成了领土政策的双重标准。欧洲人坚持定界，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和延续有效的法律或行政机构，在殖民机构撤走后赋予边界体系以实际意义。自殖民时代结束以来，情况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美国向其盟国泰国和南越西贡政权给予鼓励与援助，发展了完备的边境管理设施，但行政方面的情况一如既往。旧的态度受到新标准的保护，或者是被新标准隔离了，这使得宣传和外交取代(至少部分取代)了更多的行政渗透和更有效的执行。如在泰国和越南，联盟政策已经提高了他们的管理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激励机制几乎没有改变。外国援助可以取代当地的努力，甚至可能在提高能力的同时削弱激励机制。

    西方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边界政策差异，由于当代东南亚国家治国方略中现代(国际)与传统(狭隘)标准的混合，而部分被抵消，部分被掩盖。过去为国家生存而交易的领土惯例并没有被遗忘。在现代术语中，这种做法已被转译为默许外国势力或部落迁移者对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未经授权的使用或占领。由于主权在正式层面上非常重要，因此这些入侵发生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官方路线要么谴责，要么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无能为力。老挝王国政府无法否认使用其领土将巴特寮叛乱分子或北越南军事分队转运到南越。从老挝国内战争中逃出来的部落难民们跨越边境进入泰国。柬埔寨官员已经无力阻止北越军人对柬埔寨领土的渗透或占领。

    应该强调的是，边界或领土政策由一套相互关联的但不一定是一致的因素组成。这些因素的范围从地方行政实践的细节延续到外交辩论的复杂性。下一部分将对边界政策的各种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确定这些因素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级别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同压力，也可能用于最有效地查找那些外国的建议和援助最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政策领域。

表2：Y国针对Z国的政策

四、领土问题的政治框架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边界是很明确的，人们很好地遵守着管辖规则，政治争端不再以领土问题为中心(除了领海争端这一例外)。有几个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

    第一，军事技术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核武器和运载系统方面的改变，似乎使得政治边界在战争中毫无意义。

    第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家职能的高度演进和国家边界的发展，使得各自国家的行政“可及范围”或行政渗透充分解释了为何边界成为主权界限的概念。现代国家能够将它们的边界视为理所当然，是因为国家权力可以(至少是潜在地)在边远地区有效地发挥与中心地区一样的作用。

    第三，随着人口的迁移和行政控制的蔓延，模糊的边界逐渐受到更大界定范围的支配，而这种发展导致精确地图的产生，这种地图能够精准地描绘出划定的国际边界线。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边界的作用仍然是人们所关心的对象，我们称作“边界政策”(boundarypolicy)的对象是国家关心的合法领域，它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就国家政策而言，国际边界的重要性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限于边界线被划定的附近范围。边界的作用及边界政策与多个政治层面有关，每一层都涉及不同的政策考量。

    第一，国际政策，用以影响超出那些共享一条特殊边界的国家，通常在边界争端中发挥作用。声索政策和行动政策可以在各种国际论坛(联合国、国际法庭、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特定的区域组织)或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间接涉及的同盟国发挥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可能会有一整套针对不同对象和目标的政策。

    第二，边界－国家政策，影响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共享讨论中的边界;如果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接壤，其关于这些边界的政策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还有可能以一种独立的方式，来反映对一段边界产生影响的政策和事件关系，而结果则出现在其他边界上。

    第三，国内因素，经常影响边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类政治团体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与国内外政策相关的暂时性的国家重心所在。对大众认知的宣告可能不同于政治精英(及其派系)的仔细考虑。国内少数民族政策经常与边界政策有关，尤其当国内有相当大的来自(或被认为是)邻国的少数民族时。同样，如果有外来移民(或其他文化相近)的团体跨界居住，国内的选择可能会受到限制。

    第四，地方性政策，会影响边界周边的地区或通向边界的道路沿线地区，而地方问题有时会对其他层面的政策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第五，在更大的政治框架内，边界的性质和它的地方环境会对政策的性质与有效性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①(从各方面而言)边界区域的可访问性;

    ②边界的清晰度(圈定/划分的范围)和适当性(与该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关系);

    ③边界的初始目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④边界两边的国家功能的演变;

    ⑤当地环境的演变，特别是边界两边人们定居和迁移的模式;民众是否以一种倾向于加强或打破边界的分离功能的方式适应了边界。

    第六，各种政策层面的一致性、控制和协调是分析任何边界纠纷的关键因素。而在这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

    ①一致性:针对不同目标的国际政策是否一致，或者说它们是否至少反映了一个旨在实现单一目标的模式?国际政策与各邻界国家的立场一致吗?不同的邻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不同，或者说在领土问题上存在统一的看法吗?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政治的要求?产生了哪些可能的先例，以及哪些外部利益会潜在地受到边界政策的影响?

    ②控制: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在边界或偏远地区执行国家职能时，会实施何种程度的控制?少数民族、难民、持不同政见者、走私者和军火走私等团体会不会产生特殊问题?

    ③协调:在不同层面实施的政策是如何被管理机构影响或约束的?何种官僚机构参与其中，它们的权限有哪些?行政动机影响了政策的实施吗?有没有特别的政府机构牵涉其中?参与解决边界争端的服务与机构中有没有产生矛盾和竞争?通信设施在纵向与横向比较中的地位如何?

    在不同的边界政策范围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与实施情况。在每一层面，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选择可能有六种类型:

    ①不关心;②合作;③侵犯;④干涉;⑤敌对状态;⑥不规律的/不受监管的、失控的移动。

    为了说明各种边界的政治选项在不同层面上的应用，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见表1)。

    在这个例子中，尽管两国在共同的边界上有合作，但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宣布国际政策。A国的政治精英对其邻国B表示友好，但出于自身原因，A国在国家媒体上发起了一场污蔑运动以供大众消费，并将邻国的少数民族作为该运动的替罪羊。同时，地方层面的事件又与国家政策相违背或者说已经超出了后者的控制。在边界上有偷渡者，与无法控制的移民运动混合在一起，这些都是国家职能在边界上的实施不到位的结果。至于A国，我们很可能会问，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是如何叠加的?或我们应该如何评价A国对B国的“真实”政策?在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即Y国和Z国(见表2)。

    在这个例子中，两国的代表在联合国通过响亮的谩骂来互相指责，在海牙进行了激烈的诉讼，两国关系因复杂的法律纠纷而严重紧张，这一纠纷涉及横跨有争议边界的10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然而，这次对战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两国政府对其日常管理中的问题没有给予实际的关注。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其竞争对手的主张怀有敌意，但公众舆论并没有被这一场看起来相当遥远的争吵而激发起来。此外，边界附近的人口显然是个问题，这些人口从来没有被明确划分，而边界两边的民众继续互相合作，一如他们一直做的那样。

    两国在不同层面的边界政策中做出的选择都表现出不一致性。如果把这些矛盾的因素合起来，就很难判断出一个国家“真正”的政策是什么。Y国似乎处于与邻国的敌对状态中，至少如果我们听到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指控时会这么认为，但是这一方针并没有下达到地方层面上，两国仍然在地方上进行合作。另一方面，Y国的官方路线是一致的，但它显然默许了将自己的土地作为入侵邻国的游击战根据地。

    这些例子表明边界政策由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但不一定一致的要素组成，每一个要素都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中对其进行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将边界政策的具体要素作为一般国家政策的代表是错误的。在分析任何边界纠纷时，需要考虑到大的政治框架里的所有因素。

编辑说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27 辑。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李建明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孙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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