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明，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民族教育教材与管理政策研究基地主任，兼任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民族学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担任《民族研究》《开放时代》《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JOURNAL OF MOUNTAINS AND HUMANITIES等学术期刊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项目《人类学概论》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西南部分”首席专家。迄今发表论文180多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校文摘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撰写学术著作及编著多部。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二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六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宝钢优秀教师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学术奖励。
近年来，国内边疆研究的重要历史学家著文讨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表达了他们的学术愿景，搭建出拟建学科的框架，令人振奋与向往。其中，林文勋先生的大作《从边疆史地到边疆学》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新的时代条件，特别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推动边疆史地研究走向边疆学学科的动力和条件是什么？经过几年时断时续的探究，我得到的答案是：学术范式转换，边疆史地只有主动摆脱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进行范式转换和方法创新，才能真正走向边疆学，有效回应边疆的诸多现实问题，产出真知识和新思想，切实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重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边疆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和边政学，40年代初杨成志和吴文藻分别撰写了《边政研究导论》和《边政学发凡》两篇论述学科框架的文章。'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边疆研究的旗帜，一直由历史地理学独家高擎。进入21世纪，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政治学学者开始关注边疆问题，推出一批成果，并打出“中国边疆政治学”的旗帜。形成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两大阵营。
在这两大“阵营”中，历史学无疑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y），收集、鉴别与阐释史料是其基本方法；我国政治学以理论政治学为主流，以准确完整获取研究对象信息、科学深入认知社会事实为前提的具有实证性和客观性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s）未能发展起来，其主要研究方法仍为以文本阐释和逻辑推导为主，总体上可归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两大“阵营”的研究方法基本相同，即阐释文本的文献法；区别主要在于所阐释的文本有别，前者主要研究历史文献，后者主要研究当今文献。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读文献（历史文献或当今文献），而不是“读”社会，以文本的分析与阐释所获得的信息为基本依据研究边疆问题。即使开展所谓调查，无须进行系统的调查设计，无须运用调查研究工具，调查研究者无须接受调查方法训练，无须与研究对象群体深入接触交流，无非在边疆地区有关机关索要一些材料和数据、召开一两次座谈会、参观一下现场而已。以读文献为主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常识告诉我们，文献与生活之间存在张力，前者未必能够真实呈现后者，后者并非完整、准确地被文献所记载。现实从历史演进而来，但现实不等于历史，完全依靠过去来解释现在无异于“刻舟求剑”。况且边疆与内地无论是在自然条件、发展水平、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传统、民众诉求、价值观念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性。生活在都市过着精英阶层生活的学者，倘若在未曾到达现场、从未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的情况下高谈阔论边疆，那么他或她所说的边疆只是他或她遥远的想象。
中国具有悠久而发达的人文学科传统，而社会科学则到19世纪末才开始从西方引进，发展的时间短，发展程度和普及程度不足，然而，无论从有关边疆的知识生产创新还是从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角度上看，边疆研究不能只有人文学科范式，更需要社会科学范式。
中国边疆学专家们早有类似的判断和倡议，现仅举若干代表性学者的论说。马大正先生说：“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多维性、复杂性，中国边疆研究体系中包括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元性结构，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问题研究的全部，因此，中国边疆学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成为必要，中国边疆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提供了有益经验。”
邢广程先生指出:“研究中国边疆学问题应在研究方法方面寻求突破，应运用多学科来解决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拓宽领域，完善理论，注重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着力解决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因此，要善于把历史与现实、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化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发展。”
李大龙先生的表述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性，他说：“我完全同意在现有的历史学的大框架下谋求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壮大，但我们也要尝试着在具体研究中突破历史学的束缚，一方面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在诸如研究生培养、研究队伍的整合等方面突出多学科综合的特点，为最终形成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稳定的研究队伍而做准备。实际上，中国边疆研究所现在已经形成了多学科构成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也呈现了多学科的特点，只是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整合研究队伍是当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
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知识生产，在19世纪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的影响和实证主义思潮的推动之下，从中逐渐分离出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自身的两大学科群，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简单析之，人文学科侧重主观，涉及价值，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其知识生产模式主要是以权威的论断和自我的直观经验为依据进行逻辑推导与思辨论说，追求思想的洞察性和观点的创新性；社会科学吸收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侧重客观，倡导排除价值和个人因素的干扰，以“从实求知”为知识生产的理念和原则，根据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问题的特性，从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以及实验等质性和定量研究类型中选取一种或几种，采取参与观察、访谈、抽样、测验、统计、变量分析等工具，以获取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的完整准确信息，进而分析、归纳出具有信度、效度并可验证和可重复的结论或判断。总之，客观准确、深入系统地把握与认知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及其规则和规律，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开展研究的基础和目标，并用不断完善的调查和分析工具以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首先是由研究内容所决定的。边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综合现象。既包括历史、政治、信仰、艺术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经济、社会、民族、管理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既包括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生活状态等可观察到的内容，又包括社会构成、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内容；既涉及宏观领域，如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边疆形成和边疆治理的历史过程及经验教训、边疆管理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政治理念等，又涉及微观领域，如边境地区人员跨国流动的变化及其动因、边民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动因、边境地区外籍来华人员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富民兴边政策的实施成效与进一步完善等。宏观性、历史性领域的内容，运用人文学科范式进行研究较为有效；微观性、现实性领域的内容，运用社会科学范式研究则更为有效。其次是由研究的目标或功能决定的。马大正先生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目的做了系统论述，他说：“其一是描述功能。描述是指客观地搜集、记录和整理边疆社会事实及其过程，着重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其二是解释功能。中国边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有机体，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和众多问题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交错，中国边疆学的解释功能就是要在说明‘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探寻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其三是预测功能。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边疆地区的巩固，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因此在理清因果关系、明了事实的基础上，还必须对边疆社会的现象与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测，制定战略规划，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使学科发展与社会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也就是说，在解决了‘是什么’‘为什么’后，应进而探求‘怎么办’的问题，前瞻性、预测性与对策性研究是中国边疆学实用价值的集中反映，也是学科服务于实践的直接体现。其四是教育功能。中国边疆学作为综合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学科，在对边疆社会的认识与分析中，本身即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等方面，事实上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的功能。”从马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边疆学的四大功能的实现，需要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人文学科范式，但更需要社会科学的范式。更细致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描述、解释、预测三大功能的实现，应该以社会科学范式为主、人文学科范式为辅；教育功能的实现，则以人文学科范式为主、社会科学范式为辅。最后是边疆研究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历史学乃中国边疆研究的发起学科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为民族国家建构、与周边国家勘界谈判、说明一些有争议的领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等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历史依据，厥功至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及其专家、学术期刊、发起与组织实施国家社科基金特别专项“中国边疆研究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其他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发展和学术队伍的茁壮成长，功莫大焉。然而，进入新时代，国家和社会需要边疆历史问题的研究，但更需要现实问题的研究。林文勋先生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中国边疆学之间关系做出了“边疆史地研究作为边疆学的源而非流”的判断，是非常准确深刻的。
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的边疆研究能够提供一些历史演变规律、制度设计的理念和价值等方面的知识和贡献，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边疆研究则能够生产准确认知边疆的社会、经济、文化、治理等现状及其运行特征和规律的知识，对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实需要的支撑作用更为直接。众所周知，毛泽东饱读史书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他并未满足于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来认识国情，仅已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就收集了他从1926年到1933年完成的7篇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农村土地状况与土地政策问题、阶级状况与阶级政策问题、工商业状况与工商业政策问题、政权组织问题，而且这些调查报告都是他自己亲自到达调查现场、亲自做记录、亲自撰写而成的，他说：“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这些调查对于毛泽东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做出正确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边疆研究因对象、内容、目的等的不同，研究方法不可能完全统一，新文科背景下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显然非常必要。
个案研究法及其扩展的形式扩展个案法和社区研究法及其类型比较法，是社会科学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也应该被边疆研究应该大量采纳的方法。在中国，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相结合，从“社区”着手对微观的文化区域社会进行研究，开创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其中，用于边疆研究最为成功的是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为了克服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性，费孝通探索乡村社区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为了提高个案方法的解释力，布诺维发展出了扩展个案法。这种方法将宏观的权力结构、国家、世界历史背景等因素纳入微观的分析，从而理解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结构所塑造。
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及其对数据的量化统计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最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也应该为边疆研究所运用，建设以边疆为议题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联盟（CBER）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牵头发起，成立于2018年，联盟成员包括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等多家单位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团队。该联盟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多元方法开展调查研究的路径，CBSS正是该调查联盟经过一年多磨合之后的成果。该调查采用规范的抽样调查方法，以边疆民族地区18岁以上居民为调查对象开展调查。CBSS引入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诸多核心概念的操作化工具，不仅在调查区域方面和数据内容方面极大地满足了相关研究的需要，同时试图对边疆社会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研究中的若干理论议题加以回应。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有助于可重复的、可验证的研究的开展。
除了传统的个案研究方法和社区研究方法外，边疆研究也可以使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方法，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大数据及其分析、数字人文方法三个方面的新工具。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个将大量具有空间属性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进行存储、管理，可视化和分析的平台。目前GIS技术在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获得广泛采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已把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字化。空间是边疆研究的重要焦点之一，历史地理进入边疆研究也缘于此。采用GIS技术开展研究边疆，可以把作用于边疆的多种因素叠加在电子地图上进行呈现、分析与运算，推动边疆研究的创新。
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是边疆研究应该引入的另一种新方法。大数据是社会科学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大数据的出现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结果的预测能力等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也是计算社会科学的旗帜性人物拉泽尔2017年从六个方向总结了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潜力。数字人文是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大数据的兴起而兴起的新领域。它也被称为人文计算，这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自图书馆情报学、计算机、语言学和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学科结合，主要探讨的是如何采用数字文献以解答人文学术问题。目前已经有谷歌图书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资料数据库”、亚洲各国文档数据库等多个将海量的书籍、古籍电子文本化的数据库，这些文本数据库的出现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数字人文资料的分析，目前有两种途径，一种将数字化的文本当作检索工具，研究思路仍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分析与考据方法，黄一农教授称其为大数据时代的“e考据”，即借助电子文本化的数据开展考据工作。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不缺乏材料，而是缺乏对材料的敏感度、解析力与整合力。研究需要的是构思可行性较高的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试图透过适当的搜索工具与方法，尝试从大数据中梳理出原本可能零碎甚至无机的材料，并利用专业知识来进行类似古陶复原的工作还原事实的原貌。数字人文的另一派主要采用纯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方法，通过以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为基础发展出的一系列文本分析方法展开研究。通过对文本进行分词，采用词频分析，文本相似性分析，主题模型等手段挖掘文本中包含的内容。这种方法目前社会学使用较多，例如有人利用谷歌图书大数据分析1949～2018年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关注度，百年社会学的发展轨迹等进行分析。边疆研究的相关议题同样值得借鉴此种方法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边疆研究的范式和方法需摆脱传统的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路径依赖，吸纳社会科学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以及信息时代的诸多新技术，并实现新的综合，才能破茧成蝶，跃上边疆学学科的新形态。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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