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维 | 社会学何为

社會學會社

2021年12月25日 11:30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1947.6.15—），英国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他以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而闻名，此书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从中发展出公共社会学。更多阅读，请参见往期：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同意：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公共社会学；制造同意：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图源：https://news.iu.edu]

编者按

布洛维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邀请下总结了自己职业生涯，研究心路历程、教学方法，并对当代社会学的主要思潮进行对话和反思。回顾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将自己的努力总结为建立一种反思性的科学，通过自己的学术经历，他诠释了社会学的生命力在于吸收实证反例让理论常新。他具体阐述了自己如何在尝试解释三个反例的过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并做出贡献。鉴于原文篇幅较长且文采飞扬，编译难度较大，故将其总结分作两篇编译，把第二部分各大社会学理论的理解、评论、与对话留到下期呈现，以飱读者。

摘要

本文提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这一概念（living sociology），它把社会学视为一个各种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相互竞争的场域，强调社会学理论的生命力。每种“研究项目”的张力在于，它们一方面需要处理内部理论矛盾和外部不能解释之处，另一方面又需要和其他“研究项目”之间的扩展对话。有生命力的社会学第二层含义也强调社会学家参与到在社会中的生活经历，而这个社会也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互动中，我建立起了关于诠释主义和解释主义，或者说两类反思性科学（reflexive science）的理解。从在赞比亚学习扩展案例方法（extendedcase method），到在与伯克利学生合作中改造这一方法、再到把它建立成一种“研究项目”，我回顾了自己研究的心路历程。我回忆了自己如何通过解释在美国、匈牙利、俄罗斯工厂的工作经历中发现的反例（anomaly），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做出了贡献的过程。最后，我陈述了社会学理论的教学如何驱使我开展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布迪厄之间的对话，也为我把这一对话延伸到杜波依斯和正统社会学之间埋下了伏笔。

导论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常认为大学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我们在此对社会进行观察调研。我们认为大学是一个受保护的象牙塔，我们在此掩卷遐思、奋笔疾书。我们认为大学也是一个自由之地，我们在此传播学术、薪火相传。和这种学术自由相伴而生的是我们在研究和教学中对学术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然而，就算我们被迫捍卫学术自由的努力越来越多，我们也越来越难假装自己可以在大学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那就是2019年的疫情（COVID-19）。病毒传播受地理或制度的限制，它暴露并放大了社会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分析的社会不平等，包括大学里的不平等。远程教学和随之而来的学习退化将这一裂缝变成了鸿沟，它将可以在家学习的学生与没有空间甚至没有网络的学生区隔开来，将拥有铁饭碗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合同工区隔开来，让研究生看清楚他们的学术生涯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并加深了在家工作的白领与因失业而危及自己生命的底层服务人员之间的鸿沟。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可以呼吁建立一所享受新机遇和挑战的创业型大学。又或者我们可以哀叹旧日的逝去，寻求回到神话般的黄金时代。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第三种选择，我们可以抓住机会重新考虑社会学的学科的基础，描绘生活在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中的含义，并突出学术界和学术界之外不可避免的相互渗透和互动。这个出发点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所研究的外部世界如何进入并塑造社会学实践——即反思社会学的问题；第二，社会学实践如何进入并塑造外部世界，或者说公共社会学的问题。在本文中，我将重点讨论反思社会学如何为公共社会学奠定基础。

我首先描述了反思社会学的两个轴心——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这一反思从民族志的教学演变而来，引导我想到通过解释反例而发展一个科学的“研究项目”。我展示了我在美国、匈牙利和俄罗斯的工厂民族志如何解释三个旷日持久的难题：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默许、国家社会主义的持久性、以及后者的崩溃。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面临的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导致了它的重建。反思性社会学也承认替代研究项目的共存，每个项目都反映了社会内部的不同观点。互补性和竞争性的研究项目不仅通过解释反例，而且通过互相参照来确定和澄清每个研究项目的盲点。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对话来说明这种参与：首先，在共产主义意外崩溃的推动下，卡尔·波兰尼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第二，马克思主义与皮埃尔·布尔迪厄之间对话，体现出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挑战；第三，在杜波依斯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之间的对话，这也是一场导致社会学激进化和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话。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1868.2.23—1963.8.27），美国社会学家、民权主义者、泛非运动创始人。著有《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等。

以这种方式，我通过对我自己的研究心路历程的回顾来阐述反思性科学的含义，这段心理历程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相互影响。传统上，教学和研究被认为是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在主导高等教育体系的研究型大学中，教学一直处于研究的次要地位。无论是研究生还是年轻教师，我们都被告知要尽量减少教学时间，并继续从事真正有创意的出版工作，如果获得终身教职，这种习惯就会成为老习惯。疫情现在已经把这一平衡打破了，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现在变得必不可少。没有教学就没有公立大学——教学不仅是存在的理由，更是大学存在的物质基础。疫情为重新调整教学与研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供了契机。我认为，学术研究提出了需要通过教学探索的问题，而教学则提示了新的研究方向。教学和研究之间的这种双向循环对于学术生涯至关重要，但这一点很少被关注。在反思性科学中，教学和研究处于永恒的对话中。

建立一种反思性科学

大学转型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或教育社会学中的一个次要领域；它定义了影响研究和教学原则和实践的基本条件。由此，我们认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也是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需要一门由兼顾两个轴心、连接而成的反思性科学：第一个轴心涉及理论和数据之间对话，也叫解释主义传统，另一个轴心涉及观察者和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也叫诠释主义传统。

这个立场反对两个极端。一方面，它拒绝以牺牲诠释主义为代价来提升科学性的解释主义诱惑。实证主义的冲动模仿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基于（假定的）可靠事实建立的机制。实证主义者不认为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他们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的科学实践受制于管辖他们研究的人的法律。相反，他们遵循Gouldner（1970）所说的方法论二元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我们研究的人不知道。另一方面，反思性科学拒绝后现代的诱惑，这种诱惑将学术降低到解释主义传统的轴心，并将科学视为无用的练习、权力的运用或只是另一种话语。后现代主义否认它自己的前提，因为尽管有优点，也带来未经审查的因果关系和不合理的解释。有时候，反科学的言论是坏科学的遮羞布。

每个极端都反映了另一个极端的矛盾：如果实证主义通过声称站在社会之外而获得特权，那么后现代主义通过声称没有特权来获得特权。超越这两个极端，我认为没有诠释主义的科学是盲目的，没有的解释主义的科学是空洞的。下面让我描述一下我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

扩展案例法

我于1976年作为助理教授来到伯克利。社会学系仍在从分裂的1960年代恢复过来，当时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使大学陷入混乱。我是被研究生招募的，他们将我的候选人资格推到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学院。我是他们象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学生们想不通。我怎么能既是人类学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竟，马克思主义者处理的是大规模的宏观历史，而民族志则处理的是当前小规模的微观过程。他们不能差的再远了。这确实是当时的民族志或参与者观察的当前观点，正如它所称的那样——一种由留在该学院的所谓人文主义者持有的观点，包括特洛伊·达斯特、大卫·马扎和阿莉·霍克希尔德。他们身后站着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高大人格，他在1952年被任命为伯克利分校的负责人后，从芝加哥带来了他的神童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涩谷忠（Tamotsu Shibutani）。当我到达时，布鲁默(Blumer）退休了，戈夫曼（Goffman）离开了，涩谷（Shibutani）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但芝加哥参与观察的遗产仍然存在，它专注于有限情况下的社交互动。

我也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在那里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非常清楚它对人类学的狭隘看法。实际上，在我在那里的那些年（1972-1976），随着拥有数据的“宏观”人物开始接管该学院，民族志处于搁置状态。我对这两个阵营的狭隘框架和短见感到沮丧。我刚从中部非洲来到这里，那里曾是研究超越南部非洲的工业革命的实验室（Gluckman 1961）。传统人类学中孤立的、自给自足的村庄被抛弃了。殖民主义必须被纳入到对农村生活中来分析，这涉及间接统治和劳动力招聘问题。如果对南部非洲的一个村庄做研究，我们不可能再绕开它所嵌入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这些社会力量破坏了村庄里最亲密的关系。所谓对称的亲属关系模式，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他对努尔人的经典研究中所描述的那些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几乎没有意义。有关婚姻或性别分工的规则——从受访人口中阐述的文化伦理——经常遭到蔑视，尤其是在没有男人的、遥远的矿井工作的时候。在古典功能主义框架中，这些社会规范的反例被研究者藏起来视而不见，但在由马克斯·格鲁克曼领导的曼彻斯特社会人类学学院开创的新情境分析中，反例反而成为关注的焦点。社会行动不再被理解为对明确规范的盲目执行，而是为了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造社会规范的行为。

我的老师Jaap van Velsen（1960, 1964）是曼彻斯特学派的狂热追随者，将这种观点灌输给了我。它为我对赞比亚铜业的研究以及赞比亚大学的学生政治提供了洞见。辅以受访者的陈述，我通过直接观察由更广泛的力量塑造的投机行动，来展示改变铜矿工业的阶级力量（Burawoy 1972）和那些塑造学生运动的社会力量（Burawoy 1972）。曼彻斯特社会人类学学院把这称为“扩展案例方法”（van Velsen1967）。

在这种背景下，芝加哥的民族志学派似乎不可能狭隘了，我觉得仿佛世界在芝加哥开始和结束。我决定搁置我对非洲的兴趣，并根据自己的理由从事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正如Max Gluckman指示他的学生在英格兰寻找与在非洲学习平行的地点一样，我也在芝加哥南部的一家工厂寻找工作。我最终在 Allis Chalmers的发动机部门找到了一份机器操作员的工作，这是一家生产农业和建筑设备的跨国公司。我不幸地发现，这个工厂原来是芝加哥伟大的民族志学家之一唐纳德·罗伊30年前作为参与观察者研究过的同一个工厂。我通过从雷根斯坦图书馆（Roy 1952）的书架上拉下他那厚厚而尘土飞扬的论文，发现了这一点。我查清楚后，这事情也令人不安，因为他的分析绝对比我能想象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复杂和引人入胜。他是有资历丰富的研究者，有一份长长的产业工人的履历，而我是一个中产阶级新手，从来没有在工厂工作过。更糟糕的是，这工厂在此期间的30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担心我的研究不仅是二流的，而且是多余的。

但后来我鼓起勇气反对孤立主义民族志，或工厂社会学里面那种如同人类学家研究孤立村庄的方式来研究工厂。我打算正面攻击Roy的研究（以及他在论文中发表的著名文章），因为他在解释限制产出时忽略了政治和经济背景。后来，我花了一些时间冷静下来，突然意识到我正坐在金矿上，即做纵向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我将唐纳德罗伊的民族志天才变成了我的优势，将1944年至1974年间车间的变化概念化为从专制社会秩序到霸权社会秩序的运动。在试图解释这些变化时，我被迫超越了工厂：随着公司从竞争部门转向垄断部门，国家对管理工人关系的监管更加严格，车间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这种扩展到更广泛的经济和国家是合理的？它只是一个随意的扩展吗？这些是我的同事希望我回答的问题。这些是我在教授民族志时会困扰我的问题。

民族志，不设限

面对伯克利研究生对参与观察与比较历史分析兼容性的怀疑，我的第一门参与观察研究生课程集中讨论从微观扩展到宏观的研究。我借鉴了非洲和印度的人类学，但这些著作与学生的实质性兴趣相去甚远。他们生我的气，我也生他们的气。我的第一次教学是个大灾难！因此，下次我教这门课程时，我借用了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将学生直接送入田野的技巧。那效果很好，我再也没有改变过。由于他们在现场垄断了知识生产，这种方法给了学生一种权威的声音，让他们相信他们也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现在，他们自己的实地研究赋予了他们阅读的一切意义和动力，甚至是最枯燥的文本。每周两次的研讨会围绕来自现场的报告、现场笔记摘录、分析备忘录、文献综述、论文草稿的介绍展开。学生们很快学会了审问并从彼此的田野笔记中学习，对彼此的研究发表敏锐的评论。他们并不是在参与一个项目，而是直接参与了1个项目，并间接参与了其他9个项目。培养民族志学者不像学习统计技术，关于如何在田野开展研究，也没有固定的规则。每个田野都会产生自己的挑战，因此只有一起我们才能学习民族志的方法。我希望学生们能够理解“民族志关注的主题”意味着什么，因此复制了我这种教学方法，并让一个研究生观察我们的课堂。任何认为这可能是一项简单任务的人都会感到惊讶。他们坐在课堂上做笔记，因为班上的成员都认识，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其他学生和我之间的三方权力关系中挣扎。像研讨会的所有参与者一样，他们必须提供他们的现场笔记样本以供集体讨论，这通常会导致混乱，因为他们必须自己解释课程的情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民族志有多大问题，特别是如果在每一步都要咨询民族志学者的话。它还颠覆了大学、研讨会或教学法不在社会学调查范围内的观点，消除了我们所居住的大学与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之间的鸿沟。

我通过与学生单独合作来弥补我在研讨会会议中日益边缘化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某些社会学问题的持续分析，我不会接受他们的实地笔记。我希望学生将他们的实地考察想象成一个连续的实验，其中一次访问中产生的分析将导致下一次访问的问题。这开始于课程的第一周，当时我要求学生提出一个实地考察地点，解释为什么它很有趣，并概述他们期望找到的内容。只要他们对田野不熟悉，我就知道他们的预期会出乎意料，从而制造出一个惊喜，一个会让他们踏上社会学旅程的研究问题。我的角色是让他们完成任务，推动他们在他们收集的数据和他们贡献的一些社会学知识之间融合，鼓励他们探索田野以外的世界，揭示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

在课程结束时，我们阅读了Glaser & Strauss（1967）扎根理论的发现，这是定性研究的圣经。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反对从大理论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大脑中涌现出的结构功能主义，通过坚持理论源于基础，源于数据，复兴了芝加哥传统。我对学生说，清除头脑里的理论，积累你的现场笔记，然后在现场现场寻找行为模式。在这种观点中，研究者从对现场的系统检查中产生了“空杯心态”。这种方法寻找理论压制了纯理论辩论的冲动。就像一棵发芽的植物，社会学会自发地从地里冒出来，先不管之前在这营养丰富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理论。归纳法带来的原则是禁止提出超出数据、超出田野边界的观点。1988年秋天，研讨会变成了一个特别欢乐的小组，他们在湾区做各种有趣的项目。学期结束，论文起草完毕，我们决定继续开会，一本书开始出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民族志，它探索了塑造田野的更广泛的力量。我们关于嵌入社区的学校、嵌入国家的福利机构、嵌入市场的工作场所、嵌入政治领域的社会运动、嵌入在一所大学里的民族志研讨会。在追求这些扩展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直接观察；我们利用二手资料和现有理论指导微观和宏观、情况和背景之间的联系。它既不是新理论的发现，也不是旧理论的机械应用，而是现有理论的延伸，使其与新案例相关。

图为布洛维在伯克利。[图源：berkeley.edu]

这个研讨会让初出茅庐的民族志学者在（1）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对话，进入该领域，面对在他们的空间和时间中研究他人的伦理困境，然后离开该领域；（2）之间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对话，找到相关理论，展示其局限性，并根据实地观察对其进行重构。研讨会戏剧化了研究的科学和解释学维度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的纲要（见Ethnography Unbound，Burawoy et al.1991），解释并发展了扩展案例方法；这个项目的成果（见 Global Ethnography，Burawoy et al. 2000）是一项与学生的更雄心勃勃的合作，进一步扩展了扩展案例方法，将日常经验追溯到全球化世界中的力量、联系和意识。我们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世界系统分析的基础，并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到其全球决定。

在教授民族志时，我自己的研究面临社会学实证主义派的一连串批评——我怎么能在N为1的基础上做出如此疯狂的主张？我的案子有多大代表性？我知道扩展案例方法在边缘调查模式中仍然是边缘方法，除非它直接与社会科学的本质对话。但曼彻斯特学派的直觉方法在这里几乎没有用。

关于研究项目

我需要介绍科学哲学。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汤姆·朗，他是伯克利分校一名出色的哲学本科生，后来就读于我们的研究生课程。作为他的博士资格考试的一部分，他同意引导我进入超越实证主义的新科学哲学。我从汤姆那里学到的东西将为介绍性方法课程奠定基础。

大多数介绍性方法课程让一年级研究生通过数据收集技术：调查研究、实验方法、档案研究、访谈和参与观察。相反，我围绕这个问题组织了课程：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吗？每周有两次研讨会——一个专门讨论科学概念，另一个讨论科学在社会研究中的应用。

课程的前半部分考察了对科学的不同理解——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归纳到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托马斯库恩，最后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计划。每种科学方法都提出了理论和数据之间的不同关系。然而，对于库恩和拉卡托斯，对理论与数据之间关系的分析必须置于历史背景下，揭示科学的解释学维度。

课程的后半部分探讨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批判，从韦伯的解释（解释学维度）和解释（科学维度）的结合开始，然后是彼得温奇对因果关系的否定，提升了主体的自我理解；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对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对话的中心化；米歇尔·福柯对科学轴心的复辟，只是为了让它成为统治的基础；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反思性社会科学的辩护。该课程以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实证主义、解释性和批判性知识背后的多种兴趣而告终。我的目标是表明，社会学作为科学的批评者采用了老式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点，而忽略了承认科学解释传统的历史主义观点。

这门课程让我在Lakatos（1978）的研究项目概念（Burawoy 2009）中建立了扩展案例方法。拉卡托斯从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开始：科学的进步不是通过证实而是通过反驳。他更进一步说：科学实际上是通过对反例的反驳来进步的。Lakatos研究科学家和数学家的实践，认为他们不会在面临反例时放弃他们的理论，因为这会导致永久的混乱。他们要么只是对反驳视而不见，要么表明如何在辅助猜想或理论的帮助下，在一组硬核假设中容纳这些反驳。换句话说，理论进步是通过反例来证明规则的方式体现的。例如，天王星轨道的扰动似乎是对行星理论的反驳，直到物理学家推测它们可以用迄今为止未知的行星的存在来解释，从而导致天文学家寻找并找到海王星行星。一个明显的证伪变成了对牛顿理论的惊人证实。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mre Lakat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拉卡托斯在批评和借鉴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学说和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即正面启发法与反面启发法。

因此，当异常现象被越来越多的辅助理论（拉卡托斯称之为积极启发式）的发展所吸收时，研究项目就会推进，这些理论建立在不可侵犯的前提的硬核之上，他称之为消极启发式。科学领域是一个竞争研究项目的舞台，其中进步的项目取代了退化的项目。一个研究项目如果能产生新颖而简洁的理论，既能吸收异常现象又能成功预测，则它是渐进式的。如果它必须用没有预测能力的繁琐的、任意的猜想来修补异常，那就是退化了。渐进式和退化式程序之间的区别是有弹性的；一个退化的程序可以恢复并变得进步。

为了证明Lakatos的研究计划方法与传统的归纳方法不同，我比较了Theda Skocpol和Leon Trotsky的革命理论（Burawoy 1989）。Skocpol（1979）国家和社会革命归纳进行。将成功的革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与失败的革命（英国、德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她指出了成功革命的两个因素：一方面，统治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她假设，正如归纳法所要求的那样，在所有成功的革命中都存在相同的因素，而在所有失败的革命中都不存在，因此得出结论，农民起义对俄国革命至关重要，而工人阶级起义则是偶然的。控制历史，她假设17世纪和20世纪革命的原因是相同的。

Skocpol的方法是实证主义的：她站在历史之外，而是站在历史事实的光滑基础上，引发了一种单一的革命理论，将现代时期与以中国革命结束的古典时期相分离。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科学方法是反思性的。他是历史的充分而自觉的参与者，关注其在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社会进程。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在面对一个意想不到的反常现象——俄国革命时对其进行了重构。他的资本主义联合和不平衡发展的辅助理论首先在结果和前景[Trotsky 2010（1906）]中提出，它出色地预测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动力和结局。该理论后来在《历史》中详细阐述俄国革命[Trotsky 1977（1933）]和革命被背叛[Trotsky 1972（1937）]。

通过这种方式，托洛茨基为一项进步的研究计划以及一项特定的（尽管是悲剧性的）革命实践做出了贡献。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对西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一种过于乐观的理论。事实上，西方革命的失败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解决的决定性反常现象——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关注镇压的心理动力学，卢卡奇关注物化，葛兰西关注霸权。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计划中的一个进步分支，那么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树上掉下来的堕落分支。对于那些见不到树枝的人来说，苏联的终结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对于我们这些看到复苏之树的人来说，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三类反例

拉卡托斯关于科学研究项目的想法暗中影响了美国博士项目的设计。无论是为了弥补在相对不集中的本科教育中失去的基础，还是因为真正致力于知识的增长，美国博士在投入三到四年的课程学习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最终通过资格考试。研究生学习现有文献，以欣赏其成就和局限性。我们的专业领域实际上是胚胎研究项目。就论文本身而言，要求学生列出相关文献，以找出缺陷、问题或异常之处，并标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拒绝某些理论，同时建立其他理论。我们问自己，“难题是什么，我们将如何解决它？”我自己的研究就是这样进行的。

重新定义的反例——制造同意

工业社会学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被限制产出的问题所主导，为什么工人不更努力地工作，正如唐纳德罗伊的著名研究所述。但这是一个管理角度；相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会问，为什么工人如此努力工作以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利润基础的剩余价值。当我到达车间时，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对工作强度和机器操作员的聪明才智感到惊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胁迫、害怕被解雇，导致工作强度增加。但我几乎没有看到专制的迹象。那么我问到，为什么工人会同意自己对自己进行的剥削？

在抛弃了正在消失的工业社会学研究项目之后，我转向了一个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项目，该计划由Braverman（1974）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推动，在我的田野工作即将结束时出版。这本书对《资本论》第一卷的阐述和更新，对雇佣劳动者控制权被剥夺进行了详细了历史记录。然而，Braverman没有注意到去技能化的主观方面，也就是如何让劳动者将努力和独创性应用于毫无意义的工作。在这里，我借鉴了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我在1973年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举办的变革性研讨会中吸收了它。我们研究了当时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是对1968年动荡的间接回应。我们通过葛兰西（1971）的霸权理论的视角阅读了Louis Althusser、Etienne Balibar、Nicos Poulantzas和Maurice Godelier，被理解为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并基于阶级妥协。假设是霸权——由强制的盔甲支持的同意——是在生产之外组织的，包含工人阶级的动员和抵消在生产中形成的阶级意识。

我被葛兰西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中的一句话震惊了，他没有详细说明，但他说“在美国，霸权诞生于工厂”（葛兰西 1971，第285页）。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基于我一年的机器操作员的田野经历，我认为工厂有自己的政治秩序，首先由内部状态组成，在这种状态下，一种申诉机制将工人构成为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工业公民，而集体讨价还价形成的协议是一种阶级妥协，协调了资本和劳动物质利益。第二层含义是内部劳动力市场——一种基于资历的空缺职位竞标制度，赋予工人对上司的权力，同时使他们更牢固地依附于公司。我添加了第三层含义：这种制度将工作构造为一种游戏，其商定的规则由工人自己执行，赋予（努力）工作共同的意义，使时间过得更快，并将无聊转化为征服的英勇表现。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纵向对抗由此转化为操作人员和辅助工人之间的横向冲突。我把这称为生产的霸权制度。

我已经将一个早就发现的理论无法预测的地方，也就是没有出现的工人阶级革命，重新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中的一种反例。在发达资本主义下，本应发生阶级斗争的场所却变成了“制造同意”的场所。新政中的工人阶级斗争以失业救济金和国家对劳资关系的监管的形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就业保障。但是现在，工人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是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对管理专制施加限制。如果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下，工人可以被随意解雇，强制在车间占主导地位，那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管理下，强制的行使受到限制，因此必须通过内部国家，内部劳动力市场说服工人努力工作，以及将工作组织成游戏。在罗伊的研究过去后的30年里，工厂政权已经从专制式走向霸权式。

制造同意的批评者（Burawoy 1979）怀疑霸权政权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不是广义上的工业主义的功能。我知道在美国先进资本主义的非工会竞争部门中，专制仍然统治着，公共部门中还有另一个政权。但是其他国家呢？我继续探索日本、英国和瑞典的生产政治。我发现了霸权制度的变体，这取决于国家通过分配福利和调节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为劳动力再生产设定条件的方式。霸权政体也可以与各种专制政体形成对比：19世纪资本主义的市场专制主义（这里我比较了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和殖民专制主义（赞比亚铜工业的劳动过程）。结果是《生产政治》（Burawoy 1985），它为制造同意的思想提供了比较和历史维度。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Micheal Burawoy, Routledge, 1985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即霸权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还是工业主义的普遍特征。仅仅展示资本主义下霸权政权的多样性是不够的；我不得不将它们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进行比较。显而易见的比较对象是国家社会主义，但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方便地将苏联社会视为畸形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简单的国家主义——通过简单地将其定义为不存在来掩藏这个反例。

然而，苏联在地球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实验是20世纪历史的关键。它不能被简化为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尝试社会主义——并被扫到地毯下藏起来，好像它与社会主义研究项目无关。正如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背离其自身理想化的方式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社会主义——并研究它如何、为什么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背离其承诺。

一个棘手的反例——国家社会主义

Miklos Haraszti（1977）的《工人国家的工人》激起了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趣。作为对异见者的惩罚，他被派往红星拖拉机厂工作，他将自己的经历变成了匈牙利工厂专制的毁灭性写照。碰巧的是，我在Allis Chalmers工作时，他正在担任机器操作员。我对机械车间了解得足够多，知道他的描述是真实的，但它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根据传统观点，苏联工人获得的一项权利是不努力工作的权利——然而Haraszti在红星工作的努力是我们在Allis工作的两倍，在我们运行一台机器的地方运行两台机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厂，我想知道红星有什么典型，什么是反例？Haraszti使回答这个问题变得困难。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控诉假定红星只是一家典型的工厂。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车间，忽略了可能使其异常的更广泛的力量。

对社会主义工作场所的研究，如Haraszti的，是非常罕见的。在苏联时期，很少有社会学家对民族志研究感兴趣。调查是科学调查的主要工具。此外，在一个以工人国家为荣的政权中，对工作场所的批评意见是无法发表的。事实上，苏联唯一违反这一准则的人是安德烈·阿列克谢耶夫，他在圣彼得堡的一家工厂成为一名工人社会学家，这让他失去了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和许多诽谤。

当我对红星感到困惑时，波兰团结运动爆发了。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这场自限性革命的报道着迷，并对它从1980年8月到1981年 12月的持续时间感到震惊。它提出了第二个谜题：第一次全国性工人阶级革命是如何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如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比较？团结运动开启了在波兰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但我刚制定计划，就随着戒严令的宣布戛然而止。

正是在1982年的那个时候，我偶然遇到了伟大的匈牙利社会学家Iván Szelényi。他在澳大利亚流放六年后即将返回匈牙利，并邀请我陪伴他。这10天改变了我的世界并摧毁了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先入之见。匈牙利不是某种灰色的专制秩序，而是一个充满福利国家和以市场为补充的受管理经济的所有特征的光芒四射的社会。我的两个谜题一个与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有关，另一个与工人阶级动员有关——我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断断续续地在匈牙利工厂工作。农村地区最容易到达：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进入国营农场的香槟工厂和集体农场的小型纺织合作社的路。然后，在1984年夏天，我在 Csepel Auto 的另一家机械车间找到了一份工作，为 Ikarus 巴士制造齿轮箱。另一个巧合的是，技术和计件制与我在AllisChalmers工作的系统相似。最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进入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核心：在我的朋友兼合作者亚诺斯·卢卡奇的帮助下，我在列宁钢铁厂找到了一份熔炉工人的工作。从1985年到1987年，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一年多。

我发现，与Allis Chalmers相比，Csepel Auto的工人有就业保障，但工资没有保障。当Allis的工人发现某项特定工作的计件费太紧时，他们就会降低工作节奏，满足于获得基本工资。但在Csepel Auto，没有保证的基本工资，操作员不得不加快工作节奏，尽管有时他们可能会干脆辞职回家以示抗议。我现在可以理解Haraszti的经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原来，红星在1970年代初期一直是市场改革的目标。在车间，这意味着收紧费率，以便工人必须运行两台机器才能维持生计。然而，在Csepel Auto，费率并没有被压低。列宁钢铁厂就很不一样。它是一家拥有约15,000名工人的综合钢厂，主导着工业城市米什科尔茨。作为一名熔炉工，我发现自己处于新安装的复杂半自动化流程中钢铁生产的核心，该流程依赖于工人的集体自组织。Kornai（1980）的短缺经济理论由此诞生——80吨转炉的投入和运行没有车间操作员的聪明才智就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经理们憎恨他们的权力被篡夺，导致他们实行准军事统治，但这只会放大生产的功能障碍。

社会主义劳动过程说了这么多，那么生产的政治制度呢？国家远非美国那样间接行使权力，而是在工作场所霸权式地存在：管理层、工会和政党都是国家的延伸。在这里，我详细阐述了Konrád & Szelényi（1979）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的论点，即国家社会主义依赖于中央占有和重新分配剩余的资金，而这必须被合法化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我认为，当政党的仪式中声称追求效率、平等和正义时，工人们以低效、不平等、不公正、有时滑稽有时愤怒的故事作为回应。他们将主导意识形态转向未能兑现承诺的政党和国家，激发了具有社会主义抱负的阶级意识的发展。

生产的集体自组织与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相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持续的全国工人阶级动员会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中。但为什么在波兰而不是匈牙利，特别是考虑到匈牙利1956年工人起义的遗留问题？在这里，我认为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在苏联集团内是独一无二的，它将异见者引导到个性化的第二经济体中，而在波兰，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公民社会支持持不同政见者的集体，无论是加入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网络，还是天主教会的保护伞。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瓦解，我预计会出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我的乐观是错误的：虽然这种运动确实存在，但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趋势。相反，大多数工人对任何社会主义都变得愤世嫉俗：批评变成了对国家的蔑视，他们准备用资本主义的虚假承诺交换它的虚假承诺。就他们完全参与这些问题而言，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似乎是摆脱国家社会主义困境的最佳选择。正如Lukács和我在The Radiant Past（Burawoy & Lukács 1992）中所预料的那样，他们不知道在国家社会主义下他们过得有多好。

意料之外的反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东欧

现在我面临另一个难题：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稳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如此容易和出人意料地崩溃？在东欧，民族主义异议人士对苏联秩序发起了反对，因此更根本的答案可能在于探索苏联工作场所。我为了俄罗斯放弃了匈牙利。1990年我来到这里，目睹了公民社会的高潮，然后在1991年上半年，我在不知不觉中目睹了这个强大帝国的崩溃。

只有在那个时候，外国人才能对苏联企业进行民族志研究。凯瑟琳亨德利当时是伯克利政治学系的研究生，设法与我们谈判进入莫斯科橡胶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场不断升级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为自由民主、市场和俄罗斯独立而战的起义青年工程师与由总干事和总工程师领导的保卫苏联计划和老卫队对抗。计划经济的解体导致了为获取资源而采取的绝望措施，但也允许少数人从将国家资源转化为私人利润的隐蔽合作社中谋取私利。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当我陪我的同事帕维尔·克罗托夫（Pavel Krotov）到北极圈附近的Syktyvkar时，我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在那里，我们走进了一家家具厂，该厂在墙壁系统的生产方面拥有区域垄断权——在每间苏联公寓中都能找到的架子、抽屉和橱柜的布置。当我作为机器操作员观察车间时，Pavel采访了上级。我们研究了商品链，该商品链为管理层和工会官员提供了用墙壁系统交换糖、酒甚至度假屋等稀缺物品的机会。一个原始的交换系统正在取代破碎的计划经济（Burawoy & Krotov 1992）。

我于1991年7月离开。8月，叶利钦以击退企图恢复旧政权的政变而闻名。到年底，苏联已不复存在。次年回国时，家具厂等多家企业濒临破产。从国家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休克疗法方法完全是休克而不是疗法。伪市场至高无上，但没有监管，它只是摧毁了它所经过的一切。黑手党和银行榨取了剩下的东西。这是对商业资本主义的回归，以牺牲生产为代价的交换利润占主导地位我们与同事Pavel Krotov、Svetlana Yaroshenko和Tatyana Lytkina一起研究了苏联经济的消失，追踪了从Syktyvkar工业中被驱逐的工人的痛苦。当经济学家们在争论是革命还是进化是前进的道路时，俄罗斯正在深入研究内卷（Burawoyet al. 2000）。

这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计划——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提出了意想不到的挑战。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就曾推测过这种可能性，但他没有预知其具体形式。为了解决这个反例现象，马克思主义需要注入新的血液，它来自于对卡尔·波兰尼（1944）的《大转型》的重新发现。

当波兰尼的社会学信息被忽视时会发生什么？答案在于波兰尼理论的动态方面，即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反应。他以十九世纪为基础，期望社会运动捍卫社会；基于20世纪，他期望国家监管，无论是新政、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但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反应，不是一种反动，而是一种与新威权主义兴起相吻合的家庭和自给农业的普遍退缩。

波兰尼将商品化高于剥削、交换高于生产、市场高于劳动过程，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退出策略，但其他人则以此为契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破坏力的解释（Burawoy 2003）。在波兰尼自己的描述中，最大的异常是他对新一轮市场化的止赎，特别是197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他认为人类永远不会再尝试市场乌托邦，也不会再追随乌托邦经济学的误导性思考。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商品化，即波兰尼所谓的虚构商品来解决其积累危机。与其说资本主义涉及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单一历史性市场化浪潮，引发了反运动，我认为它已经引发了三波市场化浪潮，其特征是劳动、货币商品化的不断变化的表述。和自然（Burawoy 2013）。这些连续的商品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就像在马克思的原始积累中一样，而是资本主义持久性的必要条件。此外，要将劳动、金钱和自然变成交换对象，需要从他们的社会表皮中暴力征用它们，Harvey（2003）称之为通过剥夺进行积累。

如果没有对19世纪市场化的本地反对运动、对20世纪市场化的国家组织反应、以及对21世纪市场化的全球反应，每一波市场化浪潮都会摧毁社会。这种对自然（气候变化）、劳动力（移民、难民、不稳定化）和货币（金融资本）商品化的全球反应——每一种商品化都会加剧其他商品化，这决定了资本社会是否可行或持久、反动或解放的。我们正处于地方和国家对第三波市场化的反应之中，但全球反应要弱得多。现在我们有第四种虚构的商品可以添加到组合中——知识。Zuboff（2019）展示了数字革命如何将我们变成新积累制度中的自愿帮凶：监视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的普遍热情提供了多余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我们背后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商品，实现了控制和利润的完美结合。

第三波市场化为COVID-19疫情奠定了背景，它暴露并放大了不平等，集中了大资本的力量，使小企业破产，将大量工人驱逐出劳动力市场，只留下基本工人陷入过度奴役，被迫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社会。当我们从保护商品到将其驱逐到荒地时，即从去商品化到前商品化的时候，国家拼命但不确定地进行干预，以遏制被排斥者的反叛并阻止社会主义的幽灵。

*本文由苏志翔编译自Burawoy, M. (2021).Living Sociology: On Being in the World One Stud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7. 发布于公众号“Politicall理论志”。如有转载需求，请联系“Politicall理论志”。

**封面图为1995年12月16日，法国公共部门员工高举马克思像发起罢工，以反对时任总理阿兰·朱佩削减社会福利。[图源：thought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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