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知识体系

    中华民族及其共同体意识是在我国连续历史时空中不断累积生成的。如果说秦汉时代中华一统的政治因素大大加强，中华文明整体认同开始真正发端，那么隋唐之际至宋元时期，多民族共建的中华文明史已经汇融发展为成型主体。它们为多民族文明交融的国家体制奠定了坚实稳固的治理框架以及可资循环向前的政体模式，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可或缺的理论根基和现实依据。多民族文明的交流交融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与文化层面的共通发展，进而巩固和维系了多民族文明国家的统一基础和一统大业。宋元及以后是中华文明史进入多民族文明重组变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更加重视这一时期中国多民族文明史知识个案的聚集与总体文明史的建构。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当代“民族”概念语境下民族关系重构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宋、吐蕃、辽、南诏大理、西夏、回鹘乃至蒙元，不同地区与民族之间在范围相对限定的地域内上演了此消彼长、趋同发展的大戏，由此形成了今日中华文明史重要而现实的基本框架；以汉与藏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等多民族文明互相的交流关系为主要脉络，提纲挈领，可以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贯穿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德格印经院藏传木刻版画集》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图187

    宋元时期是多民族文明关系发展与凝聚的关键历史时期，它既是理解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演进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体现多民族物质文明融聚的重要分水岭。新起的王朝以无限的包容与张力在新的多元民族观念的引导下将多元一体文明类型，在统一性和连贯性的基础上推向前进。原本属于辽、西夏、回鹘、大理等游走于汉藏之间的文明类型逐渐汇入蒙元王朝主导下的中华多民族文明洪流之中。此期间多民族物质文明尤为变幻多样，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艺术更加具有强烈的气势与爆发力。例如我们现今所见、在藏地广为流行的六字真言，其现存最早的实例可见诸于杭州飞来峰及东南沿海一线，如江苏镇江，福建福清、泉州、厦门，广东潮州等地。元代兴起的多民族文字六字真言信仰，成为新兴的多民族王朝以智慧慈悲之心进行意识形态相互沟通、交流的符号。元泰定帝妥欢帖木儿命军队在大都八达岭刻石勒字，此后在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山东长清、山西大同、河南浚县，陕西府谷都有发现元代刻石。藉助汉地传傅大士所创弘法便巧的转轮藏演变而来的转经筒流布至藏传佛教传播、或受到藏传佛教信仰影响的广大地区。六字真言与转轮藏至转经筒的演变史可以勾画宋元明时期藏、汉、回鹘、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政治文化交流的轨迹，并印证了元明以来多民族文化的融汇趋同特征。又比如，我们今天人民币标注不同民族文字的做法就是来源于蒙元时期的纸钞，元代甚至是夜巡的路牌，都标注了五种民族文字。（元代纸钞及夜巡牌皆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再比如，飞来峰造像与灵隐寺相邻，位于江南杭州，形成一个特殊的藏汉文化交融的独特氛围，川流不息的灵隐寺香客，来自祖国各地摩肩接踵的游人，拜谒游览灵隐寺和飞来峰的同时，将充满人文意味的汉族江南文化与西夏蒙元传承的藏传佛教文化并蒂根植在他们思想意识的深处。这些实例说明，早在十三世纪就将汉、藏、蒙古、西夏各民族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是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绝妙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而位于北京八达岭的居庸关是塞外草原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之间官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元顺帝时在此设计建造的过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巍峨见证，是多民族国家一统的象征。（谢继胜，魏文，贾维维主编：《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8年。）元大翰林学士欧阳玄至正三年（1343）撰《过街塔铭》，其中写道“车同轨矣，书之同文，行之同轮，推而放诸四海，式诸九围，孰能御之。”可见元顺帝在居庸关造塔，是关乎王政风尚、社稷民生；关乎车同轨、书同文；关乎国家民族大同的千秋伟业。精心设计、刻意雕琢的过街塔是14世纪中叶元代中国包括汉藏蒙古在内的各民族友好相处的纪念碑式的见证。（谢继胜：《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第48-80页。）

陕西木刻年画《龙凤钱马》及刻板

    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云贵高原，包括丝绸之路东段河西走廊在内的民族交融地带，是多民族文明重构的时空交互节点。我国多民族文明在此与历史交汇，与欧亚文明相关联，可以说多民族文明以中国境内丝路，特别是以河西走廊为舞台，上演一场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大戏。丝绸之路与河西走廊文化交流的兴衰跌宕与宋元明时期中华文明史的波澜起伏相呼应，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丝绸之路的复兴引导了此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变革，为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中国文明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就艺术史来说，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与佛教思想的变化是河西走廊多民族艺术史变革的前提。河西走廊作为地理文化通道，将11至13世纪活跃在此的各民族的艺术思潮熔铸一炉，炼就一种蕴含多民族文化元素的艺术样式。所以，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大熔炉，在这里各民族融合共同创造了新的华夏文明，影响了整个的中国文明史。这种融合趋势导致了此期多民族文明史的重组与变革，使之与前代文明关系呈现不同的面貌，真正形成了有内在演进规律的内在关联。我们从丝路艺术中可以看到这一进程，回鹘艺术是唐宋元之际中国多民族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宗教多元艺术的见证。高昌回鹘美术承继唐五代高昌中原艺术传统，以蕴含中亚佛教艺术元素的旃檀立佛式样佛本行经变开辟11至14世纪佛教艺术的新绘画叙事样式与风格，但又以王室供养人与敦煌地区石窟壁画供养人图像个案构建敦煌与西域石窟佛教艺术的直接关联，展示西域丝路不同民族之间政治文化交融。高昌地处中原，河西走廊宋辽西夏通向中亚西域的地理枢纽，其艺术样式连接龟兹、乃至西藏西部与邻近地区不同民族与不同宗教的多元成份，形成此期艺术风格的区域过渡，在中国多民族艺术重构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谢继胜、廖旸：《高昌石窟佛教石窟壁画的内容、风格及其影响》，收入谢继胜主编《西域美术全集·高昌卷》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卷首专论第1-37页。）

    语言以想象构成具象，图像则是直接以形象进行思维，用于思维的图像本身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构成物质文明史基础的文物考古材料，很大一部分是以具体实物形象呈现。在国民教育相关课程中对视觉形象的选择、把握与体系化，使之形成国族认同的标志不仅仅是美育的责任，更主要的是构建民族共同体认同最为形象、直接、有效的方法。因此，构建多民族中华文明史同时要重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视觉形象的凝造，各民族在趋同向心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在标识身份认同的视觉形象上也有共通性，我们应该将其中内容分类总结，形成具有形象思维基本元素性质的视觉图像单元。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基于汉地以土为中心的五行学说和四象信仰，旨在生命循环的送魂马纸马、禄马或甲马信仰。隋唐之际，汉藏交界地区葬俗流行活马及其后的绘马献祭，入棺土葬，棺板绘四象神。宋元之际，汉地繁华市肆开纸马铺，使用纸人纸马与绘画五色甲马出售成为市井新生意，江南至中原、西南各地纸马流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清明节，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状。”，“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于主顾。”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26页。）

宋代纸马铺

也大约在此时，纸马或绘马通过蜀地雕版的流传进入藏地，与藏地民间祭祀先祖、山神与方位神的信仰结合，形成藏地在路边、山顶、屋顶随处可见的风马旗，祈求平安、康健与吉祥的“隆达”， 四象北方玄武在风马中演变为大鹏（迦楼罗），其余青（苍）龙，朱雀，白（红）虎在风马中有完美的对应。在我国蒙古族及西北各民族也有风马的信仰，如果选择最能代表汉藏多民族共同视觉形象的图案，非风马莫属。（谢继胜：《风马再考》刊王尧主编：《贤者新宴——藏学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89-310页。）

哲蚌寺甘丹颇章三层

和睦四兄弟与石榴、荷花与太湖石 陈舒怡供图

    其次，视觉图案还可以将中华文明与亚洲文明的传播史关联，例如源于古印度与中亚的佛教转轮王信仰的七政宝与八吉祥，唐宋之际广泛出现与敦煌壁画与绢画中，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辽，西夏，吐蕃大约在11世纪以后也开始流行以图案形式表现佛教意涵的七政宝与八吉祥，至元明之际，藏地变化的上述图案变体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返流至元明宫廷，成为当时的主流装饰图案，并与暗八仙等汉地道教图案糅合，在明代以后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皇家世俗吉祥图案。在以后的演变中，八吉祥之一的盘肠结合汉地传统绳结编结方法，形成代表汉藏多民族内在联系的“中国结”。又比如，汉藏多民族都有以山岩、水流、鹿，松树，老者等表示长寿的吉祥图案，如藏地“和睦四兄弟”与汉地“太平有象”；藏地“六长寿”（“和睦四兄弟图”绘画一棵大树下，大象背猴，猴托兔，兔又负鸡；“六长寿”指人长寿、山长寿、水长寿、树长寿、鸟长寿、兽长寿。可参见扎雅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拉萨：西藏人民出版，1989年，第102页。）与汉地吉祥图案“福禄寿喜”与“鹤鹿同春”“三星高照”，以及汉藏地方都流行的“五子闹弥勒”等。这些吉祥图案反映了汉藏多民族在意识形态底层信仰与形象思维上的一致性。

    文明交流的客观史实构成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内在规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文化呈现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物质文明史。构筑正确的多民族文明史观，强化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理论体系，可利用全国各地涉及民族交流的文物资料建构多民族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也可以民族的交流史实为主干，在广阔的历史、文化与地域背景之下，以横向的个案构筑纵向的历史，建立中华文明史的知识体系。中华文明史知识体系中最为基本的物质文明材料由文物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提供，对各地各民族文物材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建立文明史知识体系的基础工作。我们要始终以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唯物史观从事学术研究，这也是在文物考古、艺术史研究领域中对多民族共建中华文明史知识体系建构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文明史由人文社会科学不同的领域所提供的知识单元所建构，完善系统化建构中华文明史的知识单元，生成完备的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有规律可循的学理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多民族中国文明史的建构成正比关系，多民族文明史观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建构符合物质文明发展实际的多民族文明史，就必须具有完善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风马唐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础的是全民思考和理解多时空下多民族共建中华文明史的知识体系。它不仅事关如何深度阐释具有数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的古今趋同性和凝聚力，更涉及在当今新时代格局下如何以古铸今，深挖多民族共创共建中华文明的现实及其未来走向，是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在追寻与把握连接历史与当下的中华文明史及其发展逻辑时，将基于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特征形成的、相对孤立的多民族文化互动个案所呈现的单个文明事项置于中国多民族文明史所依靠的政治文化交流的宏大网络中，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审视构建中华民族多民族文明史的知识单元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尤其宋元以来，该时期的历史遗存充分展示了重构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文明史知识体系最重要的共有元素。概言之，在涉及文明史的人文社科研究与国民教育体系中贯彻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唯物史观，凭借共有知识单元生成多元中华文明主体，再以此为基石建构国家与国族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明史与共同体意识互为补充，循环往复向前发展，在共同体意识指导下构建的多民族中华文明史更加符合多民族社会生活发展的客观实际，正犹如从清晨草原上的一滴露水看到温暖太阳的七彩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